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经济绩效和真实世界中的政治
公众手中持有的货币，其数量增长得迅速或是缓慢会有什么差别？货币管理不当是导致不可持续增长和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吗？又或者，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吗？预算政策是如何影响经济的——赤字能够稳定所有波动吗？这是它们为何如此常见的原因吗？我们现在关注的都是一些宏观经济中有关效果和稳定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常常被媒体设为头条，并引发诸多政治上的争论。
15.1 经济大萧条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让经济学家不得不关注以上这些问题。从1929年开始，美国的实际产出和收入连续4年下降，下降的比例非常大：1930年下降了9%，1931年8%，1932年14%，1933年16%。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绩效的记录比较，战后只出现过一次总产出连续两年下降的情况：1974年和1975年。但是每年的下降幅度都不超过1%，按照经济大萧条的标准来看几乎不值一提。
此外，20世纪30年代没有出现全面的经济复苏。1974~1975年经济衰退后的三年里，每年的总产出都有5%左右的增长，很快恢复了经济衰退造成的损失。但在1933年经济大萧条到达谷底的6年后，总产出和总收入比1929年只高出了1.5%。因为1939年的人口数量比1929年多，所以要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繁荣水平，10年间产出和收入总量上的这点微小增长是远远不够的。1929~1939年，美国的人均税后收入实际上下降了7%（而1929~1933年，几乎下降了30%）。经济大萧条甚至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经济萧条（depression）中还包含有经济衰退（recession），1937~1938年，实际产出和收入下降了4%。
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过的人们，拥有的最鲜明的记忆是普遍而持久的失业经历。如果我们忽略1930年，那时的失业率仍然在增长，20世纪3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超过了19%。也就是说几乎每5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人失业。1933年，在经济衰退的谷底时期，25%的劳动力被官方认定为失业人口。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到20世纪30年代末，政治光谱上众多的有识之士或遗憾或欢欣地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终于失败了。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强调的一样，资本主义可以创造生产奇迹，但是也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的，它无法解决自身的“内在矛盾”。他们说这就像是传说中巫师的学徒，无法控制他从地狱召唤来的能力。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只要指出一点，就足够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列入审判了：商业危机总是周期性地重复，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具威胁。在这些危机中，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也包括先前创造的生产力。在危机期间，会发生一种在所有过去的时代看来都似乎是荒谬的社会瘟疫——生产过剩的瘟疫。
换句话说，这个制度已经垮掉了，因为它生产了太多。由于生产过剩而造成一个经济系统的失败，即使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言过其辞。
15.2 经济衰退期间究竟会发生什么
英文中“衰退”的动词形式是recede，意思是退回或撤退。经济衰退是相对于之前经济总产出增长速度的后退，更是实际GDP的下降。但是每一次增长的显著下滑都一定是经济衰退吗？只有永久的增长才是唯一可能的常态吗？
当我们认识到经济衰退的成本大部分是期望落空的成本，就会避免以上这种引申了。如果经济衰退仅仅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那么经济衰退会受到零增长的倡导者，以及所有那些认为应该淡化对商品生产强调之人的欢迎。[1]但是，经济衰退事实上并不受这些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欢迎，因为其带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是意料之外的，因而会带来困扰。仅仅总量产出的统计数字，并不能揭示那些落空了的期望。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些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普遍的预期落空，但是只有总量数据能以某种方式衡量未被生产的产出时，才能真正估量经济衰退，那部分产出的减少是因为事情没有像生产者期望和依赖的那样发展。经济衰退是预期落空的结果。
当然，生产者的预期落空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每天其他一些生产者会高兴地发现，事情的结果比他们预期的要好。出于某种原因，预期落空的数量和程度不断增加，但是又没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惊喜来弥补，这时就发生了经济衰退。
旁白 商业社会的不确定性。
在商业社会中，生产通常根据预计的产品需求进行，而不是根据某个具体的订单。即使按照订单生产的商品，生产也几乎总是在订单确定前就开始了。而且订单很少是确定无疑的，它们可以被取消。例如，大多数服装生产商并不像私人裁缝，只有在手里有某位客户的订单并且收取了定金确保客户不会取消交易时，才会买材料、开始制作。如果所有生产都是“定制”的，经济衰退的发生频率就会少得多，危害也会轻得多。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穷得多，因为与市场化生产相伴，产出水平越高，不确定性和失误的可能性也越大。
[1] 在中国的语境中，或许会受到“强调经济生产方式转变”“从重增长速度到重增长质量”等话语的欢迎。——译者注
15.3 错误集群
因此，经济衰退是错误累积的结果，是整个经济系统参与者所犯错误的集群造成的。进行投资和生产商品的成本，并没有为随后的市场需求所补偿。成千上万的企业家误读了市场过程提供的价格信号。这些价格信号非但没有提供信息让人们更好地协调生产和消费计划，反而导致了投资不良和协调不当。人们预期带来利润的投资最终成为了亏损。
旁白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犯错？
当错误被发现时，企业家的计划就会有所改变。生产要缩减，工人要解雇，资产形式不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存货，有损失也可能需要清算（转化为现金）。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衰退是对前一时期累积的错误的纠正。但是为什么错误会在经济系统中累积呢？为什么过度悲观的决策不能大致抵消过度乐观的决策呢？为什么我们在某些时候会观察到大面积的缩减生产、解雇工人和清算资产的普遍倾向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只是企业家，还包括希望一直享有持续工资收入的工人——突然间都被“愚弄”了呢？
让我们暂时回到经济大萧条时期。虽然说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世界性的，但是它带给美国的经济衰退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更深更长。在这段严重而持久的经济活动萎缩时期，银行和货币系统发生了些什么？从1929年8月经济周期的顶峰到1933年3月下滑至谷底，流通货币的数量减少超过1/3。美国超过20%的商业银行暂停营业，因为它们无法支付其金融债务，这些银行几乎持有经济萎缩开始时10%的存款总额。为了拯救银行系统，防止储户存款损失，很多州规定了法定的“银行假期”；所有的银行被命令暂时关门休业，这样银行才不会被想要提取存款的惊慌失措的储户们逼得破产。1933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为期一周的银行假期，不仅所有的商业银行关门休业，连联邦储备银行也是如此。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至少有两点是必须要解释的：①错误集群的诱因；②经济萧条的长度和严重程度。这些是至今仍被经济学家们热烈辩论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导致1929年股市崩溃的最初错误集群的诱因，是20世纪20年代的扩张货币政策，它通过信贷扩张带来了“繁荣”，也导致了1929年的“萧条”[1]。虽然存在一些区别，但这一诱因也是导致21世纪房地产泡沫的罪魁祸首，紧跟房地产泡沫之后的便是所谓的“经济衰退”。我们随后将在本章讨论这段经历。
