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收入分配
你是否曾仔细考虑过，我们所有收入都是通过诱导他人向我们提供而获得的？当然了，我们也会直接生产一些产品，甚至这个国家境内没准也存在几个隐士，从不花钱，从不依靠与他人的合作。然而，除了假币制造者以外，我们所有人都是经由他人之手获取自己的货币收入。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
中所言，“我们得以享用晚餐，并非来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怜，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性。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利益”。
我们说服他们雇用我们，从我们这里买东西，借钱给我们，或者干脆让他们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我们获得收入的许可证。最后一个方法如何实现，参见儿童从父母手中要来收入，退休人士获得社会保障福利，失业人员领取补偿金，以及那些攥着中奖彩票的幸运儿们，仅举几例。换种说法就是，我们提供的是他人愿意支付的东西。简而言之，收入分配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12.1 供给者和需求者
我们绕了一个大圈来推出这个极其正统的结论，以强调收入并不是真正“分配”而来的——不管这一章的标题如何断言。在社会中，实际上没有人会把收入分发给众人。不同的个体根据预期的利益和成本做出决定，人们的收入正是这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决定导致的结果。
旁白 收入就在它的创造过程中为人们所得。
我们不能把分配从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剥离开来单独看待。和孩子们打交道时，要是有块蛋糕，我们可以让一个孩子来切，其他孩子来选。但这在经济生活里并不适用：“蛋糕”不是固定的，也不会摆在那里等着你来切。在交换和生产过程中，经济蛋糕被持续不断地创造出来，我们如何切分这块蛋糕也会影响到它的制作过程。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中需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策的选择从来就和特定分配方式无关，而是把焦点放在导致交换和生产过程形成的游戏规则上。我们在之前各章节学习的正是这个过程，同样的经济协作原则也适用于分配问题。
当然了，个人不能依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决定一切事情。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决定，每年单靠别人来看自己打篮球就能挣50万美元。人们的选择是受限的，但他们确实也在做出选择。收入并非自然属性，不像身高，也不像天生头发的颜色，收入可以通过选择来改变。收入更像是你的居住地，尽管很少有人能随意选择住在哪里，但大多数人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决定权，不论是选择艾奥瓦或是加利福尼亚，城市或是郊区，公寓或是房屋。从亲戚、雇主乃至到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他人的决定往往会和我们个人的偏好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居住在某个地方，或者另一个地方的比较成本和优势。收入正如居住地一般，是无数相关决定共同作用的结果。
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决定有可能是不公平的，并且经常如此。种族歧视限制了人们对居住地和获取货币收入的选择。供给者和需求者有时甚至会犯下欺诈行径。人们是不良教育或恶劣环境的受害者，接下来生命中的选择都会受到限制。有时候，重要的是你认识谁，而不是你能做什么。因此，声称归于人们的收入是供求的结果，这并不是对现有收入模式的认可，而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
经济理论把收入分配解释为对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产物。“生产性”一词和“有需求”没有什么不同：若是某项活动能使人获取他愿意支付的东西，这项活动便是生产性的。如此，各种声名狼藉人士（你大可列出自己的名单）便成为了生产性服务的供给者。“服务”一词并不意味着付出了努力。一个全然依靠继承得来的遗产过活的人，从术语角度来说，也在提供生产性服务，因为他放弃了一部分对现有资源的掌控权。没人会梦想着称赞他的努力，因为他并没有付出丝毫努力。但一个靠分红度日的花花公子继承人，依旧对现行生产做出了贡献，因为他并没有消耗他的资本。用于经济分析的相关事实并不是花花公子的美德，而是他所拥有的，并且向他提供定期收入的资源。
