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有些人喜欢软的：软货币简史
你要知道，他会自己造出些钱来……用树皮造钱……大汗有着数不清的这种钱，足以把全世界的财富都买下来。根据他的命令，在他的帝国下的每一个行省、每一个王国和每一个地区，所有的支付活动都必须使用这种货币。没人胆敢拒绝这种货币，不然他将面临死亡的惩罚。
—马可·波罗
钱能生钱。钱生出来的钱越多，就能接着再生出更多的钱来。
—本杰明·富兰克林
如果你觉得写写有关股票市场中的事情是件很难的事，那你试试搞清楚货币。
—比尔·格罗斯
彭博的计算机终端闪着血红色的光，但贾斯珀看到的却是满天的绿色。他在华尔街工作了没几年，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一天。整个市场正在坠向地狱，但他的团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益。
贾斯珀在纽约一家全球性投资银行里从事外汇交易工作。随着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破产，美元开始了剧烈的波动：先是在一个星期内下跌了超过5个百分点，接着又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升值了17%。
但让他感到惊讶的并不是美元的波动，毕竟波动是货币市场常见的事情。让他惊讶的是交易量。
让贾斯珀感到震惊的是不停换手的美元的数量。
“我们不可能跟得上这么大量的资金流入。”他恼火地说。
由于全球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很低迷，资金涌入了货币市场，投资在现金上面，其中大部分都投资在了美元上，如同潮水包围了一座海滨城市。而且这些钱没有离开，因为它们没有其他投资标的。美元就是一座暴风雨中的避风港。
在历史上，货币就曾经是一种手段。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们为了在阿哥拉购买橄榄，需要把外国货币兑换成德拉克马。而在距今较近的时代，个人和机构也会因为相似的原因兑换货币。一家巴西公司会为了用印度货币给它的印度供应商付报酬而去购买印度卢比。还有一种更加复杂但非常合理的交易方式：如果一家法国公司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加拿大的魁北克省，那么这家公司就会锁定一个较为有利的加元汇率，用以对冲市场的剧烈波动，以避免利润受损。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很多投资者都把他们的资金放在货币上，从一种货币转移到另一种货币上。这种操作并非由于金融危机而出现，但金融危机无疑加剧了这种操作。由于不愿意把手头的货币转换成其他资产，所以很多投资者选择持有这些价值符号。虽然货币在本质上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为了生存而获取能量的行为的一种抽象，很多人还是将现金视作确保自己财务状况良好的一种可靠保障。
由于金属不再是货币的“锚”，货币的价值开始随着市场波动。投资者试图捕捉有利的波动，并且将这种波动转化成利润。用投资者的话说，货币现在成了一种资产类别，像股票、房地产和贵金属一样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特性。与投资于不同的股票的投资组合不同，你可以选择投资于一篮子货币。假设有一位投资者这样配置他的1万美元：50%投资日元，30%投资澳大利亚元，20%投资新西兰元。如果这一篮子货币出于某些原因（比如突发的政治新闻或是利率趋势预期发生变化）对美元升值，那么这位投资者就能获得收益。
货币市场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深、最大、最具流动性的市场。日均货币交易量（包括诸如货币衍生品这样的难以理解的产品）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5万亿美元飙升至2010年的4万亿美元，超过了股票市场的交易量。与之相比，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日均交易量只有1500亿美元。货币市场流动性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几乎永远处于交易状态中：星期日的夜里，新西兰奥克兰的交易就开始了，而纽约的交易要到星期五的晚上才结束。
在这个市场上，美元是最引人瞩目的货币。这是因为美元的发行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世界上领先的经济体（有人会说，同时也是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由于美元可以通过外汇市场便捷地兑换成其他货币，所以美元对投资者来说颇具吸引力。全世界有170多种货币，但85%的货币交易都会涉及美元。诸如石油等全球商品以及许多其他可交易商品的价格都是用美元标价、结算的，哪怕其中一些交易并不涉及美国。
全球贸易中，大约有81% 是用美元来结算的。美元作为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货币，使美国获得了巨大的货币和经济优势。正如夏尔·戴高乐的财政部部长所说，美国获得了“过高的特权”。我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的时候，出售厚圆椅垫的商人更愿意要美元，而不是摩洛哥迪拉姆。由于可以花美元，我的生活变得容易多了，但是当地的外汇兑换点却做不到我的生意了。美国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美国并不需要真的出售什么商品，就可以获得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多种用途的美元。经济学家巴里·埃森格林解释道：美国铸印局“生产”一张百元美钞的成本只不过区区几美分，但其他国家为获得一张百元美钞则必须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在美国以外，大约有5000亿美元的美国货币在流通，为此，外国人必须要为美国提供价值5 000亿美元的实际商品和服务。
发行这种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的另一个好处是，美国可以影响其国境之外的货币体系。为了应对信贷危机，美联储创造出更多货币和流动性，而此举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由于有这么多新的美元涌进市场，全球的资产市场价格再次升高，使得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开始抱怨通货膨胀的问题。
然而，货币数量的增加是以货币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如果用市场价值来衡量货币质量，我们可以发现在金融危机到来前，美元价值曾经长期处于下滑趋势。美元价值在金融危机期间上升之后，又恢复到了下行趋势中。美元的价值已经难比往昔了：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从1971年至今，美元的购买力已经下降了83%，相当于1美元缩水成了17美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元这种货币本身的供需关系变化：美联储造出的美元超过了市场需求。
美元再度走低也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坏事。美国的出口商就可以从美元贬值上获利，因为它们的产品在外国市场上的真实价格会变得更低。然而，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过于显著的地位及其价值的下滑确实会让投资者们感到犹豫不决，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如此，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美国的金融体系和抵押贷款市场。美国贡献了全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美国之外的各个中央银行的持有资产中将近60%都是美元资产。在1999年这一数字还是70%，因此各个中央银行其实是在逐渐将它们持有的资产多元化，转移到其他币种上去。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让更多的中央银行意识到它们确实需要一个后备方案。但近年来它们并没有特别显而易见的更好的选择，因为欧元和日元也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
理论上讲，任何高度可靠、流动性好、可以兑换的货币都可以作为全世界的主导货币。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英镑是世界流行的货币，直到被美元取代。现在，只有10%多一点的货币交易会涉及英镑。市场上的预言家们已经开始预测，在10年之内，人民币就算无法成为全世界的主导货币，至少也会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的货币，这样的货币地位与中国在世界上显赫的经济地位相匹配。
很多人出了很多主意，想要保住美国的“过高的特权”，维护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至少也要延缓美元全球储备比例下滑的脚步。解决方案之一就是通过减少美元的数量来提高美元的价值，即其质量。要想做到这一点，人们提出要减少美元供应量，甚至恢复金本位。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几乎没有人能抗拒制造货币的诱惑。
