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一点想法：货币心理学
要做到真正的理性，你就不能在没有重大的实验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坚持某一观点。
—艾伦·格林斯潘
通常，人们对同等数量的损失的感受，差不多是对同等数量的收益的感受的两倍。
—丹尼尔·卡尼曼
大脑成像给了我们解开大脑这一黑匣子的奥秘的希望。
—布赖恩·克努森
神经经济学家利用脑部扫描来了解大脑如何做出经济决定在古埃及人眼中，大脑是不重要的。在准备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脑子会通过鼻孔被吸出来扔掉。相反，心脏会被保存下来，因为他们相信心脏是灵魂的居所与意识的所在。现在我们知道，大脑是产生思想和促成行动的器官，也是大脑负责创造和解读诸如货币之类的象征符号。货币是大脑的产物，因此研究大脑如何处理货币这一概念、解读它的价值，以及理解货币就变得有意义。要了解大脑如何表达货币这一概念，一个有效的方法就去了解我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做出塑造了我们的生活的经济决定。
直到最近，研究者们才开始利用脑部扫描来了解人类的大脑如何处理货币。然而，即便在没有这项技术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也做了许多关于由大脑指挥的人类行为的假设。在经济学基础课程中，大多数学生学习过“经济人”的概念，即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抉择的人。从生物演化角度来说，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抉择是合理的，因为如此便可以将个体生存的机会最大化。这种将人类视作理性、有逻辑的个体的假设也是许多经济预测的基础。
但是这些预测经常会出错。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的多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们都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严重的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
甚至即便到了2008年9月，也就是贝尔斯登公司倒闭了几个月之后，蓝筹经济指数中美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的预期中位数仍然是0.2%，而实际上当年美国经济遭遇了自1982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大跌幅，全年下降6.2%。这些预测之所以落空，部分原因是它们建立在有问题的假设上，即市场是可以自我修正的，且市场是由理性的参与者组成的。
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学家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心理，他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来看一下3位经济思想家：艾伦·格林斯潘、丹尼尔·卡尼曼和布赖恩·克努森。在3个人之中，格林斯潘掌舵美联储多年，并且一直相信市场是可以自我修正的，而且市场是由理性的参与者组成的。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这种想法遭到了质疑，格林斯潘也从此改变了他的观点。卡尼曼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他研究人们的抉择背后的心理学作用，并且记录下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出非理性的经济决定的。克努森是一位神经经济学家，他利用脑部成像技术来直观观察人类做出经济决定的方式。
神经经济学家的出现，让整个经济学学科充满了潜力。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人类大脑处理金钱的方式，那么或许经济学家们就可以做出更准确的预测。然而，这一领域的进展缓慢，并且在短期内只能为传统经济学家做出的假设和预测锦上添花，而无法真正取代它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研究一下这3个人的3种视角，来看看我们对货币的想法将如何继续演进。
让我们理性一些
艾伦·格林斯潘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那天是2008年3月16日，电话是美联储的一名官员打来的。格林斯潘得知，美联储将借给摩根大通290亿美元，供后者收购贝尔斯登。这真是令人不快的一刻，因为格林斯潘没有预见危机的到来。是的，的确有一些投资者注意到了次级资产中的问题，并且预见到了市场下行的趋势，甚至还有人逆势下赌而赚到了不少钱。但在他2013年出版的《动荡的世界》[1] 一书中，格林斯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几乎没人曾预料到”。他问道：“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出了错？”他将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归咎于经济预测。
但是，现在让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预测？尽管格林斯潘声称预测中满是不确定性，他却仍然断言“我们的天性需要预测”。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我们进行预测的背后有生物学层面的原因。
他是正确的。在一项展现我们进行预测的天性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先分别以可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方式为被试提供果汁和水。研究者们对被试进行了脑部扫描，发现当被试可以预测提供果汁和水的方式的时候，他们脑中负责处理奖赏情绪的部分——伏隔核就会变得更活跃。简单来说，准确的预测会带来愉悦感。在演化过程中，当我们能够发现某种可以预测的规律时，不确定性就减少了，而这会增加我们生存下来的机会。
尽管货币已经变成了其最初的生物演化目标的抽象物，我们人类仍然视其为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的事物。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说道：“在我们的世界，货币象征着维持生命并让我们作为生命体继续存在的手段。”我们想要知道我们在经济上的前景如何，是因为这种预测可以帮助我们生存下去。
从20世纪初开始，预测就一直是现代金融服务行业的组成部分。那是一个喧闹的时代，美国经济在蓬勃增长与金融恐慌之间波动。商人需要为未来做打算，尽量减少闲置劳动力的出现，同时又要在需求强劲时将生产能力最大化。因此，他们对不稳定性感到忧心忡忡。在沃尔特·弗里德曼富有启发性的《预言家》一书中，他解释道：经济预测崛起之时，恰逢伴随着科学方法的理性勃兴之际。贪得无厌的人类在经济工业化的时代仍然向往可预测的未来。实际上，在20世纪早期，人们通过各种科学方法试图征服未来的不确定性。