[1] 参考默里N.罗斯巴德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本书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政策是如何扰乱生产，如何导致美国经济从繁荣走向萧条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紧缩，参考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历史》。前一本书从“奥地利人”的视角和米塞斯-哈耶克理论的角度诠释了经济大萧条，后一本书阐述了货币主义的基本理论。两本书都论述并证明了是政府政策导致了经济大萧条，并决定了其长度和严重程度。
15.4 信贷与协调：自由市场的储蓄和投资
在讨论计划破产的诱因之前——无论是大萧条还是大衰退时期——我们首先要理解经济运行是如何走上正轨的。为此，我们接着讨论第5章末尾部分谈过的问题。
我们在第5章介绍了信贷的供给和需求。人们为了存钱会减少当前消费，以提高未来消费水平。今天存下钱能够保证将来进行更多消费。在合理的时间内，如果其他因素恒定不变，人们愿意以更高的利率增加自己的储蓄。由此我们得出图5-2，该图中信贷供给曲线呈倾斜上升的趋势。家庭储蓄通过银行以信贷——可贷资金——的方式流通，用于商业投资。（信贷需求曲线与所有需求曲线一样呈下降趋势。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利率越低越能够推动投资。）
旁白 自由市场的利率能够长期有效地将储蓄和投资计划结合到一起……
由家庭储蓄和企业投资决策共同建立的市场清算利率不仅能够调节信贷市场，还能够协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计划。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偏好的存期缩短时，无论利率多少，人们都愿意存入更多积蓄，在这种情况下为企业扩大投资开了绿灯。这是自由市场利率最显著的功能。它能够告知生产者人们喜欢将现有消费延
题。
我们在第5章介绍了信贷的供给和需求。人们为了存钱会减少当前消费，以提高未来消费水平。今天存下钱能够保证将来进行更多消费。在合理的时间内，如果其他因素恒定不变，人们愿意以更高的利率增加自己的储蓄。由此我们得出图5-2，该图中信贷供给曲线呈倾斜上升的趋势。家庭储蓄通过银行以信贷——可贷资金——的方式流通，用于商业投资。（信贷需求曲线与所有需求曲线一样呈下降趋势。其他变量恒定的情况下，利率越低越能够推动投资。）
旁白 自由市场的利率能够长期有效地将储蓄和投资计划结合到一起……
由家庭储蓄和企业投资决策共同建立的市场清算利率不仅能够调节信贷市场，还能够协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计划。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偏好的存期缩短时，无论利率多少，人们都愿意存入更多积蓄，在这种情况下为企业扩大投资开了绿灯。这是自由市场利率最显著的功能。它能够告知生产者人们喜欢将现有消费延后，为未来消费积攒更多机会。它像交通灯一样，通知部分参与者沿着特定方向前进。因此，生产者的回应是加大生产资料的投资，扩大生产力，增加库存。简单来说，就是改变当前计划以迎合大众未来消费计划。倘若生产者能够准确解读风向，获取的任何利润都能够说明他们决策的正确性。
15.5 信贷与失调：不可持续的繁荣
旁白 ……而人工降低利率则恰恰相反。
但是在第14章我们已经了解到美联储能够且经常操控国家的货币供给。因此我们不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联储决定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提高信贷供给——尤其是涨幅超过了第14章中讨论的理想中的货币均衡值，怎么办？根据家庭储蓄的时间偏好判断，家庭储蓄和消费计划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美联储的政策。
美联储实行廉价信贷政策后，市场结算利率下降。但是这并不是利率的变化（一些经济学家将其称为“自然”利率）导致了人们储蓄的存期变化。实际储蓄并没有增加。尽管如此，信贷供给（曲线）增加，如果家庭储蓄增加，企业将采取同样的措施。
企业看到的是什么？新的机会。低利率能够鼓励企业吸纳廉价贷款……可能数额远远超过他们的消化能力，这一点图15-1中能够体现。
注：中央银行的信贷扩张让市场利率降低到原始利率以下，导致投资者投资原来赚不到钱的项目。但是这种“繁荣”是无法持续的，因为实际存款没有增加。投资“咬一口”，经济系统来不及“咀嚼”，所以就“噎住”了。
如果企业认为某种产品未来能够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它们将增加该产品的产量。生产资料的产量将提高，尤其是消费者不再购买的产品，往往这些产品的时效性要求较高。资源将流入那些偏好廉价信贷的生产者手中。原先存在经济效益的原料、耐用消费品和特定类型的劳动力将变得更有价值，带来更多利润。需求增加后，竞争将导致价格和工资将有所提高，但从经济角度看，这一行为非常明智且收效颇丰。信贷扩张范围越大，越能促进宏观经济的繁荣，同时使得一些行业获得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样的，信贷扩张期越长，繁荣期也就越长。存在多年的廉价信贷将使经济参与者心中普遍萌生一种“乐观”情绪——当然，当权者可能非常愿意将经济发展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
一切都与形势风向息息相关，在此例中，企业将低利率误认为是人们储蓄存期变化的结果。由于受到美联储操控，绿灯信号只是一个虚假的幻想，诱导企业参与投资，而这些投资在高利率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由于这种信贷扩张不是由储蓄增长而是由货币制造推动的，所以这种繁荣无法持续。资本背后的稀缺性，顾客平衡当前消费与储蓄的偏好，并不能保证投资的进
行。但由增加货币供给和利率降低带来的“廉价信贷”，让本不赚钱的投资“看起来”有利可图。商人于是扩大投资。从事兴盛行业的企业会发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格突然上升。成本远远超过预期。预期利润也转化为实际损失。家庭将重新购买当前消费商品，利率（假设美联储不再人为降低利率）将会回升到“自然”水平。企业家会发现他对市场的解读是错误的。他们对价格运动和利润进行了错误评估。企业家认识到自身运营的错误，并通过缩减或取消投资计划来进行弥补。那些在一度兴盛的行业充当劳动力的家庭将被迫失业。失业人口增加。这是个沉重的打击。人们吸纳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能力，导致经济系统瘫痪。
旁白 货币失真造成系统性货币计算错误……
如此，前面提到的错误集群的成因便有了答案。在某段时间内，成千上百万人对市场做出误读，并做出错误预期，由此产生了不可持续的繁荣。是什么误导了这么多人？那就是人为降低的利率。[1]
[1] 如罗杰·加里森强调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创造的贸易循环的货币理论本身不是经济萧条理论，而是繁荣无法持续的理论。参见罗杰·加里森，《时间和货币：资本结构宏观经济学》（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01），120页。
15.6 萧条即修正
当扩张“繁荣”期的投资项目显示是错误的时候，衰退“萧条”期就开始了。不论光景好坏，始终会有单个的企业倒闭。但是在衰退“萧条”期，会有整批企业倒闭。这些企业就是被货币和信贷系统的错误操控误导了。
旁白 ……这些错误在萧条期得到修正、重估。
美联储的行为及其扩张政策或许不能对错误集群进行全面解释，但是一定是整张拼图中的一大部分。货币遍布所有市场。期望利润和亏损的经济核算，取决于相关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格。如果这些计算实际上是一系列系统性的错误计算——错得如此离谱，以至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都有积累和集聚——那么这些计算错误可能是由央行操控的、整个货币供给预料之外的变化引起的。
并没有什么逻辑上成立的理由，说这样的下行必然漫长而严重。企业倒闭，劳动力被解雇，调整过程虽然很痛苦，但却可以是相对迅速的。
