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率和房价
根据美国中情局的《世界概论》（The World Factbook）的最新数据，按一个妇女平均生孩子的个数，全球倒数5位分别是中国台湾（0.9）、中国澳门（0.91）、中国香港（0.97）、新加坡（1.09）和中国大陆（1.22）。全球生育率倒数5位的，居然全部是华人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历史上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炎黄子孙们，突然齐唰唰地不愿意生孩子了呢？
2015年11月最热的新闻毫无疑问是“全面放开二胎”。段子手们纷纷出动，最搞笑的一个说：上半年为国护盘，下半年为国生子，总之是不得消停。
网上的讨论形形色色，有些人认为全面放开二胎可以减缓中国老龄化趋势，最乐观的估算是对于GDP增速能达到0.5%的贡献率。但是更多的思考则认为，从目前来看，全面放开二胎主要涉及的是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这个群体，尤其是体制内的一批人。而这个群体，最小的也是三十三四岁，已经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期，再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很多人其实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
环顾世界各国和地区，有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根据美国中情局的《世界概论》的最新数据，按照一个妇女平均生孩子的个数，全球倒数5位分别是中国台湾（0.9）、中国澳门（0.91）、中国香港（0.97）、新加坡（1.09）和中国大陆（1.22）。尽管中国大陆的数据一直存疑，但即使按照最乐观的情况估计，也不会超过1.8。
全球生育率倒数5位的，居然全部是华人国家和地区。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维持人口总数稳定的“自然替代生育率”为2.1（这个可以想象，在普遍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一对夫妇要生育两个小孩才能维持下一代人口总数基本稳定）。从全球范围来看，平均生育率为2.5，而华人地区的生育率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更不要和中东穆斯林地区相比了。
所以有人说，按照这种速度，再过几代，“华夏子孙”的数量会急剧减少，而那些生育率达到3甚至4的民族将崛起于世界之林。话听着不顺耳，但按照目前生育率的情况来看，可能也不是妄言。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生育率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为1.7，就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在我国各省市之间，这个趋势也非常明显。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上海、北京的生育率分别为0.68和0.67，即使说这10多年有上升趋势，最多也在1左右（环顾一下周围，我觉得1左右是较为合理的，有极少部分朋友生二胎，还有极少丁克，大部分是1个小孩）。
其实不用看太远，到日本去，大概就看到1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了。走在大街上，白发老人比儿童要多。两边合作谈事情就对比更明显了，我们这边坐着的大部分是青壮年，对面日方人员清一色白发（花白头发）。人口一旦进入老龄化的通道，整个社会面貌就会很快被改变。（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日本非常流行的“萌系文化”，突然有脑洞大开的感觉，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老了，所以会对幼嫩的青春有更强烈的渴望呢？）
中国GDP总量虽然是全球第二，但算起国民平均收入，那还远远没到经合组织国家“高收入”的水平，怎么就会“未富先老”呢？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历史上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炎黄子孙们，突然齐唰唰地不愿意生孩子了呢？
这种事儿历来解释很多。每种解释自然都有其逻辑。不过，我看过一篇FT中文网的专栏文章《高房价压低生育率》，里面说，排在世界生育率末尾的5个国家和地区均经历过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过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中国香港的房价自然不用说，有一次我在一个女生微信群里，有人说花980万港元才能在香港买一个37平方米的房子。有一次去地处沙田（大概相当于上海的南汇或者北京的大兴）的香港中文大学，有朋友说那边的房子也到了10万港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新加坡是公屋制度——地方狭小，按照现代人“娇养”的习惯，大概养好几个孩子也有点困难。
那篇文章引用了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报告，说估算出来房价上涨10%，导致生育率下降1%。中国情形比较特殊，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80”“90”“00”这三代“独孩儿”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在这几十年中，我们国家的生育率是被人为设定在1左右的水平。但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远低于1的生育率也是令人费解的。
回头想，我国是从1998年房改开始的房价上涨，尤其一线城市房价疯涨，这和生育率之间是不是也确实有点关系呢？因为我所关注的领域和人口、劳动经济学这些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没有仔细算过各个地方房价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但是直觉上好像是有点负相关的（当然严肃的学者会和我讨论内生性问题，房价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关，经济发展程度又和生育率有关，这就不在讨论范畴了）。
