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又硬又重：硬货币简史
黄金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
—歌德
人们都希望有某种本身既有用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为买卖余物及购取所缺物品的中介货物。人们发现铁、银以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
—亚里士多德
毫无疑问，人们更愿意拥有金币，而不是拥有其他物品。
—西尔维奥·格塞尔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有人在操场上对我说，如果我挖得足够深，我就能一直挖到中国去。这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件事可能：如果你在我所居住的纽约挖得足够深，你也许能挖到金子。
从地面向下86英尺到曼哈顿的基岩之上，穿过一道90吨重的大门，我们就来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这里储存的黄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多：53万块金砖，总重达6700吨之多。早在许多年前我就听说过这个金库，但我一直心存怀疑：真的有这么一个金库吗？为什么要把黄金存放在一个面临潜在恐怖袭击威胁的城市呢？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储存这么原始、古老的金属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申请参加了一次金库的公众开放参观，坐上地铁4号线来到了华尔街。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大楼如此之大，你几乎无法一眼看到它的全貌。这座22层高的大楼受文艺复兴时期宫殿设计的启发，采用了大量的石雕工艺和黑铁大门，传递出权力与威严之感。但是，它还是躲在了周遭大厦的阴影之中。一名挎着自动枪支的安保人员在名单上核对着我的名字。我穿过金属探测器，看到一位穿着海军细条纹西装、打着海蓝色领带、打扮整齐的引导员在等候着我。乘着拥挤的电梯，他引领我来到了金库。我走过十几个小房间和一处为游客准备的展览，终于看到了它：金黄、闪亮、沉甸甸。金砖，数不清的金砖，堆放在一个个浅蓝色隔间里，绵延的长度相当于半个橄榄球场。整个金库里弥漫着金属长时间密闭存放的那股陈腐味道。有的金砖看上去像是长方形的砖块，长7英寸，宽3英寸多，厚度则差不多有2英寸。1986年之后制造的金砖则是梯形的。每块金砖重达28磅[1]，但因为其密度之大，给人的感觉仿佛有这个数字的两倍重。每块金砖上都刻着它的纯度和编号。这里有一台古老而巨大的秤，最低可以测量出1/100盎司[2]的重量，最高则可以测量640磅的重量。它提醒着我们在贮存、称量和移动这些金砖时所要经过的机械化流程。在搬运金砖时，工人们需要在鞋上套上防护性的金属罩。带着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我来到了金库的内部。我可以证实：是的，它真的存在。
接着，我们来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纽约储存黄金。这基本上要归结于历史原因。这个金库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后来成了安全而受欢迎的储存全世界黄金的场所，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在我来到这座金库的时候，这里所有黄金的总价值超过了3500亿美元，占全世界黄金总量的25%。然而，美联储却并不占有这里的一块黄金。这些黄金属于其他实体，比如各国政府、外国的中央银行以及国际组织。尽管纽约不断面临着灾祸的威胁，这座金库却坚不可摧：这里没有计算机，因此不会受到网络攻击，而大门则既具有气密性，也具有水密性。针对美联储的抢劫企图没有一次能够成功，除了电影《虎胆龙威3》里面的那次。如果有人试图行窃，那么那些在二楼射击场练习枪法的神枪手们可以很快终止这一行径。
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储存黄金。简单的回答是因为金子很有价值，而且数量不多。如果你把全世界已知的所有黄金都堆放在555英尺高的华盛顿纪念碑里，那么这些金子只能填满那座方尖石塔的1/3。但是，稀缺性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黄金有其特殊性。并不是什么金属都能被放在一座巨大而坚固、经过特别设计的大门后面严加看管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来到纽约市另外一个机构来寻找答案。我再次乘上了地铁，来到了公共图书馆。
从文明萌发起，就一直有一个问题萦绕着货币：货币究竟应当是硬货币还是软货币？如果把这个问题再延伸一点，那么就是货币到底是一种有其内在价值的物品，还是一种本无价值、仅仅代表其他物品的价值的东西？如果用物质化的形态来说，就是货币到底应当是金币，还是纸币？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提问人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人们或者统治者认为何种情况是可以被接受的。其实这两种答案都对，前提是流通的货币仍是价值的象征物。不要忘了，我们的大脑有神经可塑性，它可以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更新旧的知识。最终，社会大脑，即社会的“超级大脑”将决定究竟什么东西可以充当流通物发挥作用，比如，阿兹特克人曾经使用过的可可豆以及曾经在挪威流通过的黄油。
货币曾经有许多种形式。为了回答货币究竟应当是“硬”的还是“软”的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观点，分别是货币金属论（Metallism）和货币名目论（Chartalism）。这两种观点值得探讨，因为它们可以为我们理解货币的历史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命名了这两个词语。今天，这两个词语已经不大常用了，但它们简明易记，而且可以准确地表达出其内在含义。这两种流派的主要分歧在于，货币的价值源泉究竟是什么。货币金属论假定货币的价值来自其内在价值，即商品的市场价格。这种商品通常是金属，但未必一定是金属。白银、黄金和诸如大麦和粮食之类的商品都曾经作为流通物使用，因为它们都具有由市场决定的内在价值。在主张货币金属论的人看来，只要纸币是基于金属或某种具有内在价值的其他物品，那么纸币也可以作为货币流通。
例如，在一个实行金本位的经济体中，货币可以按一个固定的比率兑换成黄金。由于硬货币的供给量是固定的，因此任何人，特别是政府都难以创造出更多的货币，并调节总货币供应量。
