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负债累累：债务人类学
我不是在帮忙，我会把这笔账记下来。
—西西里格言
礼物属于赠者，给予他的回馈最多——一直如此。
—沃尔特·惠特曼
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19英镑19先令6便士，收获的是幸福。年收入20英镑，年支出
20英镑6便士，收获的是痛苦。
—查尔斯·狄更斯
我住在伦敦的时候，认识这样一个家伙：个子很高，模样很帅，两边的眉毛快连在一起了。工作之余，他会坐到我和我的朋友们中间，一起喝酒。我们会轮流点上4品脱[1]的健力士啤酒共饮。酒过数巡之后，我们都有点醉意了，于是决定再喝上最后一轮。每个人都看着那个唯一没有请过客的家伙。
一个朋友问他：“咱们再喝一轮？”“当然，但我可不付钱。”
一阵令人难堪的寂静。
在确定他不是开玩笑之后，刚才问话的那个朋友发话说：“哥们儿，你这样可够差劲的。我来请。”接着，大伙儿继续聊天。但此时，“唯一没有请过客的家伙”已经变成了“那个不请大伙儿喝酒的家伙”。
我必须承认那个家伙就是我。
我之所以在这家酒馆的友好氛围里进行这样粗鲁的社会实验，是为了看看当有人违背了约定俗成的请客规矩之后会发生什么。当然，我最后会请朋友们喝上一轮，开些玩笑把刚才的事情圆过去。但是，有那么一会儿，我从朋友眼中一个光明正大、尊重社会规范的人变成了一个滥用别人的慷慨、蹭吃蹭喝的人。
没有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你必须为下一轮啤酒付钱，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别人期望我们做什么。我和我的朋友们进行的是一种既现代又原始的交换：接受馈赠，再回赠，也就是先欠下短期债务，随后再偿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使用受到我们这个小团体的社会道德的约束。
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和“超级大脑”的不同部分，人们理解货币的方式是不同的。人们使用货币的方式体现了他们认知货币的方式。人类学家们走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来研究货币的使用，发现了货币诸多罕见的使用方法，并且记录了货币在人们从生至死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印度，人们会给新生儿和他们的父母送钱。在日本，钱作为礼物送给新婚夫妇。在尼日利亚，人死后会和钱一同下葬。货币以难以计数的方式伴随着我们生命中的诸多重要时刻。
尽管人们现在有着数不清的使用货币的方式，货币仍然作为一种通行的解决债务问题的工具发挥着作用。在美元纸币上印刷着这样一句话：“这张纸币可以合法支付任何公共及私人债务。”美元由美联储发行，作为债务体现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我们可以在其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侧找到支撑美元的抵押物。这些资产大部分是由美国财政部和联邦机构发行的债券。换句话说，美元是美国政府的债务，由政府机构的负债和政府的信誉做支撑。在美国现行的货币体系下，货币与债务是分不开的。
这些用黑墨水印刷的小字也能提醒我们货币与今日不同的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都认为以物易物是货币的前身。但是，实际上还有一种金融工具曾经广泛使用：债务。在货币制度发明前的几千年前，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就已经有了有息债务。债务是货币的前驱。今天，我们或许会把货币和债务视作两种不同的事物，但它们有着相同的起源。今天的美元是一种负债，是美联储的债务，这一点正揭示了借出与借入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这是因为，债务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概念，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一章里，我将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审视这两种债务。我将探讨在不同领域下的债务交换：在家庭领域内的债务交换，是礼物经济的基础；在商业领域内的债务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我会更多地着墨于礼物经济，因为这是一个更加微妙的概念，而且有许多解读的方式。礼物经济最终塑造了我们对货币概念的认知，甚至影响了我们看待友人和家人的方式。
汽车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都是市场经济中明码标价的金融债务工具，很容易理解。但是，怎样去量化通过收受礼物而形成的社会债务或信贷，就没那么清晰了。礼物交换形成了一种社会债务。从有着错综复杂的馈赠文化的东亚，到请朋友喝一杯啤酒的伦敦东区，交换礼物这种社会实践在大多数文化中都可以找得到。
不论在何种领域中，债务都伴随着一种义务。人生在世，我们总会负担某种社会意义或经济意义的债务，并且有责任去偿还这些债务。债务还有着道德含义。拒绝回馈礼物，比如拒绝回请一杯啤酒，可能会被看作打破了一种含蓄、不言而喻的社会规则；拒绝偿还贷款则违背了合同协议。拒不偿还债务是错误的行为。回馈和偿还债务是善行。同时，靠高利贷和掠夺性贷款盘剥他人也是错的。我将在其他章节中讨论宗教对债务的指责。在本章中，我将专注于社会债务被当作市场债务计算时会发生怎样的情形。这可能会暴露债务的黑暗面，即利用金钱来挟制他人。
另一种起源
在大多数经济学入门课程中，对货币史的讲述都会大体如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人们以物易物，但是有些时候，交换的一方并不能提供另一方想要的东西，于是他们发明了货币。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导致了更细分的工具的出现，因而货币的出现就成为必要，以促进越发复杂的交易活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屠夫肉铺里的肉多于他自己能够吃掉的数量，而酿啤酒者和烘面包者也分别想向他买一些肉。但他们各自除了本业的产品外，没有别的东西可拿出来交换……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产生的不便，每一个审慎考虑将来的人，不管他活在哪个社会发展阶段，在有了初步的分工之后，自然都会……持有一定数量的特殊商品或物品；那些商品或物品，是他认为当自己需要用它们来交换他人的劳动产品时，很少有人会拒绝的东西。亚当·斯密接着写道，通过交换，诸如苏格兰高地的铁钉之类的商品都成了早期的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商品被小块的贵重金属取代了。在我们调查货币的演化和生物学起源时，我们的发现也能支持这一观点：用来以物易物的商品，比如食物和手斧，为货币的出现做了铺垫。被浪漫化、简单化的以物易物看起来似乎是货币交换的前驱：3枚银币请收好，再见。