早期预测者受到气象学影响，甚至在进行经济预测时使用气象学术语。随着政府开始跟踪并发布一些指标，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被使用，诸如商品价格。1907年，股市市值下跌近50%，多家银行倒闭，这一事件被称作“1907年大恐慌”。在此之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就急于找到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的方法。他们在那些运用并分析大量数据的预测者那里找到了安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预测……不仅仅是对未来的预判。预测是对经济是什么以及经济如何运行的假设。
预测者们指出数据中的趋势、绘制图表、编制模型，让资本主义经济看起来自然、符合逻辑、具有可预测性（这一点最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测的水平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精确，许多商人开始在做出重大抉择时依赖预测，甚至将预测看作事实。但与大多数严肃科学不同，经济预测的可靠性更差，因为它拥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基础：人类行为。
尽管如此，人类行为的基础模型假设人们是理性的，且有能力在各种不同选择之间权衡利弊，而这一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石。经济学的典型定义是有关我们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以满足无限的需求的研究。传统经济学包含了被广泛研究过的人类行为模型：第一，考虑每个选择会在何种程度上增进你的幸福感；第二，考虑你面对的限制因素，比如时间和金钱；第三，选择能带给你最多幸福感的选项。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理性的人会构成理性的市场，而理性的市场可以带来理性或者“正确”的价格。一只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市场最普遍的集体智慧。不论一只股票是涨是跌，市场会决定其“正确”的价格。这种信念构成了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由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在其1970年发表的《有效市场：理论与实证》一文中提出。
这一假说认为，股票价格反映的是所有可以获得的公开信息。由于价格是群体智慧的产物，没有人的表现能胜过市场，因为市场的价格已经是“正确”的了。这一假说更直白的名称是理性市场理论。这种观点塑造了20世纪大部分大学校园和华尔街的经济学主导思想。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放松了，诸如指数基金和金融衍生品之类的金融工具也诞生了。在其著作《理性市场谬论》中，贾斯汀·福克斯写道：对所谓理性市场的信仰……不仅仅存在于股票市场。这种观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股票、债券、期权、期货和其他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并进行交易，它们一定会为经济活动带来更多理性。金融市场拥有一种任何个人、公司和政府都不具备的智慧……（由此）可以推导出……从某种根本的意义上讲，价格就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市场洞悉一切。就在众多经济学家分别提出这个理论的某一部分时，一个人脱颖而出，将整个理论贡献给了华尔街。哈里·马科维茨于20世纪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随后在金融市场上锻炼了他的数学能力。他阅读了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著作，意识到投资者们通常为降低风险而分散他们的投资，却很少注意到整个投资组合所蕴含的风险。他开发出一套公式，用来计算股票投资组合的风险。在这套公式中，他将每只股票的预期收益、该收益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以及各只股票的收益向同一方向运动的程度（即相关性）纳入其中。他创造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至今仍为投资者们采用，来优化投资组合的风险与回报关系：投资组合经理可以权衡他们的选项和限制条件，选择那些风险最小却能带来最多预期收益的证券。马科维茨和法玛后来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马科维茨本人在为退休生活打算而准备投资时，发现很难遵从这一理论。
我本应当计算资产类别的历史协方差，并且画一条效率前缘线。可我的脑海里全是如果股票市场上涨，而我却没有入场，或是股票市场下跌，我却全仓持股的悲惨境地。我希望能够将未来可能的悔恨情绪最小化，于是我在债券和股票市场中各投资了50%。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发明者却没有使用该理论。即便他意识到怎样做才是理性的，他还是选择了看上去非理性的做法。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如此行事，这说明人类都是完全理性的这一假设是有问题的。在日本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评估了东京富人区的446位居民。你或许会认为这样的人会采用完全理性、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方式，但研究者们发现只有31位居民，也就是7%的人采取了“经济人”的行为模式。“经济学家的模型糟透了。他们完全忽视了人的因素会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计量金融学专家和教育家保罗·威尔莫特说道。
那些未能预见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预测者们犯了同样的错误。2009年，8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写了一篇题为“金融危机与经济学学术界的系统性失败”的论文。他们在文中斥责说，使用数学模型无法表现出人们在做决定时的诸多不同表现。他们认为，许多预测者错误地假设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都会理性地做出抉择。沃顿商学院教授悉尼·温特认同他们的观点，认为“理性行为并非一个靠得住的假设基础，不然的话，人们也不会做出那么多自我毁灭的事情，诸如申请他们根本偿还不起的抵押贷款，而这恰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完全理性的金融公司管理者也不会在以这些有风险的抵押贷款做基础的证券上做投资。”这8位经济学家认为，预测者应当将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变量考虑在内：（预测的）主要问题在于，尽管进行了许多细化，经济预测采用的仍然不是基于实证研究并经由实证研究验证的方法。实际上，它全然站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所发现的人类行为准则的对立面……经济模型应当与研究人类行为的其他科学分支的认知相符合。坚持用一种与实证不相容的经济学假设去看待人类行为是大有问题的。