美元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元了，其背后不再有黄金作为支撑（从20世纪70年代初就如此），它变成了一种软货币。我将软货币定义为没有任何贵金属或其他商品作为支撑的货币。美元纸币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但仍然是一种价值的象征。人们相信，美元的价值由美国政府的信用做支撑。你也可以说，美元价值的源泉并非地下的贵金属，而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但谁也没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诠释得更好：“绿色的美钞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它有价值。”
要明确地说清楚软货币最初是为何产生的并不容易，但以下是几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便捷。美元纸币要比金条和金币更容易使用。交换行为可以在演化层面上产生优势，因此任何可以显著提高我们进行交换和合作效率的工具都很有可能会得到广泛地推广。
第二：抽象。随着人类进行象征性思维的能力的增强，我们不再需要看得到或触碰得到的价值根源。今天的货币已经是一种抽象概念，是帮助我们取得生存所需资源这一演化层面的目标的抽象。脑部扫描显示，得到美元可以导致大脑中负责奖赏情绪的伏隔核的活跃。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些绿色的纸片代表着某种有价值的事物。
第三：普适性。随着社会的“超级大脑”走向全球化、彼此互连互通，世界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的金融体系，而这一金融体系正是由那些发行软货币的机构支撑起来的。人类的大脑学习新东西需要时间，而社会的“超级大脑”也花费了上千年才将软货币接受为货币的主要形式。
第四：权力。软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随意地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随心所欲地改造社会。货币发行者们可以设计出在其管辖范围内有价值的软货币。相比之下，硬货币在其疆域之外也可能有价值，因此有流失的风险。软货币可谓是一种金融炼金术。货币发行者可以凭空制造出货币，为自身的活动提供经费，无须直接对其子民征税。
最后这种说法有一点愤世嫉俗，但富于启发性。在古代世界，货币制度带来了民主化的效果。然而，当罗马的领袖们开始对货币的价值做手脚时，他们意识到货币发行人的身份可以有政治上的用处。通过对硬货币大规模地进行操控，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节经济。开创了罗斯柴尔德银行帝国大业的金融家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曾说：“如果我能掌控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我才不会在乎谁来制定这个国家的法律呢。”
货币金属论者承认，硬货币曾经在历史上被操纵过。但是他们也认为，软货币让政府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尼禄不可能立刻对整个货币体系施加影响。在尼禄发行新的贬值了的货币时，市场上仍然有高品质的货币在流通。这些高品质的货币会升值，人们囤积这些货币并最终使它们退出流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然而，有了软货币，国家可以同时影响所有货币的价值。当美联储印发纸币时，它调节的是货币的总供应量，从而影响到每一美元的价值。在软货币领域，格雷欣法则是无效的，因为所有的良币都会变成劣币。
政府发行和变更软货币都要容易得多。第纳尔金币的发行受到金属数量的限制，而美元的发行不需要金属，因此不会受到限制。截至2013年6月，全球共流通了1.1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在美国之外流通。如果用其他方式来衡量货币供应，就会发现数字更加庞大：截至2013年6月，基础货币的数量，即流通中的货币与美联储存放的银行存款的总和为3.2万亿美元，庞大得令人震惊。在货币的历史上，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更加常见，特别是在经济遇到困境的时候。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和其后，通过调整政策来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已经成了重振经济的惯常做法。此举不仅是为了鼓励信贷扩张，同时也会推高某些资产价格，刺激投资者进行风险性更高的投资，从而进一步支撑物价。
借款人不那么担心通货膨胀率比预期的更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价值会逐渐受到侵蚀，使得借款人可以在未来用价值更低的货币来偿还债务。比如，我向你借了100美元，约定在明年偿还，没有利息。假设在这一年中物价提高了3%，那么美元的购买力就下降了。一年之后，100美元就只剩下大约97美元的购买力。这点损失看起来不大，但是对于借款数额巨大的借款人来说，这就成了一笔巨大的收益，而承受损失的是债权人。比如，如果美国以固定利率借款5000万美元，期限20年，随后物价超出预期地每年提高3%，在20年期满之时（按简单的年复利计算），美国政府需要偿还5000万美元，但此时这一数额的美元的价值只相当于曾经的大约2800万美元，政府因而从中获利。假设情形相反，即物价超出预期地每年下降3%。那么，在20年期满之际，美国政府仍然需要向债权人支付5000万美元的本金，而这笔钱此时拥有相当于大约9000万美元的购买力，美国政府因而承担了沉重的负担。
的确，由于软货币易于创造、容易出现通货膨胀，因此大量举债的货币发行者可以从软货币体系中获益。但是，软货币的本质决定了货币发行者在进行一笔与魔鬼的交易。在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分里，皇帝没有足够的钱来偿还债务、发放军饷。于是，魔鬼说服皇帝发行纸币，而支撑纸币的黄金要留到以后再铸造。货币依然是价值的象征，但其价值已经抽象化了。哈佛大学教授马克·夏尔剖析了这一转变过程中魔鬼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可以从人们的脑海中‘挖’出来信用，那么他就根本不需要从地里面挖……金子。”魔鬼意识到，从硬货币到软货币的转变首先出现在人的大脑里：心理上的转变总是出现在经济上的转变之前。
皇帝的顾问们也赞同魔鬼的主意，因为“他们对货币财富的根源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变得富有感兴趣”。一开始，纸币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皇帝不仅偿还了债务，还为军队发放了军饷。就连裁缝的生意都变得更加繁忙了。但最终，这些财富转瞬即逝，而且加剧了皇帝挥霍无度的毛病。通货膨胀率的高企引发了社会动荡，开始有人反对皇帝。
这故事听起来像是个天方夜谭，但歌德是受到了真实事件的启发才写出了这样的故事。歌德很熟悉18世纪时法国的情形。当时法国人就使用软货币来解决经济不景气的问题。这种方法在短期内发挥了效果，接着却带来了经济毁灭。在人类历史上，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软货币都曾经展示过它巨大的潜力和破坏力。我们尚且很难说《浮士德》是否预言了美国的困境。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增加了货币供应。此举可能有助于挽救经济，但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无论它带来的是蓬勃的发展还是泡沫的破裂，软货币都可谓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软货币使得货币发行者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达到政治目的。货币发行者的政策主张同样可以通过货币市场迅速地影响世界的其他地区。在这个不受有限的金属约束的货币体系中，软货币已经变得毫无界限，制造软货币的炼金术士可以随心所欲地增加供给。货币发行者早就学会了孩子们在玩剪刀、石头、布时学会的规则：布胜过了石头。
龙的货币
蔡伦知道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蔡伦是汉和帝时的大宦官。105年，他将他的发明告知了皇帝，但他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项发明将永远地改变货币和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方式。蔡伦从桑树上取下树皮，剥出纤维，再将其捣成扁平的片，就这样创造了纸。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纸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被发明了，并且被用来包裹珍贵的青铜物品。
中国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改进了造纸的工艺，使用藤、檀香木、竹子乃至海草的纤维造纸。据说，中国人还发明了墨，而制墨本身也是一项久负盛名的技艺，不仅工匠会制，就连学者和政治家也会制。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发明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如此一来，用来制造纸币的一切都齐全了。但直到纸币发明之前，青铜币一直都是最主要的货币。
到7世纪早期，唐朝取代了短暂的隋朝，并且成为“中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帝国之一”（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语）。一直延续到9世纪的唐代，以相对稳定的局面和文化激荡为特点。来自波斯等遥远国度的使节来到唐朝，来自中亚地区的乐手们也来到中国。唐朝将音乐分成10种，其中就包括国外的风格。商业和创新也十分活跃。商人们不断寻求着更好地服务顾客的方式。商店为客户保存昂贵的物品，就好像对外出借保险仓库的银行一样；它们还发行由这些物品做支撑的纸质汇票或收据。这些汇票的作用类似货币，因为可以用于交易。这样一来，想要在不同地区之间交易以获得利润的茶叶商人就可以使用这些汇票达到目的，而不需要携带笨重的铜钱。