若是某人不拥有任何能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资源，则他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不会产生任何收入。因此，从根本上说，个人或家庭间的收入分配都取决于对生产性资源的占有。这种观点有时候也见于这样的表述中：收入分配取决于财富的事先分配。只要我们不把财富的定义局限在狭窄范围内，这一重述就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问题在于，大多数有关个人持有财富的实证研究都把财富局限于现金、银行账户、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资产范围之内，“财富”一词通常情况下的含义也正是如此。然而，大部分美国人获得的收入都不是来自拥有的这些形式的财富，而是来自拥有的人力资本。
12.2 资本和人力资源
当经济学家使用“资本”一词时，他们通常指的是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或可用于进一步生产商品的产品。机械是资本，工业和商业建筑也是资本。但是，人们在教育、培训或是经验中积累得来的知识和技巧，只要能使他们向他人提供生产性服务，就都应算作资本。只有当我们谈及财富的定义时把人力资本也包括在内，才能恰如其分地说收入分配取决于财富分配。
旁白 大多数美国人获得的收入都来自其拥有的人力资本。
在政府年度国民收入计算中，员工总薪酬总能让公司总盈利相形见绌，一般来说，“员工薪酬”等于总股息再加上公司留存收益总和的15倍。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厂工人和办公室上班族们把大部分国民收入都带回了家，医师、企业高管、运动员、演员、流行歌手，以及老师、打字员、技术工等提供了创造大部分国民收入的人工服务。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主要源于提供珍贵人工服务的能力上的不均等，而这恰恰与流行的观点完全相反。之所以必须把人力资本包括在对财富的定义之内，正因为在美国获取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源自人力资本的供给。
12.3 人力资本与投资
尽管如此，把这些资源称为“资本”是否仍有误导之嫌？毕竟资本指的是生产出来的资源。该如何界定让人们获取不菲收入的能力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继承得来，或者干脆纯属偶然发现？对这个问题，似乎无法得出一个安全或者有用的回复。或许较之“人力资本”，“人类能力”是个更令人满意的术语。
旁白 人们通过投资个人技能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库存。
然而另一方面，暗示这些能力是被“生产”出来的，确实吸引了不少注意力来关注一个颇有几分重要的事实。人们可以选择获取某些额外的能力以期获得额外收入，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他们通过上学、参加专项职业培训、练习特定技能等方式来自我投资，增加他们提供给他人的服务的价值。把这些对自己的投资称为获取人力资本，似乎不无道理。一个税务会计师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的技能是后天获得的还是先天继承的，而是取决于他技能的等级，而这些等级通常能通过辛勤努力得到提升。税务会计师希望自己出售服务得来的收入提高。在这一希望的诱惑下，他们原本可以把时间花在高尔夫球场，却选择埋头于枯燥无味的税务法庭判例之中。职业骄傲和技能追求可能也会发挥作用。但是收入提高的希望给人们
带来的压力始终如一、稳定不变，促进他们不断获取能力，好让自己能为他人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激励确实大有影响。
12.4 产权与收入
能够带来收入的生产性资源由许多不同的人拥有，或是个人独占、或是多人联合；拥有的形式包括合伙、公司和其他非正式协定。拥有者获得这些资源的方式种类繁多、各有不同，其中大多数我们回顾过去时都别妄想能理清头绪。这些资源本身也形式各异，不仅可以是理念、技能，还可以是转塔车床甚至肥沃的土地。但别想当然地以为，拥有这些生产性资源的人，就是那些占有财产或是保险柜里锁着所有权证书的人。产权取决于占据统治地位的游戏规则，而不仅仅只是由客观事实决定。
假设你“拥有”一个车道，但却无力阻止人们把车停在街道上堵住你车道入口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可能自己把车停在那儿，又不可能把地方租给其他人来获取收入，所以你并不拥有有效的产权，因此你实际上也就不拥有这个停车位。或许你拥有的只是个打圆盘游戏的场地或者玩跳房子的绝佳场所。