2008年秋，就在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际，一位众议员质询艾伦·格林斯潘，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性市场理论是否并不成立。格林斯潘回答说：“这恰恰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一直看到大量的证据表明，理性市场理论很好地发挥着作用。”在他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事后分析中，格林斯潘认为，流行的预测并没有将“动物本能”考虑在内，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说的“无意识的、宁愿行动而不愿不行动的冲动，而非在衡量过平均收益和取得这些收益的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理性）结论”。总的来说，人类行为时常不受逻辑和所谓的理性的指导，而是被其他力量影响，诸如恐惧和愉悦之类的情绪。格林斯潘这样总结他的感悟：
我们喜欢把自己描绘成在根本上受理智驱动的物种，从某种意义上说胜过了所有其他物种。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距离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描述的人类蓝本—受长期自我利益的理性考量驱动的人类——还有不短的距离。如同行为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维过程会更多地依赖直觉、进行演绎……大体来看，动物本能式的经济学解释了大量的人类活动，并且与较晚的行为经济学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
重要的是，我们要用更贴近现实的行为假设来代替模型中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所做出的行为假设，后者已经在我们的大学经济学课堂中占据了太久的主导地位。
融入了更多“人类因素”的预测能否预测出金融危机，我们还不得而知。然而，我们不需要懂得一个复杂的模型也能明白房价不可能永远保持上涨。不管怎么说，许多预测者都意识到了以前的失败和愚蠢，开始寻找新的方式去理解人类在做出经济决定时的心理和行为。
喂，看看你的行为
1955年，一位叫丹尼尔·卡尼曼的年轻的心理学家兼以色列陆军中尉被委派了一项任务。他受命研究军官候选人究竟能否称职。他让8位候选人隐去他们的军衔，然后指导他们在不让圆木触碰墙或地面的情况下将一根大圆木举过一堵高墙。卡尼曼采取了一种十分符合逻辑的评估方法：他会观察谁在行动中担任领导，而谁会服从其他人的指令。基于这样的观察，他再对这些候选人未来的军官生涯表现做出预测。几个月之后，当把这些候选人真实的表现结果拿来对比，发现卡尼曼的预测并不准确，甚至比胡乱猜的结果好不了多少。尽管明知他的评估方法根本不能预测人们的表现，卡尼曼依然使用该方法进行评估。他的行为让我想起了那句常被引用的话：“发疯的定义就是不断地重复做同一件事，却期望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卡尼曼则用另一种方式来解读他的非理性的行为，并将其称为“有效性的错觉”。
有效性的错觉是一种认知偏差，偏离了理性人应有的行为，是逻辑中的盲点。尽管卡尼曼知道他用来评估候选人的方法是不尽如人意的，他仍然选择使用老方法。认知偏差是行为经济学的起点。行为经济学与其说是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更像是一种用来理解人们做出经济决定的过程的研究。卡尼曼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一起花费了数年时间发现、记录并解释了数以百计的认知偏差。他们两人都被誉为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者。特沃斯基在1996年去世，而卡尼曼则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他连一节经济学课程都没有上过。
在他的畅销著作《思考，快与慢》[2]中，卡尼曼给出了一个用来理解人类头脑运作方式的新模型。他将头脑的运作方式分成两种：系统1和系统2。系统1负责在潜意识中做出的自动、快速的决定，比如在阅读本书时翻页；系统2负责有意识地进行更慢、更复杂的决定，比如权衡退休金投资组合。我们通常会认为，是系统2在指导我们的经济决定。但实际上，经常是系统1在处理这件事。
由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理解人类认知的新方法，因而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一系列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论文《不确定性下的判断力：启发与偏见》发表于1974年，这篇论文列举了20个认知偏差，在各种学科之中广为引用。卡尼曼这样解释了他们的研究对传统的理解人类行为模型的基本根源的质疑：
大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科学家们认同关于人类本性的两个观点：第一，人通常是理性的……第二，当人们偏离理性时，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恐惧和爱这样的情感。我们的论文质疑了这两个假设……我们记录了普通人思考时的系统性谬误，并且将这些谬误归因于认知体系的设计问题，而不是情感对思想的冲击作用。
所谓“认知体系”，即系统1和系统2，代表了我们做决定的不同方式。我们的选择并不应当被简单归结为理性或非理性的选择，而应当被视作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或在潜意识中做出的选择。我们的许多经济决定都受到了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力量的影响。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侍者发现坐在阳光下的顾客给的小费更多。天气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从而让我们更愿意付出更多的小费。另一项研究则发现，天气可能会对市场表现产生影响。通过对比26个国家股票一级市场的市场表现与天气情况的关系，研究者们发现，市场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表现得会更好，年化收益会比多云天气时高出24.8%。没有哪个严肃的投资者会在做出投资决策前问自己今天天气怎么样、是否影响自己的心情，但他们的潜意识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做出了回应。
潜意识还会影响购物者的选择。研究者发现，购物者在听到法国音乐时更有可能购买法国红酒，而在听到德国音乐时更有可能购买德国红酒。另一项研究发现，音乐会影响品酒者对酒的感受，会把酒的味道描述得好像对音乐的感受。这些发现对广告从业者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电视剧《广告狂人》里，唐德雷珀就通过对产品的正面联想影响消费者的潜意识，从而生活优渥。
