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市新活力的广州实践

段秀芳：两位专家的分享中都共同探讨了一个核心议题，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当聚焦于城市这一基本单元时，我们是否应当从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的视角出发，以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性？

黄平：我的体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其次，几千年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是城市，恰好我们的城市又最古老，而且它的发展在历史上没有中断过。第三，现代化是一个大的陌生人社会的治理和管理，而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制度资源。所以我们今天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通向民族复兴，要去传承我们几千年的优秀文化，这个传承不只是琴棋书画、雕刻刺绣，也包括我们以往在制度层面、社会治理层面的优秀文化。因此把中国式现代化和老城市发挥新活力，放到文明的脉络里面，这个角度是非常重要的。

黄平

黄丽华：我觉得还是引用总书记那四个字——“守正创新”。总书记提出老城市新活力，这背后“老”跟“新”的辩证法思维是非常强的。“老”就是强调的我们就是要尊重历史，我们要让文化传承文明延续。同时“新”也强调我们要拥抱现代性，能够让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作为城市文明，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城市，它都是文明非常重要的载体。所以对广州这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来讲，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是有样本意义的。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老”和“新”为创造城市文明和人类文明现代化新形态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所以我们需要把握好“老”和“新”的连续性。

段秀芳：从这一视角审视，广州历经千年，其城市发展的脉络、商业的繁荣以及文化的传承，未曾有过断裂。在文明的演进中，广州与国内其他拥有悠久历史的古都相比，其内在动力和文明特质方面，我们应当深入探究并把握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

黄丽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我们讲文明、文化背后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我们谈城市发展，我们不能离开人去讲城市的发展。就文化本身来说，本质上它就是一种人的生存方式。作为广州这样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它由人民来建设，整个城市的发展史也是人的发展史。所以我们尊重这种历史文化，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尊重人的全面发展。像过年的时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到广州、来到岭南来过年，是因为它这里保留了很多传统习俗，比如说我们的年例、舞狮和行花街，这一系列都是一个地方之人的生活记忆，正是寄托了人的情感，所以让这个城市有了烟火气。

黄平：我觉得补充一点，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很重要的一点是人民共同富裕，再是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包括身心健康。老城市发挥新活力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身心状态。如果我们人是高兴的、欢乐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的、和睦的，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段秀芳：方才两位教授就城市功能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以广州为例，该市城镇化率已超过86%。因此，在城镇化持续演进、工业化水平提升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城市功能如何实现转型升级以激发新的发展动力，成为我们亟需深入研究的课题。

黄平：西欧从这一轮现代化走到今天，我个人觉得城市化也经历了1.0、2.0、3.0。我们中国当然是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不用重复他们发展道路。比如说当年的曼彻斯特、伯明翰、伦敦就是1.0版城市化。到二战以后，由于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他们也开始搞福利、搞保障、搞基础设施、搞养老这些，所以那是2.0版城市化，不只是一味乱发展，而是开始有城市治理。

再到现在21世纪，我们中国毫无疑问在这个层面是引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上来就3.0版，甚至领跑3.0版。因此今天我们广州发挥老城市新活力，其实就是为3.0版做出一个样板、一个领军、一个案例。

段秀芳：因此，我们深刻体会到中央对广州的战略定位要求具有极高的起点，广州的崛起必然成为示范性的标杆。何以称之为标杆？其原因在于，在3.0版城市功能认知的框架下，我们的起点和阶段均需达到更高的层次。

黄丽华：我对我们国家1949年以来城市发展的进程，也有一个三阶段的想法。1.0阶段就是初期阶段，我们国家在1949年的时候城市化水平是非常低，差不多就在10%。这个阶段的城市发展是一个以行政手段形成的一种相对有行政等级色彩的城市体系。比如北京，它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是在这样一个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城市形态。

从1978年之后，我们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推进，我们的城市发展进入2.0阶段。2.0阶段很核心的方面就是与市场化进程相伴随。城市间展开比较激烈的发展竞赛，同时城市特色在逐步彰显。但是由于市场化自由竞争状态带来的城市无序竞争，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形成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同质化发展局面。

3.0阶段则进入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们的城市首先在规模上面要根据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的统筹城市空间、规模和产业，形成一个协调的结构。同时我们还要在城市网络体系中找到城市的定位，就像广州作为国家重要的中心城市，我们强调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和服务作用。

所以总书记提出广州“四个出新出彩”、强调综合城市功能，我们要去把握好的是避免过去城市之间无序的、同质化的发展，要形成彰显城市地方特色的错位化和协同性发展，即从过去单一的城市走向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系。

黄丽华

段秀芳：黄丽华教授关于城市发展的三阶段理论的阐述，使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变得明晰。在西方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为解决城市活力再生问题，亦形成了一系列理论。例如，田园城市、卫星城市。基于此，我想向黄丽华教授求教，这些曾经流行的田园城市、卫星城市等概念，是否能够与我们现今对城市功能的认知有所区分？

黄丽华：2015年的第四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有非常深刻的阐释。总书记当时提出我们要认识、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当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五个统筹，第一个统筹是城市的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第二个统筹是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第三个统筹就是改革、科技和文化三大动力；第四个统筹就是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第五个统筹是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我想这五个统筹和一个规律，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路径梳理得非常清晰。

黄平：政府、社区、市民，由此形成的社会，这就叫城市。这里有三个东西是非常关键的，第一就是我们有一个认同感，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广州人，现在是21世纪的社会，我们都希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好发展好，这个认同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安全感。安全感来自哪儿？当然你可以说要靠技术，但是这个社区的安全感其实是依托于很多人的认同，就是在这个社区里我们彼此了解、认识、信任，因此人是安全的。我下班回到自己的社区，邻里互相之间甚至还有照应。好的邻里关系、亲情关系、人际关系，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社会几千年中好的文明传统要继承，要让人感到安全。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凝聚力。平时可以鸡犬之声相闻，但凝聚力就是一旦有事，无论是天灾、人祸，我们是团结的、凝聚的、拧成一股绳的。

这三个东西像一座城市的“魂”。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我们把这三个东西找回来、社区重新建立起来，这样不单是3.0版，4.0版我们都做了。

段秀芳：我们刚刚探讨了广州如何激发新动能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持续深思一个核心问题：为何“老城市新活力”这一发展理念在广州被提出，并且为何这一特色城市发展的定位被赋予广州这座城市？

段秀芳

黄平：我觉得总书记虽然在这儿第一个讲，但不是说只有广州才面临到老城市新活力问题。

中国老城市也很多，广州确实也有自己的区域优势，改革开放最前沿。整个中国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翻天覆地，今天是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地之上。同时我们旁边还有深圳、有香港和澳门，同时我们在整个广东省是一个引领。广东在改革开放发展和现在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中，都有广州的引领性作用。

黄丽华：我也想借助刚刚黄平教授的观点，再强调一下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今天我们来学习老城市新活力这一重要论述，不只是说站在单独广州这样一个立场来学习领会它的深刻内涵，而是要把它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意义去理解。不管是公园城市也好、人民城市也好，这都是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刻揭示了具有普遍性的城市发展规律。这一点对广州进一步以老城市新活力为目标来推动我们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像广州这样有着深厚底蕴的城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有改革的干劲、闯劲，瞄着一个更高的目标，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去代表中国参与竞争、发挥作用。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