政府需要收入来供养军队，对付西方游牧的突厥人和东方的朝鲜半岛居民。为此，政府的官员们探索出了征税的便捷方式。唐朝政府发明了称作飞钱的汇票，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铜钱在边远地区和首都之间的搬运。飞钱可以兑换成铜钱，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交易，乃至商人之间的交易。政府几乎立刻就意识到，必须对这些票据加以监管。811年，唐朝政府禁止私人制造飞钱，并颁布了严厉的措施以保障它的权威。在有的飞钱上，列明了对伪造者的处罚，“对违法者处以就地斩首；第一个告密者将获得……白银作为奖赏”。
这些票据用于特定的交易，并不能像通用的货币一样流通，但这些纸张确实带来了便利。存在于960~1279年的宋朝，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实行纸币货币体系的国家。970年，宋朝设置了会子纸局，用来发行货币。纸币盛行的原因之一是铜钱短缺。在北宋统治期间（960~1127年），一共铸造了大约2 600亿枚铜钱，但这仍然不足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商人和迅速发展的军队的需求。这场“钱荒”让政府开始考虑其他选择。在西部的四川，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
在四川，钱币是用铁制成的，这既是由于四川缺少制造铜钱所需的铜和其他金属，也是因为四川与一些敌对的政权接壤，北宋政府希望尽量减少珍贵的铜钱流失的数量。人们把铁钱存放在相当于银行的交子铺，再获得可以用于交易的凭证。此外，四川有着使用麻来造纸的漫长的历史，政府也用这种纸来发布法令。因此，用纸发行货币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于是，纸币大约于1000年左右出现了。最初，政府容忍了分散式的货币体系，准许16家银行发行纸币。但在1023年，政府发现一些当地居民弄不清楚哪家银行发行的是哪种纸币，于是就收回了这种许可。在成为唯一的货币发行者之后，政府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政府设置了交子务，负责制造纸币。这种纸币最初被命名为交子，后来又更名为钱引，先是以铁钱做储备金，后来又改用白银做储备金。
最初，政府表现出了克制，设置了制造纸币的年度限额，以稳定纸币币值、限制政府开支、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然而，这一限制尝试被忽视了。1072年，政府将制造纸币的年度限额提高了50%，而即便是提高后的限额也没有得到遵守。四川当地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增发纸币，在展现其强大的货币权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政府根本没有自制力。
南宋政府（1127~1279年）也寻求并最终取得了这种货币权力。然而，由于北方领土在战争中被金国占领，起初南宋的货币体系支离破碎，分成了4个区域，在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货币在流通。这种分裂的货币体系阻碍了贸易。不仅如此，南宋缺乏制造铜钱所需的金属，从而造成了钱荒，使情况雪上加霜。
于是，南宋政府使用了另一种金属作为货币——白银。由于南宋丢失了铜储量更高的北方地区，白银的价格已经相对青铜出现了明显的升值。白银价格的提高反映出如下事实：南宋政府越来越多地在行政事务中使用白银，税收和军饷都部分使用白银。最终，白银取代青铜，成为价值储藏的手段。
1170年，政府意识到商人间已经在流通一种被称作会子的纸币。政府下令禁止私人发行会子，将其变为南宋的法币，由白银作为储备金。会子逐渐开始在除四川之外的各地通行。会子可以赎回，换发新的会子，以此来保持会子的币值。然而在13世纪早期，这种做法被舍弃了，因为政府需要更多的钱用以开支。随着发行的会子越来越多，格雷欣法则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人们开始囤积金属货币，将其作为价值储藏的手段，最终使其退出了流通。
会子在流通时已经发挥了交换媒介的作用，这种纸币也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计量手段。历史学家万志英指出，原本用铜钱来计价的物品，现在都用会子来计价。作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由白银做储备金的会子是索取具有内在价值的贵金属的凭证。但是，由于政府发行了越来越多的会子，会子可以兑换金属的可信度也就越来越低。本来，要让纸币与金属完全脱钩还需要更加漫长的时间，但是政府很快决定解放纸币，因为要准备进行战争了。
尽管政府试图维持会子的价值，但是会子的发行势头仍然没有减弱。随着南宋经济开始衰退，会子的发行越发猛烈。13世纪早期，南宋与金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南宋的力。1231年，一场大火席卷了都城，烧毁了大量的建筑。为了重建，南宋政府发行了更多的会子以弥补开支，而会子的价值也因此下降了。后来，政府又用质量较差的各地出产的纸张代替了原本使用的用四川桑树制成的高质量纸张，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会子的价值。政府无疑是想要恢复货币价值的。政府制作了白银和黄金的凭证，试图减少会子的流通量，甚至强制要求每个人都要兑换一定数量的会子。但是，为了负担自身的开支，南宋政府却无法抗拒印刷更多会子的诱惑。宋朝的经济形势恶化了。经过多年的战争，南宋被忽必烈和蒙古人征服了。忽必烈的元朝于1279年统一了中国。
在13世纪，蒙古帝国占据了从亚洲到东欧的广袤土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之一。蒙古帝国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每个部分都在当地首领的领导之下，而管理这些土地又需要有力的行政管理。13世纪中叶，由于各个继承人对蒙古大汗地位的争夺，蒙古帝国开始分裂。大汗的继承人之一正是忽必烈，他希望可以保持整个帝国的强盛，但他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办法。一方面，他需要对外扩张，并且控制那些通过军事征服取得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需要作为最高管理者坐镇国家的首都，监督不停扩张的官僚体系。他很快就意识到，纸张的力量要胜过刀剑。他用货币统一了帝国，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对权力的掌控。
忽必烈在1260年发行了被称作中统钞的纸币，共发行了11种面值，没有兑换期限，由白银作为储备金。忽必烈之所以挑选白银作为纸币的储备金，是因为听从了财政大臣的建议，因为他们曾经在其他地方有过处理以白银做支撑的纸币的经验。此外，蒙古人在历史上曾经受惠于大规模的进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白银就从地方递解到中央，并被视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
忽必烈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的严厉命令。他宣布，这种纸币是全国唯一可被接受的货币。伪造者将被处死，告发者则将受到奖赏。他强制所有人使用这种纸币，不从者都将受到惩处。为了彻底结束铜钱的使用，国家还发行了小面额的纸币。忽必烈还禁止在贸易中使用黄金和白银，并且夺走来访的外国商人身上的金属，以消除中统钞可能面对的任何竞争。后来，随着中统钞的广泛流通，这些禁令逐渐放松了。
最初，政府采取了谨慎的货币政策。为了推广纸币的使用、重申其可信度，政府会偶尔用白银赎回纸币。回收来的旧纸币会当众销毁，避免其落入贪腐官员的腰包。于是，纸币开始广泛地流通，使整个帝国统一在了同一种货币之下，这些纸币甚至还流通到了今天属于泰国、缅甸乃至伊朗的地区。历史学家们认为，早期的西方银行机构就深受元朝的货币体系的影响。
然而，1280~1350年，国家经历了数次通货膨胀。麻烦的源头就是南宋领土的并入。南宋拥有6000万人口，远超过忽必烈既有的版图也就是原来的金国领土上的人口数量。增加了这么多的人口，意味着对纸币的需求大幅增加。南宋的会子按照50∶1的比例被兑换成了中统钞。元朝政府提高了发行纸币的速度，最终印出的纸币数量超过了作为储备金的白银的总量。国家印制的纸币数量越来越多，但白银的数量却更少了，结果纸币的可信度下降，也难以被兑换成白银。最终，中统钞的价值下降了90%，已经难以为继。国家为了满足日渐增长的开支需求，牺牲了货币的价值。
于是，忽必烈决定从头再来。1287年，政府发行了一种名叫至元钞的新货币，规定其价值为旧纸币的5倍。通过这一规定，政府试图让旧纸币贬值，从而退出流通。在此之前，软货币还都是由金属作为支撑的纸币，而此时，忽必烈宣布新的纸币无法兑换成硬货币。软货币失去了它的“锚”。这种货币，用经济学家的话说，成了一种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靠信用流通，当人们对其丧失信心时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为了促进新货币的使用，政府再度禁止了黄金和白银在交易中的使用。然而，此举带来的却是新纸币币值的进一步下降，因为格雷欣法则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人们开始囤积贵金属。政府甚至禁止私人票据，以及任何可能对新货币构成威胁的东西。然而，旧的纸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开始在私下里流通，最终成了伴随新货币一起流通的货币。毕竟，从理论上说，旧的纸币还是由白银做支撑的。
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人们对忽必烈的货币失去了信心。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尝试过发行新的货币，但仍然不足以重建人们对货币体系的信心。1311年恢复了二元制的货币体系：由于理论上可以兑换成白银，中统钞成了本位货币，计价也使用中统钞，日常交易中则使用至元钞。这一体系的恢复带来了经济上相对平静的岁月，直到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在14世纪中叶渐渐失去大权。