又或者假设一名女子接受了成为医师所需的专业训练，但因为她是在外国受的教育所以无法获得行医执照。那么她拥有的就是价值有限的人力资源，她所能提供服务的对象仅限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公寓楼若受租金管制所限，其业主就可能无法把租金提高到足以弥补税收和维护费用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并不拥有那些住房单元。这些单元所提供的服务被占据公寓楼的租客们挪用了，租客才是实际上的业主。名义业主不管以何种价格都无法卖掉公寓楼，并且他会乐于放弃公寓楼，把法定所有权移交给税务当局。名义业主实际上并不拥有所有权，从上述情况中就可见一斑。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电视广播属于公众所有。但联邦通信委员会准许电视台所有者免费使用指定频道。鉴于电视台所有者有权处置提供电视服务所得收入，故他们才是频道的实际所有者。这一事实可由以下情况证明：电视台所有者能够以高出设施再生产成本许多倍的价格把场所及设备设施卖出，只要购买者预期在购买电视台的同时也买入了指定频道的使用权。
从法律层面来说，一市之长并不拥有该市的任何设施，但只要她预期能享用由宽敞的办公室、大量的工作人员、摩托车护送的豪华轿车，以及任何有意参加的宴会贵宾坐席所带来的好处，她的财富就远远多于看起来的数目。没错，她无法出售这些产权，也就是说这些产权仅限于此，但是所有的产权都在某一方面或者另一方面受到了限制。可供出售确实是产权很重要的一方面，但这只是诸多方面中的一个。不能出售确实会影响到产权，但无法将其剥夺。
12.5 实际权利、法律权利及道德权利
旁白 所有权就如同一大捆木棍，其中总有些棍子不见踪影。
对实际权利、法律权利及道德权利做一个区分很有必要，这往往能帮助我们就所谈论的话题达成共识。实际权利支配人们的预期，从而决定他们如何行事。如果市政局颁布条例，命令狗主人在公园遛狗时必须用皮带拴上他们的宠物，并且清理宠物留下的所有“纪念品”，市政局因此授予了该市居民在公园里赤脚闲逛，无需害怕担心的权利。然而，若警察无法保证该条例得到执行，许多狗主人也对条例视若无睹，市民们的实际权利将偏离自身的合法权利。使用公园的人们根据自己认定的实际权利决定是否脱鞋。如果他们一边穿着鞋子，一边愤怒地坚称自己“有权利”享受一个没有狗排泄物的公园，他们就是在声讨自己的道德权利，也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理当享有的权利。权利是社会事实，依赖于他人对相应义务的遵守。除非狗主人们接受监督宠物行为的义务，不管是为了躲过法律处罚，还是为了显示自己为他人着想，否则使用公园的人们就无法享受到无忧无虑地嬉戏这一实际权利，只得在漫步公园时把鞋子穿好。
旁白 权利：实际权利、法律权利及道德权利。
12.6 预期与投资
关于资源使用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以决策者的预期为最终依据。通过评估每一个选项预期带来效益的相对价值，家庭和个人得以决定把收入用于消费还是投资。在选择投资方式时，他们不仅会考虑预期回报率，也会考虑对能否收回预期回报的信心。人们若是担心投资可能会被征用，则会选择难以被征用的投资方式，哪怕这些投资方式的收益低于其他风险更大的投资。担心控制权会滑向瑞士银行账户的独裁者，以及那些遭遇敌对民意的少数族裔，往往会选择投资珠宝或者其他容易带走的财富。最容易带走的财富形式当属人力资本，这也解释为了为什么全世界繁荣成功的少数族裔往往都接受了异常高水准的教育。当然，哪怕是人力资本也有被没收的可能，人们如果接受了某一职业的专业训练，但又被禁止从事该职业，则训练所创造的人力资源就被有效剥夺了。
若你考虑到投资回报发生在未来，你就会意识到，时间偏好比率也会影响人的消费或投资决定。某人未来事件的折现率低的话，他就是现在导向型的，偏向消费胜过投资，因此会选择未来几年收入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未来事件折现率高的人就更倾向于放弃目前的消费，以期在未来更好地消费，因此在他们年轻时会投入巨资，以确保在将来能有更高的收入。这些分析暗含了颇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某种程度上，人们选择了自己的终身收入曲线。
还有一点启示在于，我们不能仅凭两个人的收入现状断定谁会有更高的收入。一个前途无量的医学院学生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可能负债甚巨，另一个从事半熟练工作的同龄人可能每年能赚2万美元，但我们真能说这个医学院学生比半熟练工穷
吗？有关的比较是一生的收入。这种比较与医学院学生选择成为医师的决定相关，与对特定收入分配是否平等的评估更是相关。当然了，一生的收入的成效并不像目前收入那样一目了然。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仍在夸大许多学生的贫困，并且放大许多早已不是学生的人拥有的财富，然而这两个错误不一定会互相抵消。如果公共政策响应这两处相反的夸大现象，把收入从年长群组转移给年轻群组，那么预期回报率就会降低，人们年轻时进行的投资也就会相应减少。
