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国家的财富：全球化与经济增长
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持续的贫穷之中，他们的情况比“发达”国家居民在经济衰退到达谷底时所经历的还要糟糕。确实，当今世界经济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些经济系统比其他经济系统的表现出色得多。尽管我们还没有普遍认可的标准，可以用来清晰明确地在加拿大与美国、挪威与瑞典，乃至瑞士与这些国家间做出比较，以确定谁的经济系统的绩效更好。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绩效测量工具，就可以知道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的经济系统的表现，都要比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或者其他众多为贫穷所困的国家出色得多。
经济系统是一种社会系统，人们通过它来合作创造资源和使用资源，满足彼此的需求。为什么一些系统比其他的要成功得多呢？这就是本章的主题。当然，有些国家一开始自然资源就比其他国家少。但是自然禀赋的不同，并不能用来解释富裕的新加坡和贫穷的印度，或者富裕的瑞士和贫穷的尼日利亚之间财富和福利的巨大差距。而人口密度或者说土地广阔与否，也不能解释富国与穷国之间所有甚至是大部分能观察到的差异。荷兰34000平方千米的土地能养活1600万人口，相比之下，乍得1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也只养活了1100万人口，更不用提荷兰还是靠围海造田才造出了大块土地。
16.1 谁富，谁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是它更为人所知的一个名字，定期发布《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总结了每个国家经济系统的运行表现，其中把国家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
高收入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以色列、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波兰、爱沙尼亚等一批苏联成员国里经济最为成功的国家，以及文莱、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等一批靠卖石油致富的小国，乃至一些更小的国家，它们是某些富裕大国的附属国（或者刚刚独立），比如法属圭亚那、荷属安的列斯、关岛等。
更多的国家被世界银行划为低收入国家，其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低于1025美元。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苏联分裂出来的较贫困的国家，以及几乎所有中非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从墨西哥到南美洲最南端的拉丁美洲诸国（除了海地，该国是低收入国家）、南非、北非诸国、从希腊和土耳其到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国家、1989年以苏联在中东欧的部分卫星盟国以及大部分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另外还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世界银行区分国家的标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用GNP除以人口所得的数值。因为在衡量世界各国总收入和总产量的时候更多强调GDP，而GNP很多时候几乎可以和GDP相同，所以我们在解释这种贫富标准的意义和局限的时候，会着重关注GDP。
16.2 历史记录
2011年美国的人均GDP是48442美元，印度为1489美元，不到美国的3.1%。与1820年相比，美国2011年的GDP增长了超过777倍，印度2006年的GDP则增长了不到10倍。[1]实际上，1820年印度的GDP仅次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且比当年美国GDP数值高出近10倍。而现在，美国的GDP则是印度的近10倍！此种差别在于经济增长。在这185年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3%，而印度的经济增长则微不足道。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境遇如此不同？
在一些人看来，对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回答是“剥削”。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可投资于生产性资本的初始剩余。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利用其军事霸权征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实力较弱的国家，盘剥被征服的人民，用榨取的盈余资本快速推动它们自己经济的发展。的确，当欧洲国家刚开始接触到世界的其他国家时，“力量的绝对优势恰好在欧洲人这一边，使他们能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在辽远地方做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说这句话的是亚当·斯密，不是卡尔·马克思。但是斯密也提到，他们所做的不合正义的事体与很多的“蠢事”掺杂在一起，他自己的观点是，英国这个最有野心的殖民强权国家在维护统治上投入了过多的资源，而并没有期望能够收回这些投入。他也许是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殖民地迅速瓦解，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们没有能给殖民强权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
如果将剥削作为对当今国家间巨大贫富差别的一般解释，对其可以有一个根本性的反驳：事实是埃塞俄比亚等世界上一些最穷的国家，从来不曾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服或殖民；而瑞士等一些最富的国家，从来不曾征服或殖民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对于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军事力量看上去好像更有影响。不过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最初是在西欧被发现或者说被发明的。
1848年以后，经济增长也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每个大洲都至少经历了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高速经济增长。1950~1973年，全世界的GDP年平均增速为4.9%。结合同时期的人口增长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人均GDP年增速为2.9%。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在区区25年内世界人民的实际平均收入就几乎可以翻一番。但是1950~1973年的迅速增长是很少见的。1973年之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显著减缓。苏联、其东欧盟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在欧洲及其分支，经济增长普遍维持在至少足以让人均收入在50年内翻一番的水平。在亚洲，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平均增速足以让实际人均收入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翻一番。
素就是它们没有能给殖民强权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
如果将剥削作为对当今国家间巨大贫富差别的一般解释，对其可以有一个根本性的反驳：事实是埃塞俄比亚等世界上一些最穷的国家，从来不曾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服或殖民；而瑞士等一些最富的国家，从来不曾征服或殖民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对于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军事力量看上去好像更有影响。不过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最初是在西欧被发现或者说被发明的。