货币名目论一词源自拉丁文charta，意为票、券。货币名目论认为，货币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在这一理论中，货币是“软”的，是一种非商品的象征。一美元的纸币仅仅是一张没有内在价值的纸，是国家创造了货币和它的使用价值。美元是由一家权威机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创造出来的。通过用美元征税、收罚款、收费，国家创造出了对货币的巨大需求。由于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支付这些款项，因而必须使用美元来完成购物和交易。国家还可以立法规定法定货币。例如，美国《1965年铸币法案》规定：“美国的铸币和货币（包括联邦储备券、流通中的联邦储备银行券和国民银行券）为支付所有债务、公共收费、税收和应缴款项的法定货币。”此外，由于软货币的制造成本很低，发行者可以很容易地调节其供应量，伪造货币者有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的拥护者对货币的起源有着不同的见解，正是这一不同引发了亚当·斯密与阿尔弗雷德·米切尔–英尼斯的分歧。货币金属论者认为，是货币取代了以物易物。因此货币是私人市场的产物，政府仅仅是确认了市场上所形成的货币。货币名目论者则相信，债务或信贷体系是货币的前身：货币制度于公元前630年出现于吕底亚王国，而有证据表明，早在此之前数千年，有息债务就已经出现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分歧：货币金属论–货币名目论，金属–信用，市场–政府，硬–软。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依赖于没有金属支撑的软货币，因此看上去是货币名目论取得了胜利。然而，在经济理论中，货币与金属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许多有着深远影响的经济思想家都持有货币金属论的观点，其中包括约翰·洛克、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马克思。
我将在本章中讨论硬货币，在下一章讨论软货币。我将“硬货币”定义为由贵金属制成的钱币，以及由贵金属支撑的纸币。
的确，在人们发明货币制度——马克思的货币交换公式C→M→C中的M之前，曾经有一些商品发挥过货币的作用。经济史学家将C→C交换中的商品称作“原始货币”。诸如大麦和宝石之类的原始货币，通常还会有其他用途，比如食用（大麦）和装饰（宝石）。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19世纪，西方探险家们在太平洋上的雅浦岛上发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货币。人们发现了一种叫作“费”的货币，这是一种笨重的圆形石灰岩，直径可达4米。当地人用竹子做的小船把这些巨石从400多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过来。在雅浦岛上有一个民间传说。曾经，有一块非常巨大的费在运输途中沉入了海底。尽管这块石头沉在了海底，但人们最终同意它仍然可以代表其拥有者的财富，并且可以用来购买东西。作为一种货币，费十分笨重，也十分罕见，但它仍然是一种价值储存和促成交换的工具——只不过人们不会真的一手交“费”一手交货罢了。
我们今天使用的一些有关货币的词汇就起源于原始货币。资本（capital）和牛（cattle）起源自拉丁文“caput”，意为“头”。曾经一个人拥有的牛头的数量就代表了他的富裕程度。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士兵们会领到一份盐作为报酬，这份盐被称作“salarium”，即薪水（salary）这个词的起源。18世纪，在美国的边疆地区，鹿皮（buckskin）曾经作为一种货币流通，因此美国人至今还会把美元称作“buck”。原始货币通常不是由国家或者权威机构发行的，也没有正式公布的固定价值。较之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货币，原始货币是一种非正式的交换工具。
金属硬币的发展使得货币变得更加便于使用。硬币体积小，而且权威机构最终规定了硬币的价值。硬币促进了人类协作的进行，或者套用奥菲克的话来说，硬币是交换这一演化推动因素的一种产物。如同旧石器时代的手斧在数千年的岁月中逐渐改进一样，硬币也在持续不断地改进，以使交易可以更加便捷高效地进行下去。从用锤子进行打制到自动化按压，铸币技术不断进步。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铸币工匠会用融化的金属铸成尺寸相对比较标准的金属圆片，再进行手工打制。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铸币工匠会把金属板裁成一个个圆形，再将其置于一个模子之中，用锤子击打。到了16世纪的法国，人们开始使用螺旋压片技术。人们在由马匹或水力驱动的轧钢厂将金属变得平整，再进行裁剪。随后，人们把金属片置于一个模子之中，再使用巨大的螺旋压力机制成硬币。19世纪，又开始使用蒸汽动力的机械。
随着铸币技术的进步，硬币上的符号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的文明与艺术水平都远离了曾经的山洞，我们开始把各式各样、带有多种含义的符号装饰在硬币上。权威机构雇用能工巧匠，设计出复杂的符号以促进国家认同感的萌发。硬币还可以用来传播发行者的文化。入侵别国的军队不可能带着自己的建筑和神庙出征，但他们可以带着装饰有这些建筑形象的硬币。硬币上的艺术作品可以讲述一个故事。到后来，硬币上开始出现国王或女王的形象，成了国家和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从原始货币到硬货币的进程不是一夕之功。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它的故事要从文明的摇篮期说起。
白银文明
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有包括蔬菜、牛和绵羊在内的多种商品发挥着原始货币的作用。这些有价值的物品，归根结底都是能量的来源，而能量可以增加人类存活下来的机会。因此，它们也都变成了交换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具有耐久性、不易损坏的物品开始充当原始货币。如同旧石器时代一样，手斧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也成了一种具有货币功能的物品，随后斧子就变成了货币的象征。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舍客勒原本是一种重量单位。在苏美尔人的文字中，人们用象征斧头的符号来表示舍客勒这一概念。被称作bullae的陶制品也可能曾被当作原始货币使用。这些陶制球体就好像小猪存钱罐一样，里面装着刻上了数字的陶币，这些陶币可以用于交易。
白银和麦子是最常见的原始货币。这两种商品，尤其是白银，似乎很符合货币的传统定义：交换媒介、计量单位以及价值储藏的手段。
白银和麦子可以作为交换媒介支付给工人做工资。公元前两个千年期间流传至今的文件显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是1/4蒲式耳[3]的麦子。租卖协议则用白银作为标价单位，商人们会给银条称重，然后进行交易。
为了方便进行小额交易，一些银条被做成重量相近的银锭、螺旋形的银圈或是银环。每个银环的价值从1~10舍客勒不等，可以很容易地从银圈上取下来。1舍客勒的白银的重量与25美分硬币相仿，大约为1盎司的30%。
账目可以显示出白银作为会计计量单位的功能：出入的货物都经过了称重，再用白银来表示它们的价值。账目余额同样用白银来计量。由于白银很稀有，所以很多奴隶、房产或其他货物的交易并没有使用白银进行交割，但是其价格仍然用白银来计量，这表明当时的货币制度是银本位。
作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白银可以保值。美索不达米亚并不盛产白银，大部分白银都是从周边地区进口的，比如已知的矿床分布较多的托鲁斯山脉。由于数量稀少，白银成了一种很受人们珍视的物品，很多人会把白银收藏起来供未来使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出产大麦。大麦的价值会伴随着收获周期而波动。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市场经济萌芽的必备要素已经齐全了：白银和大麦充当原始货币、有效的信用体系以及类似图冉伊里这样的商人。然而，在这个经济体系中发挥资源重分配作用的并不是高度分散的市场，而是君主和宗教权威机构。他们会搜集食物和其他物品，再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重新分配这些资源，仿佛在进行一场古代的赠礼节一样。