12.7 人还是机器
有一种奇怪的观点，声称任何类型劳务的需求对工资率都是毫无弹性的。这一观点似乎也为一个广为流传的想法，或者说是恐慌，奠定了基础，那就是机器会“消灭”工作，因为它们比人的效率高得多。但是，机器比人“更有效率”究竟意味着什么？雇主对纯粹的人力或技术能力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只有当使用一台机器带来的边际收入与其边际成本之比大于使用一个人的比例，才能说机器比人更有效率，因此会用一台机器换下一个人。这也意味着，除了其他事项以外，工资率在塑造经济技术变革的速度和方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自动电梯之所以在美国代替了电梯操作员，不仅仅因为技术进步。人们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经历来开发自动电梯，后续还有大批业主投资进行安装，并不是因为自动电梯看起来面貌崭新、十分炫目，而是因为人们做了成本收益评估。在其他社会，电梯操作用的工资（机会成本）十分低廉，因此由受训人员操作的电梯仍旧比自动电梯更有效率。
技术创新从一些职业释放出来一部分劳动力资源，让他们可以为其他职业所用。自动或自助电梯的出现，让那些之前被雇来运送乘客上上下下的人们可以从事
其他职业，为商品和服务的总产出做点其他的或者额外的贡献。与此同时，环境改变带来的劳动力重新定位确实会给一部分人带来财富损失。劳动力需求的上升吸引了一些电梯操作员进入薪酬更高的行业，进而拉高了其他人的工资水平；自动电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种情况的回应。但是当自动电梯出现之后，有些电梯操作员发现与其说自己被拉了一下，不如说是被倒推了一把：他们被剥夺了现有的工作，被迫接受更难以令人满意的替代工作，而不是在更好的工作机会吸引下主动离开了当前的处境。这些人起码得暂时承受财富上的损失。他们被迫承受找新工作带来的成本，而且还不能保证找到的新工作会比旧的好。因此，对技术变革的抗拒、对自动化的恐惧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人们所知，就连大学教授也曾经严词反对过播客和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引入。
12.8 对生产性服务的派生需求
能帮助掩饰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特性的另一个因素在于需求的派生性。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源于对它们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当公司宣布进行扩员或裁员的时候，他们几乎从不把这一决定归于工资率的变化之上。正相反，他们把扩员归功于（或者把裁员归咎于）对产品的需求：“销售增长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或“由于销售额实在令人失望，成品库存已经堆积到了无法接受的水平”。因此，无论何时，对木匠或汽车组装工提供的服务数量的需求似乎都取决于房屋市场或汽车市场的形势，而不是取决于木匠或汽车组装工的工资率。然而，实际上二者都与需求量密不可分。房子和汽车的价格以及它们的生产方式受到了付给木匠和汽车工以获取服务的工资率的影响。以木匠为例，如果获得木匠服务的成本推升了新建房屋的价格，那么成交的新房子越少，雇用的木匠也就越少。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房子会采用节省木匠劳动的方式建造，如使用工厂统一制作的橱柜来减少复杂的木制品。
讨论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时，往往强调需求的约束性：作为生产性资源的所有者，他通过提供这些自有资源的服务获取收入，这些收入又受到服务需求的限制。这一观点的推论同样值得强调：创造资源所有者能获得的收入的，正是对这些资源
服务的需求。任何拥有石油的阿拉伯国家都能充当一个生动的例证。一个每年人均生产1000万桶石油的国家究竟是巨富无比还是一贫如洗，取决于对这种黏厚易燃的液体碳氢化合物提供的服务的需求。当第一次发现这种液体时，它看起来不仅丑陋，而且毫无用处。若这种需求不存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在20世纪70年代对世界的影响力恐怕比奥杜邦协会还要小。然而鉴于20世纪发展起来的对石油服务的庞大需求，欧佩克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
12.9 谁与谁竞争