1848年以后，经济增长也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每个大洲都至少经历了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高速经济增长。1950~1973年，全世界的GDP年平均增速为4.9%。结合同时期的人口增长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人均GDP年增速为2.9%。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在区区25年内世界人民的实际平均收入就几乎可以翻一番。但是1950~1973年的迅速增长是很少见的。1973年之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显著减缓。苏联、其东欧盟国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在欧洲及其分支，经济增长普遍维持在至少足以让人均收入在50年内翻一番的水平。在亚洲，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平均增速足以让实际人均收入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翻一番。
[1] 本章的论述基本以安格斯·麦迪逊收集并分析的大量数据为基础，麦迪逊将其研究于1995年发表于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发展中心出版的《监控全球经济（1820～1922年）》。自1995年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极尽所能更新数据，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在这里我们想要再次强调，那就是使用总量数据时必须格外谨慎小心。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在于正在研究的政治与经济系统的结构组成，哪怕从最好的一面出发，总量数据也只是乏善可陈的评估指标，使用时必须抱着怀疑态度，保持谨慎。若是还想进一步学习，本章的延伸阅读更进一步地讨论了测量、比较以及理解不同国家间GDP的难点。
16.3 经济增长的源泉
旁白 经济增长：实际GDP的长期增长。
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一些国家创造了条件，让其绝大多数民众可以从事专业化的工作并进行交易。稳定的社会秩序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完备的法治可以建立起来，从而人们得以自信地启动项目，并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享受到努力的成果。
思考经济发展的一种方法，是将其视做人、资源和制度的三元函数。但是，人实际上应该被视做一个既定因素。我们当然希望人们能更友好、更善良，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也无法直接控制大自然是否赋予我们资源。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天气，更富饶的土地，但是这都不是我们的选择能够直接决定的。然而对于支配我们的互动和资源利用方式的制度，我们还是有些许控制权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基础制度（如法治），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供给或人力资本投入的水平。这些制度给出游戏规则，在这些规则下，我们相互协作，通过交易实现获利。
旁白 先决条件：法治；交通与交流的低成本系统。
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能以低成本来交易商品和交换想法。如果人们无法进行交易，就不会有专业化；而如果商品流通的成本高于交易的期望收益，人们就无法进行交易。想法的交换也很重要，也许比亚当·斯密和其他早期经济学家意识到的重要得多。因此，欧洲的地理条件是培育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欧洲绵延的海岸线上有诸多的优良海港，欧洲还有无数宽阔的河流流过平坦的平原，它们由山顶融化的雪水汇聚而成，终年可以通航，这一切让欧洲人可以以低成本在广阔的区域中交易商品和交换想法。
旁白 资本存量。
没有剩余资本的积累，广泛的专业化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人们生产商品供他人使用，可是生产者通常不认识使用者，而且两者往往距离遥远。从生产过程开始之初，到出售产品获得收益之间这段不断在延长的时间内，生产者必须能够维持生活。因此，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制成品存量的不断积累，让生产者能够度过生产期——这些产品像资本一样起作用，因为它们是制成品，可以用来提高未来的生产率。
旁白 技术进步。
资本积累还可以成倍地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重要贡献。不用说人们也知道，推土机运的土远远超过铁锹。不过一般人不容易看到，资本积累既是一个量的过程，也可以带来质的转变。专业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意味着一个国家对资本品的积累，将带来更多并且是更高效的生产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有的运土设备不仅数量会更多，而且效率会更高。
技术创新实际上或许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力量。以交通系统为例，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它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1800年，身在美国的人们怎样运输商品、交流想法以及进行旅行呢？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的方式速度非常慢。在那时，如果是长途，几乎任何东西都要走水路。筑路的成本很高，公路必须跨越河流山川，而且在下雪泥泞的情况下要能保持通行。而货运或客运大部分要靠马匹运输。然而，1800~1870年交通方面的资本积累，主要不是更多的帆船和运河，而是更多的铁轨、蒸汽机车和车皮，后者每单位的资本投入都能更快速地运输商品。因此人们进行的资本积累中就伴随着技术创新。到1940年，内燃机再一次大幅提升了单位资本投入运输商品的效率。谈到帮助人们进行旅行和交流想法的那些资本投入，我们今天已经熟悉了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与1800年甚至1940年的那些设施相比，其在任何方面都拥有巨大的优势。
旁白 迎头赶上。
技术进步对推动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相对于领先国家而言，那些后起之秀享有一个重大优势。技术创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们在试图推
动他们感兴趣项目的过程中互动产生的。世界上在技术进步方面领先的国家，必须靠自己去发现更好的行事方式，而在探索过程中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犯错带来的各种成本。然而后发国家，特别是在它们落后一定距离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些成本。一个拥有极少资本的贫穷的国家，如果在20世纪末要提高其产出进而增加其收入，就不必重复别的国家历史进程中所有的探索阶段，直接可以从牛车和土路跳到柴油卡车和混凝土高速路，这是后发的巨大优势。先行者在探索中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而后发国家只要借鉴其成功经验，就可以取得比富裕国家当初自己发展时快得多的发展速率。
16.4 外国投资