我们每天要做成千上万个决定。为了节约能量，我们创造出思维捷径来帮助我们进行系统1式的思考。这种捷径被称作启发法，有时也被称为经验法则。有些捷径很有用，比如当别人喊“小心”时赶忙闪避；有些则没什么用且非常不理性，比如产生认知偏差。通过研究那些会导致认知偏差的思维捷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找到了理解人类做出经济决定这种行为的新方法。
为了描述启发法（及其引发的认知偏差）对经济决定的重要影响，让我们来看看4种启发法：可得性启发法、技巧错觉、损失规避、金钱幻觉。
可得性启发法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父亲总去买彩票。我很确定他知道自己只有1.75亿分之一的概率赢得大奖，但每次当他走到壳牌加油站买彩票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中不了大奖的大概率事件，而是回想起有一次他猜对了几个数字，赢了475美元。他还会想到那些上了五点档新闻的大奖赢家。他想到的例子越是让他感到愉快，对他来说出现类似的特殊情况的可能性就显得越大。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在自己的头脑中计算数目这么庞大的统计学问题，于是可得性启发法就诱导我们做出了决定。
启发法还会导致被称为技巧错觉的认知偏差。卡尼曼分析了一家财富管理公司中25名投资顾问8年来的数据，其中一些数据是用来衡量每一位投资顾问的年度奖金的标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卡尼曼通过运算发现，在这些投资顾问的投资建议与投资结果之间完全没有关联性。他把他的发现呈交给公司高管。他写道：“对他们来说，这一事实本应是很令人震惊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由于技巧错觉的存在，经理们坚持着他们的非理性行为，继续付给雇员完全不反映他们真实工作表现的奖金。不幸的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技巧错觉在资产管理行业中大行其道：在跨度为15年的一段时期内，有95%的共同基金经理的表现要逊于某一标准指数基金，而这一基金并没有由哪个经理专门管理。尽管表现拙劣，许多基金经理仍然在赚大钱。基金管理领域中的技巧错觉揭示了市场参与者的一种非理性行为：奖励表现逊色的经理。实际上，一位基金经理的糟糕表现最终会导致投资者撤出他所有的基金。但表现糟糕的基金经理仍然长期赚钱，这就说明人们的经济决策并不是由完全理性和有逻辑的因素控制的。卡尼曼解释说，这种认知偏差在“这个行业的文化中根深蒂固，那些挑战了基本假设，也因此威胁到从业人员的生计和自尊的事实干脆被视而不见，人们的头脑拒绝接受这些事实”。无视财富顾问和基金经理的糟糕表现，看上去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这些基金公司的管理团队试图保住他们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计，而这是一个再理性不过、有着强烈动机的因素。因此，他们选择无视那些事实。
另一个启发法——金钱幻觉，则被经济学家们广泛研究了近一个世纪。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在考虑金钱时，通常会无视通货膨胀和价格的普遍上涨，而仅仅考虑货币的名义价值，而非实际价值。例如，某一年通货膨胀率为1%，凯特的年薪是45 000美元。第二年，她的薪水保持不变，但是通货膨胀率变成了4%。凯特依然会购买同等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就好像物价并没有上涨，其实她的实际收入已经减少了。当金钱幻觉在人群中广泛流行时，就可能会引发市场狂热。2008年，两位经济学家提出，当人们决定究竟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时，仅仅对比了每月房租与贷款还款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好好考虑通货膨胀对还款金额实际价值的影响。比如，当通货膨胀率下降时，凯特和许多人可能会购买房产，因为他们认为名义利率的降低使他们可以负担得起房子了。实际上，凯特应当考虑的是她面对的实际利率，只有这样，她才能真正了解她的抵押贷款方案是否真的比租房方案更划算。如果没有考虑实际利率，那么凯特和其他人就有可能错误地认为买房是更好的选项，而此举可能会推高房价并导致房地产泡沫。
存在金钱幻觉的并非只有房地产市场。在股票市场中，基金经理有时也不会考虑一家公司赢利额的真实价值。在通货膨胀周期中，现在的金钱要比未来的金钱更有价值，因此投资者会计算未来的收益在今天价值多少，这一过程叫贴现。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投资者在计算贴现时，使用的可能是名义价值，而非实际价值。对我来说，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基金经理不去考虑实际价值。金钱幻觉可能会导致股票价格无法反映一家公司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认知偏差或许是资产价格失真的根源，它甚至还可能引发劳资纠纷：在1976~2000年，只有19%的加拿大工会合同中包含生活成本调整条款。这或许是因为雇主在谈判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也可能是工会的谈判者出现了认知偏差，忘记了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下，购买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侵蚀。
人们无法进入大脑这个黑匣子，弄清楚大脑究竟是怎样衡量并做出经济决定的。这种情形一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这是神经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我将在下一部分解释。然而，一些脑部成像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一个人出现金钱错觉时，其脑部究竟在发生怎样的活动。通过脑部成像技术可以发现，是神经导致了这一认知偏差。在一项研究中，被试一边解答有关奖金的问题，一边接受着脑部扫描。在一种情境中，他们可以赢得奖金，并且从一个目录中选购一些比较廉价的物品；而在另一种情境中，他们可以赢得比前一种情境多出50%的奖金，然后从同样的目录中选购商品，但是商品的价格会高出50%。尽管奖金的名义价值增加了，但被试的购买力并没有出现变化。而且，在测试开始之前，他们会被告知奖金的价值并不会发生改变。研究发现，当被试处于奖金数额较高的情境中时，他们的前额叶皮层活动会比在另一种情境中活跃得多。尽管奖金的实际价值没有发生变化，大脑活动却会随着名义价值的变化而变化。这项研究表明，更高的名义价值会让大脑负责处理奖赏和为物品估价的部分变得更加活跃。前额叶皮层也被认为是人们进行推理的地方，而它在活跃时可能会诱使我们更在意较高的价格。这或许可以解释我们的大脑是怎样处理标签震惊这种情绪的，即在看到超出预期的高昂价格时神经活动出现增强和警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经历过标签震惊，因此，它导致大脑活动增强这件事本身或许并不让人感到惊奇。现在，人们拥有了可以显示大脑究竟是如何处理经济决定的脑部成像技术，它可能是我们对人类选择行为产生更准确预测的第一步。