当生产性资源所有者成立如欧佩克等组织，试图增加收入时，他们往往宣称协会能让他们和所提供服务的买家竞争时更有效力。这一宣称究竟是令人困惑还是不够正当，取决于我们想如何评价那些成立协会的人的动机。非常明显的是，买家不会和卖家竞争。买家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以获得卖家提供的东西。同时，卖家也互相竞争来赢取买家的经常光顾。我们早在第5章就了解到了这一模式。设计欧佩克的目的在于消除石油出口国之间的竞争。目前为止，欧佩克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它控制了产量，一旦它失去了限制产量的能力，欧佩克对石油价格和收入的控制也就不复存在。
旁白 对于买家而言，他们宁肯球场上有12个球员而不是11个，因为买家不会和卖家竞争。
买家也可以尝试玩同样的游戏。此时，我们可以借助于之前使用过的一个例子：职业运动队的所有者达成协议，不为运动员的服务而竞争。为了使这一协议有效，他们必须把每个运动员的专有权指派给单个所有者。这就是“草案”的目的，随即又被各主要职业体育界的所有者协会完善发展。当买家达成了这种统一立场之后，卖家成立的组织可能就会成为抗衡这种力量的有效途径。但在这种环境下，卖
家协会的目的是重新激活买家之间的竞争或者缓和卖家之间的竞争，若描述为“试图使其和买家竞争时更有效力”则是不正确的。
12.10 工会和竞争
谈及工会时，有关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的基本联邦法在序言里就犯下了一个错误，宣称无组织的工人需要工会来帮助他们和公司竞争。然而，工人与工人相互竞争，企业雇主与企业雇主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才会对工资率产生影响。
雇主不能随心所欲、冷酷无情地决定支付给工人什么样的工资。同样，只要还有其他工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率提供极为相似的服务，工人也不能成功地索要他们认为的自己应得的薪水。工人和其他工人相互竞争时，工会某种程度上就试图控制这种竞争。言下之意是，工会通过设法限制那些非成员工人的竞争，来提高它们所代表的成员工人的地位。它们或许会采取直接手段达到目标，如和雇主签订合同，确保工会会员是受雇工作的前提条件，然后限制会员资格。或者，它们可以采取间接手段。正如法定最低工资剥夺了一部分人就业的机会，由工会合同确保的高工资（可能是在罢工或全面停止提供劳务的威胁下签订的）也把那些工资低些也愿意工作的人排除在外。
人们普遍认为工会在美国兴起是为了抗衡大企业的力量，然而这一观点未能得到历史佐证。工会在这个国度崭露头角是在诸多以小规模企业为特色的行业当中：建筑、印刷、纺织和采矿。这一规则中，铁路属于例外：让工会在铁路行业强大起来的是特别立法。时至今日，工会和钢铁、汽车、电力机械领域的大型企业讨价还价，这些工会起初都是与小雇主协商的工会的宣教项目。
12.11 贫困和不平等
收入不可能大过产出。只要印发社会通用货币的人愿意，他们想要货币或名义收入增长多快，就能增长多块。但是，如果每一美元、欧元或日元购买到的食品、衣物、住所或其他实际商品只有之前购买到的一半，那么哪怕收入加倍，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见得会提高。想要增加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必须提高实际产品的产出。
旁白 缓解贫困现象与缓解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不等同。这两者可能同时并存，也可能并非如此。
当然了，也可以通过缩减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方式，在不增加实际产出的情况下提高一部分成员的收入。这种方式可以用于缓和不平等或者贫困现象。这两个目标经常被拿来相提并论，似乎并无差异，其实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不管采用何种计算手法，美国的贫困人口比重在20世纪都能够，并且确实已经大幅降低。但是，不平等现象却往往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有许多方法可以用于总结人口普查局收集的有关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其中最常见的是家庭收入的五分位组分布法。表12-1显示了2010年以及5个更早年份家庭收入总额的百分比情况，分别列出20%的最低收入家庭、次低收入家庭，依此类推，一直到20%的最高收入家庭。如果家庭收入分配是平等的，每个1/5都会占总收入的20%。显然情况并非如此。收入最高5%的家庭所占比重也显示在表12-1里（2010年，年收入粗计为18万美元或以上的家庭即被列入全美国收入前5%以内，前1%的家庭则以37万美元为界。许多人都以为门槛会更高，这一观感实际是错误的）。
表12-1 家庭的货币收入：每个20%和最高的5%的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历史收入表——家庭，表F-2：www.census.gov/hhes/income/histinc/index.html.