中国的货币史告诉我们，国家越是强大，政府机构的信用度越高，货币就变得越软。货币的价值并不来自其内在的金属价值。人们信任，有时甚至害怕货币的发行者。如同忽必烈这样的强大的领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然而，这些软货币的早期实践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魔鬼交易。尽管货币的发行者最初拥有人们的信任，但他们逐渐屈服于超发纸币的诱惑，导致开支增加、通货膨胀肆虐。在中国，软货币的兴衰过程历经了数十载，而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只花了短短4年。
苏格兰人在法国
我们现在所知的关于忽必烈的一些事情，来自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的记述。马可·波罗讲述了在那片遥远的土地上人们是怎样使用纸币的。或许，正是马可·波罗的发现启发了欧洲人，使他们在14世纪采用了相似的货币工具。但西方人最初使用软货币，并不是为了拯救衰退的经济，他们直到很晚才开始这样做。18世纪10年代的法国货币体系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一些不同的机构共同协作重振了疲软的经济。然而，就像在东方的例子中一样，不受限制的软货币体系最终将带来货币价值的下降和通货膨胀率的高企。
进行这场早期软货币实验的人有着丰富多彩的背景。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附近的一个金匠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却嗜赌成性，同时还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1694年，23岁的约翰·劳甚至还因为争风吃醋而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情敌。他随后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在地位显赫的友人们的搭救下，他逃上了一艘驶往欧洲大陆的船。
最终，约翰·劳辗转来到了喧嚣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在这里，他亲眼见识了各种金融创新，比如外汇银行业、股份制公司、股票市场和纸币。阿姆斯特丹银行在顾客存钱时不会收费，但会在顾客取钱时收取2.5%的费用，以支付银行的运营成本。这一收费使人们不愿意取钱。1683年，阿姆斯特丹银行试图让取钱变得更容易，它根据顾客存款的数额发放票据。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不再允许顾客从银行提走金属货币，而这些票据就变成了可以用于交易的货币。这一转变使银行可以更方便地向诸如荷属东印度公司之类的大客户发放贷款。由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局外人都认为银行确实有着一大笔贵金属储备，所以银行的做法不会遭到人们的广泛质疑。数学头脑十分发达的约翰·劳认为，他可以将这种做法移植到其他地方去。
1705年，他在他的著作《论货币和贸易》一书中写下了他的想法。在出版商亲戚的帮助下，这本书在苏格兰发行了。他试图讨论货币和贸易的关系，主张流通中的货币越多，商业活动就会越频繁。此外，他还将货币供应与价格水平联系在了一起。他指出，如果欧洲人进口贵金属（硬货币），那么将引起物价的上涨。他呼吁那些深受货币短缺和物价萎靡之苦的国家增加货币供应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便利的方法莫过于抛弃硬货币，转而使用软货币，用这种新的炼金术般的技艺将纸张变成黄金。纸币在欧洲并非新鲜事物，最早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就曾出现过。约翰·劳融合了他人的思想，提出组建与阿姆斯特丹银行类似的国家银行来发行纸币。
然而，却没有一个国家想要他打包出售的这些东西。然而，路易十四的驾崩改变了一切。路易十四身后的法国陷入了货币和财政危机。“太阳王”无休止的征战和奢靡的花费带来了巨额债务和极高的利息，以及高耸的失业率。法国即将面临破产和违约。不仅如此，法国还缺乏贵金属，无法铸造足以支撑贸易活动的货币。法国正在经历一场货币饥荒。
当时已经成为法国摄政王的奥尔良公爵邀请约翰·劳到法国，以帮助法国人解决货币危机。约翰·劳为法国人开出的处方恰如他的书名：货币和贸易。他认为，法国需要更多的货币来结束货币饥荒。他还相信，法国需要一家大型的贸易公司来吸收国家的债务、促进商业，并减轻财政危机。
1716年，约翰·劳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组建了通用银行。通用银行像传统的银行一样吸纳存款、发放贷款。由于摄政王本人也是通用银行的顾客，所以这家银行有不少高层人士。这家银行获准发行可以兑换成硬货币的银行券。1717年，法国政府允许人们用这些银行券来支付税款，此举立即提高了银行券的使用价值，使其变成了一种法定货币。
1718年，由于通用银行十分赚钱，摄政王接管了这家银行，并将其转变为正式的国家银行，更名为皇家银行。这家新银行发行的里弗尔成了法国当时的货币。约翰·劳很欢迎摄政王对银行的接管，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更接近权力中枢，从而将自己书中的想法付诸实施。约翰·劳懂得，政府越强大，就可以发行越多的法定货币。如同忽必烈的国度所做的一样，法国政府也禁止了黄金和白银的交易。到720年，也就是约翰·劳来到法国短短4年之后，他所创立的体系已经将法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3倍。钱荒结束了，物价开始上涨。
但是，法国的巨额债务和背负的高昂利率仍然是一个问题。约翰·劳想要控制一家公司，并用荷兰股份制公司的方式塑造这家公司，再利用这家公司吸纳政府的债务。1717年，约翰·劳成了投资1亿里弗尔的西方公司的掌舵者。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这样解释约翰·劳的计划：“他（并非不合理地）试图将管理不善而又繁重的公共债务转换成一家巨大的、私有化的垄断贸易公司的股本。”这家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取得了商业活动的独家开发权，作为交换，这家公司需要承担法国的部分政府债务。起初，这似乎还是一桩公平的交易。当时，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向北可以一直延伸到加拿大，那里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矿物和贵金属，而这些都可以在未来变成收入，偿还投资者的投资。摄政王也助了一臂之力，帮助这家公司获得了合并一些在非洲和亚洲经营的公司的机会。经过一系列合并后，这家公司变成了密西西比公司。
在约翰·劳的体系中，皇家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紧密合作，二者甚至还在1720年合并了。皇家银行类似于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人们又拿着这些货币去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密西西比公司不停地出售股票，疯抢的公众又炒高了股价，股价翻了一番。约翰·劳尝试了各种新办法推销这些股票，比如允许延期付款，以及将股价定到平民也能买得起的水平。最终，产生了一个投资者可以预先用较低的价格购买股份的期权市场。为了维持强劲的需求，约翰·劳大力宣传路易斯安那的光明前景，甚至计划以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称号来命名一座新城市——新奥尔良。
与此同时，在1719年年中，约翰·劳看到了一个升级该体系并在更大的规模上掌控法国经济的机会。拥有投资者大量资金的密西西比公司向政府放贷，帮助政府偿还债务。法国政府将公债的发行利率从30%降到了4%。持有法国公债的投资者转而开始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使得这家公司的股价在短短两周内几乎又翻了一番。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就从150里弗尔上涨到了1万里弗尔。投资者持有的股票迅速升值，在1719年第一次出现了“百万富翁”这个字眼。发家致富的前景很快引发了一场狂潮，穷人、富人都排起长队购买股票。当时一个有名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驼背的人用自己的后背为股票交易者做桌子，从中赚取了35 000里弗尔，然后又用这笔钱给自己也买了股票。
约翰·劳的体系取得了全面成功：货币供应量得以扩张，他的公司的股价也实现了爆炸式上涨。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货币刺激就奏效了。人们对法国政府恢复了信心，这也影响到了法国的私营经济领域，使法国成为国家商业与贸易的领军者。由于让法国经济起死回生，约翰·劳获封阿肯色公爵。为了出任法国财政大臣这一公职（类似于美联储主席的角色），约翰·劳皈依了天主教，开始负责征税和国家的财政。这位苏格兰人的所作所为也启发了其他人，英国的南海公司就采取了与约翰·劳类似的行动路线，将政府债务转变为公司股本。
有起就有落，市场渐渐开始感受到了现实的重量。由于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引发了疯狂的消费和高企的通货膨胀率，法国货币的币值迅速下降。人们对法定货币的信心开始动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使用硬货币。让情况雪上加霜的是，约翰·劳对是否允许使用硬货币犹豫不决，政策的反复无常造成了对不确定性的恐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路易斯安那更像是一片泥泞的沼泽而不是富有矿藏和贵金属的应许之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也开始下滑。此时的路易斯安那变成了极具风险的次级资产，无法产生利润来支撑高企的股价。