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赢得最高知名度的启发法是损失规避。它还有一个更加学术化的名称，叫作展望理论。其基本含义是，当人们在做决定时，对收益和损失的价值衡量是不同的。从生物演化的逻辑来看，损失规避似乎可以将伤害和损失最小化，以增加生存的机会。
假设你参加一场抛硬币的赌局，输的话你会损失20美元，赢的话你会获得22美元。这个规则对游戏参与者是有利的，人类行为的理性模型也会建议你参加这场赌局。然而，大多数人却会选择放弃这个赌局。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如果规定输的时候的损失是20美元，那么平均而言，游戏参与者会希望在赢的时候可以获得40美元。非常明显，人们衡量损失和收益的方式是不均衡的，因为即便在他们有很大可能获得收益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希望避免损失。
损失规避或许还可以用来解释一些常见的市场行为。坎布里资产管理公司的梅班·费伯发现，熊市时期的股票价格比牛市时期波动得更为剧烈。金融作家盖瑞·贝斯基和托马斯·季洛维奇认为，一个原因或许是在熊市中，交易者会进行更多的冒险操作，以避免承受已有的损失：“如果你是一名股票交易者，当你赔了很多钱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强有力的冲动让你赌得更大，以图把赔掉的钱再赚回来。”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因为一位不守规矩的交易员为了避免承受已有的损失而进行超额交易，最终导致了巴林银行倒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理性的市场参与者本不应该进行更激进的赌博。
损失规避并不仅仅存在于金融领域。由于政治代价太高，削减社会福利是十分困难的。那些比较有可能会因此蒙受损失的人也更有可能被动员起来，捍卫已有的福利。政客们总是在扩大福利时十分踊跃，却在削减福利时逃避指责。甚至就连职业高尔夫球手也会受到损失规避的影响。一项研究以位置及其他因素为标尺，分析了美国职业高尔夫球锦标赛中超过200万计推杆击球。研究发现，当高尔夫球手有机会打出标准杆数得分时，其推杆进洞的成功率会比有机会打出小鸟球[3]时高出3.6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高尔夫球手面临着表现差于标准杆数的风险；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打出小鸟球则会让球手的表现优于标准杆数。
损失规避由神经机制调节。大脑中有数个部位会参与思考和做出决策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对收益做出预期和确认的大脑边缘系统中的纹状体，也包括处理损失预期和确认的杏仁体。研究者们选取了两名杏仁体有损伤的女性，她们的杏仁体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实验发现，控制组中的健康的被试更愿意参加赢50美元或输10美元的赌博，而不是赢20美元或输15美元的赌博。然而，那两位杏仁体有损伤的女性则更愿意参与风险性更高的赌博，甚至会参加那些潜在的损失要大于潜在的收益的赌博。掌控害怕情绪的杏仁体在经济决定中扮演着相同的角色，负责让我们远离损失。
这些认知偏差揭示了人类的本质——有时，人类会毫无知觉，又缺乏理性。我们非但不会依照理性模型行事，反而在心理和行为层面上变化多端。通过对人类行为多年的观察与记录，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识到了这些不同点。他们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更加真实的版本，而这在格林斯潘看来正是我们需要的。然而，经济学家很难将数以百计的认知偏差体现在他们的金融模型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既复杂又直接的理解人类经济决策的方式。
为此，我们就要看一下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的著作及其提出的“心理账户”的概念。人们看待每一元钱的方式是不同的，会把它们归入全然不同的分类中，比如保障生活的收入和风险投资的资本。这就好像一家公司的财务主管，他们也会将资本按照不同的用途分类，诸如工资、税收或者研发经费。人就像公司一样，会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类别的钱。
我的父亲买彩票的故事不仅能用可得性启发法来解释，还可以用心理账户理论来解释。他会这样解释他的决定：“我买彩票的钱不是我的退休金。”这就好比他在自己的脑海中创建了一个可以从中取钱去赌博的“授权账户”。尽管金额可能是相同的，但心理账户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金钱。泰勒的理论十分简洁地说明了我们是怎样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金钱的，而经济学家们应当意识到钱与钱之间的这种区别。
理查德·泰勒、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其他行为经济学家为我们理解与金钱有关的人类行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的发现仅仅到此为止，还不足以完全解释我们的头脑究竟是如何指挥这些行为的。要想继续用新的方式来理解货币，我们必须进入人类大脑这个黑匣子的内部。
研究大脑的人布赖恩·克努森是一个身怀使命的人：他想要了解大脑是如何做出经济决定的。布赖恩·克努森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及神经科学教授，是最常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也是最重要的神经经济学家之一。神经经济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旨在探索大脑做出经济决定的方式。
如果你去参加一场神经经济学的教学会议，你会发现出席的有神经科学家、行为经济学家、“传统”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计算机学家。如此多样的组合是有用的，因为了解人类大脑做出某种决定的过程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挑战。
神经经济学的跨学科本质提醒我们，人类做出经济决定时可能会出于多种原因。在我们获得了进行高级思维的能力之后，我们通常认为我们的决定是在大脑新皮质——我们的意识源泉——里形成的。然而，许多经济决定是由我们的潜意识通过系统1做出的，我们甚至无法完全意识到这一过程。
不仅我们的诸多经济决定是在潜意识里完成的，就连我们的许多动机也是由我们未能完全意识到的因素促成的。在英国进行的一项有关金钱的研究中，18名被试被要求握住一个手柄。在此之前，他们会看到类似1便士这样不值钱的硬币的图像，或是价值更高一些的硬币的图像，比如1英镑。这些图像表示他们可能会赢得的奖金数量。他们获得奖金数量的多少与他们紧握手柄的力道成正比。在有些情况下，图像展示的时间很长，被试可以看清楚是哪种硬币的图像。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图像会一闪而过，被试会表示他们无法确认显示的是哪一种硬币。尽管并不清楚自己会赢得哪种硬币，这些被试仍然会在奖金是高价值硬币时更加紧握手柄。这是因为，潜意识知道哪种奖金价值更高。