这些数据有两个特点格外引人瞩目。一方面，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家庭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甚微。尽管收入税是累进制的，并且把收入转移给低收入家庭和个人的政府项目已大规模扩展，但仍然成效不大。另一方面，自1980年以来，20%最高收
入家庭收入增加和20%最低收入家庭蒙受损失。1960年以来，这些百分比数字具有明显的稳定性，然而其中一部分只是幻觉。首先，这些百分比指的是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前的收入；其次，数据未考虑到实物转移支付，不过货币转账确实有所反映。因此，私人养老金、退伍军人福利、社会保障福利，以及那个曾名为“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现名为“困难家庭临时救助计划”（TANF）的项目，只要这些项目带来的收入是用货币支付的，就都包括在内。但这些数据并未把实物转移支付的价值计算在内，比如医疗援助、房租补贴或者食品救济券。尽管这些并未涉及货币交换，但它们都是货真价实的收入。数据也没能就家庭的不同规模而进行调整，收入最高20%的家庭比起最低20%的家庭多了约30%的人口。[1]若针对这点做出调整之后，低收入群体所占收入份额就会上升，高收入群体则会相应下降。
现在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尽管收入不平等现象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这段时期贫困问题已得到明显缓和。表12-2中给出了选定年份中全美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例。贫困线指的是不同规模的家庭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收入数额，经政府官员计算后，定为购买充足食物所需价钱的三倍。考虑到货币价格的变化，贫困线每年都会进行调整。1959年之前，美国人口普查局多年都不曾公开这一系列数字，但如果它公布了的话，早期贫困现象的减少一定远比表12-2展现出来的更为显著。在他所做的一项关于健康和人类服务部门的研究里，戈登·费舍尔将1948年
的个人贫困率估算为3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也尝试多年估算贫困率，并最终将其定在60%~70%的区间内。[2]
表12-2 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贫困人口统计表——家庭，表13：www.census.gov/hhes/income/histinc/index.html.
究竟是什么让贫困率得以大幅降低？答案是经济增长。只要总产出维持以每年3%的复合比率增长，总收入在50年间就会增长超过三倍。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平均增长率正是3%。（也须注意在2000~2010年贫困率有所上升。这一上升大部分应归咎于2008年爆发的所谓经济大衰退，经济增长因此急转直下。）
旁白 贫困是否就是指低收入？或是指大幅低于平均水平的收入？
如果贫困线被固定在一个绝对值上，只针对价格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整，那么哪怕不平等的格局并未改变，贫困现象也会得到明显缓解。那么，设定一个贫困线的绝对值是否恰当？倘若要说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头，全球最富有的国家都有一大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恐怕听起来至少会有些奇怪。大多数人都是从相对角度来考虑贫困。调查一再表明，当问及家庭需要多少收入才能维持体面生活时，大多数美国人给出的答案都约为他们所在社区收入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据这个标准，贫困现象会显著减少，不平等现象自然也会明显缓解。
[1]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须知道最高收入20%的家庭提供的劳动周数是最低20%家庭的4倍。
[2] 估算数字来自《20世纪美国不平等及贫困记录》，作者为罗伯特 D.普拉尼克、尤金·斯莫伦斯基、埃里克·伊文豪斯及西沃恩·莱利（纽约学术出版社，1975）。本讨论援引该出色调查并进行了一系列广泛应用，原作者对其不负有任何责任。
12.12 为何不平等愈演愈烈
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自1980年以来（事实上，应该是自1974年以来）不平等现象一直愈演愈烈，我们首先应该提醒自己，美国家庭的收入至少有80%是以员工薪酬的形式获得的。若想要解释收入不平等现象为何会加剧，那么我们应当首先了解工资结构的改变，以及导致这种结构改变的供求情况的变化。
旁白 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原因：
•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数量上的改变。
•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的工作的改变。
过去的数十年间，工资上的不平等有加剧趋势，而这一趋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加速。从供给角度来说，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人数的增幅要慢于高中毕业生的增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导致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平均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也就会相应加剧工资不平等现象。然而最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大幅增加。从需求角度来说，发生了几个重要的变化。随着经济中服务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制造业相应有所萎缩。由于制造业的工资往往比其他产业的相对更平等，因而制造业相对规模的下降加剧了不平等现象。此外，经济中增长最迅速的就是那些有雇用大学生传统的行业。综合上述现象来看，技能熟练、受到广泛教育的员工和那些技能和受教育程度都较少的员工之间工资差距加大，也就在意料之中。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成因，还须考虑婚姻和家庭发展趋势。较之数十年前，今天的单亲家庭数量更多。一个单身家长往往比两个都有工作的父母赚得少，因此单亲家庭整体来说收入更低。这种趋势在收入最低20%的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双亲、双职工家庭跃居收入更高的群组之中。第二个或许相关的原因在于家庭中参加工作的人的数量。收入最高20%的家庭中，参与工作人员的数量往往是收入最低20%的典型家庭的3倍，这也就进一步扩大了统计差异。最后，抵达美国的移民往往技能不熟练、经济状况也相对较贫穷。这些移民的人数也在增加。这一趋势也会使低收入家庭的数目膨胀，因此减少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