然而，1913年，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银行法杂志》上质疑了这一理论。阿尔弗雷德·米切尔–英尼斯断言，亚当·斯密的理论并无历史依据，实际上是错误的。他留意到，亚当·斯密所举的铁钉的例子甚至曾经被《国富论》一书的编辑威廉·普莱费尔戳穿过。铁钉的制造者很穷，不仅需要靠供应商提供制作铁钉所需的原材料，还需要在制作铁钉的过程中靠供应商提供的信贷来购买面包和奶酪。这样一来，铁钉的制造者就背负了债务。当铁钉制造完成时，制造者就会用铁钉来偿还欠供应商的债务。米切尔–英尼斯写道：“亚当·斯密以为他发现了一种有形的货币，但实际上他发现的只是信贷。”
米切尔–英尼斯的文章没能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受到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称赞。但在那以后，他的文章被人忘却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21世纪才再次浮出水面。包括L·兰德尔·雷在内的知名经济学家和戴维·格雷伯等人类学家发现了其文章的价值。雷断言，货币和债务或许就是同一种东西，货币就是债务的量度。格雷伯在《债务：首个五千年》中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几位研究以物易物的人类学家的成果。其中之一是剑桥大学的卡罗琳·汉弗莱，她写道：“从来都没有人记录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更不要说再从这种以物易物经济中发展出货币了。我们现有的所有民族志可以说明，从未有过这样一种经济。”格雷伯总结说，既然缺乏证据，就有理由质疑货币起源的传统理论。他还暗示，这个有关货币如何发展的基础性理论根本就是虚构的。
然而，在彻底把这套“以物易物发展到货币”的理论归结为子虚乌有之前，格雷伯提供了一点不一样的细节。的确，很多人曾经把以物易物当作一种交换方式来利用，但这种行为通常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你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这个陌生人，所以交换的物品必须是有价值的东西。我曾经用一瓶啤酒换过一张棒球票。当时，收银台不接受信用卡支付，所以排在我身后的伙计替我用现金付了款，而我立刻去了体育馆里的餐厅，用信用卡给他买了一瓶凉啤酒。
而与你认识的人以物易物可能意味着你的信用有所缺失。不然，我们为何不靠自己的信用达成交易呢？信用交易需要信心和诚信。信用这个英文单词“credit”的拉丁文词根的意思就是“相信”、“信任”。在以物易物的交换中，人们不相信自己的交换对手，也不依靠信用达成交易，因而在这种交换中就会有竞争的因素，每一方都会试图占据上风。格雷伯提到了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他们会与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以物易物。他们会交换种类相近的物品，譬如用衣服来交换衣服；他们也会交换不同类别的东西，譬如用几头驴子交换一台自行车。如果在交换中占了便宜，换到了更值钱的东西，那么他们是有理由欢呼一下的。他们不会遵循以牙还牙战略中的第一步做法，因为他们认为并不会有第二轮交换，因此他们满足于在第一轮交换中就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而在信用体系中，第一步行动要求体现出信任和合作。如同米切尔–英尼斯一样，格雷伯也断言债务产生于货币之前。在货币制度于吕底亚王国出现的数千年前，有息债务就已经出现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了。在那里，神庙、宫殿和显赫的家族中的人会以白银和大麦等商品作为量度，来计算债务的价格。而且，请客喝酒的场景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也很常见。格雷伯最后总结说，债务的出现要早于货币，至少也是与货币一同发展起来的。鉴于债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了解其不同的维度。
不同类型的债务
在西非，用布料换山药是被禁止的。在所罗门群岛，用芋头换姜黄的行为是被禁止的。在一些交易环境中，物品会被归入不同的类别，每种物品只能与同类别的物品进行交换，而不能与其他类别的物品进行交换。有的文化中，能提供营养的物品与其他物品之间是有界限的。比如，尼日利亚的蒂夫族人把交换的物品分成3类：食物，比如谷物和蔬菜；更持久、更重要的物品，比如黄铜棒和马匹；“需要依赖他人的人”，比如儿童。新几内亚的希亚尼人也有3个分类：诸如香蕉和芋头之类的食物；奢侈品，比如烟草和坚果；装饰物，比如贝壳和头饰。如果你弄混了这些分类，那么不仅你会被看成无知，这更是一种侮辱的行为，因为你似乎在试图占交易对手的便宜。
要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顺畅地进行交易，你都需要知道用哪些东西可以交换到哪些东西，你总不能拿一台宾利车去换一个拥抱（当然如果有人送给你一台宾利，你不妨给他一个拥抱）。在现代社会，债务交换也有不同的分类。想想下面这两种情形：
1.米利娅姆请你到家里吃自制的蜜烤肉饼。
2.为了购买一处新房，你同意接受一笔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
第一种情形中的交换发生在家庭领域里，接触的对象是市场之外的朋友和家人。为了答谢米利娅姆的慷慨邀请，你感到自己有责任回馈其善意，比如带一瓶小西拉葡萄酒，在有浮雕图案装饰的信纸上手写一封感谢信，或是邀请她以后一起去中央公园野餐。在这一过程中，还有可能交换了尊敬、谢意、赞美和其他东西。这种由感激之情引发的义务构成了礼物经济的基础，这种礼物经济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和现代社会中都能找到。
第二种交换发生在商业领域，通常打交道的都是陌生人。人们有义务足额、及时地偿付抵押贷款。这种由法律规定的责任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当我们用货币来计量某种债务责任时，它可以按多种金融工具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学生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账单。
这两种交换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需要偿还的债务，但有着不同的偿还方式。在家庭环境中，你可以回赠相当的礼物答谢米利娅姆。此时，你们之间的互动可以被看作完成了，但你们更有可能会维持一种彼此赠予的良性循环。但如果在家庭领域中混入市场行为，就可能会导致尴尬的局面。比如，在喝完开胃酒，吃完开胃小菜、各种珍馐佳肴和甜点之后，你突然问米利娅姆你欠了她多少钱，然后掏出皮夹子，“哗啦哗啦”地数出85美元，再把钱拍在她的手上。如果米利娅姆是像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的人，你这样将她的款待视作某种可以在超市里买到的商品，就是对她的一种冒犯。这是因为你在一种社交领域中采取了用现金来购买服务的市场行为。
