上周末整理书柜，翻出了多年前收藏的一本旧书，《周春芽艺术信札辑录1981-1992》。书中收录了画家周春芽与好友张晓刚和吕澎等人往来的书信，如今重读那些辛辣真纯的文字，很有些感慨。
向来觉得书信这类私密文字的杀伤力极强，每每引读者想及那些年、那些人、那几场或长或短的遭遇，共鸣得深了，甚至无缘无故落下几滴眼泪来也说不定。
书中收录的最初几封书信，是周春芽在 1981 和 1982 年前后写成的。那时的他不过二十六、七岁，正是昂扬热烈的年纪，每天除了画画，就是和朋友们讨论怎样画得更好，单纯，冲动，带着几分孩子气。
信写在红格子的、泛黄的信纸上，用的是钢笔（不知是不是英雄牌），现在大概见不到这样的信纸，也见不到用钢笔写信的人了吧。
和上世纪 80 年代爱艺术的理想主义青年一样，他们相约去北京看展览，去草原画画，关心欧洲最新的艺术流派，也聊聊身边的女人和他们向往的爱情。
有时候，写信人脾气上来会骂两句，对艺坛的沉闷气氛，以及那些有形或无形的限制和规矩。在中国当代艺术尚不成气候的年代，如果没有这些理想主义者的坚持，想来也不会有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艺术圈的骤然繁盛。
记得画家罗斯科曾经说过：“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艺术是一件孤独的事情：没有画廊，没有收藏家，没有评论人，也没有钱。不过，那是一个黄金年代，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却有一整片天地可供探索。”
如今，不知这些动辄一张画卖出天价的画家们，会否在某个寂静无人的深夜，梦回独对一灯愁呢。
除了“真纯”之外，我也在字里行间读到“孤独”。1986 年至 1988 年周春芽远赴德国深造时，寄给国内好友的信中，孤独的意味尤为明显。空间上的远距离倒在其次，画家与故土的疏隔感和面对异乡文明的紧张焦虑，才是寂寞的主因。
我不由想起梵高生命中最后几年住在法国乡下时，写给弟弟提奥的信，鲁迅写给周广平的信，以及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那些文字，或长或短，或轻或重，都见得出孤独的影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傅雷家书》是我的枕边书。也许因为一向喜欢傅聪演奏的肖邦“夜曲”和“玛祖卡”，也许是被书中那个经常严厉又偶尔温柔甚至脆弱的父亲形象吸引。
傅雷对傅聪是极严格的，以至于叛逆的傅聪在 20 岁前后曾离家出走过一阵子，想来是怕了这位成日板着脸，逼他练琴读书的父亲。
后来，傅聪出国深造，傅雷竟像变了个人似的，常常在信里和儿子聊起自己译书时的苦恼，聊起作曲家和钢琴家，偶尔也抱怨几句自己的暴脾气和身边的无奈人事。
想来傅雷当年一定是孤独的，不然也不会偏偏要将心里话攒起来，说给远在异乡的孩子听。“我是将你看做一个讨论艺术和人生的对手。”傅雷对傅聪说。
曾经，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每每将目光投注在傅雷如何讲解美术史上诸流派，以及巴尔扎克等文学家的轶事，如今重读，我竟发现，傅雷在信中与儿子分享的恋爱经验，相知相处和相守之类，也颇有些道理。
很多时候，爱情，与艺术，与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煮面煎蛋的道理，拿来放在爱情的语境中，也一样能说得通。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过，每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巧的是，1986 年 4 月周春芽写给张晓刚的信中，结尾处问了一句：“你最近在干什么？还想不想杀人？”两相对照，读来惹人会心一笑。
笑过之后想想，原来人生说简单，其实也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