他们还负责管理货币事务。神庙、皇宫和其他公共机构不仅像中央银行一样调节着利率，还规定白银的重量。它们保管着做成鸭子和狮子形状的砝码，这些砝码用来判断白银的成色。它们还储藏着大量的银条。“白银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物质，象征着王权、财富和权力；大量没有被存放进国库的白银可以被当作货币来使用。”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员如此写道。
权威机构通过发布法律来增加对白银的需求。例如，在埃伊努那城，人们发现了一条古代的法律，其中规定了1舍客勒白银可以兑换的9种常见商品的重量或数量。一升半的猪油价值1舍客勒的白银。罚款也用白银来计价：打别人的耳光罚款10舍客勒，打别人的脸罚款60舍客勒，也就是1弥那。
货币金属论者和货币名目论者都在这一古老文明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证据。货币金属论者认为，权威机构只会支持那些已经由非正式市场确定了的货币。无论政府是否确立白银的权威性，白银都是一种颇有价值的物品。货币名目论者则断言，通过确定用白银来征收罚款，政府创造出了对白银的需求。接着，人们以白银和大麦的形式来借贷，从而增加了对白银和大麦的需求。换句话说，原始货币就是用来借贷和还债的工具。
尽管人们对货币的起源仍然争论不休，但大多数人都认同是哪些物品在作为货币流通着。珍贵而耐久的金属开始越来越多地取代可以食用的商品成为最主要的原始货币。这样的情形不仅仅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家，也同样发生在尼罗河畔的村庄之间。
像埃及人那样去称重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在蜿蜒的尼罗河畔的沙漠与山岭之间崛起了一片文明的绿洲。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带来了矿物质和有机质以及肥沃的土地。小麦和大麦等作物蓬勃生长，并被用作支付一般劳务的原始货币。这些粮食变成了面包和啤酒，构成了埃及人的饮食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古埃及的啤酒看上去跟现在的窖藏啤酒颜色不同，也不是口感温和的液体，更像是一种有益健康的汤，有时还浸泡着当地的一些植物。很多墓画上都表现了制作啤酒和面包的复杂过程，这说明它们是无处不在的商品。
埃及人甚至还制作了面包状的代币，来表示分配面包的份额，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代币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在努比亚地区的埃及堡垒中发现的木质代币，其直径大约有20厘米，其外表的形状如同各式各样的面包。其上还有象形文字，表明其所代表的面包和小麦的数量。
尽管历史学家并不清楚人们是否会大规模地使用它们进行交易，但代币上面的刻痕可能是个人对面包份额价值的记录。这样一来，如果人们对所分配的份额的价值产生了分歧，就可以以此作为证物。一个工人的标准配额是10块面包和可以装满2个陶罐的啤酒。在神庙和宫殿里工作的高级官员可以得到更多的配额。如果要进行诸如将100块面包分配给10个人这样的份额计算，人们就需要用到分数，而据说正是埃及人发明了分数。
面包和啤酒成了完成工作后的支付手段。但正如埃及学家罗莎莉·戴维在《探寻古埃及文明》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小麦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还在公元前16世纪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账目单位，就像其他一些商品一样。埃及人会从周边的文明社会那里交换来白银、香料和铜。伴随着新产品的流入，人们需要确立一种衡量标准，用来衡量和估算其他物品。小麦首先成了这种衡量标准。如果两种用来交换的物品之间存在价值差异，人们就可以用一定数量的小麦来消除这种差异。
到了公元前1580年，白银、黄金和铜也都成了衡量标准。埃及人创造了一些特殊的单位来计量这些金属：1德本相当于91克，1吉特相当于1/10德本。这些金属用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促成交易的进行，而金属本身很少在人们之间进行交换。有的墓画上画着官员使用坐狮形象的固定重量的砝码来称量1德本重的金属。但由于埃及经济中的交易大多是非正式的、发生在乡间的交易，因此这一计算体系可能并不盛行。不管怎么说，商人们还是会带着砝码四处旅行，因为如此他们就可以更方便地进行交易了。与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一样，埃及的金属也被熔成了更小的锭和环。
精确称量贵金属说明埃及人认为贵金属有其内在价值。在古埃及的语言中，白银（hedj）一词可能还意为“货币”。白银从其他国家进口而来，在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比黄金还要宝贵。埃及人还在他们的土地上寻找着更多的宝贵物质：铜、锡、条纹大理石。许多法老都曾经为了得到劳动力而发动军事行动，因为周边地区的矿上有时会需要数以万计的劳工。
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萨胡拉法老派人去了有着“神之土地”之称的庞特。他们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没药（ntyw）和多种金属。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在公元前12世纪，拉美西斯三世“建造了巨大的运输船……满载着数不清的埃及物品……他们一路畅行无阻，安全而受人尊敬地来到了庞特”。但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庞特一直都是一个谜团，因为考古学家一直无法确定它的位置。
他们曾经调查过努比亚地区。这是一片在埃及以南、由尼罗河水冲击而成的土地。埃及人曾经在此开采黄金。在古埃及文字中，黄金是“nbw”，其源头或许就是地名努比亚（nubia）。有时，埃及人需要用黄金来缴纳税金，黄金随后会被储存在国库之中，而国库是最重要的神庙的一部分。法老的官员们会仔细记录、计量、称量缴纳来的黄金，再把其中一些黄金交给工匠，由他们将黄金制作成首饰、面具以及其他装饰物。用贵金属制成的首饰不仅仅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更被认为具有魔力，可以保护人们免遭邪恶的侵袭。法老们希望可以用这些首饰陪伴自己下葬，从而使自己在死后的世界也可以戴着这些首饰，并得到它们的保护。
当然，法老们也很喜欢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被大量的财富包围。理论上说，埃及法老拥有一切，包括所有面包、啤酒和黄金。法老主宰着集中化的经济，将土地分配给朋友和亲人，使他们变成有权势的地主。就像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埃及的神庙也是积聚财富的中心，有的控制着几乎10万平民、50万头牛和数以百计的果园。
中间阶层由商人、军人、工匠和抄书吏组成。要想理解货币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群就是抄书吏。在埃及人中，只有不超过5%的人识字，其中很多人就是抄书吏。他们使用纸莎草纸记录下税收、谷仓检查和商业贸易的情况，在这些活动中都会用到贵金属。但格雷伯说，很难找到关于有息借贷的记录，这或许是因为从考古学角度讲，纸莎草纸不像铸币那么容易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经济史学家仍然可以通过研究较晚的埃及硬币了解发行这些货币的社会。一枚金币展示了文化的融合：金币的一面是象形文字，另一面则是一匹希腊风格的马。这枚金币很有可能出自内克塔内布二世时期。内克塔内布二世是埃及最后的法老之一，于公元前359年掌权。这枚金币体现出埃及正在受到希腊的影响。然而，金属铸币并不是在埃及发明的。