我还记得有个知名的学者也写过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探讨了房价和“丈母娘”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些年一胎政策的另外一个后遗症就是男多女少（虽然我个人非常仇视这样重男轻女的风气，但是考虑到农村风俗和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农民更想要男孩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就产生了婚姻市场上的不均衡，女方奇货可居，价格自然水涨船高（难怪说女孩是“招商银行”呢）。丈母娘也就提出更多条件，比如“先买房，后结婚”。没房的男生自然容易在婚姻市场上被淘汰下来——这么一来，婚房成了“刚需”，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
说来说去，全面放开二胎好不好？你支持不支持？当然支持。可是，从目前实际情况看，大城市里房价这么高，生育的机会成本更是可观，即使放开可能还是没有实际效果。生育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全面放开就好。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关心股市？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面对令人难堪的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会）、丁吃卯粮的养老金体系、高企的房价和高昂的生育成本和医疗费用，未来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高储蓄几乎是唯一选择。而储蓄的保值升值，毫无疑问会是老百姓心头最痛的刺——除了已经热得发烫的楼市外，刚起步的理财产品和股市差不多是仅剩的选择。
A股市场的动向仍然是千万投资者最关心的话题。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散户市场。在一个体量如此巨大的市场上，有如此众多的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大于60%，交易量占比大于80%），这在全球也算是罕见。
很多人一直纳闷，为什么中国普通老百姓会对股市有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敏感度？不少人从历史文化背景分析，说“中国文化有赌徒心理”。我不是专家，当然不敢评判这种论断的对错。不过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这其中可能有其他更简单的逻辑。
最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真的穷怕了。“90后”可能对物质的匮乏没有概念，但去问问“50后”和“60后”，或者稍微偏远地方长大的“70后”和“80后”，大部分人是有关于饥饿和贫穷的记忆的。今天的我们如此自信，但是其实我们离极度的贫困没有那么遥远——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在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而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是685元！而最能代表“短缺经济”时代的粮票是在1993年才退出历史舞台的——不要以为今天“减肥”成了时尚，其实饥饿的历史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对于一个常常怀着“匮乏”“短缺”“贫穷”这些恐惧心理的人来说，最可靠的办法是什么？肯定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储蓄。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一直是高居全球前列。2013年，中国国民净储蓄是20万亿，人均国民净储蓄为14000元，是美国的两倍，而同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在可见的未来，我看不到储蓄率大规模下降的可能性。有人说“‘80后’是月光族，‘90后’更超前消费”，我看这个论断有点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一代人的储蓄率已经有大规模上升的迹象。原因无他，房子要买，车子要买，孩子要养，父母渐老……房价加教育加养老，这是每个“80后”和“90后”正在面对的真实世界。每一项都是巨大压力，如果不储蓄也不投资，除了啃老，恐怕就剩下打光棍一条路了。
千金散去还复来，那是成长的放肆。长大了，生活艰辛，立马明白要克制。
既然储蓄多，就得琢磨点儿财富增值的事情吧。放在银行或者买国债？那样差不多有3%的利率，扣掉通货膨胀率，大约就剩下1点多的投资回报率。一二十年下来，存款（投资）估计购买力被物价秒成了渣儿。买房子？房价已经涨得让人发颤，过去10多年间大约涨了10~15倍，2000年左右投资房市的人大多实现了财务自由，但世易时移，不管是人口结构（逐渐开始的老龄化），还是经济结构（下行的经济增速），中国都很难再现支撑过去10多年那样惊人回报率房市的大环境了。
那还剩下什么？就是股票市场。根据统计局数据，从2003年开始，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9000元（9061元）上涨到3万元（29547元）。手里有点儿余钱，必然提高储蓄率。这10年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3%。低于3%的回报率就等于是看着储蓄缩水。百姓不指望股市，还能指望什么？