当然，这两种领域并非彼此绝缘，它们经常会发生碰撞。一些公司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试图模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无论在什么地方，出色的销售人员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待客户仿佛对待亲密的朋友或家人一样。常客计划和其他奖励计划则试图创造一种忠诚感和责任感，让你在回到市场上寻找其他服务供应商之前感到迟疑不决。这些公司都试图进入你的家庭领域，使他们在你的眼中变得更加亲近，而不是像一群陌生人。你越是信任他们，他们就能卖给你越多东西。但不管怎么说，百思买家电零售店也不会像你的兄弟一样。
礼物
马塞尔·莫斯是一个想法丰富的人，他有跨越多个学科的身份，既是社会学家，也是人类学家，更是哲学家。1924年，他著有《论馈赠》一书。对于研究礼物交换的人类学家而言，这本书至今仍是一本基础著作。一件礼物可以有多个维度的意义，政治、社会乃至宗教上的意义。因此，研究礼物就需要广博而全面的视角。礼物反映了赠予者的意图，而赠予者的意图可能有很多种，从表达善意到慷慨无私，再到巴结诱惑乃至轻蔑鄙夷。
因此，一件礼物也可能有着多种含义。比如说，米利娅姆邀请你吃晚餐可能是为了讨好你，她随后会请求你推荐她的儿子进入你的母校。此时，她的礼物，也就是那顿可口的晚餐，就有了附加的含义。如果你在赴宴之前就了解到她的意图，那么你可能会拒绝她的邀请。礼物经济有着独特的礼仪和规矩。莫斯发现，礼物经济中通常有3种责任（或者说原则）：给予、获得、反馈。这3种责任构成了礼物经济的循环。贯穿多个世纪的礼物经济或许可以说明，作为流通物的礼物，即家庭领域中的债务，与商业领域中的货币的流通有着相似之处。区别在于，礼物经济中流通和“交易”通常会维持人际关系。如果你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杯卡布奇诺，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得到维系乃至增进，而你因此有责任日后回馈这份好意。尽管没有出现货币的流通，但礼物经济中出现了另外一种事物的流通：家庭债务或社会债务。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当你从星巴克的一位店员手中买了一杯焦糖卡布奇诺之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终止了，互不相干。
莫斯发现，礼物经济维系了新西兰毛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毛利人看来，礼物是有灵的。猎人从森林中获取了猎物之后，会把一些肉交给祭司，祭司会用这些肉举行仪式。祭司会把仪式中准备的肉或神圣的石头当作象征森林的灵的祭品，再把祭品送回森林之中，以表示对自然馈赠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对自然表达适当的感激，那么自然可能会被激怒，从而减少未来的馈赠。据说，礼物的灵会想要回到它来的地方，因此会鼓励接受礼物的人做出回报。在这个礼物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森林、猎人和祭司都既是赠予者又是接受者，在不同的过程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些学者则试图用更加世俗的理解方式来驳斥莫斯上升到灵魂层面的解读：如果一个收到馈赠的人没有能够回馈礼物，其名声就会受到损害。不管怎么说，这体现了礼物经济中流通物的完整流通过程。
我们可以在邻近新几内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找到更大规模的礼物流通现象。在那里，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当地人会进行一种被他们称作库拉的礼物交换制度。居住在这些岛屿上的家庭之间会交换两种礼节性的礼物——项链和臂环，这些礼物像一种货币一样流通。这两种物品会在各个岛之间环形流通：红色贝壳做的项链顺时针流通，臂环则逆时针流通。这两种礼物是用来互换的：收到项链的人，应当在一年之内回馈以臂环。由于人们要乘着独木舟远距离航行到其他岛上去，这些礼物可能要花上10年之久才能流通一圈。这种礼物交换的循环制造出社会债务，随后又偿还社会债务，这促成了社会的形成——人们好像处于一个大型的信用体系中，与彼此发生联系。如果一个人把一件礼物留在手中太久，那么其名誉和信用可能就会受损。如果拒绝赠出礼物，那么意味着一个人的社会纽带就此断裂，退出了整个社会。赠出礼物是被普遍期待的举动，也是身为一个正直的社群成员重要的一部分。
礼物经济中礼物的不停流动与西方社会的“购买+囤积”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以及大量的所谓原始社会中，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占有就意味着赠出”，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预先付出，让礼物不停地流通下去。在其极具启迪性的著作《礼物》中，作家刘易斯·海德用一个思维实验比较了有关礼物流通的多种不同的文化观点。设想，有一位早期的英格兰定居者拜访了一个美洲原住民社群，获赠了一支烟斗。定居者欣然接受了烟斗，并且骄傲地把烟斗放在家里展示。后来又有印第安部落的成员来到他的家中拜访，他意识到这些印第安人希望他能把这支烟斗送给他们。他哀叹说，这些印第安人太不尊重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了。在他看来，收到一件礼物就意味着这件礼物退出了流通，甚至这件礼物可能会在日后变成可以出售的商品。他会把这些印第安人视作“印第安馈赠者”，即会讨还礼物的那种人。“印第安馈赠者”这个带有成见和负面含义的词语可能出自刘易斯与克拉克的远征[2]，当时刘易斯与克拉克的探险队在与美洲原住民进行交易时遇到了困难。在海德的思维实验中，印第安人则会鄙夷定居者对礼物的流通与更大的社群利益的不敬。在他们看来，拥有一件礼物就意味着要继续送出礼物和还礼，以维系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境中，家庭领域与商业领域的经济实现了共存，但很不融洽。
在一些社会之中，馈赠是一种获得社会地位的正式手段。包括莫斯在内的19世纪的人类学家花了大量的笔墨来解释赠礼节。最早描述这一习俗的是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部落夸扣特尔人的弗朗茨·博厄斯。在历史上，赠礼节发生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原住民社群之间，是一种礼节性的交换礼物的活动。赠礼节的举办通常是为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事件，比如婴儿出生、婚礼和葬礼。然而，大多数赠礼节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或展示某种社会主张。比如，在老酋长去世后，会举办庆祝新酋长袭位的赠礼节，这就好比新国王登基时举办的登基典礼。新酋长通常是老酋长的长子，他负责主持赠礼节。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是很有限的，赠礼节可以通过仪式来加强继承者对权力的继承主张。