吕底亚的铸币术
大约在公元前700年，迈尔姆纳德王朝统治下的吕底亚王国崛起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海岸。这里曾被称作安纳托利亚，现在则属于土耳其。由于没有留下太多的考古学资料，吕底亚王国本有可能沦为历史上的一个小注脚。然而，人们却在这里发现了几处囤积的硬币。
此外，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还曾这样写道：“吕底亚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并没有太多可供历史学家书写的奇迹，除了从山上冲刷而下的金砂。”他所暗指的就是这个王国的财富—这个西方世界中第一个发明货币制度的国家。
吕底亚的财富来自于3个源头：贡品、自然资源、钱币。吕底亚的国王征服了数个伊奥尼亚和希腊城邦，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贡品，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吕底亚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据传说，弗里吉亚的国王弥达斯曾在帕克托罗斯河中沐浴，以去除自己点石成金的能力，结果在河水里留下了金子。然而，在距离帕克托罗斯河与赫尔姆斯河不远的特摩罗斯却出产着另一种金属。希罗多德将这种金属称作“白金”。实际上，它是一种金和银的合金，被称作琥珀金（electrum），该词源来自希腊，意为琥珀。
如同黄金和白银一样，最初用于交易的琥珀金也被制作成条状。但是，由于琥珀金中金和银的含量比例不确定，因此很难判定琥珀金的价值。后来，琥珀金从条状被改为制作成更小也更易于携带的块状，最后被做成了硬币。考古学家在位于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遗址中发现了90多枚琥珀金硬币。考古学家估计这些硬币制作于公元前630年左右。这些硬币的繁复程度各异，有的只是没有任何标记的金属块，有的则是有着狮子形象的扁平硬币。正如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会被精细地加工一样，人们也设法让硬币变得更方便使用。很快，人们就不需要再用砝码来称量硬币的重量了。琥珀金硬币的重量被规定为14.15克，其面值也被公布。硬币逐渐变成了人们衡量一切其他商品的新标准。
收藏家们在鉴定硬币时，通常依据的是其金属成分和硬币上的图案。许多硬币的面值高于其金属成分的内在价值，最多可以高出20%。出产自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琥珀金包含70%~90%的金，而吕底亚硬币中的含金量要低一些，只有50%左右。这是因为吕底亚人有着娴熟的金属制造工艺，可以降低硬币中的含金量，同时也相当于征了一笔铸币税，即通过发行货币获利。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从货币的面值与贵金属的实际市场价值之间的差价中获取利润。征收铸币税的一个理由是，制造硬币的过程可能创造了一种增值，因而使其获得了更高的面值。铸币税的存在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历史上的货币发行者热衷于通过生产货币来掌控货币价值。铸币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因此即便是今天，仍然有很多政府会设法获取铸币税。
货币上的形象可以让我们看出是谁发行了货币：商人、银行家、贵族或君主。来自这一时期的一枚硬币上写着一句希腊文：“我代表法涅斯。”人们还曾发现过写着“KALIL”和“VALVEL”字样的硬币。这些文字可能表示了发行这些货币的人或者铸币厂的名称。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吕底亚首都萨第斯的铸币厂可能生产了最多的硬币。
可能来自古代吕底亚的硬币有着数百种样式，其上描绘的形象包括野猪、马匹、海豚，乃至怪物。这些形象可以用来区分硬币的发行者。由吕底亚国王发行的硬币上通常有狮子的头或爪的标志。人们先在模子上刻出这些标志，再把模子放在一块琥珀金上，然后用锤子打制，在硬币上留下标志。
吕底亚的最后一位国王克洛伊斯于公元前560~前547年在位，正是他发行了纯银和纯金、带有狮子和公牛标记的钱币。克洛伊斯的钱币标志着复本位制的开端，即两种金属都为货币，且在两种金属之间设置固定的价值比率的货币制度。根据《希腊罗马货币牛津指南》一书的说法，在克洛伊斯统治期间，黄金和白银之间的兑换比率为1克黄金兑换13.3克白银，或1克黄金兑换10克琥珀金。他发行的金币重8.1克，要比之前发行的琥珀金币更轻。
货币制度的发展使得吕底亚变成了一个更加富有的王国，克洛伊斯本人也以极其富有而闻名。在英语中，我们偶尔还会听到“像克洛伊斯一样富有”的说法。他挥金如土，把大量的琥珀金和黄金送给了神谕所。他热切地询问神，如果与波斯人开战会有怎样的结果。神却给出一个神秘莫测的回答，告诉他一个显赫的帝国将会覆灭。克洛伊斯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于是对波斯人发动了进攻，结果一败涂地。
吕底亚王国终结了，但货币制度在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方，乃至印度和中国繁荣发展。古典学教授戴维·夏普斯认为，吕底亚、印度和中国制造的硬币看起来并不一样，并且采用了不同的技术。印度的钱币是不匀称的，为了确保钱币的重量符合标准，它们的边缘会被切掉。印度的钱币上还会有几个冲压的痕迹，表明它们是在铸币厂里制造出来的。中国的钱币用青铜制成，会做成铲子、圆盘或刀的形状。有的钱币上还有孔，因此可以用绳子把钱串在一起。
我们很难弄清楚这些文明究竟是自己发明了货币还是通过贸易活动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响。就连夏普斯对此也不能确定：吕底亚、印度和中国有可能各自独立地发明了货币制度。即便不是如此，那么它们也一定各自独立地发展了对货币的使用。这三个文明发明货币制度的背后可能有着互不相关的原因，且相互之间也没有对彼此产生过任何影响。但是，我们肯定有必要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这三个将货币制度发展成一种站得住脚而又实用的革新的地方，一定有某些相似的条件在发挥作用。
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独力发展了货币制度。他们指出，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摩亨朱达罗文明的遗迹中发现了带有楔形文字的银币，这表明当地人民可能曾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交易。成文于公元前1500年的古印度文献《梨俱吠陀》中曾经提到了黄金货币，有些人认为这种货币是当时的印度地区所独有的。然而，也有人认为货币制度是在阿契美尼德人入侵或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希腊帝国东征时期带到印度的。
猫头鹰钱币带来的民主
在吕底亚人和希腊人之间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克洛伊斯曾经与斯巴达人结成联盟，还曾经和平地将多个希腊城邦纳入自己的王国治下。吕底亚字母就源自希腊字母。在吕底亚发现的一些手工艺品，比如瓶子与碗，都采用了希腊式的设计。克洛伊斯的钱币也很有可能是由希腊雕工设计的。