金钱还会促成被试的生理变化。研究者发现，被试的皮肤电导率会在他们被展示以高价值硬币时升高。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一组大学生被要求数80张100美元的纸币，而另一组大学生则数80张纸。两组学生中都有一些人会被要求将手放入约50摄氏度的水中。那些点纸币的学生对热水造成的疼痛感受会低于那些点纸的学生。这些发现表明，想到和接触到金钱会以某种似乎感觉不到的方式造成生理变化。
但在这些实验过程中，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握手柄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了脑部扫描技术，发现当1英镑硬币被展示时，大脑中的苍白球（纹状体的一部分，包含伏隔核）部分会变得更加活跃，这一部分似乎是大脑中支持意识和潜意识动力的部分。研究者们总结说：“人类大脑可以在本人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将预期的奖励转化为身体上的反应。”金钱引导了我们的行动，在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改变了我们的决定和行为。
“磁共振成像（MRI）技术改变了一切。”克努森说道。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可以测出大脑外皮组织的耗氧量。脑细胞需要氧气才能工作。利用这项技术，神经经济学家们可以在“皮层下”层面更深入地观察大脑，看看在我们进行经济决定时大脑中究竟在发生些什么。《纽约时报》这样描述神经经济学家研究脑部图像的一系列工作：“这些研究者们忙着扫描人们在做出经济决定、以物易物、参与竞争、合作、背叛、惩罚、参加拍卖、赌博，乃至筹划接下来的经济决定时的大脑图像。”
我已经讨论了神经经济学家怎样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以判明金钱错觉、损失规避以及潜意识经济激励活动的神经学基础。他们甚至研究了当金钱被销毁时大脑的反应。研究者们让20名被试观看纸币和普通纸张分别被折叠、扯碎的视频，同时扫描他们的大脑。他们发现，当被试观看纸币被销毁的视频时，他们大脑中的颞顶网络会变得活跃，而通常当我们使用螺丝刀、锤子或用手斧猛击时，这一部分才会变得活跃。被销毁的纸币面额越高，神经活动就越活跃。研究者们表示：“这一结果支持了把货币视为一种工具的心理学解释……事实证明，大脑确实将货币视为一种精确记录交换活动的工具，因此将货币视作工具的说法并非只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这些发现十分有趣，但我们才刚刚处于神经经济学的入门阶段。关于大脑怎样处理货币的概念，我们还有许多需要了解的东西。在人脑中，有大约1000亿个被称作神经元的脑细胞。当神经元受到刺激时，就会产生冲动。神经元将这种冲动转化为化学信号，在狭小的空间内通过一种叫作突触的渠道用化学信号刺激其他神经元。突触就如同传递信件的交换站。
平均每个神经元有5000个突触，所以人脑中共计有约500万亿个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是储存和促成知识（比如如何使用货币）的形成的关键。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一个人的大脑中处理的信息数量要超过互联网上的信息总量。网站可以通过链接相互交换信息，神经元也可以。处理货币概念的神经元可以被改变，继而将盐、黄金、美元乃至几乎任何事物都看作货币。这一特点被称作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可以创造新的联系。当一些神经元一起产生冲动时，它们就被连接在了一起。
从童年开始，我们就懂得货币是一种价值的象征。我们获得这一认识或许并非通过正式的教育渠道，而是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当你看到你的母亲用钱购买牛奶时，你的一些神经元就会产生冲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会将金钱与它可以买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发展心理学家斯坦利·格林斯潘与斯图尔特·申克研究了婴儿如何创造象征符号。他们发现，“创造一个有意义的象征符号”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这个符号必须有“情感投入”。如果没有情感，符号就只是形象而已。妈妈并不只是一位留着长长的棕色头发的高高的女士，而是用食物和保护带来安慰的人。一美元纸币并不仅仅是一张印成绿色的纸，你可以用它来奖励勤于家务的孩子，或是用吝啬的小费来羞辱某个人。货币并非只是逻辑和推理的产物，它也具有情感意义。他们发现，孩子们会学着用更多的意义来渲染某一个形象，使其变成“揉进了情感经历”的象征符号。
正是情感与决定的话题使克努森成为一名神经经济学家。读研究生时，他的一位导师建议他钻研大脑处理心理感受的方式，于是他开始研究面部表情与情感，从此便开启了他在情感神经学（或者说情感的神经学研究）的职业生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期间，他开始使用脑部成像技术，并且意识到这些技术将可以让人们一瞥大脑运作的方式。他一直对情感认知抱有兴趣，而此时他已经可以一窥在人类大脑这一黑匣子中究竟发生着什么。克努森为我讲述了他的经历。我们在纽约共进晚餐，随后他就带我进入了神经经济学这一复杂的领域。他把他的研究浓缩为两个问题，也正是这两个问题指引着他的工作：
1.大脑的哪个机制负责预测好或坏的事情？
2.这一机制的活动是否会影响人的选择？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解剖学上的问题。他想要知道，当人们预测一个积极或消极的事情时，大脑中的哪些区域会被激活。通过脑部扫描，他可以看到某种活动会与哪些区域发生联系。神经经济学家们发现，当人们预期收益时，伏隔核会被激活；而在预期损失时，前脑岛会被激活。
在一项实验中，克努森和他的团队会向8名被试展示赚钱或者赔钱的前景，同时扫描他们的脑部。赚钱的机会会提高多巴胺的水平，因为多巴胺是伏隔核中与兴奋情绪有关的神经传递素。对赚钱的预期相应地会让这一区域的活动变得十分频繁。金融作家贾森·茨威格到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拜访了克努森，并且进行了一次相似的实验。他在《当大脑遇到金钱》一书中这样描述了这次实验：“克努森的扫描仪发现，实际上，当我获得奖励的时候，我的伏隔核中的神经元的活动强度远低于我在期盼获得奖励时的活动强度。”也就是说，对神经元来说，赚钱的念头比钱本身更具刺激性。
获得金钱的念头几乎可以像毒品一样让人感觉飘飘然。神经科学家汉斯·布赖特和他的研究团队研究了这组对比。他们扫描了12个正在玩有赌注的游戏的人的大脑。扫描结果再次显示出了大脑活跃度的升高。但除了伏隔核部分之外，还有其他部分的活跃度也升高了。引人注目的是，扫描出的脑部图像与那些使用了可卡因的瘾君子的脑部图像相似。茨威格写道：“那些投资取得收益的人的神经活动与那些靠可卡因和吗啡达到迷幻状态的人的神经活动并没有明显区别。”也就是说，人们并不需要为了使伏隔核部分活跃而使用那些有害的化学品。克努森发现，赢钱的预期具有难以置信的刺激性：“我们很快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对人们造成的影响能与金钱相比拟，无论是裸体还是尸体都不行。钱会让人十分兴奋。就如同食物会让狗充满动力一样，钱也会让人充满动力。”金钱已经变成巴甫洛夫的铃铛。狗会在有机会大吃一顿时流口水，而我们在有机会赚钱时，伏隔核部分被激活，我们的行为会被改变。