但是贫穷国家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取决于许多因素。鉴于它们一开始只拥有原始的技术条件，无法自己制造复杂的资本品以提高其生产力，因此必须依赖于进口。但是它们有办法进口它们想要的资本品吗？它们能付出什么作为交换？由于贫穷，从定义来说，它们注定只拥有少量可供出口的剩余可以用于换取进口。即使别国有需求进口，交易能创造剩余吗？有足够的需求以支持买方市场，从而使交易的结果对穷国有利吗？有哪些穷国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富国真正需要的呢？尽管很多人脑中第一个出现的答案是“原材料”，但实际上很少有穷国拥有足够数量的矿产或其他原材料，其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足够带来出口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新的设备。即使确实拥有这些资源，它们也很可能缺乏以低成本开采资源的知识和设备，以让其海外销售有利可图。
旁白 外国投资。
外国投资在这里就起到作用了。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可以借钱给穷国，穷国可以用其来购买需要的资本设备。他们愿意这么做吗？如果在考虑了风险调整后，这些投资的期望回报率超过其他投资的期望回报率，他们就会愿意这么做。因为一个正在赶超的国家有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贫穷国家的投资回报率应该相应较高。遗憾的
是，在很多情况下，此类投资的风险也很高。除了投资经济不发达国家那些一般的高风险因素，和由投资配套设施不确定是否可及而导致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加入政治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部分的政治风险来自人们习惯性的敌意，特别是很多人对在穷国投资的那些外国人的偏见。投资回报普遍被看成是贫穷国家资源的“流失”，特别是在投资者来自富裕国家的时候。这种态度很容易带来游戏规则的改变，催生那些部分或全部没收外国投资的政府政策。意识到这些政治风险的个人和企业更不愿意投入其资本，除非他们能够与政府一方就降低此种风险达成协议！如果外国投资者愿意将其投资的回报与某些特定的政府官员分享，独裁者或寡头统治的国家常常愿意压制大众的不满，甚至向外国投资者授予特权。当贫穷国家确实出现经济增长的时候，其收益通常只流向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而不是切实地惠及广大民众，上面讲到的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旁白 外国援助。
贫穷国家没有能力自己创造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没有高回报预期的情况下提供资本，而在外国投资者和穷国政府官员之间时有发生的腐败关系，让很多人提倡应由富裕国家的政府投资，而不是由私人和公司投资。但是，这个提议本身就有问题。什么能够促使诸如美国这样富裕国家的政府在贫穷国家投资呢？慷慨的冲动作为制定政府政策的理由，能为人们所接受吗？政府真的有过慷慨的冲动吗？当慷慨施舍者是政府的时候，在所谓慷慨的背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交换条件是什么？给予援助的政府官员想从接受援助的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什么？在其援助显性或隐性的条款没有被满足时，富裕、（通常也是）强势国家的政府会做什么？政府间援助最终不会成为政府干预他国事务的手段吗？
有些人相信，通过国际机构实施援助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人必须要仔细看看世界银行等此类国际机构的实际记录，它们从未能从与政府间援助相关的难题和困境中全身而退。以上就提出了这么多问题，更不用说我们开始考虑政府是否真是控制投资方向最好的机构之后会出现什么。贫穷国家的政府，如何分配它们获得的无偿援助或者低息贷款？它们会把资本分配给能够最有效使用这些资本的团体吗？它们怎么知道哪些团体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本？腐败会不会在这个环节出现，我们对此有多少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和腐败经常发生，这足以让富裕国家的国民高度怀疑“国际援助”计划。而在民主国家，仅仅这种纯粹的怀疑本身就足以让援助计划缩水了。
旁白 全球化。
国际贸易和投资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那些今天仍然刺耳地坚持主张“全球化”只是让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人应该解释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之前（甚至
是不久以前都）没有出现，现今的证据又在哪里。一方面，被隔绝于世界经济之外，或者自己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从未经历显著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足以反驳那些怀疑国际分工能否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带来财富的人。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不利的环境当中，几乎完全没有称得上自然资源的禀赋，它们全力投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高速运转，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增长记录。
旁白 为何国际援助能造成损失？
我们刚才还在担心援助国的政府会干涉受援国的内政。我们需要把这种担心与对它们袖手旁观的担心放在一起权衡。事实上，很多受援国未能用外国援助促进其经济增长，外国援助甚至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资本赠予怎么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呢？你可能会想，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这种援助没有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从捐助国获得的资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内资源（土地、劳动力、国内资本）共同使用，而这些国内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别的方面。外国援助被分配给了无用的项目，这里的无用是指它们没有给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比如通往统治者乡间宫殿的四车道高速公路，或者主要用来运送政客和官僚去阿尔卑斯山度假的国家航线，或者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不能发电或提供灌溉用水的大坝，这种援助只能对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作用。要让国际援助在一个国家发挥作用，并非毫无机会成本。
一些不良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让拥有特权的少数人致富或让执政党派保住执政地位，即使这些政策会妨碍经济增长，这时外国援助也可能助纣为虐。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政府间援助就是一种援助国对受援国国内事务的干预。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问问你自己那些想要推翻独裁政府的人，会如何看待其统治者经手的国际捐助。因此，问题不是发放援助的政府或国际机构是否应该干预，而是它们应该怎样干预。如果目标是要让人们脱离贫困，那么援助应该交给有适当经济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穷人[1]。尽管对于在特定境况下到底是什么构成最佳的经济政策，确实还有一定争论空间，但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与无知（ignorance）相比，根本问题更在于如何提供政治激励，以让那些已经知道该做什么的人真正负起责任来。
旁白 私人投资。
至于为什么私人投资通常比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援助更能加速经济增长，这里面有若干个原因。一是私人投资通常由知道如何使用的人进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者，至少是在没有和当地官员发生腐败关系的情况下，自身也迫切希望经济增长，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投资盈利。对于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如果不能创造出高于其投入的价值，私人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他们借出的资本是否找到了建设性的用途。