大部分希腊钱币是银质的。希腊人可以从友邦的贡品中得到白银，此外还可以从仅仅25英里之外的劳里昂银矿中得到大量的白银。在劳里昂银矿的鼎盛时期，大约有3万名奴隶在2000多个矿井中劳作。
大约在公元前546年，希腊人就开始在雅典生产钱币了。当时的雅典在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之下，他急需资金为雇佣军支付薪酬，以及为他野心勃勃的建筑计划提供经济支持。当时货币的计量单位是德拉克马，源自希腊文“紧握”一词，最初用来衡量谷物或金属条之类的原始货币。1德拉克马相当于6欧包，欧包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烤肉叉”一词。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人会在献礼和牺牲典礼上使用铁叉。铁叉交易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的生存还很依赖于食物的烹制和分享。1德拉克马相当于4.32克白银，而1欧包则重0.72克。此外，希腊人还发行过价值更高的钱币。例如，常用的四德拉克马相当于4个德拉克马，重17.28克。十德拉克马相当于10个德拉克马，是面额最大的钱币，但这种钱币的发行量很有限。
人们一共发现过14种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发行的钱币。从马匹到轮子，钱币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这说明这些钱币是由不同的主体发行的。其中，有猫头鹰图案的钱币最为出名，因为它最为持久。在银矿枯竭之前，猫头鹰图案的银币连续发行了好几百年。公元前525年，在四德拉克马银币的正面加上了类似于美杜莎的蛇发女妖的形象，这一形象与雅典娜有关。几年之后，蛇发女妖的形象被雅典娜的形象取代，银币背面的形象则是雅典娜的圣物——猫头鹰。大部分猫头鹰银币由雅典的铸币厂制作。雅典的铸币厂紧邻着广场集市。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封锁了前往劳里昂银矿的道路，雅典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白银供给。于是，雅典人从雅典卫城的奈基雕像上取下黄金，制成金币。由于贵金属供给越发紧张，雅典只好发行了用青铜镀银的猫头鹰钱币。随着可供使用的金属材料越来越少，雅典还发行了更低面值的猫头鹰钱币。
除了国家主动降低钱币质量的行为之外，还出现了假冒的猫头鹰钱币。雅典禁止不在其绝对控制之下的城市发行猫头鹰钱币。但这条禁令没有得到完全遵守，于是雅典只好派人到诸如埃及这样遥远的地区去确保法律的施行，并对违法者处以1万德拉克马的罚款。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国崛起之后，猫头鹰钱币被带有海格力斯和宙斯形象的钱币取代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还取代了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0年左右发行并在整个波斯帝国内流通的纯金的大流克。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在从马其顿到埃及的各个地方设立了至少20个铸币厂。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开始跨国流通，并扩展了他在所经地区的影响力。他所铸造的金币是在英国发现的最早的古钱币之一。
然而在公元前3世纪，猫头鹰钱币又在雅典复活了。钱币上刻有负责发行货币的雅典官员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以及发行月份。经济史学家彼得·范·阿尔芬写道，在公元前42年进行的旨在为朱利乌斯·恺撒复仇的腓力比战役结束之后，猫头鹰钱币的生产停止了，因为罗马成为统治者。罗马硬币成了整个疆域内通行的货币。
根据他们的货币理论，货币金属论者认为猫头鹰钱币是由贵金属制成的，因此有其内在价值，政权只是为已经在发挥货币作用的事物加以合法授权而已。货币名目论者承认了猫头鹰钱币的内在价值：如果没有铸成它们的那些贱金属，它们本身将毫无价值。但是铸币税的存在表明，钱币的价值不仅来自于铸成它们所用的金属。额外的价值来自于发行猫头鹰钱币并强制使其成为可被接受的支付手段。雅典发布了指导文件，告诉大家在阿哥拉，哪些钱币是可以被接受的。雅典禁止伪造的猫头鹰钱币的流通，这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货币价值的最主要来源是人们对货币的信心。人们必须要相信这些钱币是真正的法定货币。如果人们普遍对钱币的合法性心存怀疑，那么市场中就会人心惶惶，甚至引发货币危机乃至权力的动摇。
此外，政府的开支导致多余的钱币进入了流通环节。据估算，在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大约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钱币，使得钱币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进行大批量生产的物品之一。此时恰逢雅典在公元前480年左右为迎击波斯人而组建舰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等武装冲突期间，国家需要钱币来支付士兵们的军饷。国家还为修建帕特农神庙花掉了至少16000德拉克马。雅典还需要为陪审员和参加公民大会商讨国家大事的公民承担开支。就连公民到剧场里参加宗教活动，国家也要为每个人花上两个欧包。国家的开支把更多的钱送到了人民手中，甚至包括外国人的手中，而这创造了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士兵、工人和公民们逐渐开始把这些小钱币——他们可以移动的财富——带到了阿哥拉，而阿哥拉则变成了雅典生活的中心地带。钱币催生了阿哥拉中的买卖交易。钱币是公民骄傲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法治国家的价值。希腊文中钱币一词“nomisma”与法律“nomos”很相似，最终衍生出了英语中的“numismatics”一词，即钱币学。货币制度刺激了市场活动，带来了更多的货币、人和商品。商人们积极地观察着所销售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情况，并相应地做出价格调整。不经商的人和不识字的人原本要依赖代理商和其他中间人来进行交易，现在则可以自己进行交易。人们不再需要用天平和砝码来衡量基本商品的内在价值（但在阿哥拉仍然还有用于称重体积较大货物的天平）。货币成为一种价值的标准，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价值，其中包括像小麦和大麦这样的商品。而且，诸如时间和劳动这样的无形的概念也可以用货币标准来衡量其价值了。
信贷促进了货币的使用。学者们曾经争论雅典的银行是否不仅仅发挥货币兑换和当铺的作用。银行、商店和神庙都会对外借贷。古典学者爱德华·科恩认为，银行在阿哥拉获得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表明人们意识到了银行在经济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贷款通常以货币形式放出，从而制造了对硬货币的更多的需求。有证据表明，雅典的银行为了方便交易活动而发放了大量的信贷，而这为市场带来了更多的货物和活力。比如，香料商人有很多库存，所以要依赖银行贷款来进行周转。银行还会向采矿者发放贷款，支持他们获取开采权和进行军事活动。科恩认为，最多的贷款发放给了船只，并且用船只的货物做抵押。信贷在雅典十分发达，雅典成为一个依赖于货币的经济体。如果不和货币打交道，财富的转移就会变得十分困难。通行费、海关关税和租金也大部分用货币支付。