这么想下来，也难怪股市的起起落落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我们总是在讨论要“教育投资者”，不要去“投机”，要回归理性，要搞“价值投资”，可是，对于中国百姓来说，面临的是令人难堪的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会）、寅吃卯粮的养老金体系、高企的房价以及高昂生育成本和医疗费用，他们的未来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高储蓄几乎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而储蓄的保值升值，毫无疑问会是老百姓心头最痛的刺。
看起来，资产管理市场在未来进一步扩大仍是极大概率事件，老百姓对股市和其他金融产品的着魔也只会更盛，不会衰退。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我一路乘船、火车回家。穿过了广袤的国土。看到了稻田、鱼塘、水渠、绿树掩映下粉墙绰约村镇组成的田园风光；看到了一个接一个嘈杂拥挤、浓烟滚滚的工业城市；看到了连绵起伏的著名山脉，蜿蜒数千公里的壮丽大川；看到了成千上万、随处可遇的开朗的女孩子。
—王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2016年，全世界都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冷热不均的中国。
中国目前最深切的痛苦是萧条下沉的传统经济。从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去意徘徊。去产能、去杠杆的呼声不绝于耳。小人物的命运是时代大潮的反射。武钢人生活的起落，双鸭山煤矿人的挣扎呼号背后，是传统的钢铁、煤、水泥、建材、制造行业全面陷入泥沼的困境。
而另一面，尽管很多曾创造了“中国制造”奇迹的厂商度日如年，挣扎求生，但是和互联网技术、社交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消费端却持续升温，淘宝、京东，携程、去哪儿，滴滴、快的，年轻人甚至开始为内容买单——目前最红的网红Papi酱一次视频的打赏金额就上万。这种蓬勃的力量已经下沉到三四线城市，而大城市里火热的“创业创新”也大多集中在这个维度。你若到中关村大街走一圈，估计打了鸡血的人们是不会感受到“老经济”衰退的萧瑟寒意的。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看似不相容，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在一片萧条的“旧经济”上突然崛起的“新经济”，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
第一个叫技术进步。（移动）互联网在技术上的突破和应用，使得人们“交互”的成本（比如搜索和匹配成本）迅速降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对地域依赖最大的服务业因此受益最多，业态融合过程中又产生新的服务行业。
而对于大部分制造业来说，这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我曾经和一家大机械设备制造商谈过话，大意是部分企业如果能熬过寒冬，果断实施产业升级，转型智能制造或者另辟蹊径，则也许能实现凤凰涅槃。反之，就接受经济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宿命，退出市场。这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罢了。
第二个叫城市化。从全球和本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农业（第一产业）向高附加值的工业（第二产业）转移，继而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正是“城市化”的深化——这个“深化”既包括城市化率的扩大，更包括城市化进程中产业转移，也就是服务业的升级换代。
从1949年以来，中国所遵循的发展路径是以“企业”为核心的。在国有银行体系一支独大的环境中，巨量的居民储蓄以极低的价格（例如，被人为压低的存款利率）吸收，通过各种贷款的方式输送到国家要扶持的产业、行业和企业中去。与此相适应的，是被压抑和忽略的小微企业、个人消费，以及配套的服务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私营部门从石头中蓬勃生长，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中国居民的人均GDP收入从1000多元上涨到50000元——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整体社会财富的上升，曾经被抑制的需求（例如，消费需求、财富增值保值需求、金融服务需求等）如同野火，开始漫山遍野地燃烧。
这个宏观的大背景，又恰恰重合于技术以几何级数进步的年代，进而产生了氢气遇到氧气一样奇妙剧烈的化学反应。我曾看到一则新闻，说沃尔玛把零售额从0做到3万亿用了54年，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一路而来的阿里巴巴，实现这一零售额仅仅用了13年——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旋律，在中国这样一个从高度管制到逐步放松的巨大经济体中，如同“金风玉露一相逢”，才跳出了最神奇的舞步。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创业10年的“80后”，他在一个几乎没有人想到的“旧”行业——停车行业里做出了一片蓝海。他把最简单机械的停车场管理改变为智能化停车，实现了网上支付、停车费的资产证券化，以及城市停车场的PPP模式，甚至还衍生出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商业模式。在哀鸿遍野的2014年和2015年，他的企业依靠着前10年深耕行业的笨功夫，和互联网技术、网上支付、金融资本突然（或者说是必然）相遇了，甚至擦出了火花。粗放的“旧经济”忽然华丽转身变成了精耕的“新经济”。仔细想想，估值600亿美元的蚂蚁金服其实是源自于古老的民间借贷、担保抵押；估值200亿的滴滴出行源自于被诟病已久的出租车行业；炙手可热的智能制造也不过是通信网络技术拥抱制造业的结果……
看起来，“旧”的并没有那么旧，“新”的也并没有那么新——透过被过度装饰的情怀梦想，一切“创业、创新”都源自“旧”，或者是对“旧”的改造升级，或者是补充延续。也许，冰冷海水的下面是岩浆，合适的条件下，“旧经济”也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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