执政地位，即使这些政策会妨碍经济增长，这时外国援助也可能助纣为虐。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意识到政府间援助就是一种援助国对受援国国内事务的干预。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问问你自己那些想要推翻独裁政府的人，会如何看待其统治者经手的国际捐助。因此，问题不是发放援助的政府或国际机构是否应该干预，而是它们应该怎样干预。如果目标是要让人们脱离贫困，那么援助应该交给有适当经济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穷人[1]。尽管对于在特定境况下到底是什么构成最佳的经济政策，确实还有一定争论空间，但是对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与无知（ignorance）相比，根本问题更在于如何提供政治激励，以让那些已经知道该做什么的人真正负起责任来。
旁白 私人投资。
至于为什么私人投资通常比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援助更能加速经济增长，这里面有若干个原因。一是私人投资通常由知道如何使用的人进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私人投资者，至少是在没有和当地官员发生腐败关系的情况下，自身也迫切希望经济增长，因为这会让他们的投资盈利。对于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如果不能创造出高于其投入的价值，私人投资者是不会感兴趣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他们借出的资本是否找到了建设性的用途。
[1] 1998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个有关此种引导援助的案例，令人印象十分深刻。见大卫·多拉尔及兰特·普里切特合著的《评估援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以及为什么》。
16.5 人力资本
旁白 教育和人力资本。
确实有一项明智的政策值得穷国更用心地推行，这就是基础教育，特别是对妇女的基础教育。识字人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很多贫穷国家忽视对女孩子的教育，这种行为固执地剥夺了它们自己的珍贵资源。第11章已经论述过，造成美国个人间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拥有的有形资本数量差别，而在于他们人力资本价值的区别。其中，掌握各种生产性知识和技能，尤其能让个体致富。人力资本对国家财富的增长有多大贡献呢？
要为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定量的答案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于富裕国家支出其收入的一个方向，就是为其国民提供越来越慷慨的教育。[1]学校教育既是消费品也是资本品。因为财富增加带来更多的学校教育和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我们无法很有把握地估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进程的确切贡献。但是，我们能够确定它很重要。如果民众没有受过教育，技术进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吗？似乎极不可能。如果微软的新产品不是作为纯粹玩具的话，与微软新产品开发者的知识和技能相比，其产品使用者的知识和技能也要有所增长。复杂工具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做很多事情，但是同时也必须有人能够设计、制造并修理它们。
[1]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统计数据上往往教育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富裕，但是这种相关不能直接用来确定因果，是更多的教育带来更快的增长，还是因为国家更富裕了才会提供更慷慨的教育，因果关系的方向和强弱究竟如何是一个典型的实证问题，计量经济学中称为“内生性”问题。——译者注
16.6 石油来自我们的头脑
大多数人会从既定要素禀赋和地球的自然资源方面考虑问题。但如果我们超越这些一般假设，稍稍跳出常规进行思考，会发现知识是经济增长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世界上的贫穷国家缺的不是“物品”，而是“想法”。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毫无实用价值，是人类的才智最终发现了让石油为人类服务的方法。当然，自然资源都是在我们身边的物质世界被发现的，但是只有靠人类的头脑才能发现和利用这些资源。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把头脑称为“终极资源”（ultimate resource）。今天我们看来对自然资源自然而然的使用方式，比如在电脑芯片中硅的使用，实际上是人类知识和才智的继承和积累。
旁白 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激励恰当，受过教育的人可以利用这个世界便利可及的知识储备，把现有的东西转变成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如何让激励变得恰当本身也与知识有关。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明确地分配产权来让组织更有效地工作，并尽量避免囚徒困境造成的协作失败。虽然以上这些都是我们这样以传播思想为生的人喜欢听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就没有道理。
16.7 经济自由指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群经济学家试图使用传统实证技术刻画这些洞见。在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倾向于市场的经济学家商讨后，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詹姆斯·格沃特尼（James Gwartney）和罗伯特·劳森（Robert Lawson）建立了经济自由指数，然后把他们的指数与经济增长的测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成果最先于1996年发表，展示了1975~1995年的世界发展数据。从这时起，格沃特尼和劳森每年更新他们的研究，其他组织也加入进来，测算不同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1]。经济自由指数试图从管制、定价、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的角度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制水平低、定价自由、货币政策稳定、税收水平低、国际贸易开放，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而如果国家执行的政策管制水平高、定价受限制、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税收水平高、国际贸易封闭，这样的国家会被评价为具有较低的经济自由度。他们2012年研究更新的计算结果如图16-1所示。
图16-1 经济自由和收入
正如图16-1中显示的，实施最高自由度政策的那些国家（A类国家），也拥有最高的人均GDP水平。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的时候，这些总量的相关关系（correlation）值得思考，但是对于历史记录的审视可以获得更多数字背后的东西，更详细地向我们揭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1] 见格沃特尼、劳森及布洛克的《世界经济自由（1975～1995年）》（华盛顿特区：卡托研究所，1995）。更新请前往www.freetheworld.com.美国传统基金会开始和《华尔街日报》合作出版年度经济自由指数，透明国际也开始发布各国腐败程度的数据，后者往往被投资者决定在世界不同地区投资的风险因素时作为参考。在工作中，经济学家利用这些指数以更好地理解私有产权、合同自由及法治等制度的重要性。
16.8 私有产权的发展力