投资者慌了。约翰·劳试图用银行的资本金支撑股价，延缓股价的下跌。但市场此时已经从牛市变成熊市，股价跌掉了一半。政府出台法令，试图慢慢地让纸币和股票贬值，就像给气球慢慢放气。但此举激怒了投资者，加剧了股票的抛售。投资者想要脱离困境，而公众则要求逮捕约翰·劳。为了阻止抛售，约翰·劳组织人公开烧毁纸币，以期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来提高币值。但一切都太晚了。约翰·劳逃离了法国，留下一个金融环境一团糟的法国，经济前景堪忧。
在与法国摄政在达成软货币的魔鬼交易中，约翰·劳成了那个真实的魔鬼。他的体系很短命，但在这个体系中，机构间的相互联系和对纸币的依赖注定了它的命运。
本杰明传奇
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生在波士顿。1723年，17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搬到了费城居住。这一年，恰好是宾夕法尼亚议会第一次发行纸币的时间。由于北美殖民地的贵金属储备有限，加上英国禁止殖民地铸造货币，市场上出现了货币短缺。为了获得货币，北美殖民地与邻近的西班牙领地进行贸易，以换取一种叫作比索的银币，即西班牙银圆。
货币的短缺抑制了宾夕法尼亚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于是，宾夕法尼亚议会决定试发行纸币，看看纸币是否可以改进当地的经济状况。但他们也意识到了软货币可能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为了防止纸币超发，宾夕法尼亚议会用其未来的税收和借入纸币的公民的土地作为纸币的支撑。此外，宾夕法尼亚议会还为纸币设置了使用期限。纸币刺激了生产、建设和贸易活动，帮助宾夕法尼亚经济复苏。年轻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并没有积极参与到这些纸币的推广使用之中，但他意识到纸币是一种振兴地方经济的工具。
当这些纸币的使用期限临近了，富有的费城人却不希望给这些纸币延期。他们意识到了软货币的潜在风险：超发纸币会引起无度的消费、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和货币贬值。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29年写了一本未署名的叫作“初探纸币的本质与必要性”的小册子，为纸币辩护。他赞同约翰·劳书中的观点——纸币可以促进贸易。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已经看到了，纸币增加了我们的货币数量，促进了我们的贸易……数量充足的货币可以促进宾夕法尼亚的贸易和富足，增加这里的人口……或许我们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使一个从事贸易的经济体拥有充足的货币，是符合其最高利益的。
富兰克林不仅相信是纸币刺激了商业，他还认为纸币可以比贵金属更加稳定。经济学家法利·格拉布认为，富兰克林清楚软货币的风险。靠政府信用这种抽象的事物来为一种货币做支撑是不够的。然而，由于宾夕法尼亚的纸币是由土地做支撑的，富兰克林相信一家土地银行是不会印发过多的纸币的。富兰克林的小册子帮助说服了立法者，他们随后发行了更多的此类纸币。富兰克林本人也从中获利，因为他的印刷厂被选中负责印刷纸币。后来，他甚至还发明了新的印刷技术和方法，改进了纸币的质量。
富兰克林认为，纸币不仅仅可以帮助宾夕法尼亚，还可以帮助所有殖民地。他建议创造一种在北美殖民地通行的用土地做支撑的货币。他建议由英国人来经营这家土地银行，并使用利息来支持英国在英法北美战争中的行动。殖民者们不希望英国人涉足当地的货币事务，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方案。格拉布指出，富兰克林提出的方案是第一个倡导在北美所有殖民地创造一种“全国性”纸币的方案。
在18世纪中叶，一些殖民地，比如新泽西，已经在使用不能兑换成硬货币、没有土地做支撑的纸币或“信用票据”了。面对货币短缺问题，包括弗吉尼亚在内的更多的殖民地选择了这种票据。许多纸币用“镑”等英国单位来标注面额，但不同的殖民地对于“镑”有着不同的标准。这些殖民地越来越依赖于这些票据，使用它们来偿付债务，比如那些由英法北美战争中的军事行动而产生的债务。
在货币事务方面，殖民地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独立性。但是，殖民地政府的做法激怒了英国商人和亚当·斯密，他们指责殖民者们在欺骗债权人。殖民地政府开始通过债务官司来推行与法币有关的法律。这意味着，殖民地印制的货币可以用于偿付英国债权人的债务，而且就是用这些货币上的面值进行计算，但是这些货币在市场上的价值要低于其面值。英国人不想被这样蒙骗。
英国人夺取了殖民地的货币权力。英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货币法案，禁止殖民地法币的使用，殖民地居民再也不能把这些纸币支付给英国商人了。不仅如此，英国贸易委员会还禁止殖民地发行以土地做支撑的纸币。这种体系原本可以让殖民地利用利息来支付各种行政费用，但一纸禁令使得殖民地不得不通过直接征税筹措资金。此外，英国人还禁止殖民地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殖民者们对英国的这些举措感到十分恼火。渐渐地，这些经济上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有的甚至还被写在了《独立宣言》上，比如“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富兰克林关于统一货币的设想很快就成为现实，但与他想象的不完全一样。北美的金融家们希望用一种通用的货币来团结各殖民地，并在独立战争期间支持军事行动的开支。大陆会议授权创制大陆货币，这种货币在理论上可以在特定的日期兑换成西班牙银圆。从结构上看，这种货币就像是没有利息的美国储蓄国债，其全部面值只能在预先设定的未来某一个日期兑现。因此在交易中，这种货币的价值低于其面值。殖民者们曾经使用西班牙银圆进行过交易，因而了解其价值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杰明·富兰克林部分参与了大陆货币制版的设计。但大陆货币并不以土地为支撑，而是以政府未来的征税能力作为支撑的，但这一未来前途未卜。
英国人进行了经济战，他们发行仿冒的大陆货币，以增加该货币的供应量，侵蚀该货币的价值。在4年时间里，北美殖民者共计发行了2亿元大陆货币。上述这一切导致大陆货币显著贬值。根据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提供的数据，在1777年，每1元硬货币可以兑换1.25元大陆币，而到了1781年，每1元硬货币已经可以兑换100元大陆币了。但格拉布认为，大陆货币在1779年之后贬值的原因在于，大陆会议对兑现该货币的行为征以很高的税。
美国的建国者们也注意到了大陆货币的糟糕表现。1783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软货币的危害性这样写道：授权大陆会议发行一种没有储备金的纸币作为价值的象征和一种资源，这种做法尽管在这个国家草创时期确有作用，也是进行革命所不可缺少的，但此种做法不应当成为宪法中正式的一部分，从此之后也不应当再行使用。这是因为，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滥用，并且会成为强迫和欺诈的源泉。我们应当不为这种诱惑所动，因为它不仅会损害政府的诚信，也会侵蚀民众的道德。1779年，大陆会议决定停发大陆货币。但各政府继续用英国的命名方式发行自己的货币，使得商人们在使用货币时出现了混乱。1785年，在托马斯·杰斐逊的督促下，美国政府采用“元”作为标准的货币单位。美元（dollar）这个词语来源于“thaler”，即在德意志波西米亚的约阿希姆斯塔尔（今捷克共和国的亚希莫夫）使用的一种银币。美元采用了十进制，而非西班牙式的八进制。但美元的标志借鉴了西属美洲比索的式样，为“$”。根据《1792年铸币法案》，美元的成色被固定下来，包含一定比例的白银和黄金。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认为，这个新的国家应当使用更加可靠的货币——硬货币。在《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十款中，禁止各州自行铸币，但是允许黄金和白银作为法定货币使用：
任何一州都不得缔结任何条约，参加任何同盟或邦联；不得颁发捕获敌船许可状；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纸币；不得使用金银币以外的任何物品作为偿还债务的货币。
这一条款限制了各州的权力，增强了联邦政府的货币权威。此外，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联邦政府获得了监管硬货币币值和借款行为（借款是创造软货币的基础）的权力。
尽管美元最初是一种硬货币，但是这一情形并没有持续很久。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统一纸币的设想最终还是实现了，尽管这种纸币并没有用土地作为支撑。从1914年开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肖像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100美元的纸币上——美国当前流通的最大面额的纸币。
迈向软货币：南北战争
亚伯拉罕·林肯做出了艰难但必要的抉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急需资金支持联邦军队。国家资金匮乏，几无收入来源。于是，林肯支持创造一种既无土地做支撑又无法变现为贵金属的货币。但与开国元勋们一样，林肯也清楚软货币的危险性。如果不受控制，软货币可能会导致无度的开支、飙升的通货膨胀率，给经济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虽然他想要的是硬货币，但是他需要的却是软货币。在1862年的国情咨文中，林肯肯定了暂停货币可兑现性的必要性，但同时提醒未来有可能有必要回归货币的可兑现性：
要想经济而妥善地支付军费开支并满足其他正当的需求，我们已别无他法……但是，我们应当永远记在心上……我们应当尽早地恢复使用硬通货进行支付。货币币值的波动永远是不公平的……可兑换性，即可以迅速而确定地将纸币兑换为硬币，被广泛认为是一种防止币值波动的最佳和最可靠的方法。
