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耶鲁大学的招生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着。作为教师代表，我与3名招生官和1名校长办公室代表一起，负责审核所有来自东宾夕法尼亚的申请材料。按照SAT成绩、GPA、班级排名和推荐信转换分数的高低，所有的申请都会被评为1-4分，涉及到传统校友或者能增加学校多样性的申请还会被特别标注。分值为1的申请人一定会被录取；分值为3或4的申请人则通常不会被录取，除非有什么特殊因素，比如他或她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是”DevA”的一员（既申请人的家庭成员是极为慷慨的学校捐助人）。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决定是否招收分值为2的申请人。整整一天时间里，我们依靠垃圾食品带来的高热量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奋力工作着。
一位看起来30岁上下的招生官为我们飞速讲解着每位申请人的情况，而且他很喜欢讲一些我听不大懂的术语。比如，“Good rig”代表着申请人的文书体现出了良好的学术修养；“Ed level 1”代表申请人父母的教育程度不超过高中，这说明申请人有刻苦努力的潜质；“MUSD”代表申请人极具音乐天赋；“Brag”则是指课外活动非常丰富（至少5-6种），其他材料却不够理想的申请人。我们听完他的介绍后会提出几个问题，再把申请人的材料挑出一两篇看一看，然后进行投票。
出色的申请人如此之多，我们必须从文书里找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即所谓个人素质。虽然成绩和个人经历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只会把成绩和经历罗列成表的申请人通常都会被拒，理由常常是“没有亮点”、“不合群”或“可有可无”。有一位申请人课外活动多到令人发指，而且一口气提交了9封推荐信。他被拒的理由是，给招生官留下了“用力过猛”的感觉。想要被录取，申请人要么是“全面发展”型，要么是特长“拔尖”型；而如果是拔尖型，则必须真的非常拔尖，比如是能震撼音乐老师的乐器能手，或是拿过国家级奖项的小科学家。
“超人”——作家JamesAtlas是这样称呼这类各方面成就都超高的精英学生的。双学位、善于运动、精通乐器、精通多门外语、在地球上某个不知名的角落做过义工、拥有几项特长爱好：这些精英学生不但十项全能，而且自信得另旁人心生敬畏。我有个朋友在另一所美国顶尖大学教书，有一次她要求全班把18世纪诗人Alexander Pope一首30行的诗全文背诵下来。结果，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完整的背出了这首诗。她说，这简直难以置信，就好像看着一匹匹训练有素的赛马争先恐后地冲过赛道一样。
这些令人羡慕的年轻人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是从我过去几年所目睹的、交谈过的以及毕业后依然持续通信的学生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不错，我们的精英教育体制培养出了大量聪明、有天分、有决心又有动力的年轻人，但同时他们也是焦虑、怯懦和自我迷失的；他们很少有求知欲，对生活的目的也不甚明了；他们被困在华丽的光环之下，不明所以的向着一个统一的方向前进；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都很擅长，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我提到的精英教育，既包括哈佛、斯坦福和威廉姆斯这样的知名学府，也包括其他一线和二线院校；同时，还包括将学生引向这些大学的私立和公立高中、包括日渐兴盛的教育咨询和顾问机构以及应试培训机构、包括像一只恶龙一样把守着通往成年之路的大学招生政策、包括本科之后的知名研究生院校以及企业的招聘政策，还包括把自己孩子送进这类学校的中产阶级父母和社会舆论。总得来说，包括一切围绕在精英教育体制周围的东西。
我自己也曾是这茫茫大军中的一员。和今天的学生一样，我在大学毕业时同样不知所措。我选择了自己能进的最好的学校；当初那些模糊晦涩又难以理解的词汇：地位、财富和所谓的“成功”，在迈出校门的一瞬间就会烟消云散。在常春藤摸爬滚打了24年后（哥大本科到博士毕业，外加10年的耶鲁执教生涯），我开始认真思考这套教育体制究竟把学生塑造成了什么人、对社会造成了哪些影响、我们应该怎样跳出这套体制、怎样摆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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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源自《新共和》，由女先生原创编译。
文章作者：William Deresiewicz，耶鲁大学教授（1998-2008）、作家、文学评论家； 《The Nation》、《The New Republic》、《The American Scholar》和《The New York Times》撰稿人；著有《A Jane Austen Education》、《How Six Novels TaughtMe About Love, Friendship, and the Things that Really Matter》、《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to a Meaningful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