这种被观察到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肯定不仅仅是纯粹统计上的联系（association）。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发现了一个系统的根本因素：人们在享有参与市场进程的自由时，他们的财富就会增长。这个根本因素是我们从第2章开始在全书中一直解释的东西：经济自由让人们通过自愿交换私有产权——在法治之下人们各自认为最合适的买、卖和交易——进行相互协作，这种自由促进了个人和国家财富的发展。这让人们能够寻找他们的比较优势，找到以低成本生产、运输稀缺商品和服务的方法，激发企业家的动力以推动市场进程。
旁白 一段话概括《国富论》。
16.9 亚洲记录
对于气候和地理条件带给国家的限制，人们基本无法改变。但是对于法治、诚实、胜任的政府官员、受过教育的民众、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政府可以有很多形式的掌控。政府实际做得怎么样？试想韩国的情况。1960~2011年，GDP（按2000年美元计价）增长超过28倍，年均增长率超过7.3%。其以2000年美元计价的人均GD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从1960年的1154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6684美元，年均增长率接近5.4%。在这段时间，为了让自己从穷国成长为富国，韩国做了些什么？
旁白 亚洲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国的政府和人民当然对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包括对妇女的教育，现在妇女构成了韩国劳动力的1/3。韩国向世界经济开放，有效地利用外国人自愿投资给韩国的资金。借着这些年来国际贸易的繁荣兴盛，韩国致力于出口，出口所得被用来购买经济发展需要的其他产品。1960年时，谁会预测到20年后韩国制造的汽车能与西欧和北美制造的汽车在销售上一争高下呢？
韩国绝对不是政府一边站，让市场分配资源的国家；在关键时刻，政府官员和行业领导者共同谋划，影响资源投资和特定产业的发展。尽管如此，韩国还是允许供求力量产生相对价格，尽管政府官员一直关注此相对价格，因此韩国经济发展一般都会遵循比较优势决定的模式。政府支出保持在合理控制之下，因此经济不会受害于物价飞涨带来的不确定性。韩国人民显示出他们自己愿意保持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因此增加了可供国内投资的资源供给。
法治被普遍推崇，甚至有人会说带着宗教式的狂热。腐败是一个问题，但不仅低级别的官员，一些最高职位的政府官员也因为收取特殊利益集团的贿赂而被定了罪。政治联盟颁布过一些偏向某些地区的专横政策，但这种权力滥用受到了批评，位高权重的公职人员受到了起诉并被定罪，这很好地体现了法治。游戏规则绝大部分被人们所了解并得以实施，因此人们能够据此做出经济决策，并有理由相信他们能承受错误决策产生的成本，收获正确决定带来的收益。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记录与韩国相似，不论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还是在普遍实施的政策方面。它们拥有愿意勤奋工作和保有储蓄的受过教育的民众，在稳定的游戏规则框架内运行，从价格体系中获取信息，向世界经济开放，不受过度的政府支出或快速通货膨胀的牵制，并可以利用由先进国家开发的技术进行快速发展，大幅缩短它们和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日本不仅仅是缩短了差
距，它还让自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35%；201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5%。
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表现就差得远了。印度的人均GDP（还按2000年美元计价，并进行了购买力平价的调整），在1960年是606美元，到2006年，只增长到2122美元，这大约只是46年前韩国就取得的人均GDP的1.56倍。1960年，印度的人均GDP是韩国的64%，而在2006年，不到韩国人均GDP的11%。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长：从1960~2006年印度人口增加超过155%，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韩国的人口只增加了94%。印度收入增长速度的迟缓，大部分要归结于其更加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近年来印度也经历了经济迅猛增长的时期，其人口众多的邻国中国也是如此。从2007~2011年，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了超过30%。为什么直到最近几年，印度都不能以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相差哪怕不太大的增长速度追赶上来？战争和备战会大大地延迟经济增长，印度在这段时间正苦恼于内部冲突和与邻国巴基斯坦的冲突。但是，韩国和中国台湾这段时间里也在军备上花费不菲，答案可能必须在印度政府实施的政策中寻找。
过去的数十年来，印度的经济表现极为糟糕。这些年间，在让价格分配资源方面，印度仍显示出极端的不情愿；在政府官僚中获得权威方面，又展现出强烈的偏爱。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政府使得价格大面积扭曲。出于所谓保护穷人的目的，有些价格被压制，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如同声称的那般达到保护穷人的效果。正如你能记得的，在前几章中我们说过，政府抑制物价并不降低稀缺性，而更像是通过抑制供应者将稀缺性聚集在一起。另外，被法律抑制的物价无法确保穷人能够买到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表面上为了帮助穷人被抑制了，竞争转向了其他利润，而穷人通常不善于在这些利润上进行有利的竞争，就像他们不善于在价格利润上竞争一样。
旁白 增长失败。
印度政府拒绝关注价格提供的信息，实际上也使得价格被扭曲。苏联实施的集中规划在20世纪60年代享有盛誉（大部分是不应得的，我们接下来会了解到），印度的政府领导人被苏联模式说服。结果造成了大量浪费，把过去的经济增长又重新计算了一遍，因为资金直接投给了一些项目，最终这些项目被证明无法产生足以支付其成本的效益。在政府没有进行规划的经济部门中，官僚们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力，他们的管制让企业家处处受挫。大部分经济决策都需要政府许可，而这些许可授予与否，全凭相关官僚的议员以独裁的方式决定，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法治是不存在的。独裁的政府是与法治相对立的，它对企业起到了极大的压制作用。
16.10 亚洲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记录好坏参半。表16-1展示了1960~2006年，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在《监测世界经济》（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选取的7个拉丁美洲国家人均GDP的百分比变化。相应的变化比率也是根据购买力平价调整之后的实际GDP计算的。
旁白 毁誉参半的记录。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些数字。拉丁美洲的经济记录除了在地域上好坏参半，在时间上也是如此。1929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是美国的63%，属于世界上的富裕国家之列；而到了2011年，其人均GDP仅为美国的30.7%。委内瑞拉2011年的人均GDP相对1960年时几乎没有改变。巴西的人均GDP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增长，但是在80年代又下降了；其1990年的人均GDP比1980年时低8%；2011年的人均GDP比1990年的高出43个百分点。智利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两次经济革命，对其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智利经济看起来一直保持稳定，1990~2011年共增长了19%。在这段时间里，秘鲁的经济政策在只能被称为荒谬与可能称其为合理明智之间交替变化。
表16-1 拉丁美洲1960~2011年人均GDP变化
资料来源：Based on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ww.worldbank.org.
