蒐 瓷
中 国 古 瓷 文 化 珠 宝 品 牌
定 义 文 化 珠 宝 新 格 调
名词解释：“裹”，起源于东北，盛行于炒豆。本具有缠绕之意，在东北话里有含在嘴里的意思，相当于北京话的“唆叻”。该方言被引申为细致品味、全面了解之意。
正 文
自2013年习大大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全国各博物馆也相继在做关于一带一路经济带的相关展览。仅在北京，像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以及海关博物馆等等都有相关展出。
这些展览我都去看了，个人感觉国家博物馆的《丝路瓷典》展还是比较值得一看的，下面请您和我一起走进展厅去了解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支——外销瓷。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爱瓷器，而国家博物馆的丝路瓷典展是以文化大循环为中心，通过瓷器这一物质载体，不同国家的制作者、购买者和欣赏者的风俗信仰与文化心理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化作具象的器形、图案和绘画，非常清晰的流露和表达在瓷器之上。由于这种文化大循环的循环往复，是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区间多次叠加发生的，以至于在瓷器这一载体上，产生了世界性的交融现象：学习、模仿、接受、竞争、互鉴、创新。
从中亚到罗马，从东南亚海域到西班牙占领的美洲，从中国口岸到欧洲各大首都和纽约，从第9世纪的唐朝皇帝到19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都贯穿着中国瓷器的东西方贸易故事。这是充满探险、创业和沉船的故事；还是充满技术突破、艺术创新和跨文化交流等等内容的故事。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凡有瓷器到达之地，都是中国文化影响力所能及之地，外销瓷给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划了一个钱。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到东方寻求瓷器，则是促成全球化壮举的伟大开篇。
“瓷行天下“的故事，就是全球化的”文化大循环“的故事。
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里尼于公元1514年创作的油画《诸神之宴》，是这位画家一生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画中诸神手上的青花瓷盘体现了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主流社会中的尊贵定位。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创作此画的1514年，正是葡萄牙海船抵达中国沿海，开始了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第一次贸易。
景德镇外销瓷真正发展起来是在西方人发现了新航道之后，也就是明代末期这段时间，据统计，这个时期景德镇平均每年输出西方的瓷器不下100万件，可谓名副其实的世界制瓷中心。
不过谁都不会想到，曾经是火光炸天夜不能寐的景德镇也会应了那句老话：福兮祸所伏。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政局不稳，社会动荡。顺治皇帝登基后，南方各地仍有明室支持者不断反抗，从而引起了福建和广东的混乱，而这两地的港口正是中国与日本、荷兰进行贸易的集中地。前朝残余是新成立的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尤其是郑成功，他以台湾为基地，在东南沿海通过海上贸易的方式筹集资金，已求有朝一日可以反清复明。为了对付他，清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就是1656年颁布的禁海令，禁止海上贸易；其二是强迫沿海居民内迁。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两项措施直接导致景德镇瓷器出口严重受阻。到顺治年间，中国瓷器的出口量只有1602-1644年的30%，而1662-1682年这个数字又下降到1602-1644年间的四分之一不到。一时间，世界陶瓷市场上的中国瓷器几乎绝迹。而西方对瓷器的热捧却并未消减，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近邻——日本。
日本烧造的伊万里风格瓷器
中国与日本在”伊万里瓷“上的相互模仿和市场角逐，说明挑战者的出现是”瓷行天下“的新的动力。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带回朝鲜陶瓷工匠。其中一名李参评者，在有田的泉山发现磁石，于1610-1620年在今佐贺县有田町的天狗谷开窑，生产有瓷器（现在叫有田烧，依然畅销海外）。由于有田瓷器多从伊万里港输出，因此在欧洲被成为伊万里瓷。初期伊万里瓷的纹样，很多是以景德镇瓷器为样本的，甚至连款识也模仿。16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日本订购了145件瓷器，到了1659年，荷兰从日本订购瓷器的数量陡增至56700件。日本伊万里瓷取代中国瓷，成为销往欧洲的主要商品，并大受欢迎。
在欧洲专门有一批给贩运中国瓷器的商人设计图稿的人，此图即荷兰东印度公司专门为瓷盘而设计，名为《打伞的女人》，分别在中国和日本生产。
景德镇仿伊万里风格瓷器
不过，中国人留给竞争对手的喘息期并不长，景德镇的外销瓷不久便迎来转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重开海禁，阻挡景德镇瓷器出口的闸门打开了。此时中国商人发现欧洲人更喜欢色彩鲜艳的伊万里彩绘瓷器，于是就紧跟潮流，大量仿制。由于日本烧造伊万里瓷使用的窑具是用瓷土制成的，成本高，不耐用，且在高温下荷重能力较差，因此在烧造时不能尽可能高的进行摞烧，这样浪费了窑室的空间和燃料，废品率也较高，生产成本自然比景德镇要高很多，就这样日本的伊万里瓷器就在与景德镇瓷器的竞争中慢慢退出了擂台。但伊万里风格瓷器至今仍有烧造，并较好的保留了当时的技术和工艺。