林肯签署了《1862年法定货币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发行不可兑现的纸币。政府强制要求使用这些用绿色墨水印制的“绿币”，可用于支付所有公私债务。大约1.5亿美元的绿币进入流通，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帮助政府负担其开支。林肯发现了约翰·劳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经历过的事实：纸币可以刺激贸易和商业。
但是，就像忽必烈的国度和约翰·劳的皇家银行一样，联邦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负担巨大的开支：到战争结束时，军队人数已经从战争开始时的1.6万人增加到100万人，国家的债务则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发行战争债券和国库券也能提供一些资金，但是还远远不够。林肯接连签署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法定货币法案，共批准发行4.5亿美元绿币。绿币的币值随着联邦军队的胜利而波动。与此同时，南方邦联的纸币则迅速贬值。帮助南北双方一决高下的不仅有火炮和火药，还有纸币。
对于林肯来说，签署这些法案并不容易。阻力不仅仅来自软货币的风险，他还可能因此激怒一群颇有权势的人——银行家。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美国并没有全国统一的纸币，而是由政府批准的银行各自发行、用金属货币做支撑的纸币。发行纸币本身就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这些纸币完全依赖于发行银行的信誉，因此具有风险。如果一家银行倒闭了，它所发行的货币也就无用了。因此，纸币在交易中的价值通常低于其票面面额。人们认为这些“野猫银行”通过发行不稳定、无价值的纸币占了公众的便宜。“野猫银行”这一说法起源于密歇根一家倒闭的银行，这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就有野猫的图案。在得知政府发行全国性纸币的方案之后，北方的银行不再允许顾客用本银行的纸币来兑换硬通货，此举进一步损害了它们的可信度。由于没有金属做“锚”，这些纸币的波动性变得更加强烈，而公众则强烈要求改变这一切。银行家们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转而说服国会确保他们应获得的利息收入仍然将使用黄金支付，并取得了成功。共和党众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写道：“从贵金属经纪人的居所到联营银行的大厅，无不传出一阵阵哀鸣。”
尽管有来自银行家的阻力，但林肯和共和党人基本上还是成功地重塑了美国的货币体系和银行体系。林肯签署了《1863年国家银行法案》和《1864年国家银行法案》，对各州银行发行的纸币征税（导致各家银行停止了纸币发行），并且赋予联邦政府为银行颁发特许资格的权力。法案还允许联邦政府的储备金以联邦债券的形式存在（而不仅是硬通货的形式）。
各州发行的银行券最终消失了，但有一些州的银行创立了支票账户，大受欢迎，因而得以幸存。
随着北方获得内战的胜利，许多银行家和债权人都认为政府将停止使用绿币。毕竟，这种纸币只是一种应急手段，而现在危机已结束。如前所述，林肯在发行绿币的时候就已经提到日后需要回归到硬通货上来。债权人和企业也希望能够停止使用绿币，因为这样一来债务人就必须用更值钱的硬货币来付款。然而，债务人则希望绿币可以继续流通，因为绿币带来了通货膨胀效应，他们用来偿债的货币的购买力比他们举债时获得的货币的购买力要低。
1875年，债权人赢得了胜利：《恢复硬币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要求在1879年恢复绿币的可兑现性，并将绿币的流通量减少3亿美元。反对该法案的力量则组织了起来，甚至成立了以推翻该法案为目标的绿币党。最终，政府出台了规定，使得绿币得以继续流通，但同时也要求用硬通货为绿币做支撑。1879年，美国财政部为了应对预计中的大规模挤兑，囤积了大量的金属作为储备。然而，想象中的将软货币兑换为硬货币的挤兑潮并没有出现。人们已经习惯于纸币的便利性，而不在意这种纸币是否有金属作为支撑。许多人对纸币产生了信心。
关于货币问题的辩论焦点，也从纸币是否应当由硬货币作为支撑，变成了纸币应当由哪种金属作为支撑。包括农民和民粹主义者在内的债务人倡导采用复本位制，即同时以白银和黄金做支撑，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作为支撑物的金属越多，能够发行的货币就越多，人们进行的消费也越多，从而促成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而包括商人和银行家在内的债权人则青睐金本位制：作为支撑物的金属越少，货币的价值就越高。19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本位法案》，规定黄金为纸币的唯一支撑物。直到下一次危机出现时，贵金属与纸币之间的联系才遭到了削弱。
迈向软货币：“大萧条”
这一次的危机就是“大萧条”。它也让我们看到，时局越艰难，货币就会变得越软。
在“大萧条”期间，25%的美国工人失业，许多人陷于饥贫交迫的境地。贸易额和GDP下降了将近30%。“大萧条”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席卷了全球。但在我们审视这一时期的货币决策之前，我们还需要补充一点历史知识。
1880~1914年，许多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都采用了古典金本位制，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说：“无论是实际意义上还是比喻意义，这段时期都可以称得上是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国际贸易活跃，物价稳定，经济增长，政治和谐。美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只有0.1%。当时，英国的出口占GDP比例高达30%左右，而今天只有19.3%。经济学家迈克尔·戴维·博尔多对金本位的描述最为直接，也最为精确：从本质上说，金本位制是一种承诺，参与其中的国家都要将本国货币的价格固定为一定数量的黄金。为了维持这种固定的价格，这些国家愿意按照这种比价与任何人购进或卖出黄金。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让这个时代戛然而止。一些欧洲国家抛弃了金本位，以便印刷货币支持本国的军事行动。战争结束后，鉴于金本位在战前的成功运行，许多国家又回归了金本位。但是，它们采用的是一种经过修改的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罗斯巴德这样解释金汇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的运行方式如下：美国仍然采用古典的金本位制，美元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然而，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则分别在1926年及差不多的时间恢复了一种虚假的金本位制。英镑和其他各币种无法兑换金币，只能兑换大块的金条，这些金条只适用于国际交易。这样一来，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就无法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黄金，程度更大的纸币通货膨胀也因而成为可能。
在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命令下，英国采用了金汇兑本位制，英镑与黄金的兑换比率一如英国退出金本位时的兑换比率。但是，这一比率的沿用并没有将英国在战争期间经受的通货膨胀考虑在内，因此对英镑的估价过高。罗斯巴德写道：“（英国人）此举是出于……国家‘尊严’的考虑，并且徒劳地试图重塑伦敦作为世界‘硬通货’金融中心的地位。”结果，在降价大约50%之后，英国出口的商品在全球市场上依然没有竞争力，英国的失业率飙升。丘吉尔对他的决定懊悔不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欧洲领导者认识到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几十年前意识到的道理：通常在经济非常时期，国家需要的钱要多于其贵金属储备的总值和现有的现金。官员们经常慨叹黄金的掣肘作用：在经济形势需要灵活的应对之策时，黄金和兑换率都丝毫不能灵活。1929年，美国市场崩溃，经济开始迅速下滑。起初，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仍然坚持金汇兑本位制。这些国家提高利率，试图吸引投资者的资金，结果让借款人和全球市场面对的环境更加紧张。学者们主张，在这样的困难时期，这些国家应当下调利率，降低借款和贸易的难度。然而，金本位制却导致货币兑换率保持恒定，迫使国家承受通货紧缩之苦。
今天则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美元没有与任何金属挂钩，可以相对其他货币进行浮动。为了避免通货紧缩的发生，美元可以贬值，从而让美国的出口商品变得更便宜，在全球市场更具吸引力。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宁愿选择货币贬值，也不愿选择通货紧缩。然而，在金本位的时代，如果经济出现萎缩，那么这个国家就只有一种选择：通货紧缩。
深陷萧条泥潭的英国选择提高利率，试图维持英镑——当时全世界的储备货币——的币值。然而，英国还是不情愿地向政治现实低头了：公众不愿意忍受通货紧缩这枚金色苦果的味道。于是，英国在1931年9月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英镑丧失了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光辉。不久，又有25个国家抛弃了金汇兑本位制。投资者将目光投向美国，不知美国是否会步它们的后尘。