在拉丁美洲，反复无常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常规而非例外，这让我们很难总结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无法增长的原因。最稳妥的归纳也许是不稳定的政府无法建立法治，而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显然一直都不稳定。
旁白 ……如果事情还能更糟的话，它会的。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除了博茨瓦纳和南非，其他国家的记录只能用“悲惨”两字形容。表16-2展示了7个非洲国家2011年的人均GDP。尽管埃塞俄比亚不属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也被囊括在内。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缺乏努力造成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多年来，坦桑尼亚一直是发展专家最钟爱的国家，也接受了诸多技术援助和财政援助，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坦桑尼亚的人均GDP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表16-2 非洲2011年人均GDP（2000年美元现值）
资料来源：Based on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ww.worldbank.org.
这一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对经济增长有所妨碍，这块大陆上的很多地区缺乏富饶的土地或者丰沛的雨水。酷热和潮湿让人们懒得动弹，由舌蝇传播的昏睡症等只有在热带气候下才猖獗的疾病，让人们身体虚弱，牲口遭殃。河流流量在旱季和雨季的变化很大，因为其水源更多来自降雨而非高山融雪；因此它们无法像欧洲的河流那样起到水上走廊的作用，运送人或货物。非洲国家的边境线多由19世纪欧洲列强的统治者划定，国家边境上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长期以来纷争和内战不断。偶尔一段时间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作用不大，因为那点增长已经被人口的爆炸抵消了。今天这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比25年前还要低。20世纪初，除了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到了20世纪结束的时候，仍然极度贫困。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即使乐观主义者也必须承认，目前没人知道如何能够让非洲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最让人沮丧的现实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状况，稳定、诚实和称职的政权不是常规，而是例外。如果一个政府只关注如何保住政权、镇压叛乱、抵抗邻国势力的侵犯，即使有恰当的建议，它也是无法按照建议行事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的经验让我们相信这些政策确实重要。其他亚洲国家不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做得好。但是，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值得人尊敬的，尤其是中国内地，在2007~2011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9%。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贫穷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政策是由政府制定的，我们不能指望制定政策的人总是支持经济增长，而不受与经济增长相悖的狭隘个人目标的影响。
16.11 跨国GDP比较的难点
回顾我们在第13章中关注的关于总量测算的问题：GDP的概念建立在如此多的惯例之上，包含什么、忽略什么很多时候本质上是很武断的，因此用它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水平时必须极度谨慎。然而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很轻率地做出比较。GDP大部分衡量的只通过市场交易的东西，因此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计算GDP的人员不会把操持家务的配偶的劳务囊括在其中。尽管这类服务非常重要，但是要进行评估太困难了，因此它们被完全地排除在计算之外。但是被雇用的保姆的劳务价值可以根据其获得的报酬来衡量，所以它们在计算之列。因此，结婚的人多了，GDP就趋向下降；离婚率上升，GDP就趋向上升。但实际的福利变化情况当然与此相反。同样，当更多妇女进入了劳动大军，由于她们对总产出的贡献GDP会升高，这部分以她们的收入计算。但是她们相应地减少了在家的劳动，这部分的价值并没有被相应扣除，所以GDP的增长夸大了总产出价值的增长，除非她们的家务劳动没有价值，但这显然不可能。
旁白 每年120美元相当于每月10美元。有人能依靠每月10美元生活下去吗？
现在将此论点应用于低收入经济体。在这些国家里，经由市场的生产性活动的比例要小得多，因此低收入国家的GDP被低估了。当我们看到《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最低收入国家人均GDP数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数字是被大大低估的。《世界发展指标》对2011年莫桑比克人均GDP的估计是每年402美元，埃塞俄比亚是每年232美元，坦桑尼亚是473美元。没有人可能在收入如此低的情况下生活一年——而且这是平均值，也就是说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更低——因此我们知道没有经过调整的GDP数字，严重夸大了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程度。
这些数字中同样也夸大了最富裕国家人民的富裕程度，主要是因为计算了那些为了抵消某些其他收入影响的进一步支出。例如，一个火力发电厂烧煤发电，它的产出被计入GDP。由于产生煤灰粉尘，需要雇用人来进行清洁和油漆，GDP又一次增长了。同样的，如果我们想在人口稠密地区驾驶如此之多的汽车，而又不至于被汽车尾气熏得断气，我们就得给汽车安装催化转换器；由此带来的额外成本，与购买其他商品（特别是“好品”）时必须支付的成本并不相同。如果我们对真正的福利（welfare）感兴趣，那么就需要将清洁、油漆和安装催化转换器的费用排除在GDP之外，这样才说得通。问题是一旦我们开始走这条路，就无法停下脚步。我们必须扣除大量医疗与通勤的支出，甚至是为了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所生产和购买的其他所有商品的支出。
为了使跨国之间的比较有共同的货币单位，相应的处理也严重扭曲了人均GDP的跨国比较。《世界发展指标》报告按照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将富国和穷国排序，但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不用美元计算它们的GDP。因此每个国家使用本国货币计
价的GDP，必须除以其人口数量，再使用当前汇率转换成以美元为单位的人均GDP。
旁白 你会把钱借给一个好赌成性的人吗？