这是我去日本的时候，专门到佐贺县的肥前买的有田烧。虽是在日本生产的瓷器，但碗心的青花绘制的是中国宋以后较为流行的松、珠、梅岁寒三友图。
元青花松竹梅纹葵口盘（首都博物馆）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1610年7月，荷兰商船Roode Leeuw met Pijlen号抵达广州，购汇瓷器约9227件，1614年，运荷瓷器上升到69057件；1637年，运荷瓷器21万件；1639年，运荷瓷器366000件。1605年至16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载大约500万件中国瓷器到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
明代万历至天启年间由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是风行于欧洲的中国青花瓷代表。这种专供外销的青花瓷，是景德镇工匠依据听到的外来信息生产的，根据欧洲的趣味想象出来的一种不中不西的新风格，但却迎合了欧洲市场。
龙 骑 兵 瓶
中国瓷器在18世纪既已成为欧洲宫廷非常流行的收藏品。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努哈宫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英国王后玛丽是一位中国瓷的鉴赏家，美国旅行家Defor在1724年于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说：“玛丽王后的习惯是在宫廷里陈列许多中国瓷器，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橱柜及家具的最高顶上也放着架子，架子上陈列着珍贵的中国瓷器。”最狂热的中国瓷器迷恋着莫过于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1717年，他与威尔汉姆一世达成一笔交易，咦萨克森部队600名龙骑兵换取151只大型中国瓷瓶，因此这些中国瓷瓶也就获得了“龙骑兵瓶”的美名。
用现在的话说这货就是个败家玩意儿
广 彩
康熙时期，彩瓷在欧洲市场上的售价要比同类青花瓷高4倍，在高额利润的趋势下，景德镇引进了欧洲的珐琅彩，并加以改造，在康熙末期开始形成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又引入了西洋画法。粉彩瓷烧制比伊万里瓷制作更为简单，到乾隆中期前，中国造伊万里瓷就基本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广彩。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不时在中国沿海挑起事端的洋人终于招致了乾隆皇帝的反感和对中国海防的担忧。他下令关闭除广州粤海关以外的其他海关，实行一口通商，因在广州画的粉彩俗称”广彩“。为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西方的商人们在广州市场培养了一批画西洋风格的瓷画艺人。在景德镇购买瓷器，送到广州绘画，时间当在1760年到1780年左右。广彩是中西绘画手法结合的产物，表现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引入西方的明暗透视画法，装饰图案也采取西方设计的纹样和边饰，大量使用金彩，富丽堂皇，有浓郁的异国风情，是一种典型的混搭美学风。
歪果仁喝汤用的汤盆
异 域 风 情
由于瓷器的定烧，欧洲艺术对中国瓷器的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商人提供的瓷器画样，丰富了中国瓷器的造型；欧洲宫廷画师设计的纹章、瓷器商人提供的丰富画稿，使外销瓷器纹饰充满了异域风情和欧洲时尚。
纹章瓷的需求在1720-1830年的100年间达到高峰。纹章不只是装饰性的图案，还具有历史真实性，也透露了瓷器的历史背景和可能的制造日期。在中国瓷器上画上家族和组织的纹章，也说明中国瓷器在欧洲大家族和工商组织中曾经有的崇高地位。
这是欧洲两个家族联姻，在景德镇定烧的纹章瓷盘，圆盘代表狼家族，八边盘代表狐狸家族。中心图案是锦鸡芙蓉，中国传统祝福婚姻美满幸福的图画。边饰开光中画有草原毡帐和红烛双兔，寓意洞房花烛夜。这是三百年前景德镇瓷工对欧洲新人送去来自中国的美好祝福。
这是一对温盘，其双层内中空（与孔明碗制造略同），左边为注热水时的注水孔，热水由孔注入，使盛入浅盘的食物保温，达到妨冷的效果。属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才智的饮食器皿，尤在北方官宴中得到好评！后被西方国家大量进口用来盛放奶油制品。
中 为 洋 用
在中国瓷器上镶嵌贵金属装饰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中为洋用“的文化态度。即使是已经很华丽的中国彩瓷，在欧洲宫廷环境中，依然显得朴素。为了同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美学风格相适应，许多进入宫廷的中国瓷器都被缠带上了华丽富贵的金属”衣帽“，既保护了贵重的中国瓷器，又同欧洲宫廷风格搭调。这种经过欧洲金匠打扮过的中国瓷器，组成了17、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尤其是宫廷陈设一道靓丽华贵、兼具东西异彩的风景线。
被歪果仁改装成的台灯
文明因交流为丰富，文明因互鉴而精彩。开放发展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显著特征，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追溯文化源流、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中国瓷器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此展截止日期到6月30日，希望您可以走进国博，走进丝路瓷典展厅近距离的来感受“瓷行天下“的故事，感受全球化的”文化大循环“的故事。
中国古瓷片首饰新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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