硬币不仅塑造了阿哥拉，同时也创造了更庞大的雅典社会。硬币的出现有让社会民主化的作用，从而使人们不再依赖自上而下的再分配体系。在原本的体系中，人们需要依赖于中央政权、贵族甚至繁杂的家族关系网络。货币塑造了一个人们彼此依赖的关系网，其中不再包含礼物经济中那种由感恩之情而引发的责任义务。人类学家杰克·韦瑟福德在《货币史》一书中写道，可能正是货币的出现促进了民主制度。除了取消债务的改革之外，雅典的领导者梭伦还扩大了公职人员的从业资格范畴。个人拥有的财富数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不再单纯考察一个人是否出身于贵族家庭。
雅典人表现出了出色的商业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把雅典看作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体，那么未免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扭曲了历史真相。不仅如此，如果把货币制度当成自由化改革的唯一驱动因素，也未免有失偏颇。利奥波德·米吉欧特在《希腊城邦的经济》一书中写道，人口构成的变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交通路线的改进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管怎么说，货币都是一种民主化的力量。
一些著名的希腊哲学家持不同观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和市场心存疑虑。他们曾探讨过货币的多种形式，这也使得一些学者相信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都是出自他们的哲学思想。柏拉图认为，货币助长了贪婪和腐败，并想要禁绝黄金和白银的使用。柏拉图觉得，贸易和零售业会“让人们惯于欺骗，在公民之间播下猜疑的种子”。他主张对市场施加严格的管制。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货币金属论者。
那么，难道他是一个货币名目论者吗？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似乎这样认为，他将柏拉图视为货币名目论的“已知的最早的倡议者”。然而，这种观点或许又是在鲁莽地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待过去的问题。柏拉图确实区分了符号货币和他所谓的真正的货币，即现代人所说的软货币和硬货币。他说，国家发行了符号货币，并决定其形状和初始价值。因此，符号货币只能在这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通行，而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的货币，也就是硬货币，是市场决定的流通物，可以出口到外国，并在与外国人的交易中使用。毫无疑问，柏拉图一定会对美元的作用感到惊讶：美元是一种符号货币，但是100美元的纸币却散布全世界，并在其他的主权国家（比如巴拿马）里被当作官方支付手段。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少在历史上，货币是有用又便于携带的货物，可以作为买卖余物及购买所缺物品的中介货物，人们发现铁、银以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熊彼特将亚里士多德视为货币金属论的鼻祖，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代经济学家。然而，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亚里士多德是不是货币金属论者。他认为，货币是人造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其“存在应当归功于法律，而非自然本质……人类可以改变货币，也可以宣布货币无效”。他认为政府和法律是决定货币形态的关键因素。如果法律发生了变化，那么货币的形态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按照这样的逻辑，货币既可以是软货币，也可以是硬货币。
亚里士多德对市场的分析要比他的老师柏拉图更温和，也更实事求是。但他们在货币对道德的影响方面的看法却很相似。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促成了不同形式的交换。他认为，人们最终会只带着货币来到市场，像一个奸诈的投机商一样购买商品，再用更高的价格把商品卖掉。亚里士多德斥责这样的交易是违背自然的，因为这“只是人们在从彼此身上得到东西而已”。他还谴责了高利贷行为，称“人们有理由厌恶这种行为……这种至为违背自然的行为”。用钱生钱只会助长一个人无尽的贪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贪婪不是好事。
罗马时代
货币制度在希腊发挥了民主化的作用，但它同样也可以被权威机构当作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在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们为了满足高昂的开销，铸造了更多的货币，增加了货币的供给。与此同时，他们还削减了货币中金属的含量，使货币变得更不值钱，导致了货币贬值。罗马的历史突显了有关硬货币的一个道理：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而操控货币的价值。这个道理甚至在今天依然适用。
罗马大约从公元前300年左右开始铸币。起初，罗马的硬币受到希腊硬币设计的启发，有些甚至就是在邻近的希腊人城镇制造的，以促进贸易的发展。流通的货币包括青铜制的、作为标准货币单位的阿斯，以及银币二德拉克马。标准的兑换率是每个二德拉克马兑换10个阿斯，但制作硬币的金属价值会发生波动。假设白银升值，其价值大大超过了硬币的面值，此时人们就会囤积银币，使其退出流通，而此时价值低于面值的青铜币就成了唯一在国内流通的钱币。这种现象被称作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
在击败了皮洛士和希腊人之后，罗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地位。大约从公元前269年起，罗马开始大规模地铸造自己的货币。生产了最多的罗马货币的铸币厂位于卡匹托尔山的山顶，处于可以有效防御敌人入侵的安全位置。铸币厂邻近女神劝诫者朱诺（Juno Moneta）的神庙，而货币（money）和铸币厂（mint）这两个词汇正源自女神的名字。此外，货币单位也与这座神庙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其他的官方砝码和量具就存放在这座神庙中，比如罗马尺（monetal）。
公元前218年~前201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发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战争期间，由于军事开支需要大量的资源，罗马面临着财政困难。于是，罗马政府决定铸造质量较差的银币，将金属含量从98%的纯银下降到36%。这样一来，尽管每枚银币的价值降低了，但罗马有了更多的银币可以支付给士兵。罗马赢得了战争，成为地区霸主，但罗马的硬货币的价值大幅下降，人们开始囤积具有较高价值的货币。
于是，罗马人决定重新开始。大约在公元前211年，罗马政府推出了新的货币制度，其中包括银币第纳尔和青铜币阿斯。第纳尔一词源自拉丁文，意为“包括10”，1个第纳尔相当于10个阿斯。两者之间的兑换率最终变成了1个第纳尔兑换16个阿斯。这一体系中包括4种几乎为纯银的银币：第纳尔个头最大，重4.5克，价值最高；四分之三第纳尔；半第纳尔；塞斯特斯，即四分之一第纳尔。很多早期的第纳尔系列银币有戴着有翼头盔的女神罗马的形象，以及ROMA的字样。最终，银币上开始出现其他的字样和神的形象。