汇率表示某个国家一个单位货币能够购买其他货币的数量。例如美元—福林汇率，打个比方，可以表述为220匈牙利福林兑换1美元，也可以表述为0.004545美元兑换1福林。这意味着在理论期望上，一个访问匈牙利的美国人付220福林在当地能买到的商品，在美国用1美元也可以买到。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即在布达佩斯用220福林买到的东西，在纽约用1美元也可以买到，那么“美元—福林”的这个汇率就表现了购买力的等同（购买力平价）。但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布达佩斯的美国人惊喜地发现，当他们把美元换成福林在匈牙利的饭店用餐以及入住酒店时，与在美国使用同样美元相比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其原因我们稍后讨论。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元—福林汇率都没有表现出购买力的等同。对于并未体现同等购买力的市场汇率，对其的跨国比较和研究，可以揭示出背后非常丰富的问题及含义。
例如，根据《世界发展指标》的报告，匈牙利2011年的人均GDP是14044美元（美国是48442美元）。但是根据估计的购买力平价水平调整之后，匈牙利2011年人均GDP就上升到了17295美元。这个数字比之前高得多，事实上大约高出了10%。[1]如果要使国家间的比较有意义，就必须做这种调整。而一旦做了这种调整，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就会有大幅度的提高。表16-3展示了2006年10个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以及使用估计的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调整后的收入。表格支持了我们之前的说法：没人能仅靠每年100美元的收入生存，现实中也确实如此。
表16-3 最贫穷国家的人均年收入（2011年数据，按2005年美元计价）
资料来源：Based on World Bank，World Develoment Indicators，2011.
[1] 近年来，美国与匈牙利之间的购买力差距已经显著降低。如果你在2006年做完全相同的计算，就会发现匈牙利的人均GDP在调整之后由6111美元提高到了15 709美元，提高幅度达到157%！
16.12 全球化及其不满
难点谈得够多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重大问题上来。近10年来，我们看到了不少人走上西雅图、布拉格、热那亚和华盛顿的街头抗议全球化。他们拿着标语，戴着防毒面具，以反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为名义，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问题成了“引雷针”。
对于批评者来说，“华盛顿共识”意在总结一系列施加在欠发达国家身上关于财政责任和贸易自由的政策，以此换取国际机构的贷款和外国援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是抗议者批评的主要目标。在抗议者心目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犯下的恶劣罪状之一就是援助要附加条件（conditionality），这意味着除非一个国家满足关于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其他宏观经济领域问题的特定政策目标，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切断对这个国家的贷款。但是，正如巴格瓦蒂指出的，一旦你研究贫穷国家遭受贫困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政治当局在经济上实施极不负责任的公共政策，更不要说对于人权的令人发指的侵害了。[1]
现在让我们写下一些具体的争议点。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华盛顿共识”导致：
（1）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加剧，因为富国和穷国差距加大了。
（2）环境政策方面的“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因为大型资本主义企业想要迁址到环保管制更松的地方，从而为欠发达国家的环境带来损害，后者为了吸引投资被迫让其环保规定让位于商业发展。
（3）劳动力政策方面的“逐底竞争”，因为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会想办法迁址到工资和工作环境管制较松，因而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
（4）导致出现“麦当劳效应”，本土文化和思想被“一刀切”的企业文化所取代。
然而针对以上各个方面，证据都显示全球化所达到的效果与上面的描述恰恰相反：通过让世界上的贫穷地区融入全球市场，全球化将它们从极度贫穷中解脱出来；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和新技术的增加，欠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随着时间推移实际上有所改善；在收入和工作条件方面，欠发达国家的工人实际都比从前要好。并且，这些生活标准的改善也并不一定以本土身份认同为代价。如表16-4所示，哪怕是麦当劳这种最受标准化非议的公司，也会颇费一番工夫针对当地饮食习惯进行调整。
表16-4 麦当劳各国菜单节选
[1]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讨论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翻阅两本经济学家所著的经典书籍，作者在书中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哈耶克所著《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著《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此外，还有两个实证追踪来源对这些话题也做了很好的分析：经济自由指数（the Economic Freedom Index）（菲沙研究所）和经济自由度指数（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华尔街日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
16.13 公众意见的力量
如果事情是这样，为什么认为全球化伤害了穷国的观点仍然如此流行和普遍呢？
旁白 强烈的意见和有效的论证之间并不等同。
当然，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而且似乎每个人对全球化的观点还都很强烈，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我们关注的不是观点（opinion），而是人们用于支持其观点的分析（analysis）。很多对经济问题有鲜明观点的人完全没有受过经济学训练。学习经济学——像获取任何稀缺品一样——是要付出成本的，显然很多人认为为此付出成本并不值得。我们不要忘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一长串推理中的一部分，而在得出结论之前，人们可能就对这种推理厌倦了。设想一下，在看到全球化问题这一章之前，你已经阅读和消化了多少个章节作为准备；而如果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讨论这章的热点问题，你也无法真正搞明白。那样我们必须返回到杰克和吉姆交换篮球和棒球手套的例子，然后经过比较优势、供需、竞争、货币和银行等问题才能一路推理过来。相反我们先花了若干章节和几周时间介绍基本的知识，并进一步发展和运用这些知识，直到我们能够（我们希望如此）熟练地思考充斥晚间新闻的复杂的全球问题。