然而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政策阻碍了调整过程，或者说，政府政策实际上在过程中造成了新的烦扰。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恢复，但是政府在1930年6月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其影响是封闭了美国的国际贸易，反过来损
害了农业及农村银行业；1932年，政府将所得税加倍，扰乱了消费和投资决策；30年代中期，政府实施了严厉的货币供给紧缩政策。这些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美国经济在整个30年代都在经济萧条的阴影当中徘徊，最严重的时候失业率高达25%。与其将经济大萧条作为对市场经济的控诉，不如将其看作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货币政策，无论是货币供给的扩张还是紧缩，运用不当都可能扰乱经济生活中的协调过程，就如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见到的那样。
15.7 货币政策何时有效
经济大萧条后的很多年里，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压倒性观点似乎是：虽然货币政策在防止通货膨胀方面可能有效果，但在对抗经济衰退上大多是无效的。当时人们喜欢用绳子上的气球来做比喻：你可以靠拉绳子阻止气球上升，但是你不能靠推绳子让气球上升。
货币管理部门可以增加银行系统的超额准备金，但是无法迫使商业银行增加放贷，从而将那些准备金转变成流通货币。另外，如果公众的回应是增加他们的货币结余，那么制造更多的货币存量并不会导致支出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间，大多数人往往更为悲观，更为谨慎。银行在发放贷款前对潜在借款人的审查力度更大，并拒绝某些贷款到期之后的续借。借款人对于申请贷款的渴望减少了，因为短期利润的前景看来不佳。人们找法子增加他们的流动性来作为预防手段。对于资产价格下跌的预期也增加了公众持有货币的偏好，他们不再愿意去持有其价值相对于货币有可能下跌的资产。简而言之，经济衰退会造成信心危机，让人们持有大笔现金的要求激增，从而使经济衰退恶化。货币管理部门会发现自己很难满足人们的这种要求，或者很难诱导人们支出他们的闲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阻止经济衰退或
刺激经济恢复做出的努力，就很像在推气球的绳子。虽然从长远来看并无作用，但是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
15.8 财政政策
中央银行或其他政府机构是否有办法说服人们借贷或者支出呢？一个办法是增强家庭和企业决策制定者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官员总是大胆地讨论经济的未来，喜欢预测当前的繁荣似乎会无限期持续下去，而只在讨论过去的时候才使用“经济衰退”这个词。政府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恢复繁荣，仅仅这一信念本身可能就足以恢复信心，即使没有人知道这些措施是什么。而任何未来增税的威胁都肯定会打击信心。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再承诺，只要条件允许就会通过增税以平衡联邦预算，其原意是想向业界展示其谨慎稳健的治国理念。但是它们被更多地解读为威胁而不是承诺，与低税收确定无疑的好处相比，预算平衡的好处确实显得苍白了。
旁白 财政政策试图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在恐惧和胆怯盛行时，增加借贷和支出的一个更直接的办法是政府自己借贷和支出。如果政府借出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制造的准备金，并将其花在值得的项目上，财政政策就会有助于可能无力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是预算政策。在这个语境中使用时，财政政策就是指利用政府预算使总支出达到期望的水平。
财政政策上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英文中“凯恩斯”和“收获”（gains）正好押韵］，他生于1883年，卒于1946年。他的职业生涯非凡而丰富多彩，他做过投资家、编辑、教师、作家、政府公务员和重建国际金融系统的设计师。但是直到如今他还能被人们记得，主要是由于他在1936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那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中期，书的名字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不知从谁开始将其简称为《通论》，人们一致认为这本书含混而结构杂乱。紧随着这本书的出版，“《通论》说的是什么意思”成为无数论文和座谈会的主题，证明了人们认为这本书中的信息很重要，但是没有人真正清楚它的根本信息是什么。不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凯恩斯的原意——这方面的争论至今还在继续——凯恩斯所鼓吹的基本政策很快就变成了挽救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或者按凯恩斯自己所说，即“举债支出”。政府借贷，支出货币。
旁白 凯恩斯是其忠实拥护者。
凯恩斯对于改变税率没做太多强调，但这是另外一种实施财政政策的方法。由于总支出受制于家庭和企业支付或期望支付的税款，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税率来改变支出水平。这不如举债支出那么直接，它对支出的净影响也不那么容易预
财政政策上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英文中“凯恩斯”和“收获”（gains）正好押韵］，他生于1883年，卒于1946年。他的职业生涯非凡而丰富多彩，他做过投资家、编辑、教师、作家、政府公务员和重建国际金融系统的设计师。但是直到如今他还能被人们记得，主要是由于他在1936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那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中期，书的名字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不知从谁开始将其简称为《通论》，人们一致认为这本书含混而结构杂乱。紧随着这本书的出版，“《通论》说的是什么意思”成为无数论文和座谈会的主题，证明了人们认为这本书中的信息很重要，但是没有人真正清楚它的根本信息是什么。不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凯恩斯的原意——这方面的争论至今还在继续——凯恩斯所鼓吹的基本政策很快就变成了挽救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或者按凯恩斯自己所说，即“举债支出”。政府借贷，支出货币。
旁白 凯恩斯是其忠实拥护者。
凯恩斯对于改变税率没做太多强调，但这是另外一种实施财政政策的方法。由于总支出受制于家庭和企业支付或期望支付的税款，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税率来改变支出水平。这不如举债支出那么直接，它对支出的净影响也不那么容易预测。
对很多观察家来说，1940~1944年的“财政试验”展现了财政政策的力量。由于家庭和企业支出水平低而政府应对怯懦，导致经济萧条长达10年之久，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迫使政府产生巨额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增长的速度比税收增长的速度快得多，经济复苏也令人瞩目。一旦政府的巨额支出恢复了经济繁荣，私人支出就能够在战后政府支出大幅下跌的时候接过接力棒。至少，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开始从这里展开。
15.9 掌握好时机的必要性
没有人怀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恰当组合能够改变总支出。但是这能够降低总量波动吗？能够防范或减少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和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吗？这是疑问的开始。