这一地区的原住民社群的赠礼节各具特色，但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酋长和他的亲族（夸扣特尔人称其为numima）会邀请客人见证重要的时刻。赠礼节如同一场表演，酋长或者“捐赠者”以及其亲族会准备一场宴会，并且进行一轮轮的演说、歌唱和舞蹈活动。最后，活动的捐赠者会给客人发礼物，作为一种慷慨的象征，并且示意客人可以离开了。礼物体现的是捐赠者的声望，而与客人的意愿无关。因此，高价值的物品，比如肉和皮毛经常成为礼物。夸扣特尔铜是另一种著名的礼物，这些金属片上装饰着其前主人的名字。这些夸扣特尔铜会通过一系列的赠礼节场合在夸扣特尔人之间传递很多代，那上面铭刻的是礼物交换的历史。
的确，赠礼节有助于整合各个家庭，并且在广泛的社群间促进团结。但赠礼节还是一种区别社会成员、表明某个个体的社会地位的工具。分配礼物时，会按照每个客人的等级分配。由于没有哪两个客人处于完全相同的地位，因而收到礼物的人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捐赠者心中的地位如何。客人们还会相互比较收到的礼物，以此来比较彼此的相对地位。比如，在一次赠礼节宴会上，酋长享用海豹的胸脯肉，而“二把手”则分得海豹的脚蹼，较低级别的成员则会获得品质较低的肉。
在夸扣特尔人社会中，赠送礼物并且公开地“挥霍”一个人的财富是一种美德。这与西方社会靠积累财富来提升社会地位正好相反。实际上，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在加拿大的《印第安法》中，赠礼节被视作违法行为，因为这项习俗被指控阻碍了文化同化。挥霍财富被称作公然蔑视私有财产。然而，如果进一步分析，赠礼节其实很有竞争精神。尽管赠礼节上的礼物赠送活动体现的是慷慨的精神，但许多部落变得很有竞争性，努力想要把赠礼节比自己以前举办的更好，也要胜过他们的邻居，用大量礼物将对手淹没。然而，部分由于外来者带去的疾病，原住民社群的人口减少，对地位和等级的追求也减弱了。有时候，甚至已经没有足够多的社会成员来填满所有的等级了。人们开始靠比拼赠礼节的排场来解决针对某一社会地位或等级的争端。赠礼节原本是用来限制社会流动性的，现在却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阶梯。
随着原住民社群与西方定居者进行贸易，诸如钟表和后来的缝纫机等新物品出现在了赠礼节中。一同出现的还有在商业领域常见的一些准则。这些东西逐渐取代了传统。最终，捐赠者的尊严取决于礼物的货币价值。如今，社会地位不再来自继承的地位，而是来自市场价格。夸扣特尔铜的价值开始用尺寸衡量，人们开始用货币和市场经济的观念来看待礼物。赠礼节发生了改变，市场经济中的准则侵入了家庭领域。
礼物经济并非仅仅存在于几个世纪之前的社会当中。在互联网上，还可以找到维系关系网络的公开进行的礼物交换行为。创立于1999年的点对点音乐分享服务Napster充满戏剧性地改变了消费音乐产品的方式：人们不再从市场购买音乐，而是由用户们相互分享他们的MP3（一种音频播放格式）音乐文件。从别人那里下载的歌曲会进入自己的目录，其他人从此也可以从你这里下载这首歌曲。当一个人分享歌曲时，他并没有失去这首歌曲，相反，这首歌曲已经成了一个送给他人的礼物。就像在库拉体系中一样，歌曲会不停地传唱，因为它们不断地被作为礼物来回赠送。Napster的礼物经济不是环形结构的，而是一个根状结构，用户遍布全世界。曾有一位研究者采访了Napster的用户，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动机。用户们认为，Napster社区用分享和馈赠行为造就了一种团结感。一些用户谴责了只下载、不分享的行为。一位用户说道：“如果有人不参与分享，那么他们就不应当被允许从这个体系中获利。”Napster的用户们发展出了一些准则和义务，这些准则和义务与莫斯和马林诺夫斯基在他们研究的社会中所发现的准则和义务十分相似。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Napster的用户们在从事音乐盗版活动，指控他们从市场中窃取音乐，然后在整个社区里免费分享。在诉讼的压力和法庭的责令下，Napster服务关闭了。在这个事例中，家庭领域中常见的分享模式损害了市场经济中生产者们的利益。大量的知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共享，而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却几乎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
也有相反的情形，即商业领域的模式从家庭领域中获利。众筹平台Kickstarter让人们可以为艺术项目募资。艺术家们可以通过短片来阐述他们的构想，其中许多人已经成功实现了了不起的募资：一位音乐家想要募资10万美元，结果募集到了100万美元；一位游戏设计师想要募资40万美元，结果得到了超过300万美元。这个平台已经实现了超过8亿美元的募资。Kickstarter会从每一个成功的募资项目中抽取费用，作为市场中介从这种礼物经济式的资金流动中获利。那些对Kickstarter的崛起感到惊讶的人，只需要想象礼物经济的特点就明白了。如果你的一位艺术家朋友向你借钱，你可能会觉得有责任帮助他。对提供钱的人来说，借钱这件事可能不会给自己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笔钱作为礼物可以维系借款人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而艺术家可能会回馈以艺术创作以及持续的进展汇报，有时还会有一些小礼物，比如免费的唱片或是献给你某一首歌曲。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礼物的流通依靠的是感激之情，或者用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话说，是“人类的道德记忆”。在收到礼物之后，人们会感受到一种由感激之情引发的义务。感激之情很温暖，与人们的慷慨之举有关，但同时也有着强大的力量。感激的心理会要求人们还礼。由感激之情引起的义务在赠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道德联系，人们现在会用礼物包装上的绶带象征这一联结。当然，由感激之情引起的义务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发挥作用。如果一个社群过于庞大，那么要想记住每一次交换怎样影响了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在债务网络中的位置，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感激之情需要被人们记住，同时也是重塑赠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债务平衡的必需品。