旁白 成为出色经济学家的成本。
公众意见通常关注公众政策显而易见的后果。但是好的经济学不仅仅关注公共政策即时的、显而易见的后果，而且还试图阐明其长期的、而且常常是隐蔽的无意后果。这就是为何把我们的学科定义为对选择及其无意后果的研究。我们强调隐蔽的、看不见的、意料之外的东西，这种对无意后果的强调让我们在用经济学的方式思考日常但却复杂的问题时，具有了“跳出常规”的特点。这需要时间和练习来掌握，并确实要付出成本。与不是经济学家或者视经济学为“纯理论”的人争论经济学问题，也需要大量的耐心和体谅。
回到手头的问题。包括经济学家在内，没有人怀疑全球化会带来改变，因而某些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可能分崩离析。但是这种“创造性毁灭”所带来的贸易和生产模式，相对于先前的存在更多时候是一种显著的改进。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个体实际收入的增长不只是单纯的货币功能而已。实际收入的增加只来自于实际生产力的提高，而实际生产力的提高有三个来源：①劳动技能的进步；②技术知识的增加；③经济组织的改进。全球化把这三者从发达国家带入到欠发达国家，由此带来的变革力量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民摆脱贫困，并摆脱注定让他们贫困的生活方式。
16.14 特殊利益的力量
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基本信息之所以在公众理解和传播中遇到如此大的困难，既是源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沟通技巧不足，也与特殊利益集团的诡辩有关。我们在第11章中解释过，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导致了好的政治交易不一定是好的经济政策。我们已经论证过，政客在决策中容易表现出目光短浅和仅关注收益的偏倚（bias），这种偏倚在自己统治位置不稳的非民主政府中更加严重[1]。如果统治者的地位相对稳固（即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低），那么该统治者很有可能会推行“利益共享”。这意味着他会采用带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而不是仅仅追求自己的“狭隘利益”，实施只能增加其自身财富和权力的短期政策。
[1] 在研究时间范围对政客们的经济决策（民主决策与非民主决策均包含在内）以及经济发展政策的影响时，曼瑟·奥尔森（1932—1998）比其他所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都要更为深刻。试举一书为例，可见《权利与繁荣》（纽约：基本图书公司，2000）。
16.15 外包的争论：脱口秀还是分析
基本的经济学推理会让我们怀疑这样一种解释，即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是民众间自愿贸易机会增加的结果。自愿贸易是互惠互利的，不论是邻里的哈里和萨姆之间交换棒球卡，还是乔和史密斯先生在食品店里进行的交易，或者弗吉尼亚的史密斯太太从北卡罗来纳的琼斯先生那里购买家具，或是琼斯先生从意大利生产商那里买西服、从法国生产商那里买葡萄酒。这对于购买劳动服务也一样，不管服务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工人还是来自印度的放射科医生。
对于政治性的夸张，我们确实必须小心谨慎。与美国经济的整体规模相比，外包造成的工作岗位损失微乎其微。即便许多工作转移到海外，甚至包括金融服务和信息科技等领域的白领工作职位，也只意味着稀缺资源正被引导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方向。不论我们是通过陆路、海上、空中还是互联网来进行跨国交易商品和服务，比较优势法则都会起作用。海外新的工作职位又会回过头来给美国带来不同的新工作岗位和更高的收入。简而言之，国家间的贸易是一个正和游戏。我们是实现跨国贸易的潜在收益，还是说实施贸易保护放弃这些收益，取决于政治领导人所采取的公共政策。
旁白 不受欢迎：做一名优秀经济学家的又一项成本。
经济学家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在于说出他们目前所能看到的真相，而不必考虑在特定的大众政治氛围中，其在政治上是否可行，是否合乎人们的口味。从亚当·斯密到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家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而他们的建议总是以政治权宜、顾全大局的名义被忽视。即使这样，人类从原始交换、以物易物到现代交易的历史过程中，一直体现出强烈的贸易天性。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在民主世界里，贸易保护也蔓延丛生，那些追求相对自由贸易的国家仍能积累大量财富，并在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结论，其中很多人并没有看过相关研究。当然，数据不会为自己说话，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解释数据背后的因果关系。
简短回顾
经济增长（即实际GDP的长期增长，往往用人均形式衡量）仅在近几个世纪内才真正出现，与劳动分工或者说专业化的迅速扩大相伴，经济增长最早出现在欧洲及其移民国家之中。
经济增长依赖于专业化，而专业化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能以低成本的方式运输人员、货物并交换想法。
社会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必备条件是法治，即建立起一套清晰的、被普遍承认并且执行良好的游戏规则。
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因为其可以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并且使技术进步成为可能，后者对经济增长进程贡献巨大。
经济上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增长。除了能够更好地开发自己的比较优势，开放还使得后发国家的原始经济能够借鉴发达国家已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果一个国家创设了良好的投资条件，外国投资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初始资本积累做出巨大的贡献。
国民积极的储蓄意愿可以为基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
人力资本是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众受过教育的社会中，经济增长得可以更迅速。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知识是带来经济增长唯一最重要的因素。
对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知识中，包括如何有效组织政治生活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经济是迅速增长，还是说总增长率还不如人口增长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构建起适宜的治理机构。
在比较不同国家使用各自货币计价的人均GDP时要特别注意，否则对GDP进行总量分析的可信度会进一步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