旁白 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如果总需求管理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稳定手段，时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财政或货币政策来说，要掌握好时机异常困难，这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总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总需求是要升还是降。经济系统没有配备速度表，可以告诉我们任意时候它的运行速度。我们只有在一个季度结束时才会知道该季度GDP的表现。即使到这时，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字也还是非常初步的，在这个季度结束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那时可能还要进行大幅修订。
旁白 未来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
更糟糕的是，即使我们可以在任意时刻确切地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这也是不够的。那些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人必须知道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因为今天的行动必须要能补偿将来总需求的不足或过剩。稳定政策必然地要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而短期经济预测远非一门精确的科学，甚至连一门信得过的技艺都不是。
旁白 行动和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有多长？
尤其麻烦的是，我们无法预测一项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生效[1]。对于这些延迟时间的估计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而为了明确生效时间分布，勤奋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取得可行的一致结果。这些延迟甚至还会变化成我们无法预测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想要测量的实际上是没有标准长度的东西。有理由假设，货币或财政政策的行为和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不是可以测量，进而可以依赖的常量。毕竟，这些行动的效果取决于企业和家庭是如何认识其各自不确定的未来。政府行动减少了部分不确定性，但是也增加了其他的不确定性；它们当然无法让人们带着对未来完全的信心开始做计划。同时，商业银行的运营程序，商业企业的实际支付，家庭和企业认为持有这种还是那种资产更好的理解，国际货币交易，甚至公众对于政府行为效果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政策作用于总支出的时间分布。这些因素会不断变化，尤其可能随着我们对它们的预测能力的增强而变化！为了做出预测必须有必要的信息存量，而如果此时预测自身改变了信息，就可能将自身证伪。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确定地知道某支股票的市价来年的
走势，它就不会按照这个模式发展。这是个悖论，而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必须与之共存。预测未来改变了未来，因为采取行动创造未来的人们读取了这些预测。
[1] 米尔顿·弗里德曼或许是论述这个问题最有名的学者之一，他强调如下几件事情之间长而且可变的延迟：①认识到经济问题；②设计合适的政策应对这个问题；③实施这项政策；④政策取得了追求的效果。他的工作解释了在应对经济波动中，政府积极主动的政策所带来的不稳定可能胜过帮助。
15.10 联邦预算作为一种政策工具
当我们专门关注财政政策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相信联邦政府可以使用预算作为稳定手段，这种想法带有一点滑稽的色彩，因为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同意，国会已经无法再有效地控制预算了。联邦政府的支出项目繁多而复杂，为了确定年度拨款而评估所有项目，这甚至让人无从着手。因此，第二年的预算以本年度的预算为基础，另外再做增加。一旦某个项目入选，就几乎不可能撤销了，因为其受益人为了计划的延续组成了知识渊博、意志坚定的游说团体，而且国会山没人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收集证据，证明应该撤销这个计划。
财政政策不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控制之下。改变政府支出或者联邦税收需要由众议院首先行动，然后由参议院组成特别委员会，在之前和（常常是）之后进行审议，最后由总统签字生效。这需要时间，而正如我们说过的，时机在总需求管理中至关重要。即使国会很快同意对支出或税收做某种程度的调整，它还必须决定改变谁的赋税，改变哪些支出，这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和漫长。牵扯其中的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关于每个行动的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不同理论。是削减低收入人群的赋税，还是给予投资一定免税额？哪个对就业有更大的作用？我们谈论的是长期计划还是短期计划？同时，一些国会议员肯定会认定，某项重要的税收或支出法案
是一个机会，可以达成削减资本利得税，改革福利制度，控制老年人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支出，削减农业补贴，或者其他深合重要选民心意的目标。
国会和总统越匆忙，他们制定的财政政策措施，能干而中立的观察家就越难以为其辩护。匆忙带来的急迫感增加了这样一群人的议价能力，他们通过威胁不让任何法案通过，从而达成自己的需求。但是尽职的审议、对于备选项目仔细的评估，以及对可能的短期和长期结果的权衡可能需要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在措施实施之前，相应的时机就已经过了。
15.11 任期和政治
当我们仔细观察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方式时，我们认识到，那些被授权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人的任期，对于政府实际上会选择实施哪些经济政策是多么重要。
假设政府从商业银行借贷，以支持其增加开支，从而增加货币供给。这会提高对新生产商品的总需求。我们无法确定，其对于GDP的影响在更多的产出和更高的价格两者间是如何分布的；但是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对生产和就业的任何影响都将在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前表现出来。销售者对销售量增加的理解是，他们所售卖的产品的相对需求提高，因此想要扩大生产。而当所有这些呈现为对资源需求的普遍上升，并带来成本和价格的上涨，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先到的是“好事”：实际GDP上升，失业率下降。后来的才是“坏事”：通货膨胀率更高。如果政客正在盘算即将来临的选举（美国众议员平均面临下一次选举的时间是一年），那么追求短期内的“好事”的诱惑力就很强，至于“坏事”，就留给后面的其他人去担心吧。
紧缩政策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也要快于对价格水平变化速率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坏事”比“好事”先到。任何通过减少政府赤字、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来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尝试，会让生产商的销售预期落空，导致未出售的商品积压，最终导致减产和裁员。反通货膨胀的效果会有所延迟，直至资源需求降低，从而有机会向成本和价格施压，令其下降。简而言之，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缓通货膨胀增速的举措，很可能在其减小通货膨胀的目的达成之前带来经济衰退。