研究者发现，位于大脑中部的前脑岛会在面临损失预期时产生冲动。研究者让19位被试面临各种各样的与钱有关的抉择，并扫描他们的大脑。每一轮都会有两名被试参加，他们需要分掉一笔钱：其中一位会提议把钱分给对方一部分，这个人我们可以称作提议者；另一位会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提议，我们称之为应答者。研究者表示，“标准的经济解决方案”是提议者提出分给对方一小部分钱，而应答者同意，毕竟得到一小部分钱总比分文不得要好。但他们在测试中发现，如果提议者提出二八开，那么应答者会有50%的可能拒绝这一提议。尽管应答者很清楚，如果他拒绝这一提议，他们两个人都拿不到一分钱，但他还是会拒绝。这表明，有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在左右他们的决定。研究者认为，应答者会被这种似乎很不公平的提议激怒，并感觉受到了侮辱。应答者拒绝提议是惩罚提议者的一种方式，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得到钱。从生物演化的角度讲，拒绝这样的提议或许是一种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方式，以使别人明白自己不应当被轻慢对待。
脑部扫描显示，当应答者收到一个提议时，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会变得活跃，大脑的这一部分通常负责深思熟虑的思考活动。然而，当应答者接收到一个不公平的提议时，其前脑岛部分会变得活跃，而大脑的这一部分则负责负面情绪，通常会在感受到痛苦、恶心、羞辱、干渴和饥饿时变得活跃。茨威格注意到，脑岛中有着大量的纺锤体神经元，每个纺锤体神经元中都有一种分子，既可以在人类的大脑中找到，也可以在人类的消化系统中找到。这种分子在消化系统中分布得更广，在人类消化食物时引发收缩。茨威格说道：“当你凭直觉感觉到一项投资可能出了问题并因此而感到肠胃不适的时候，这种肠胃不适的感觉可能并不只是想象出来的。这可能是因为你的脑岛中的纺锤体神经元与你的肠胃一同活跃着。”前脑岛部分活跃程度更高的应答者更有可能拒绝不公平的提议。如此一来，脑岛部分就战胜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情感战胜了理智。这项研究解释了行为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观察到的现象：我们的经济决定受到理智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由于有了脑部扫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他因素之一—情感—影响我们的经济决定的神经学基础。
克努森认为，情感是我们理解经济决定的关键因素。他写道：“有些人依然认为情感因素是次要的。现在是时候认识到情感的重要作用了……最新的生理学、行为学以及神经影像证据表明，情感因素不仅仅会被动地发挥作用，还可以主动地发挥作用。”他发现积极的情感会鼓励冒险行为，而消极的情感会让人产生避险心理。克努森进行了一项研究，让15位异性恋取向的男性被试观看图片，然后让他们进行高风险或低风险的赌博。向他们展示的图片有的带有正面的刺激效果，比如会引发兴奋的香艳图片；有的带有负面的刺激效果，比如蛇和蜘蛛；有的则是中性的图片——家用电器。很明显，正面刺激的图片提高了伏隔核的活跃度，于是使得被试更乐于进行经济冒险。研究表明，充满偶然性的情感因素可以影响经济决定。因此，如果想要预测人类行为，就应当把情感因素纳入考量。
观察大脑的哪一部分变得活跃是一回事，而预测人类决定则是另一回事。2004年，《自然神经科学》杂志的一篇评论写道：“认知科学距离解释或预测真实世界的人类决策过程还十分遥远。”就当时而言，可能的确是这样。但克努森发现，人们可以通过检查大脑来预测经济决定，而且他也成功地回答了在我们的晚餐上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在他进行的一次试验中，26个被试在进行购物决定时接受了脑部扫描。首先，他们会在屏幕上看到商品展示。其次，商品的价格会显示出来。最后，他们可以选择是否购买。当他们看到商品展示时，他们的伏隔核会因可能的奖励刺激而变得活跃。当他们看到商品的价格时，前额叶皮层的一部分会变得活跃，这说明大脑的思维中枢正在处理价格信息。但如果标价过高，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会降低，而脑岛的活跃度会升高，这是因为被试可能产生了标签震惊情绪，或者是被过高的标价诱发了反感情绪。研究者们发现，大脑中每个部分的神经活跃度都可以准确地预示最终的消费决定。“这些发现意味着，大脑不同部分的活跃程度与收益和损失预期有关，因此可以被用来预测购买与否的决定。”
神经活跃度也可以用来预测投资决定。克努森和他的同事—神经经济学家卡梅利亚·库嫩已经意识到了格林斯潘后来才懂得的东西：“投资者们在进行经济决定时会系统性地偏离理性。”但他们还想要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神经机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一项研究中，他们要求被试进行一次投资决定，在两只股票和一只债券之间进行选择。被试被告知，他们的决定所产生的收益或者损失会由他们自己承担（即从他们参加测试所得的报酬中扣除相应亏损金额）。脑部扫描显示，在被试进行风险性较高的决定时（比如选择一只历史表现很差的股票），他们的伏隔核部分会变得活跃。研究者们据此推测，赌场通常会让顾客置身于各种奖励之中（比如免费的饮品），而顾客的伏隔核可能会因此处于较高的活跃度之中，从而使他们更倾向于冒险。在这项研究中，当被试进行风险性比较低的决定时（比如选择一只稳健的债券），他们的脑岛会变得活跃。依据伏隔核和脑岛的活跃程度，可以精确地预测出被试的选择。研究者们把他们的发现与流行的假设理性行为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了比照：“实验结果表明，因为预期而产生的神经活动既可以带来理性的选择，也可能会带来非理性的选择。因此，进行经济决定时就要求人们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状态之中—人们如果想要冒险或者规避风险，就会调动不同的神经回路；然而，如果其中某一个机制过于活跃，那么就可能会导致错误。”他们进行的脑部扫描展示了大脑是怎样做出非理性选择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假设人类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
克努森和库嫩将他们的研究更进了一步。连同神经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萨马内斯–拉金一道，他们发现非理性的投资决定可能是一种遗传的结果。他们的研究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基因是否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基因是否会影响人们在金融市场中的认知，是否会决定人们的风险偏好？”他们的研究集中在神经递质——血清素上。人们普遍认为，血清素会影响人们的快乐程度，并有可能是理解人们的经济决定的关键。5–HTTLPR是一种血清素基因，它有着长型和短型这两种类型。每个人都有一对这种基因，但有着不同的长短型组合。研究者们提取了60位志愿者的唾液样本，然后要求他们将10 000美元分配购买现金、股票和债券等。在拥有两个5–HTTLPR短基因的人中，有大约24%的人会把更多的钱变成现金。而且，比起那些拥有两个5–HTTLPR长基因的人，他们背负的贷款更少，费埃哲信用评分也更高。拥有两个5–HTTLPR短基因的人会比拥有两个5–HTTLPR长基因的人更容易持续地陷入负面情绪之中，而这些负面情绪可能导致了他们对风险的规避行为。他们的神经质程度会更高，容易变得焦虑不安。但研究者的结论很谨慎，认为基因并非影响人类行为的唯一因素，因为并非所有被试的表现都与他们的基因类型相吻合。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人类做出经济决定的过程，我们应当考虑生物层面的因素。