甚至，我们还可以用一种粗鄙的方式来记录并且计算一个人的社会债务余额。回想一下前面提到过的有关你和米利娅姆之间的家庭或社会债务交换的例子：米利娅姆的大方表现实际上往她的社会银行或信用体系账户里“存了钱”，而从你的账户里“扣了钱”。在对话中，我们甚至会使用一些银行或信用体系中记账的语言。我们会在描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时使用与债务有关的比喻：这算我欠你的，我欠你的情，我会让他付出代价的。我们甚至会这样思考。语言学家认为，比喻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表达的艺术化的手法，它还可以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许多人会自觉地在脑子里记账，记着自己欠谁的，谁又欠自己的。有些人甚至会把这些账写下来：据说，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会在上衣口袋里放一张列表，表上是“欠我东西的人”的名单。他意识到，礼物或社会信用可以减少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相互打交道时面临的阻力：如果一个人已经欠了你的情，那么与这个人达成交易的成本会更低。就连华尔街的巨头都意识到人情往来的重要性，并且进行记录，这表明礼物经济可以在润滑市场经济运行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2004年，当乔治·W·布什总统竞选连任成功时，他实事求是地说：“我在这次大选中赢得了资本——政治资本，现在我打算花掉这些资本。”他不仅仅是用了一种比喻，同时也想让人们一窥他的想法以及他在第二个任期内的政策安排。“政治资本”或“社会资本”都可以用同样的债务比喻。尽管被称作“资本”，但它们并非某种财产。你没有办法随便跟一个人交换这种财产，也没法轻易地将它们像货币一样转化为其他流通物。它们的价值植根于当事人与义务另一端的关系之中。如果对方抛弃了这种义务，那么你获得的信用可能会变得毫无价值。
至少要有两方参与，社会债务约定才能生效。至少在这些例子中，由于你没有办法真正“占有”这种社会债权，因此对这种比喻化的资本而言，“占有就意味着赠出”这句话依然成立：只有当他人履行了他们的责任、偿还了你的礼物，并让整个循环继续下去，社会资本的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
一直记录自己的社会债务余额可能会导致焦虑。首先，要做好还礼、挑选正确的“偿付”方式或礼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项研究发现，有10多种引发焦虑的因素是由赠送礼物导致的：不熟悉，即不够了解对方和对方的喜好；选择困难，对方特别挑剔的时候。比如，给你的新男朋友或者新女朋友挑一件合适的礼物就可能是很困难的事。如果送的礼物太廉价，那么可能会让对方认为你为其付出的牺牲和花费不够；如果送的礼物太昂贵，那么你又有可能把对方吓跑，因为你花那么多钱可能意味着你在感情的初始阶段就非常认真。而且，人们有可能不想引起社会债务责任，因为捐赠礼物的一方可能会因此而得到优势。对方可能会因此直接拒绝接受礼物。曾有人研究了求爱期交换礼物这一行为的作用。研究发现，一些女性会拒绝男性为晚餐付账，而情愿均摊费用。在有些人看来，赠送礼物并不仅仅是一种讨好献媚的方式，还可能被用来控制一段感情关系的主动权。为了躲过礼物带来的焦虑感，人们可能会逃入市场经济之中，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你可以同陌生人打交道，无须承担那么多长期的责任。比如，在蒙特利尔，一些人不再靠朋友帮忙搬家，而是会聘请专业的搬家公司。在历史上，蒙特利尔庞大的工人阶层不得不经常更换居住地，大部分租约为期一年。从夏季开始，许多人会同时搬家。在蒙特利尔，在这段时间搬家已经成了某种习惯和文化的一部分。加拿大的拉巴特啤酒公司曾经播放过一则广告，就是以搬家的人们为主题的。歌手罗伯特·沙勒布瓦的一首著名的歌曲中也体现了这一文化特色，他唱道：“搬出去，或者留在原地”。由于搬家需要动用大量的劳动力，需要搬家的人就会动用礼物经济的力量，请他的朋友和家人来帮忙。曾有人这样赞美礼物经济的合作性：“这些帮助我们搬家的人，我在以前也帮助过他们……啊！大伙儿都来帮助你了。你不会陷入一团糟的境地，你不是孤身一人。”然而，礼物经济中的交换并不总能顺畅地进行。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和家人没来，那么他就可能会对他们失去信心，并且因为他们不情愿施以援手的态度而感到自己受到了轻慢。还有人不想因为请朋友和家人帮忙搬家，就陷入某种义务之中。49岁的建筑师米拉说：“请我的表弟刷墙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因为他不会按照市场价格向我要报酬……我不想欠别人的情。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必须在日后报之以李的境地。”有些人选择避免社会债务，因而逃离了礼物经济，转而投入市场经济之中。
记住你欠下的恩情
在我旅途所见和所阅览的研究资料中，最令我感到有趣和好奇的礼物经济出现在日本。在日本的礼物经济中，不仅有礼物的不断流动以及感激和焦虑心情的交替出现，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人在获得礼物和送出礼物时的用心良苦和对细节的追求。通过解密日本的礼物交换，我们可以揭示社会债务和恩情谢意的复杂内涵。
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详细介绍了日文中有关义务的概念，即恩和义理。恩通常被定义为一种责任，是一个人对其他人（比如经理或是父母）的社会责任。如果一个工人从他的经理那里得到了某种好处，比如升职或是奖金，那么他的经理就有恩于他。记住恩，就是要对那些给予你好处的人报以感激之情，并最终予以回报。
由于恩是一种负担，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与其他人产生联系。比如，一个人可能会拒绝陌生人赠送一杯啤酒或是一根香烟之类的随意的善举。即便到了今天，一些人还是会避免让朋友知道自己的出国之旅，以免不得不带礼物回来。本尼迪克特说，日语中有多种表达谢意的说法，比如arigato，其字面意思是“真是难得”；另一个表示谢意的词sumimasen，则带有道歉的语气，可以粗略地翻译成“真的很抱歉”或是“心里过意不去”。这意味着恩实在太深重了，似乎无法被报答。
报恩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人们会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在报答自己孩提时所受到的来自父母的恩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日本人都认为日本天皇对自己负有君恩。从米酒到香烟，每一份送给日本军人的礼物都是君恩的延伸。在神风特攻队自杀任务中战死也是对君恩的报答。