以上分析揭示，民选官员会迅速批准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论是否拿得准，他们都会选择扩张。政策实施过程也会进一步强化这一选择，因为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般都对选民有吸引力，即使这些政策对总需求毫无作用时也是如此。代表受益方的更低的税收和增加的开支，成为在位者上佳的竞选宣传材料。银根松动带来至少暂时性的利率下降，这在选民看起来几乎总能让他们满意。
相反，紧缩政策造成痛苦。更高的税收和削减的开支会引起选民的不满，而信贷供给的紧缩带来的利率上升也同样会激起选民的反感。那些正在盘算即将来临的选举的人，会留心倾听随之而来的抱怨。那些负责政府政策的人会非常希望收回治病的“苦药”，用扩张政策这副令人舒心的“补品”取而代之。
所有这些暗示民主政治过程倾向于偏爱这样的公共政策：能在短期内集中为组织良好、信息完备的利益集团带来好处，而其代价是长期的潜藏成本，被缺乏组织、信息匮乏的广大选民所承受。宏观经济其实也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领域，其中不平衡的利益集聚和目光短浅的偏倚，容易带来偏爱财政和货币扩张的、“抽筋”式的
最终导致减产和裁员。反通货膨胀的效果会有所延迟，直至资源需求降低，从而有机会向成本和价格施压，令其下降。简而言之，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缓通货膨胀增速的举措，很可能在其减小通货膨胀的目的达成之前带来经济衰退。
以上分析揭示，民选官员会迅速批准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论是否拿得准，他们都会选择扩张。政策实施过程也会进一步强化这一选择，因为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般都对选民有吸引力，即使这些政策对总需求毫无作用时也是如此。代表受益方的更低的税收和增加的开支，成为在位者上佳的竞选宣传材料。银根松动带来至少暂时性的利率下降，这在选民看起来几乎总能让他们满意。
相反，紧缩政策造成痛苦。更高的税收和削减的开支会引起选民的不满，而信贷供给的紧缩带来的利率上升也同样会激起选民的反感。那些正在盘算即将来临的选举的人，会留心倾听随之而来的抱怨。那些负责政府政策的人会非常希望收回治病的“苦药”，用扩张政策这副令人舒心的“补品”取而代之。
所有这些暗示民主政治过程倾向于偏爱这样的公共政策：能在短期内集中为组织良好、信息完备的利益集团带来好处，而其代价是长期的潜藏成本，被缺乏组织、信息匮乏的广大选民所承受。宏观经济其实也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领域，其中不平衡的利益集聚和目光短浅的偏倚，容易带来偏爱财政和货币扩张的、“抽筋”式的总需求政策[1]。当扩张政策最终导致让人无法容忍的通货膨胀率时，就会用到紧缩这道刹车。但除非反通货膨胀很快生效，不然经济衰退和失业带来的压力会导致松开刹车，重新踩到油门上。这种“走—停—走”的政策让未来更加不确定，带来更多的失误——后者是经济衰退的最根本原因。愈发频繁和愈加严重的经济衰退伴随着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很容易成为民主化社会的标准状态。
[1] 极端情况下，这种倾向会让民主政府通过举债（而非增税）来扩大支出，积累公共债务，进而将债务货币化（通过发行货币来还债），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受到有拘束力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约束的话。在财政和货币领域努力“捆住政府之手”，这是公共政策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方面，后者由1976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共同创立，弗里德曼论证了货币规则，而布坎南论证了被称为平衡预算的宪政规则，他们都认为这些规则可以在制定好的经济政策上表现得更加优异。
15.12 无限度的赤字
必须关注大众意见的政府一直面对这样的诱惑，即让支出超过所收取的税款。不用学习经济学，你也能知道对于议员来说，支持减税比支持增税容易，支持增加开支比削减开支容易。因此，即使立法机关的所有成员都希望预算有所盈余，盈余也未必会出现。尽管可能大部分选民都希望政府开支有所降低，但是对于总预算中关系到自己的那一小部分，他们也希望这部分开支能增加或至少没有削减。当这一块馅饼被切掉时，每个小特殊利益团体都会让议员知道，切这一刀会让议员在竞选募款和选票上遭遇报复。不可能存在什么方法，让每个单独项目都扩张的时候还能削减总预算。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每个议员都衷心希望政府支出降低的时候，其通常还是会上升的原因。
旁白 支出和税收的政治。
美国政府从1970~1997年一直都维持预算赤字，尽管这一时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成员都在大声抱怨这些赤字的危险。经历了近30年铁打不动的赤字之后，盈余终于在1998年出现了，但其并非归功于国会山或白宫的良心发现，而是源于持续的经济扩张带来的税收收入大幅增长。表15-1显示了1940~2012年年度联邦预算的盈余或赤字。1992年和1993年，超过2500亿美元的赤字稳步下降，最终在1998年转为盈余，这大部分归功于政府收入的良性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并非得益于税率的升高，因为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其收入在经济扩张时期自动上升，在经济衰退时期自动下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即试图抑制扩张、缓和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在GDP下降时会带来赤字，在GDP上升时会带来盈余。1998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扩张开始整整7年后，在众多分析人士预计经济衰退即将降临之时，微小的盈余出现了，但很难说这是来自克林顿政府深思熟虑和负责的决策。
表15-1 以现值美元及定值（2005财年）美元为单位的收入、支出、盈余或赤字占GDP比率的总结表（1940~2017年）（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9·11”事件以后，在布什总统众所周知的保守施政下，美国坚决地回到了赤字财政，2005年的财政赤字超过了3000亿美元。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赤字支出的增长幅度加大，而当作者修订本章时，2012年预期的美国财政赤字将超过1.3万亿美元。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工业化的民主国家也几乎没有好到哪里去。1991~1997年，下列国家每年都出现政府预算赤字：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瑞士，这个名单上还可以添上更多国家的名字。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压力，似乎让赤字变成了现今各国中央政府的一种生存方式，只有极少数的年份出现例外。比如1998年的美国，那时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的快速扩张，而国会还没有来得及就怎么花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花达成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系统排除在外，1998年美国的预算盈余仍然会变成赤字，因为将未来用作社会保障支出的基金计入其内，才有了这个“盈余”。
15.13 为什么不是各级政府都如此
就算这些分析解释了长期的政府预算赤字，它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没有造成如此的赤字，而且为什么中央政府在1970年以前的和平时期也不是一直有赤字。
旁白 放贷人不担心把钱借给掌握还债手段的一方。
首先，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区别。只有中央政府可以控制交易媒介，即债务支付的终极手段。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像你一样：只有它们能够让潜在的放贷人相信今天的赤字是暂时性的资金短缺，明天就会被盈余弥补回来，它们才能借到钱进而才会产生赤字。除非相信政府能够按时全额偿还债务，否则放贷人不会借钱，因此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不会出现长期、持续的赤字。但是这无法对美国联邦政府施加任何限制，因为放贷人知道联邦政府总能制造出货币来还债。虽然这种货币制造意味着还给放贷人的美元贬值了，但也意味着不仅联邦政府的债权人，其他所有以美元计价借据的持有者得到的还款都会贬值。因此，不会有人（至少是使用美元作为一般交易媒介的人）担心把钱借给美国政府。
