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或许，问题也恰恰藏在这里。
人性深处，那个小小的“我”，是无法被放弃，也不该被忽略的。即便是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身旁也有红颜知己宋庆龄的陪伴与支持；黄兴身边，亦有革命伴侣徐宗汉长年相随，贴心照料。
理想是人精神的尖塔，但支撑它的，却永远是人性这个土壤。只有当那个小小的“自我”被看见，人所追求的平等与幸福，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
今天要说的李铁夫（1869 - 1952）先生，一生都在理想与人性之间游走。只是这个虽被誉为““中国油画之父”的人，似乎却并不在那些最为人所提及的画家名字之列。
铁夫先生原是乡下的农家子弟，16 岁在叔辈资助下前往美国谋生、学艺——这种经历，到今天在被称为“侨乡”的广东一带也十分常见。在对李铁夫的宣传语中，最常用到的一句是他生前说的话：“平生有两大嗜好：一是革命，二是艺术。”
铁夫先生 1887 年进入阿灵顿美术学校，是我国第一个到西方学习美术的青年。1915 年的纽约个展，让西方艺术界见识了一个来自东方的写实高手。
他与晚年萨金特曾是同事。他的名片上，印着“follower of Mr. William M. Chase and Mr. John Sargent”，也即是切斯与萨金特两位大师的追随者。
那个年代，黄兴、孙中山是铁夫的挚友，对他推崇备至。尤其常奔走世界的黄兴，每每谈及艺术必提他。对当时还处在油画启蒙期的国人而言，这种推荐不啻于打开一扇窗，让人第一次看到另一种可能的中国画家。
按理说，那时的李铁夫，名声、地位、学院资源都有了，艺术道路应该一马平川，生活也该丰盈安稳。然而，历史在这里忽然变得模糊。
他似乎没有学会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平衡。技艺之外，他的个人风格也尚在酝酿，与学院的关系更像游丝般若即若离。总之，从这个时刻起，他的轨迹变得朦胧。
更现实的，是他为革命变卖了家产，生活从此走向清贫。三十年代末，他回来了。白发已有，风骨未改。只是故土给予他的，却不是热烈的拥抱。家人多已不在，知己黄兴、孙中山也早已辞世。
而真正让他难过的，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
革命曾让他相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在生长。然而落地之后的模样，并未因人们的牺牲而彻底更新。形式换了，制度却未动摇。国家从根本上仍将为权者所私有，民权可踏，民生可忘。
那些未曾燃烧过的人，也许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但他不行。于是他去了香港。既不愿低头，也不愿再看见令他心痛的阴影。
晚年的他靠卖画授徒维生，住简屋、吃淡饭，像是主动选择了隐居。他不愿为自己不认可的人作画，再高的酬金也不为所动。外人眼中是清高，是不懂人情。熟悉他的人却知道，那只是他的血性。
在战乱、迁徙、避走内地的那些年，他仍办展览，与许多文化名家相识。徐悲鸿看到他的肖像画后震惊不已——没想到中国画家中，早有人达到一流水准。
看李铁夫的作品，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他的性情像徐渭，激烈、纯粹、昂然。但徐渭的浪漫，他很少画——无花、少草、几乎没有人体，像是刻意把柔情藏起来。
他的油画大多是男性肖像，思想家、工人、军人、诗人；女性也画，但端庄、收敛、疏离，仿佛他与她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玻璃；风景也不多，瀑布、劲木，总带一种昂扬；静物多为鱼虾蔬果，不带一丝妩媚。
他一生保持的硬气、骨气与志气，全体现在他的作品里。
不过，在香港的那些年，他开始频频画大雁南飞，透露出极少示人的柔情。苍天阔野，群雁远行，让人看到了那个逃荒出海、靠艺术续命的少年，为革命献出所有的青年，还有那个一生都站得笔挺的老人。
多亏有艺术，他活成了自己真正的样子。而那些大雁，则是他最安静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