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华氏三代创业，至华之鸿时期，华家召酒师、强工艺、拿大奖、扩产能，已然锻造出当年茅台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到了第三代华问渠，深明大义，主动将烧坊上交政府，组建国营茅台酒厂。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下华问渠。
▲华问渠
华问渠平生勤奋好学，身材高大，善于为人处事，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于贵州省宪群政法专科学校。在他接掌生意之初，历经战乱和军阀拖欠费用，经营举步维艰，华问渠收缩贵阳的盐业和印刷业生意，将大量时间花在茅台，一心提高品质。
1936年，川黔、湘黔、滇黔公路相继通车，货物运输更加方便，成义烧坊的市场开始向省外拓展，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政军文卫机构内迁，贵州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出现了“战时”繁荣。
入迁贵州的许多官员、学者，都以能够喝到一杯茅台酒，买到一瓶茅台酒为荣幸。社会各界对茅台酒的需求量增大，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需求量更大，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供不应求的局面出现后，在利益驱使下，大量商人到茅台镇建小作坊，售卖新酒，也称之为“茅酒”，更有甚者，直接在贵阳周边建厂，酿造普通的高粱酒，称为“贵阳茅酒”，其时市场秩序大乱，优质本地高粱采购困难。
华问渠在此时意志坚定，要求“成义烧坊”首先确保品质，哪怕产量减少收入降低，也不能用外地高粱，也绝不允许烧坊售卖新酒，更是力排众议，不贪图便利到贵阳周边设厂。
在华问渠的坚守下，成义烧坊的茅酒历史悠久、品质优良，各路求购者多冲成义烧房而来。购之不得，才转购别家。华问渠凭借老招牌，工艺成熟，品质优良。又在报刊上刊登“醇酒老窖”的广告，保持了竞争优势，销路较好，盈利猛增。
在此期间，成义烧坊作坊建筑因工人不慎被部分焚毁，华问渠立即筹款修复，扩大了生产规模，窖坑增加到18个，1947年，产量达到27000公斤。
▲民国时期各家茅酒广告
在短暂的战时繁荣期间，成义茅酒被运往重庆、成都、上海、长沙和广州等地的华家文通书局分局推销，受到消费者普遍欢迎，也极大的提振了华问渠的信心，他曾一度想将成义烧坊的产量扩大到10万斤，但短暂的繁荣改变不了当时时局的困顿，这一目标始终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后，成义烧坊一度被地方劣绅觊觎，几经周折才得以保住产业。随即国民政府货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社会动荡不安。成义烧房工人收入大幅下降，几乎陷入困境。加之本地高粱小麦原料收购困难，因此成义烧坊发展一度停滞不前，华问渠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文通书局。
华问渠的文通书局是当时中国七大书局之一，由冯友兰、陈建功、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等112位全国名家英才组成编审委员，其分局遍布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广州等地。
▲华家文通书局印刷的刊物
1950年，贵州全境解放，长期在外打理旗下文通书局的华问渠深知天下大势，展现出了极大的智慧与担当。他主动通过相关人士找到人民政府，洽谈收购事宜。
1951年，仁怀县人民政府与华家正式签署协议，以人民币旧币1.3亿元（折合新币1.3万元）收购成义烧坊，成为组建国营茅台酒厂的三家烧坊之一，其中成义烧坊窖坑为18个，规模最大，工人数量也最多，成义烧坊原有的酒师和工人也悉数进入国营茅台酒厂工作，后来成为茅台酒灵魂人物的郑兴义、李兴发等即是其中代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茅台酒厂
华问渠作为贵州工商界的优秀代表和开明资本家，在建国后广泛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等职务。
与荣和、恒兴另外两大酿酒家族建国后的命运多舛不同，开明睿智的华氏家族有着相对平静的境遇，华问渠老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世，享年84岁，其后人从事教育、出版等行业，部分后裔移居国外。
华问渠从事酿酒及出版事业近二十年，参与新中国建设三十余载，华家产业在其旗下达到顶峰，茅台酒在其时成为贵州名片，郑兴义、李兴发等国酒大师在其麾下得到成长，国酒的基石也因他而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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