旁白 如果赤字作为政策工具，它是“不道德”的吗？
联邦政府为什么在1970年以前的和平时期没有出现长期的赤字？为什么只是在近些年里，其他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才开始让赤字成为一种常规现象而不是例外？回答是对政府赤字一度强烈的偏见消失了，这种偏见曾经将赤字看作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其暴露出政府在量入为出这方面不负责任的失败。人们普遍持有的强烈道德信念，对议员来说是有效的制约，特别是在大多数议员自己也拥护这种道德信念的时候。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7月竞选总统的时候总结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古老“财政信仰”，他说：“任何政府，如同家庭一样，一年的支出可以略微高于其收入。但是你我都知道这种习惯持续下去就意味着要去救济院了。”
但是罗斯福说过这些话之后，有些事情发生了剧烈的改变。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意见领袖们，不再像曾经那样坚信赤字是不道德的了。如今的公众含糊地“知道”，预算赤字可以作为一种促进繁荣的手段。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据信凯恩斯主义的分析给人们上了一课，预算不必做到年年平衡，它们只需要在商业周期内平衡，繁荣年份的盈余可以弥补衰退年份的赤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广泛使用这个分析支持他们的观点，赤字对于经济是有好处的，任何坚持平衡政府预算的人就是不理解“现代经济学”。多数人愿意相信他们希望是事实的东西。
这个新信条的问题是，它带来的影响是允许出现长期的赤字。没有哪个财政周期可以和“商业周期进程”一致。于是预计用来平衡赤字的盈余从来不必被编入预算，它总是被承诺在来年、来年的来年实现。对于平衡预算有效施压的最后一手也被解除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偏倚占了上风，让赤字成为一种常规现象而不是例外。赤字年份不断继续，国债也在增加，但是天并没有塌下来，政府预算应该平衡的信念注定失去其地位。亚当·斯密和他的好友大卫·休谟看到18世纪的政府债务，这些债务是战争的结果，而且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规模确实不大，然而他们预言了毁灭。今天，公共债务比斯密或休谟曾经遇到的多得多，却几乎没有人有所警惕。表15-2展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债占GDP的百分比是如何缩减的。“好经济学”和“好政治学”之间存在冲突，即使那些对负责的财政政策表现出强烈偏好的人，由于政治竞技场中的激励，最终可能也不会继续追求那些政策。为了突出这一观点，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非常重要：是一位保守派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他主持下的巨额预算赤字使公共债务在1980年后开始迅速增长。尽管在里根把债务气球吹大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关于气球破裂的悲观而严肃的预测，但是将近25年以后，大笔赤字和巨额国债并不是必定会让天塌下来。只要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能够改善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的短期成本状况，至少天不会立刻塌下来[1]。
表15-2 联邦年度债务：1940~2014年 （%）
资料来源：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Historicals.
[1] 恶性通货膨胀通常在公债堆积之后出现。政府通过三个途径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开支：①税收；②借贷；③通货膨胀。民主选举的官员偏爱借贷，制造通货膨胀，从而用“更便宜”的美元偿还财政债务。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认为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它一直是一个货币现象。他是对的，但是我们可以对弗里德曼的话稍作修改：恶性通货膨胀无处不在，它一直是财政不平衡的结果。
15.14 自由裁量和规则
大量证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为稳定经济使用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上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这个判断还无法最终被证明，但其将引起激烈争论，反方愿意相信我们确实拥有对应的知识和技术，能够通过总需求管理缓和经济衰退、增强价格稳定。20世纪70年代的稳定政策显然以失败告终，但这一事实未能让这些人气馁，他们认为稳定政策之所以失败，仅仅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在位。但是评估制度的时候，不能假设它们将由天使掌控。[1]更可能的情况是，政府政策掌握在政客而不是天使手上，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将和进口关税、防汛工程、高速公路建设、军事基地选址等问题一样，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制定。
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的选择不是不要政策，而是建立在对公开规则坚定承诺基础上的政策。有时这被称为自动的或非自由裁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在对清晰表述规则的遵守中，并没有什么可以独立于人的选择而自动发生；而面对放松规则的强烈诱惑，继续遵守规则当然也是一种自由裁量行为。问题不在于自由裁量是否比没有自由裁量好，而在于是否有人能够通过人为地在盈余和赤字之间平衡政府预算、人为地改变银行准备金或法定准备金比率，来真正提高经济的稳定性。怀疑者声称这种稳定经济的方法实际上带来了不稳定，因为没有人有技术
上和政治上的见识和能力，以必要的精确性控制总需求。一头足够优雅的大象，或许可以靠适时而精确地移动重心，在恶劣的天气里稳住帆船。但是和大象一起航行的同伴没有这些天赋，他们很可能更愿意它安静地待在船中央。
一些经济学家相信，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他们提出了两条建议。在财政政策方面，他们希望开支水平的确定与任何强制性的稳定要求无关，而在正常时期，税率的制订要能平衡预算。在经济衰退期间，税收收入减少，预算自动进入赤字。在繁荣时期或者经济复苏到来之时，税收收入增多，预算自动进入盈余。这些循环往复的赤字和盈余像是自我调节的管理者，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因为在私人净收入和净支出异常高时，政府（税收）会令其减小；反之令其提升。根据“自动政策”拥护者的看法，任何额外的自由裁量政策举措都更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因为自由裁量的举措难于合适地掌握时机，预见这些举措会给个人决策者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自由裁量需求管理的批评者，也希望货币政策能明确其方针，并且坚持这个方针。他们希望美联储稳定地控制货币存量，让它维持不变，或者让它以某个确定的、众所周知的、一致的、适度的速度增长，其也许与实际产出的长期平均增长速度相等。与经济系统中存在自动的财政稳定机制一样，其也存在着自动的货币稳定机制。如果货币管理者不再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新的准备金从而满足经济扩张，那么经济扩张最终会遭遇利率上升、信贷配给变严的约束。在经济下滑时期，由于信贷需求减少，放贷条件会放宽，以此鼓励潜在的投资者。与财政政策一样，超过这些限度的更多管理很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至少根据自由裁量政策的批评者的说法是这样。