本尼迪克特描述了两种报恩的方式：义务报答的是一种永远也报答不完的恩，这种恩是出生时就欠下的，比如子女欠父母的恩；义理报答的是某种可以等价衡量的恩。本尼迪克特说，义理有两种，一种是对于世界的义理，即报答同代人和家族里的人；一种是对于自身名誉的义理，即维护自己的荣誉、声誉和名节。义理甚至会出现在某些家庭关系的称呼中：英文中将“公公”和“岳父”称作“father-inlaw”，即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而日文中则称作“义理父”。如果一个人不按义理回报他人，其名誉就会受损，人们会指责其不知感恩。对于义理的报答甚至会被包装成情人节礼物，即义理巧克力。情人节时，日本女性会赠送给非恋爱关系的男性巧克力，这种巧克力就被称作义理巧克力。一项调查显示，84%的女性会给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赠送礼物，以感谢他们的恩情，而只有28%的女性会给自己的恋人赠送礼物。情人节一个月之后的3月14日，收到义理巧克力的男性则要还礼，赠送给女性白色巧克力。
甚至，在人们遭遇不幸之时，也需要回馈恩情。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在日本居住时，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办完丧事回到工作岗位时，发现桌上堆满了信封。这些信封被称作香典袋，里面装着同事送出的表达哀悼之情的礼金。他后来知道，恰当的做法是用这笔钱的一半购买手帕之类的礼物，送还给他的同事们，这被称作半下石，即还礼一半的意思。
人类学家凯瑟琳·鲁普继续了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探索了日本礼物交换的艺术性。虽然并非所有日本人都会参与仪式化的礼物交换行为，但她从中发现了值得记录的特色。日本的礼物经济会给商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对许多百货商店来说，夏季的中元节和冬季的岁暮节两个礼物季可以贡献60%的营业额。就像美国的圣诞季一样，日本的店家会早早开始岁暮礼物季的广告宣传，并且会增加人手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人们刚刚收到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或是更多的奖金，所以手头很充裕。
节日送礼物的习俗起源于中国，有可能是佛教的某种传统。人们把礼物季看作一个对过世的先人表达敬意的时节。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要求民间用民族主义色彩更浓重的神道教神龛取代佛教神龛，以缔造一种国民的认同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赠送礼物的行为中祭祀神明的意味变淡了，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对父母和祖先表示敬意（或者说谢恩）的行为。今天的年轻人甚至把岁暮节现代化了，将其与圣诞节合并在一起，因为这两个节日恰好都在年末时节。
在日本，不仅礼物上的绶带象征性地表达了送礼者的谢意，包装礼物的方式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这本身也是日本的礼物经济对细节的高度追求的一个例证。包装婚礼和葬礼的礼物要使用一种被称作结切的独特的打结方法，这种结一旦打好就很难解开。生日礼物、毕业礼物和送给新生儿的礼物则要使用蝴蝶结，这种结很容易打开，寓意这样的好事要更经常地发生。把蝴蝶结打在葬礼的礼物上是很不吉利的，因为那意味着可能会再有人去世。与之相类似的是，如果把蝴蝶结打在婚礼的礼物上，也不是婚姻美满的好兆头。
如果用顶尖的百货商店的包装纸包装礼物的话，就意味着赠礼者为了挑选礼物花费了可观的时间和金钱。最好的百货商店一定要自己负责包裹礼物，以保证包装的质量，维持商店的声誉。通常在包装纸上会有商店的标志和地址，这样收到礼物的人就知道礼物是从哪里购得的。新入店的员工会接受多日的训练，以确保他们可以妥善地包装礼物。收到礼物的人应当小心谨慎地拆开包装。此外，还有一些文化习俗，比如送钱要送奇数，偶数由于可以被等分，所以被认为不吉利。装有婚礼礼金的信封右上角应当有一个小小的鲍鱼的图案，因为鲍鱼是吉祥的象征。上面介绍的所有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在日本赠礼和履行社会债务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虽然并没有什么针对礼物经济的正式的会计制度，但是日本的礼物经济在实践中之严谨，仿佛真的有这样一个严密衡量礼物的制度存在一样。唯一缺失的东西是价格。
进入市场的荒野
如果用货币来计算义务，那么就会把货币变成在市场经济中常见的债务工具，如同购房用的抵押贷款和修缮房屋用的银行贷款。从人类文明兴起以来，经济债务就一直伴随着我们，有息债务的出现要比货币制度的发明早上数千年。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在今天的中东地区，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债务工具出现了。没有利息的债务很常见，但它们通常是作为礼物出现的：尽管没有价格，但收到礼物的人仍然有义务去偿还这一馈赠。有息债务最早出现在农业和农耕领域：穷困的农民会向别人借来种子、坚果、橄榄、谷物乃至耕牛，随后要在偿还债务的时候附加利息，即他们的剩余收获物。但是，出借农产品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气候条件无常，农业债务的利得充满了不确定性。
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对借贷的需求也增加了。短期无息借贷保留了下来，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家庭成员——应对危机。然而，这种借贷更像是礼物。为了理解有息借贷对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看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情况。
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也就是阿卡德帝国衰落后，在今伊拉克南部的乌尔城崛起了一个持续了104年的王朝，这一时期被称作苏美尔复兴。乌尔城的领导者采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比如兴建带有斜拱的砖制建筑，以及修筑人行道。从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那是一个文化和贸易鼎盛、多种语言和宗教共存的社会。
许多文献都提到了一个名叫图冉伊里的商人。有关图冉伊里的档案共有59件，目前存放在耶鲁大学。其中将近20%的档案都是贷款档案。图冉伊里被称作商人的监督者。图冉伊里作为他人的中介，买卖货物，并为需要的人提供信贷。他和其他一些商人为他人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完成支付和物品的流通，而这正是任何经济蓬勃发展的必需品。向商人和其他人放贷是一桩颇有吸引力的生意，因为从有息贷款中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更多土地、动物和奴隶。钱能生钱。