我们相信大脑
由于有了众多神经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大脑这个黑匣子已经显得不那么神秘莫测了，我们对头脑处理经济决定的过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然而有一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些神经学的成就能否帮助经济学家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呢？神经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大脑的活动情况来预测经济决定。那么，我们或许也可以比以往更准确地预测市场的活动，毕竟市场就是由众多的头脑组成的。
尽管神经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知名的传统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领域。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认为，一场“神经经济学革命”将重塑经济学。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阿尔多·拉切奇尼也赞同这一观点：“我将这种新的方法视作一场革命，它将提供一种解释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和战略决策的理论。到目前为止，决策过程对经济学家而言还如同一个黑匣子。”
然而，几乎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真的将神经经济学的观点纳入他们的预测模型中。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华尔街的经济学家或是哪个研究部门的分析师将神经科学的观点考虑进他们的预测当中。著名神经经济学家科林·卡默勒解释说：“我想说，神经经济学中90%是神经科学，10%是经济学。为了描述我们看到的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借用了许多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但经济学家借用我们的观点的脚步就要慢得多了。”
1947年，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分析基础》一书。这本书是有效市场理论（即理性市场理论理论）的基石。2010年，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格莱姆齐出版了《神经经济分析基础》，他希望这本书能够促使经济学家们将神经科学的观点包含进他们的预测模型之中。他写道：“借用19世纪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的话说，经济学终于要变成一门演化科学了，而科学已经证明其自身是理解人类行为的一种利器。”
也许，经济学家们开始使用神经经济学的成果只是一个时间问题。2013年，艾伦·格林斯潘在其书中的感悟正体现了神经经济学家乔纳森·科恩在10年前说过的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并非基于人们的真实行为。他们研究的是理想化的人类行为，即追求最优结果的行为。”然而，有些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嗤之以鼻，认为脑部扫描揭示的是哪些神经元变得活跃，而不是为什么这些神经元会变得活跃。他们认为，神经经济学研究并不能预测显而易见的人类行为。
但这一点再次发生改变。《高等教育纪事报》记录了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十几岁的年轻人的脑部扫描图像被用来预测音乐销量的增长。研究者们发现，被试的伏隔核活跃程度与全国范围内音乐专辑的销量有相关性。用研究者的话说，这一发现“表明神经元对商品的反应并不仅仅可以用来预测这些接受了扫描的个人的购买意愿，还可以用来推测人群的意愿，或许这些结果也可以用来预测文化产品的流行度”。如果神经经济学现在可以预测音乐的零售销量，那么有朝一日它或许就可以预测股票价格，或者至少能提供对市场表现的更加准确的预测。格莱姆齐说道：“如果我们能获得人们挑选股票时的数据，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根据每个中介机构挑选股票的模型来预测股价的宏观变化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会成为现实。”我们可能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经济学模型吸纳神经经济学的成果，但神经经济学已经丰富了我们对货币的理解。
随着人类大脑的发展，我们开始意识到合作的好处，并且创造出货币之类的工具来促进合作的进行。但是，货币并不仅仅是理性和逻辑的产物。我们还获得了进行复杂思维的能力，从而可以将货币之类的工具转化为浸染了情感意义的价值的象征。由于无法了解大脑中的情况，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只能对人类行为做假设，并且猜测人类的头脑如何处理金钱这一概念。但随着脑部扫描技术的发明，我们可以看到头脑里的情况，并且对其运作的方式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使用货币的方式会受包括情感和遗传因素在内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然而，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会影响我们思考和使用货币的方式，比如社会规范、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信仰。尽管人类在身体上是相似的，但我们看待货币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因此，我们的货币之旅就必然要包括人类看待货币方式的多样性。接下来，我们要结束对人类大脑的研究，转而研究社会的“超级大脑”。在我对货币的研究中，我无疑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每个人对货币都有自己的看法。
[1]《动荡的世界》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 2014年2月出版。——编者注
[2]《思考，快与慢》简体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 2012年7月出版。——编者注
[3]小鸟球：高尔夫球运动术语，指的是球手以实际杆数低于标准杆数一杆的成绩完成进洞。 ——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