[1] 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古典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上极其偏爱规则而非自由裁量，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以及限制糟糕的领导人掌权后所带来的危害这一愿望。（哈耶克，《个人主义：真还是假》，重印名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斯密的关切，在美国建国之父们的争论中不停回荡。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就坚持认为，设立的政府机构必须认识到其管理的并不是天使，也不能假设政府是由天使管理的，因此应该让野心与野心相制衡。麦迪逊的悖论是，我们需要首先赋予政府权力，这样它才能有效地进行管理；然后立刻又需要限制政府，以防其滥用权力。当代政治科学家巴里·温加斯特在研究中尝试解决麦迪逊悖论及其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可参考巴里·温加斯特发表在《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周刊（1995年4月第11期1-31页）上的文章“政治机构的经济功能”。
15.15 谁掌权
旁白 制定均衡预算修订案的难处。
美国关于要求平衡联邦预算的宪法修订运动本质上基于这样的信念，即对经济的政治控制本身也必须受到控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但是即使这样的修正案获得了通过并签署生效，平衡预算也仍旧是个艰难的任务。注意预算是一种预测，而不是命令。当国会拟定预算的时候，是预计一定数额的财政收入，批准一批未来的项目。但是未来不会完全与人们的预期一致，有时甚至会相差万里。因此，为了做到年度收支平衡，可能要强制性地突然大幅改变税率和开支授权，这对于联邦政府来说可能就是破坏稳定的举措。最后，它也无法阻止国会和总统安排和分配转移支付、政府采购或者税法调整，即使相应的行事方式会导致经济不稳定，只要它们对在任者的连任有帮助就会被采用。
我们不能期盼凡人成为天使，我们也不必期盼客观规律中出现奇迹。据信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过，如果给他一个稳固的支点，他可以撬动地球。对于那些操心经济问题的人，这种阿基米德式的观点很有诱惑力。“必须有一个解决办法。如果经济不能适当运转，我们将交由政府来解决它；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就修订宪法；如果不能修订宪法，我们就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运动；如果教育不起作用，我们就让政府改革整个学校体系。”可现实就是恰恰不存在这样一个稳固的支点来固定杠杆，好让某位阿基米德能够把社会撬动到适当的位置。
经济的运行，以及政府和其他各种社会制度的运转，最终取决于我们相互确保协作的能力。我们在第1章就说过，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认识到我们每天成功
协作的众多非凡方式有多么困难。像汽车发动机，只有在其发生故障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当发动机运转良好，我们不会想到它，我们只会注意车外的景色或者车前的道路。因为社会协作机制运转良好时我们不会关注它们，这样我们通常无法发现它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或者我们对其持续平稳的运行有多么依赖。而且我们常常会错误地认为，某些简单的小修小补可以让它们运转得更好。
富裕的工业化经济体系，都经历着生产和就业上的周期性波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似乎是自由企业制度的固有特点，在自由企业制度下，决策是分散的，没有人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或者要做什么，而且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的。有人支持凯恩斯，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将自由企业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降低到可容忍的水平，从而使资本主义得以保留——相对于其他备选制度，资本主义有不少优点，这让它值得加以保留。还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政府建立一套稳固的规则体系控制自己以及银行系统的行为，不稳定性的程度就会比过去轻得多，从而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可以接受。
这些问题背后的争论由来已久。随着供求状况的变化，价格能够多快、多平稳地调整？随着变化的价格所提供的新信息，资源能够多快、多平稳地调配？尽管可以期望实证和理论方面的不断探寻会提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但是这类大视角下的问题，非常难让每个人都满意。事实和想象、逻辑和愿望在这样的探寻过程中相互交织。我们对于什么事情有可能实现的判断，受到我们想达到的愿景的微妙影响。倘若我们在“希望”经济如何运行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我们才会发现，在经济“究竟”如何运行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或许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共识，于是我们必须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并且从来不能确定是否已经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15.16 掌握近期情况
在本章开头，我们讨论了错误集群在经济失衡周期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分析了由此产生的大萧条。那么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的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呢？2008年的第三、四季度，实际GDP分别下降约5%和9%。2009年前两个季度也不例外，分别下降了约8%和5%。自那时起，经济回升速度一直非常缓慢。利率操控和廉价信贷再次成为问题的根源。但是为什么繁荣和紧随其后的萧条期大部分都发生在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呢？
旁白 为何激增现象出现在房地产业？
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能均衡地影响经济的各个行业。一些行业率先获得廉价信贷；一些行业能够更为敏捷地回应利率调整，还有一些行业得到的好处要比其他行业多。请读者不要忘记我们在之前的章节谈到的一个话题：游戏规则不可忽视。最近一次危机爆发，部分原因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规则的变化，当时的政策在廉价信贷流入房地产业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1995年对《社区再投资法》的修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此。《社区再投资法》的目标考虑得非常周到，而且积极主动。这一法案希望能够为那些居住在贫民区中的低收入群体、少数群体和善良的百姓圆梦，向他们提供梦寐以求的住房。同时，该法案呼吁银行向处于危机的小型企业提供更多贷款。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其方式手段。当时并没有推行自愿原则。政府官员不是简单地建议银行实施上述新举措。《社区再投资法》利用联邦权力迫使私营商业银行将额外储备中的大部分提供给危机人口：然而，这当中又存在许多规则、管制和程序，银行管理者和有关监管部门都无法清楚解释、执行或监督这些规则。
负责管理贷款的官员忽视银行旧有程序（尤其是对借贷人收入进行仔细核对及分析借贷人净资产等）。但是他们为什么突然放弃了这一传统且颇实用的程序？这种模式的成因是什么？答案是：银行家发现他们可以逃避社会再投资法的罚金和处罚，更重要的是，快速结算面向低收入人群的次级贷款，商业银行能够将其他可贷资金——这部分资金占银行储备的大部分——贷给身处竞争激烈的市场、收入高的重要客户。
这一做法再次出现了出人意料的不良后果。处于劣势的人群无需支付定金便可借贷——这在以往稳定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中等收入人群需付的首付远远低于之前要求的20%，这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可调抵押率和其他允许延后支付大额尾款的贷项目使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借贷人能够“支付得起”远远在他们支付能力之上的房子。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以及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负责制定具体的货币政策）官员努力扩大了美国的货币供给，试图提高美国GDP水平，推动房地产业的兴盛。他们大量购买债券（目标是联邦储备率），导致联邦储蓄率持续