这一时期的有息贷款有着多种形式。有的规定借款人要用劳动力来支付利息：用白银支付的贷款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供一个技术工人，用大麦支付的贷款则要求借款人提供一个农业劳动者。历史学家史蒂文·加芬克尔认为，要求非劳力利息的贷款可以被分类为生产性贷款和消费性贷款。生产性贷款由商人或提供者借贷白银给借款人，用于提高借款人的生活质量，比如改善住房。消费性贷款则通常是提供大麦，让借款人能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到来前填饱肚子。由于债权人可以让劳动者依赖性更重，这些贷款还会巩固等级社会中人们的地位。
加芬克尔把信贷称作功能上的必需品，因为无论是赤贫的农民还是富裕的个人都要依赖信贷。富人们可能需要借此来维持他们奢侈的生活，或是将借来的贷款以更高的利息再放贷给他人。债权人里既有富有的家族，也有类似图冉伊里这样的商人，还有大型的机构。神庙、宫殿以及总督和官员的家族是苏美尔社会中最主要的机构，他们同时也是重要的债主，有时还会扮演银行的角色。他们收取谷物、动物和白银作为税收和应收款项，还会取得由国王赏赐或战争中取得的土地上的收入。他们甚至还会规定哪些物品可以用来交换，公布交换汇率，并制定交易的基本规则。作为机构贷款者，他们会为个人提供有息的消费性贷款，以使他们在收获季节到来前能够填饱肚子。在这种贷款中，公正之神沙玛什经常被列为债权人。在账单上，还会有债务人的名字、本金的数额、见证人的名字以及贷款开始的年份、债务人的签章。贷款合同通常是口头达成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识字。债权人会保存签署好的贷款协议，在贷款支付完毕时再将其销毁。
通常债权人都会希望可以连本带息地收回贷款，但有时债务人就是没有办法偿还贷款。那时候没有宣布个人破产这种说法，所以就产生了各种让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方法。如果一个债务人无法偿还白银贷款，可以改为用牲畜和食物抵债。苏美尔文字中的“利息”一词（máš）就是“小牛”的意思，这意味着贷款可以用牲畜来支付。甚至，有时候男人会为了不支付利息，而放弃他们的妻子或儿子。如果积压的债务余额已经多到引发公众的不安情绪，那么皇家法庭可能会宣布勾销所有农业债务，这通常发生在新国王登基的时候。勾销债务在现代社会也时有发生。新就任的法国总统发布的第一个命令通常就是勾销所有的停车罚款，这种情况一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在美索不达米亚，制定利率的方式因贷款的种类而异。由于季节性的因素，大麦信贷的利率会比白银信贷的利率高，前者的利率通常是本金的1/3，而后者的利率通常只需要本金的1/5。这些利率都写在了《汉谟拉比法典》中。《汉谟拉比法典》是由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颁布的政府指令。加芬克尔指出，在实际办事过程中未必会事事依照该法典，但这部法典至少可以算作一种“皇家宣传”。有时，神庙会发挥如同今日的中央银行一样的作用，宣布调低利率以降低借款者的成本。
根据有关经济方面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文明社会中的利率呈现下降趋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是20%，希腊文明的是10%，而罗马文明的利率刚超过8%。利率降低表明市场效率的提高和信贷风险的降低，同时还反映出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然而，据巴比伦经济专家迈克尔·赫德森推测，利率下降的根本并非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是数学上计算难度的降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时期，包括利息支付在内的大部分支付行为都是用物品的重量来衡量的，因此用分数成取整数计算利息比较简便。苏美尔人采用六十进制，我们今天还在用六十进制来计算秒和分。使用六十进制来计算利率很容易，因为60很容易被除净。人们用弥那作为白银的重量单位，每弥那可以分成60舍客勒。因此，如果借贷1弥那的白银，那么利息通常是每个月1舍客勒，即每年12/60弥那，等于每年20%的利率。即便到了今天，有的抵押贷款的利率还使用六十进制来计算，并且为了方便计算而假定每年360天。古希腊和古罗马则分别采用十进制和十二进制。在希腊，利息通常是本金的1/10，即10%的利率；而在罗马，利息通常是本金的1/12，或比8%多一点儿。
总结来说，几乎每个人都需要信贷，而不论是古代经济还是现代经济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有息信贷。
罪恶契约
拉朱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拉朱是一位来自缅甸的劳工，到泰国打工。他需要掏一笔“中介费”，但他根本掏不起，所以他借钱支付了这笔费用。他想，他可以用未来的收入来偿还这笔债务。接着，他被迫在一艘泰国渔船上长时间地工作，背后有枪口逼着。拉朱说，曾经有一个人因为试图逃走，“被绑在杆子上……先是电击、用烟头烫……最后被一枪爆头”。拉朱最终鼓起勇气跳进水中，游到了安全的地方，才得以活着讲述他的故事。这不是古代的天方夜谭，它就发生在现代社会，并被详细记录在美国国务院2012年的《人口贩卖报告》中。
类似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债务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种维持社会地位的手段，甚至变成了一种压迫工具。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可能会被剥夺自由。债务变成了一种控制他人的方式。
对于社会债务而言，要想找到一种可被接受的、等价的偿还债务的方式，可能会很困难。由于缺少确切的价格，一件礼物的价值有供人解读和估算的空间。但是，商业领域的借贷明码标价不需要猜测估算。为一笔债务标上名义货币价值，可以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了然于胸。然而，当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这也意味着他将缺乏腾挪的空间。凭借债务合同的效力，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做很多事以偿还债务，比如放弃治疗自己的疾病、卖掉自己的妻子或是成为抵债劳工，而这些情形通常不会发生在家族成员之间。
人类学家阿兰·泰斯塔尔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债务奴役。奴隶制：无力偿债的债务人失去了一切权利和公民权，在本质上相当于被放逐，再无自由的机会；抵押奴役：债务人为债权人服务，进行强制劳动，有时可以在偿清债务后重获自由。这两种形式的债务奴役都会剥夺债务人的自由。而债权人有时会把食物和药品的成本计入已有的债务之中，并且要求支付很高的利息，所以抵押奴隶经常会沦为奴隶。