1933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就任之时，就已经意识到了金本位制的局限性。他认为，金本位制会使人们把纸币兑换成硬通货，从而导致银行倒闭，因此金本位制对银行挤兑的发生负有部分责任。他颁布的一些政策看上去与忽必烈的政策如出一辙。罗斯福签署了第6102号总统令，强制人们按照每盎司20.67美元的价格将所有金币、金条、金票（只有珠宝和稀有币种例外）交给政府。美国财政部在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修建了一座金库，存放收缴来的黄金。政府禁止囤积黄金的行为，违者将面临10年牢狱。政府还禁止黄金出口，并强制所有开采黄金的公司将开采的黄金出售给政府。
根据《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所有规定可以使用黄金来进行结算的合同条款全部作废。最高法庭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这一条款。该法案还允许政府调节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兑换价格。罗斯福将黄金的兑换价格提高到了每盎司35美元，使美元贬值以促使通货膨胀的发生。在黄金兑换价格调整的背后，并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可言。有一次，罗斯福心血来潮，提议将黄金价格提高21美分。他的顾问说道：“如果别人知道我们是靠组合幸运数字来确定黄金价格的调节幅度的话……我想他们会感到恐慌的。”
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加强了对货币体系的控制，使其与金本位制时期相比限制性更低、灵活性更高。但与此同时，美国的货币体系也更倾斜向软货币，就如同《浮士德》中的皇帝一样。货币彻底切断与金属锚之间的联系，则要等到最终的一次冲击之后了。最终的冲击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来自44个国家的官员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美丽的芒特华盛顿宾馆，具体商议国际货币体系事宜。作为在世界大战中崛起的世界领袖，美国在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获得了有利的条件。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其他国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价格则固定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世界各国将本国的时间与英格兰的格林尼治时间挂钩，现在则必须把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
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其他国家都持有以美元计价的证券，美国则为它们持有的这些资产支付利息。美国持有黄金。在某种意义上说，美元成了新黄金。然而，尽管美国基本上算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起者，但最终美国抛弃了它。
美国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着诸多原因：越来越高的成本、飙升的通货膨胀率，以及体系带来的限制。在20世纪6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推行了所谓的“大炮+黄油”政策，即对外进行越南战争，在国内推行“伟大社会”政策。他的政策需要大量的资金。旨在帮助穷人、儿童和老人的“黄油”政策，每年的开销从1965年的60亿美元增加到了1968年的120亿美元。而这些数字与越南战争的花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为了供给参与战争有关事务的近200万人，美国政府并没有选择对民众加以重税，而是大量举借资金。在美国的GDP中，超过9%花在了国防开支上，也就是超过1 00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7 000多亿美元）。
开支的急剧增加对美国的财政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赤字开支仍在持续。约翰逊总统哀叹道：“战争这个婊子害死了我深爱的那位女士——伟大社会。”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有助于缓解这种窘境。
1965~1971年，货币供应量平均每年增加7.4%。货币量的增加带来了开支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由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从1965年年初的刚过1%提高到了1980年的超过13%。这段时期被称作“大通货膨胀”时期，经济学家则争论这一时期的根源何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时的政客更在意的是4%的失业率目标，于是为了刺激经济活动，不惜采取赤字开支和减税等刺激性措施。经济学家本杰明·克莱因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货币从硬货币向软货币过渡，从而招致了通货膨胀。研究联邦储备体系的专家、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则断言，由于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其罪魁祸首正是那些制定货币政策的人。
美联储犹豫不决，难以取得共识，最终在1965年加息以缓解通货膨胀。然而在经济增速放缓后，美联储又反其道而行之，在1968年进行降息，从而进一步助长了通货膨胀。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带来了更多的问题。美国是否会信守承诺，继续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价格保持在每盎司黄金35美元？持有美元作为储备的他国政府越发怀疑美国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的能力。1965年，法国和西班牙把数百万美元兑现成了黄金。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了一半。全球经济在迅速扩张，但全球的黄金供应量却增长不了那么快。
黄金的市场价格高企，与规定的兑换价格每盎司35美元形成了价差。1961年，一些中央银行组成了伦敦黄金池，旨在通过出售黄金来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黄金美元兑换价格。
但是价差变得难以维系，伦敦黄金池最终在1968年崩溃。美国提供了大部分黄金，不愿意按这么低的价格出售这些黄金。美元需要贬值，但如果不损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整套货币汇率体系，就无法达到这一目的。于是，美元被高估的程度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成了在全球范围内激烈争论的话题。例如，美元的强势让欧洲官员很不高兴，因为美国企业可以借此更容易地收购欧洲的公司和资产。
其他国家开始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它们对本国货币的币值进行重估、贬值，施行汇率浮动。例如，德国马克和荷兰盾开始相对其他货币浮动。为了促进出口，英国需要让英镑贬值。英国人为了维持英镑的强势进行了许多努力，但最终在1967年将英镑贬值了超过14%—这在一个币值相对稳定的时期，可谓是不小的跌幅。投资者们开始发问：如果英镑可以贬值，那么为什么美元不能？他们预期美元将会贬值，于是开始买入黄金。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赤字开支、高企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受限制的货币体系。让情况变得雪上加霜的是，1970年美国经济开始进入衰退。尽管尼克松政府一再否认，但市场预期美元很快将会贬值。1971年，尼克松和他的经济顾问们躲在戴维营，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议。在他的经济顾问团队中，有一些人终凭自己的能力在未来成了鼎鼎大名的人物：乔治·舒尔茨，未来的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保罗·沃尔克，未来的美联储主席。摆在尼克松团队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应当为了遵守国际协议而牺牲本国利益？对美国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货币领域的枷锁，美国显然需要摆脱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贬值。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提出通过暂停将美元兑换成黄金来“关闭黄金窗口”。就连国会也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议停止金本位制。
经过激烈辩论，尼克松确定了他的行动计划。1971年8月15日，他发表了一次21分钟长的电视讲话（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频道上播出，之后便是热播剧《大淘金》）。在讲话中，尼克松批判了制造货币危机、对美元图谋不轨的国际投机者。同时，他公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包括冻结工资90天以平抑通货膨胀、对进口商品增加10%的附加税以降低外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暂时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他诉诸爱国主义，这样向公众解释他的方案：