朱利乌斯·恺撒在罗马货币史上留下了他的印记。恺撒用他从高卢劫掠到的黄金增加了金币奥里斯的流通量。起初，奥里斯并没有被大规模地发行。这些新发行的金币帮助罗马应对了恺撒于公元前49年掌权后的财政危机，当时军事开支需要大量的钱币。恺撒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并且防止人们大量囤积货币。他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复苏。
恺撒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掌权时，面对相似的经济困境：需要更多的货币、深受通货紧缩之苦、经济衰退。利用从埃及劫掠来的战利品，奥古斯都把大把的钱花在公共工程项目和提高福利待遇之上。来自遥远的国度的贵金属被熔炼，然后支付给士兵们。奥古斯都沿袭了恺撒的货币政策，一直疯狂地铸造着新的货币，到公元前10年才停下来。利率从12%下降到了4%，经济得以复苏。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经济政策都取得了成功，并且被后来的罗马领导者引以借鉴。
在奥古斯都的后任者之一尼禄统治期间，经历了公元62年绵延日久的经济不景气以及64年造成更大损失的罗马大火。古典学学者玛丽·桑顿认为，在尼禄的政策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政策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玛丽·桑顿认为，尼禄创造的是“罗马人的新政”。尼禄增加了对公众的食品补贴，并投资运河等公共项目。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增加了政府开支，但他同时也通过其黄金政策和黄金收购方案改变了货币政策的实施，这些政策明确地以美元贬值为目标。尼禄也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他依照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办法，增加了货币的供给，降低了货币的价值。他把第纳尔的价值削减了15%，使其白银含量从97.5%下降到93.5%，并将其重量从3.9克降为3.4克；他还将奥里斯金币的价值下调了10%，使其重量从8克下降到了7.2克。他的举措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大约7%。最终，降低硬货币的品质成了帮助经济走上复苏之路的一种货币政策。
在罗马货币史上，尼禄的统治时期成了一个转折点。货币的内在价值在下降，但罗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贬值后的钱币进行交易。然而，诸如印度之类的外邦却开始拒绝使用这些品质下降了的货币，因此罗马只好出口白银、黄金或是品质没有下降的货币来完成贸易。
罗马城本身并不能生产很多产品，罗马人必须进口，从而造成了贸易赤字，而这给国库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此外，尼禄还意识到他所发行的货币不仅仅是一块铸造好的金属，更是价值的象征和宣传的工具。尼禄早期发行的货币上有他16岁时的肖像和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的肖像。16岁正是尼禄登基时的年龄，而阿格里皮娜则是皇帝背后的掌权者。而尼禄晚期发行的货币上则是他蓄须戴冠的形象，这表明他已经独立。
罗马帝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疆域已经扩展到了中东和北非，占据了超过400万平方英里[4]的土地。罗马夺取的财富不仅仅增加了罗马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罗马的支出。从国外取得的金属被熔炼铸成钱币，以支持迅速发展的军事力量。国家开支的迅速增加支撑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提供给穷人的补助。到了2世纪，罗马每年的预算已经达到了超过2亿第纳尔。然而，挥霍无度的开支最终给经济带来了下行压力。为了应对238年[5]的财政危机而出台的新的货币政策使得第纳尔银币实际上退出了流通，特别是在白银的供给量已经大幅减少的情况下。国家需要更多的货币，因此在214年，罗马创造了另外一种叫作安东尼努斯的货币，以其发行者安东尼努斯的名字命名。劣币驱逐了良币。人们开始囤积内在价值较高的第纳尔，使其实际上退出了流通。囤积货币的行为减少了货币供应量，这迫使罗马政府发行了品质更加低劣的安东尼亚尼。到270年，安东尼努斯银币中只剩下了2.5%的白银。由于货币体系中良币的减少，以物易物和社会债务交易就变得更加频繁。由于货币价值下降，商人只好把商品价格标得更高，最终引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经济的萎靡不振引发了公众的不满，铸币工人在271年还发动了一次罢工。
罗马的经济困境持续了多年。从293~301年，物价每年都要上涨将近23%。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3世纪晚期沿用了尼禄的经济政策。他扩充了军队，修建了更多的道路，实施货币改革，恢复了白银和黄金并行的复本位制。金属条的面值由金银的重量比例来表示。人们又回到了由具有内在价值的金属来充当货币的时代。但是，金属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通货膨胀在持续，劣币依旧在驱逐良币。301年，戴克里先颁布了《限制最高价格法》，限定了包括酒、粮食和衣服在内的1000多种商品的最高价格。但是，这项法令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通货膨胀变得越发猖獗。
学者们一直在思考罗马通货膨胀的起因。插手硬货币的供给和价值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以为硬货币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万能良药的人来说，罗马下调货币品质的经历应当足以让他们三思。
但比起今天软货币的贬值，硬货币的品质下降真是小巫见大巫。美元的背后并没有任何贵金属的支撑。有些人还希望能够回到美元背靠某种金属的时代——那种历经岁月考验却依旧迷人的金属。
金灿灿的物质
多年以前，我曾经在南非下到了地下数百英尺深的金矿里。在电梯井附近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205天无工伤”。几百名工人的头灯在黑洞洞的坑道间闪动。几十辆矿车和牵引车从我身边经过。如此费力的劳作却只能得到很少的一点贵金属。每一吨碎石只能产出几克黄金。但就是这几克黄金仍然会被华尔街的研究员紧密监控，因为他们会根据金矿的生产数据来调整他们的经济预测模型。截至2012年年底，全世界开采出来的黄金大约有17.4万吨，而单单2012年一年的全球钢铁产量就有15亿吨。
黄金并非唯一的稀有金属，但人们对其十分痴迷。沃伦·巴菲特认为人们对黄金的强烈欲望十分奇怪。巴菲特说过一段话，正好把我在非洲的金矿之旅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之旅联系在了一起。巴菲特说：“我们在非洲或是其他地方挖出来黄金，然后把它熔炼掉，再另挖一个洞，把它重新埋起来，花钱请人来守卫这些金子。这些金子没有任何功用。
如果真的有火星人看到这一幕，他们一定会困惑不已。但有些市场策略师会说：“黄金就是金钱。”这种理念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的神经元在很早以前就把黄金和价值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了一起。早期的人类很有可能是被黄金的光泽吸引住了。只有宝石、水和冰等少数几种天然物质能够反光，并发出一种自然的微光。