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抵押奴役有时是非常无情的。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一个男人是不允许出售他的妻子的。然而，根据《汉谟拉比法典》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抓住债务人、债务人的家人和他的奴隶，并且强迫他们劳动。实际上，为了偿还债务，债务合同把一个人变成了一件物品或是商品。维持一个人的信誉事关荣誉，而且显然可以为此牺牲掉任何食物和任何人。在礼物经济环境里，维持一个人的声誉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商业领域中，对一个人失信的惩罚通常要严厉得多。在礼物经济中，如果收到礼物的人不对赠礼者心存感激与愧疚之情，那么他可能会损失名誉；而在市场经济之中，债权人可能会诉诸残酷的手段。
《汉谟拉比法典》为债务人提供了一些保护：在作为抵债劳工劳动3年之后，债务人应当获得自由；如果债务人在从事抵债劳动期间死于虐待，那么债权人的儿子将被处死。在历史上，许多领导者都曾经设法保护债务人。例如，在公元前600年的雅典，由于抵押劳动和奴隶制盛行，人民群起造反已经成了一种现实的威胁。因此，雅典的执政官梭伦取消了所有债务，并且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度（但并未废除所有形式的抵押奴役）。像古代众多的统治者一样，梭伦意识到债务负担过于沉重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权力的天平太过倾斜于债权人，那么整个社会都可能会倾覆。因此保护债务人的权利，也就是在保护债权人的权利。同归于尽绝不是好的结果。
在古代社会，因负债而遭拘禁是很常见的。在罗马帝国时期，如果债务人拖欠债务，债权人可以将其拘捕，并且扭送到法庭。如果被判有罪，债务人可能会被关进私人监牢，并在60天后沦为奴隶或者抵债劳工，甚至可能被杀掉。偶尔，债权人会被允许将债务人的尸体按欠债的数额切成若干段。然而，罗马统治者像希腊和巴比伦的统治者一样，意识到了保护债务人的重要性。他们开设了公共监狱，为债务偿付设置了4个月的宽限期，并最终彻底废除了债务拘禁。
但是，债务拘禁流传了下来。在18世纪的英格兰，许多债务人都被关押在伦敦的弗利特债务监狱或是马夏尔西债务监狱，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曾经提及过后者。在弗利特债务监狱中，有一位债务人是一名贸易商，仅仅因为遭遇了一个坏年景就不得不锒铛狱。
他被从监号中拖出来，扔在户外面对恶劣的天气。尽管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了，这位贸易商仍然遭到监狱看守的殴打和虐待。第二天，看守用烙铁烫他的腿，以此来折磨他。贸易商要求向法庭提出控诉，抗议如此残酷的惩罚，结果他被带到了地牢里，等待他的是更多的烙铁。他被折磨了3个星期，几乎失明。在上演了无数惨无人道的戏码之后，英国议会终于在1869年通过了法案，废止了债务监狱。
许多从英格兰逃到美洲的人都是为了躲避债权人。然而，在美洲殖民地也存在着债务监狱，这些监狱也是殖民者们共同厌恶的对象。开拓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威廉·佩恩和资助美国独立战争的金融家罗伯特·莫里斯都曾经进过债务监狱。我的家乡佐治亚州，最初就是作为欠债者的避风港而形成的。佐治亚州的创建者詹姆斯·奥格尔索普的一位朋友就是在一所债务监狱中死于天花，因而他极其厌恶债务监狱。他创建了佐治亚定居点，将这里建成了一个欠债者的避难场所，并最终获得了英王乔治二世的批准，成立了佐治亚殖民地。尽管人们一直在试图取消债务拘禁，但这种行为延续了下去。在1830年，有至少1万人关押在纽约的各个债务监狱中。通常，债务的额度都非常小。在费城，有30个被关押在债务监狱中的人，一共才欠了不到1美元。每5个被关押在债务监狱中的人里，就有一个人遭遇过暴力对待。最终在1833年，联邦政府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废除了债务监狱。
受到国家支持的债务奴役和债务监狱已经没落了。然而，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即便到了今天，在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依然由数以百万计的像拉朱一样的人在为了偿还债务而劳作着，身陷十分困难的境地。有时，这些人甚至是在偿还他们已故的先人所欠下的债务。
债务的阴暗面并非只局限在新兴世界。在美国，仍然有几个州将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关进狱中。从2010年至今，至少有5 000份相关的许可被签发。2011年，仍然有美国公民因为无法偿清贷款而入狱。在金融危机期间，讨债公司对债务人诉诸了严酷的措施。一位女士因为汽车消声器出了故障被警察勒令靠边停车，随后遭到逮捕，因为她此前未能出庭解释为何拖欠了730美元的医疗费，而她根本不知道讨债公司向法庭提起了诉讼。金融债务工具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具有可交易性，但是在汉谟拉比的时代之前就已笼罩世界的债务的阴暗面，至今仍然没有离去。
从精神到物质
本书的第一部分旨在为接下来的章节提供知识基础。通过对货币演化角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交换对一切生命体而言都至关重要。最初被交换的是食物，这是生命体为了存活下来所必需的。随着人类具有了进行象征性思维的能力，人们开始交换更具耐久性的物品。第四章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讨货币的商品形态。
通过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货币，我们发现债务是我们最重要的流通物。并非所有交易都是立即完成的。我们会相互帮助，也会记得谁欠我们的情。而经济债务的出现要早于铸币数千年之久。因此，货币并不一定是一种商品。我们可以交易某种并不具备内在价值的物品，因为这样的物品仍然可以充当价值的象征。第五章将沿着这一思路继续下去，探讨货币是如何由其发行者（通常是政府）设定为一种价值象征的。
从科隆群岛到特罗布里恩群岛，我的货币之旅从理解这一理念的根源开始。不论对货币的使用是源自遗传、神经刺激，还是文化传统，我们究竟为何进行交换依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现在到了从讨论为什么过渡到讨论什么的时候了，即从货币的头脑过渡到货币的躯干，去看看货币看起来和触摸起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尽管货币的形态不断变化，但它始终是一种价值的象征。
[1] 1品脱≈473毫升。——编者注
[2] 刘易斯与克拉克的远征： 1804~1806年，由美国陆军刘易斯上尉和克拉克少尉领队的一支小型探险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跨越北美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 ——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