如果你想要买一辆外国车或是进行一次海外旅行，那么你手中的美元的购买力可能会下降一点。但是，如果你是那些在美国买美国货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中的一员，你手中的美元在明天的购买力就将与今天的一样。换句话说，此次行动的效果将是稳定美元。
尼克松的政策被美国的国际贸易伙伴称作“尼克松冲击”，他们都惊讶于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10%的重税相当于让美元立即贬值。作为回应，日本允许日元进行浮动，随后日元对美元升值7%，导致在美国销售的日本商品在缴纳尼克松规定的10%的税款后，价格猛升17%。美国股票市场大涨，媒体也对尼克松的举措表示欢迎。“我们毫不迟疑地欢迎总统的勇敢作为。”《纽约时报》的一条社论如是说。
1971年12月，一个称作史密森协定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这一体系试图恢复固定汇率体系。然而，这一体系未能持续下去，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希望在面对国内事务时可以拥有更多的货币政策灵活性。到1973年，许多工业化经济体的货币都开始相对彼此浮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黄金永远退位了。美元变成了软货币，而且至今仍是软货币。经济学家本·斯泰尔这样描述这些事件的非凡意义：尽管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关系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我们应当看到，在纵贯2 500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关系只会在危机时期受到损害，以为权宜之计。但这一次不同了。美元将是最后一种在本质上以黄金为锚的货币。在美元这艘以黄金为锚的大船上，承载着世界上所有的其他货币。现在，美国砍断了锚索，义无反顾地驶向了远方。
现在为这艘船掌舵的是各家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操控着一张大网，组成这张大网的是彼此联系的各种机构，它们共同点纸成金。亨利·福特认为美元不应当受银行家的操控，他在1922年的自传中写道：“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摆在这儿：一旦人们知道那些局内人能对货币体系造成怎样的影响，他们将会如何看待他们置身其中的整个货币体系呢？”我们必须要清楚现代货币体系究竟是如何运行的，才不至于让魔鬼的软货币交易藏身于货币体系复杂的表象背后。
中央的炼金术
世界上第一位中央银行家被判了死刑。约翰·帕姆斯丘奇也是一位来到其他国家创立银行体系的外国人，只不过他的故事要早于约翰·劳的故事，并且令人毛骨悚然地预言了约翰·劳的故事。约翰·帕姆斯丘奇出生在拉脱维亚，又在阿姆斯特丹受到了教育。随后他来到瑞典，并且于1656年说服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为斯德哥尔摩银行颁发了特许执照。斯德哥尔摩银行是欧洲最早发行纸币的银行之一。然而，就像约翰·劳的体系一样，约翰·帕姆斯丘奇的体系也变得过热，最终导致他入狱，并被判处流放至死。然而，他最终还是获得了自由。尽管斯德哥尔摩银行遭遇了失败，但瑞典人并不准备放弃设立一个中央金融机构的理念。毕竟，这家银行曾经帮助多家公司获得融资，而纸币也由于便于使用而受到公众的欢迎。瑞典人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这家银行一直运营至今。
中央银行从瑞典摇摇晃晃地起步，到今天已经发展为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中央银行已经变成了当代金融体系的最主要的炼金术士。现在的货币体系不再依赖于地下存储的贵金属，中央银行可以凭空创造出货币，这点已经尽人皆知。这种新奇的炼金术并不会让人们想起那些混合各种金属的炼金术士，而是一幅由相互联系的银行和政府机构体系组成的复杂图景：比起矿坑里的通风井，人们更容易想到组织流程图。
在美国，创造货币的炼金术涉及美联储系统、银行业和美国财政部。1913年，为了应对1907年发生的导致多起银行挤兑事件和银行倒闭的金融恐慌，美国通过《联邦储备法案》设立了美联储。当时，银行家摩根接手拯救了美国的金融体系。官员们意识到，美国需要一个负责监控、监管甚至控制货币事务的永久性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联储的职责扩展到了从监管银行体系到促进国际支付等多个领域。
美联储最著名的职责就是设置利率，也就是货币的价格。从技术角度讲，美联储会为联邦基金利率设置一个目标，各家银行根据这一利率互相拆借款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利率，美联储会干预市场。如果美联储想要降低利率，它就会从市场上购买证券，增加货币供应：更多的货币会带来更低的利率。如果美联储想要提高利率，它就会出售其部分证券，以减少货币供应：更少的货币会带来更高的利率。假设美联储意欲降低利率，于是美联储就利用它凭空创造出的新增货币从花旗银行之类的银行中购买了100万美元的美国国债。这100万美元的债券就这样进入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而花旗银行就像所有其他大型银行一样，也在美联储拥有一个账户。于是，花旗银行在美联储的账户上就多出了通过出售债券而获得的100万美元。
花旗银行可以将这笔新增的资金部分（但不能是全部）作为贷款发放出去，从而让新增的资金在经济活动中更广泛地进行流通。银行需要将它们存款的一定比例（大约10%）存放在美联储的保险库里，或者作为在美联储的存款。因此，花旗银行必须将这100万美元中的10万美元留作准备金，而可以将另外的90万美元放贷出去。假设有人借走了这90万美元，并且把这笔钱存在了其在富国银行的账户上，于是在这90万美元中又有9万美元需要作为准备金留存起来，其他81万美元可以被借出。于是，这种部分准备金制度就使货币的多次扩张成为可能。最初的100万美元可以被再扩张10次：一点资金可以创造出大量的信贷。而这就是创造货币的方式。
由于银行仅仅把一部分存款留在手头，如果存款人要求取出的现金数量大于准备金的数量，银行就会面临挤兑的风险。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如同《风云人物》中的乔治·贝利对恐慌的客户说的那样：“钱不在这儿……你的钱在乔的家里……和100个别的人家里。”现在，为了增加存款人的信心，政府为25万美元以内的存款提供保险。
在进行货币操作的时候，美联储可以从非银行的机构（比如保险公司）处购买资产。但是，这样一来，新增的资金或许就不会留在银行体系里，对经济的影响力也会变小。美联储还可以用其创造出来的货币直接从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国债等证券，这一过程称作债务货币化。在这个封闭的流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加税或出售债券之外的方式获得资金。通过这种方式，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有利于借款人，即政府，因为美元的价值很有可能会在未来降低。
正因如此，政府在历史上一直寻求创造更多的货币：创造货币要比增加税收容易。但是，由于更多的货币供应会导致通货膨胀，每个人手中的资金的价值就会下降，形同对所有人隐蔽地征税。
在有形货币方面，美联储扮演了货币分配者的角色。美国铸印局生产纸币，而美国铸币局则生产铸币。这两个部门都隶属美国财政部。如果亚特兰大的太阳信托银行预计节日期间现金需求量会增加，那么该银行就会向美联储要求更多现金。太阳信托银行在12个地区联储银行之一的亚特兰大联储拥有账户。亚特兰大联储有现金库存，将现金交给太阳信托银行，再从太阳信托银行的账户上记账。2012年，美联储通过其在全美国的28个处理中心处理了317亿美元的纸币。
这是一项宏大的操作。多家机构构成了美国巨大的货币体系。我们完全可以说，现代的炼金术也是一种当代的官僚制度。尽管这一体系十分复杂，且看上去十分精密，但魔鬼的软货币交易仍然蛰伏着。管理货币的权威机构必须明智而谨慎地使用它们的权力。向不可见的货币和更远的未来迈进
忽必烈、约翰·帕姆斯丘奇、约翰·劳、本杰明·富兰克林、亚伯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人们都意识到了软货币的好处，并且曾经操控过软货币。软货币可以刺激贸易和商业，帮助困境中的经济。软货币还可以避免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决定，比如加税或减少开支。但是，所有的货币体系的官员也都必须警惕软货币的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货币从硬货币向软货币的过渡很有可能造成了滞涨现象。所谓滞涨，表现为经济低增长和持续的通货膨胀。1981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3.5%。为了应对通货膨胀，当时已经出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在一个面对着高失业率威胁的时期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大幅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但高通货膨胀率却并没有出现。但是，1000年的货币史留下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教训：当一个社会由硬货币向软货币过渡、社会的“超级大脑”开始形成对货币的崭新认识时，这个经济体就会面临失败的风险。我们所有人，而并不只是中央银行家们，都应当认识到魔鬼的交易中蕴藏的风险，特别是在货币朝着数字化时代迈进的时候。货币正在变得越来越电子化、不可见。货币已经变得十分抽象，我们有可能会忘记历史上深刻的教训：只要货币仍然是价值的象征，就总会有人想要控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