甚至就连一些动物也会喜欢鲜亮发光的东西。猴子经常会从毫无防备的游客手中抢走手镯和照相机镜头之类的东西，而原产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雄园丁鸟则会煞费苦心地用闪亮多彩的物品构筑鸟巢，有时它们会使用天然的物品，比如水果、石头，有时则会使用一些人造的东西，比如玻璃碎屑、瓶盖、铝箔袋和发圈。漂亮的鸟巢可以吸引雌性配偶。在大自然中，色彩是一种打广告的方式，而黄金的颜色很受人欢迎。
黄金吸引人类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巴比伦人将各种金属与太阳系中的天体联系起来，其中黄金就代表着太阳。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将黄金与太阳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在拉丁文中，“aurora”一词意为“拂晓”，也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而这个单词与表示黄金的单词“aurum”很接近。在元素周期表上，黄金的符号“Au”正是“aurum”的缩写。而英语中的黄金一词“gold”源自于古高地德语中的“gelo”和古英语中的“geolu”，这两个词语的意思是“黄色”。有些人从地下挖金子，有些人则尝试炼金术。早期的炼金术士试图将铜、铁、锡之类的贱金属转化为琥珀金、白银乃至黄金之类的“高贵”金属。由于其目标实在太具野心，因此炼金术士经常会笼罩上一层神秘和神圣的面纱，有时会被视为“有学识的人”或是“有技艺的人”。炼金术“alchemy”这个单词本身就是一个混合体：“Al”来自阿拉伯语，“chemy”则来自希腊语，意为“熔化”或是“混合”。
炼金术有可能始于3世纪的埃及。当时，埃及人已经有了数千年的从事金属冶炼工作的经验，因此是诞生炼金术士再自然不过的温床。这一时期有关炼金术的历史记载并不多见，因为它们都被毁掉了。据传说，戴克里先禁止了炼金术，因为它可能会威胁到罗马业已贬值的货币和他所进行的货币改革，或者戴克里先可能担心有人会资助叛乱。然而，人们还是发现了当时的一些配方，其中一份要求在白银中加入硫黄，这一化学反应的产物会有金色的光泽。
渐渐地，炼金术士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让其他金属获得一点金色的光泽了，他们想要将一种金属彻底转化为另一种金属。将其他材料转化为黄金和白银的过程分别被称作“Chrysopoeia”和“Argyropoeia”。炼金术士还努力地研究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物质。从事炼金术的人逐渐对物质的化学性质有了深入的了解，但是炼金术士们发现想要制造硬货币仍然非常困难。
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炼金术。在《炼金术的奥秘》一书中，劳伦斯·普林西比描述了阿拉伯人是怎样对炼金术产生兴趣的。在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一位皇帝向阿拉伯使者展示了铜是如何被熔化、加入一点红色粉末，然后变成了黄金的。阿拉伯人无疑大受触动，于是翻译了希腊文的炼金术文献。于是，又一个对炼金术感到痴迷的文明出现了。但就像罗马帝国的情况，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们也将炼金术视作违背自然的行为，将炼金术士视为骗子，并且试图彻底禁止炼金术。
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些炼金术士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神圣的事业。耶稣基督曾经改变过物体的状态，因此他的故事被视作炼金术存在的寓言。于是，从事炼金术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马丁·路德的父亲就是一位炼金术士，他相信炼金术是与基督教自我完善的教导相一致的。
在欧洲的启蒙时代，教育机构里则把炼金术当作化学的一部分进行研究。令人惊讶的是，科学思想的门徒艾萨克·牛顿曾经研究并实践过炼金术。这说明，创造贵金属的吸引力之大，甚至可以吸引那些最具“理性”的头脑。尽管科学家们最终摒弃了炼金术，但研究神秘学的团体将炼金术包含其中，从而使其传说依旧鲜活。即便到了今天，从文学到电影艺术，大众文化中对炼金术这个词语的使用和对炼金术的重新解读仍然十分常见，这表明制造黄金的魅力迷人依旧。
从质量到数量
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操纵货币的并不只有罗马的皇帝。今天，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达到政治目的，依然是中央银行的常见做法。现在人们不再需要开采金属，因为国家可以直接制造出更多的软货币。例如，日本的中央银行买入了大量的证券，从而将货币注入银行体系之中，而这导致了日元的贬值，从而使丰田、日产以及其他日本出口商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中销售它们的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这正是日本政府的目标之一。
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这样的货币战略和货币操纵一直存在。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启了一个大规模操控货币的时代，因为各个中央银行都试图通过创造出大量的新增货币刺激经济。它们认为，随着更多的货币流入经济体中，物价会由于货币价值的下降而升高，从而刺激个人和企业尽早地花掉手中的钱，促使经济活动进入一个活跃期。
许多评论家和政客都严厉抨击了政府对货币供给和货币价值的操纵。他们认为，历史上硬货币的贬值与今天政府大规模地对没有金属作为支撑的货币的操纵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能够恢复金本位，那么黄金的总供应量应当可以对滥发货币构成一定的制约。
有关恢复金本位的问题引发了货币金属论者和货币名目论者之间的大辩论，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也发生了大辩论。在历史上，债权人总是试图保障他们的投资，希望在获得还款时能够获得同等质量的货币；而债务人则总是希望货币供应量可以增加，从而使他们在还款时支付的货币价值变得更低。
然而，货币的本质是在不断变化的。对货币的本质的看法不仅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在19世纪晚期，银行家们反对复本位制，因为复本位制会增加货币的供给。他们希望得到还款时能够获得质量和价值都保持完整的硬货币。而今天，几乎没有哪个银行家会提议回到硬通货的时代，因为这样一来就将限制贷款的发放，影响他们的生意。
货币历史如今走到了倾向于软货币的阶段。经济学家格林·戴维斯曾提到一个“从质量到数量的钟摆”，即货币的供应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加，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货币质量的下降。
目前流通中的软货币的总量是极其巨大的，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创造软货币实在太容易。或许，政府其实是在实践着另外一种炼金术。
[1] 1磅≈0.45千克。——编者注
[2] 1盎司≈0.028千克。——编者注
[3] 1蒲式耳≈35.238升。——编者注
[4] 1平方英里≈2.6平方千米。——译者注
[5]原书如此。——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