下降，由2001年的6%下降为2003年的1%。当然，不同信用类型的银行贷款利率均有所下降，一时之间掀起一场借贷热潮，如野火般迅速蔓延。
《美国家装房产真人秀》、其他相似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广告鼓励人们购买低价楼房，打击房地产（贷款订金低或根本不需要付订金），随后在几个月内将楼房卖掉，从而发一笔横财。这列节目和广告经常在电视上出现，成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不稳定的房地产繁荣期，当前正处于“撕咬和咀嚼”阶段。“噎住”，即我们所说的修正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美联储官员意识到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导致房地产泡沫现象。如今这些官员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大量出售债券，减少货币供给，本·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后，联邦储蓄率从2003年的1%上升到2006年的5.25%。利率全面上调。
旁白 政府一路开绿灯！
美联储和政府的政策调整仿佛一夜之间开了太多绿灯。对利率进行操控、间接影响房地产价格以及低级的借贷政策三者共存，如何能够在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形成持续的协调性计划呢？美联储控制利率和定价，出于好意的政府官员掌控银行激励政策，而投资机构、一揽子按揭市场庄家、律师和投资银行家负责其他部分。几年时间里，几百万人和上万亿贷款都乐此不疲地投入这场游戏。
许多人认为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是这场繁荣产生的原因。还有一部分人（如本书作者）则不同意这一观点。当然，这当中的诸多细节非常复杂。但是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政府官员的干预，但是遗憾的是许多私企人员（多为贪婪、谨慎的人）反对政府干预，做出了许多愚蠢的事情。崩溃迹象很明显——泡沫已经破碎，房地产价格骤跌，家庭贷款拖欠额到2008年已经上升到5000万美元甚至更多，导致主营抵押贷款的证券经纪人、按揭担保人和金融保险公司不得不面对资金流动性不足的后果。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是所有参与者共同导致的结果，虽然这些人并不是有心为之：普通家庭为追求美国梦而奋斗，行业分析师对大众进行鼓励，电视节目制作人、商业银行和担保公司追求利润规避风险的行为，经济学家、官员和政府最高机构发起的有关项目等都包括在内。并非所有行为都造成了构成了当前危机的根源或成因，但是却全都被卷入了这场危机当中。
旁白 更多廉价信贷和软金融制约。
近年来，美联储试图通过再次扩大货币供应缓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并由此降低利率，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量化宽松”。（当然，本书第14章指出为了防止货币供给扩张引起通货膨胀和泡沫现象，美联储开始向银行储备支付利息，同时向多个方向展开工作。）其他政策制定者试图利用税收向银行家、交易商、证券经纪
人和拥有数十亿资产的企业提供福利资助。从长期看，是否会出现道德风险？如果今天的企业负责人收获利润并享有上万亿援助资金——自由市场提供的严格预算限制的明显“软化”或“松动”——他们或下一届负责人是否会愚蠢到再次抱有以下想法，即如果企业运营失败，美联储、财政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将再次为他们的损失买单？
在最近的几次危机中，财政政策也很活跃，政府遵循凯恩斯理论介入危机，如2009年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通常称作《刺激法案》），其结果是失业率进一步加大，甚至比未出台刺激法案情况下的失业率还要高！2009年年初，当总统和国会就财政预算和未来经济情势进行辩论时，我们不仅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对未来也感到迷茫，不知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一旦人们知道有如此一笔巨额财款可供使用，且其用途不限，政府内外人士均看准机会想要分一杯羹。每个参议员和代表积极确保在货币发行量加大的情况下，这些钱能够分到有资格拿这笔钱的人手中。因此，注意刺激法案资金的流向，林林总总的资金将投入各种不同的用途。
简而言之，为了减少不可避免的衰退带来的冲击，同时向优质股权提供便利，政府已经停止了补救措施。美联储已经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财政赤字大量存在，国家债务增加。衰退和缓慢回升并非一定要持续多年。然而，不幸的是，这场危机却需要多年才能恢复。
简短回顾
经济的严重下滑，即衰退，是预期落空的标志。尽管不论光景好坏都有很多企业遭受亏损，但是经济衰退表现为系统性的（即普遍而广泛的）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经营亏损。市场参与者误读了价格信号提供的信息。企业进行期望利润和亏损的货币计算，选择期望利润最高的项目。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们意识到亏损了，于是改变投资和雇用计划。它们通过削减产量和解雇工人来扭转局势。
当期望利润和亏损错误的货币计算十分普遍，以至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表现为错误集群，可能的罪魁祸首便是通过扩大货币供给人为地降低利率。暂时的廉价信贷在商业周期中制造出的“繁荣”阶段无法长期持续，当意料之外的亏损变为现实时，计划会随之相应调整，最终导致经济的衰退和下行。在这种情况下，萧条能够对之前所犯错误和资源的错误分配进行纠正。
如果美联储实施均衡的货币政策，努力使经济系统中的货币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这种普遍的错误计算和其所体现的错误集群就能被最小化。稳定性的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货币供给量适应公众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时机对于任何有效的稳定政策来说都至关重要。问题出现和问题被认识到之间、认识到问题和采取具体措施的决策之间、措施和最终效果之间的时间延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延迟加起来使得实际中的总需求管理没有理论上的那么稳定。
政府的稳定政策不是被不偏不倚、无所不知的专家们控制着，而是被政治进程控制着。那些制定政策的人考虑自身的利益，并对其感受到的激励做出响应。
民主社会的稳定政策，受到政府官员们相对来说较短任期的显著影响，这些政府官员迫于压力，忽视那些带来短期效益计划的长期成本。
预料之外的总需求增长率变化，会在给成本和价格带来影响之前，先影响产出和就业。因此当政策转向扩张的方向，取得的收益先于成本体现，但是当政策转向紧缩的方向，成本则领先于收益。于是惦记着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政客，会发现扩张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而紧缩政策与他们的利益相悖。这往往造成“走—停—走”的政策，且偏向于导致通货膨胀。
民主政治进程也往往会为中央政府带来长期的预算赤字，因为中央政府通常控制支付手段，因此总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成功借到钱。由于在长期达成预算平衡并无当务之急的压力，民主政治进程会带来无穷无尽的一串预算赤字。这些赤字又会给货币管理机构施压，让他们扩大货币供给。
政府少做点，反而可能是对维护经济稳定的最大贡献。更加稳定、更加有预见性的政府政策，给经济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会更少。
我们近期经历的所谓经济大衰退表明廉价信贷——借助政府某些规则进入房地产业，导致了经济泡沫和紧随其后的崩溃现象。政府未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可知性导致经济恢复的速度减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