旁白 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家庭结构的改变。
•移民模式的改变。
初看之下，似乎确实如此。但同样事实并不会不言自明，它需要人们对它进行解释。人们探讨时往往把收入流动性因素排除在外。表12-1展现出来的就是一幅静
态的画面：仅仅只是1960~2010年每10年的剪影。在未受过训练的人看来，似乎这些年来每个五分位组里的家庭和住户都是固定不变的。[1]它忽视了收入流动性的推动作用。真实发生的场景更像是一个视频：人们在每一个五分位组里的位置都是在不断流动变化的。在2010年时，你起初可能只是个穷学生，或移民家庭的一员，但随着你自身的人力资本的开发、比较优势的发掘，时光流转，你会发现自己已被拉到收入更高的五分位组里。自然会有新的高中毕业生和移民家庭来取代你在底层的位置。所以，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追踪家庭和住户在五分位组里的位置变动。一旦采取了这种措施，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些颇有意思的结果。
表12-3阐明了我们所谈论的东西。表中根据户主年龄列出了2010年各家庭的平均收入。（由于不愿使用“家长”一词，普查局转而使用“户主”一词代替，用于指代某居所的所有者；若该居所为共同所有，则为调查表上名字出现在首位的人。）该表明确无误地表明：若是我们能在动态环境下观察，如比较户主整个生命期间的家庭收入，则在静态图表中表现出来的不平等现象有一大部分都会消失。
表12-3 2010年家庭平均收入（按2011年美元计算）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历史收入表，表F-11：www.census.gov/hhes/income/histinc/index.html.
旁白 流动性不可忽视。并且，流动性往往是双向的。
此外，根据近期经验可知，在1999年收入排在最低20%这一区间的家庭中，约有60%在2007年已攀升到了收入更高的组别。但情况并不仅限于此，其中有30%的家庭在这年间至少飞跃了两个五分位组。大部分贫困人口都变得更加富裕了。这种流动性是双向的：1999年收入排在最高20%这一区间的家庭里，近40%的家庭在2010年至少下降了一个五分位组。[2]
“但是，请等一下，”教室后头又传来了那个不屈不挠的问话声，“表12-1中的数据又该如何解释？在1960年，收入最低20%的家庭占了国民总收入的4.8%，到了2010年，这一比重下跌至3.8%。如果真的如您所说，贫困人口在过去的50年变得更富裕了，那么这一比重为什么会下跌呢？”
旁白 所赚收入的比重和所赚收入的绝对数目并不相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清晰的回答在此：举个可能有些不当的比喻，过去的50年，经济蛋糕也在突飞猛进地扩张。尽管收入最低的群组分到的蛋糕份额比以前更小了，但他们这些年来享用的蛋糕块头却变大了。例如，若以2005年的美元水平来
计算，196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粗计为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可有效代表国民收入，我们将在下一章再对其进行进一步讨论。收入最低的群组赚到了4.8%的收入，约合1450亿美元。而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粗计为13万亿美元，这些收入最低群组中的新家庭占据了其中的3.8%的比例，约合5000亿美元。分给最低收入家庭的蛋糕在这50年增加了近3.5倍。把这个比喻抛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收入群组中新出现的那些家庭所赚的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也增长了3.5倍。没错，有钱人也变得越发有钱了，但穷人也不例外。
[1] 我们已经展示了家庭收入分配的情况。美国人口普查局也测算了住户间的收入分配，二者模式基本相同。
[2] 见罗伯特·卡罗尔的《收入流动性和百万富翁的持续性（1997～2007年）》，税务基金会特别报告第180号（2010）。
12.13 收入再分配
不过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人们之所以关注这类问题，通常是因为他们相信收入分配太过于不平等是不可取的。请再次注意，这一观点有别于“贫困是不可取的”。一个近乎平等的社会也可以深受贫困所扰，正如许多国家当前的情况一般，并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同样，极度的不平等也可能和极少的贫困共存。很少有人能停下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和贫困相伴生的不平等现象是不可取的，多大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又或者为什么比起其他形式的不平等而言，货币收入上的不平等理应得到如此多的关注？
不管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究竟是什么，旨在缓和美国家庭和个人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项目势必将触礁：因为收入并不是真正分配给某人的，因此实际上也就不能进行再分配。没有人有资格把社会产品按比例分发出去。哪怕是对政府而言，它所能做的最多也不过就是改变游戏的规则，以期获得一个更合意的结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从来不会和预想中的一模一样，甚至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旁白 税收和补贴改变激励机制，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
缓和收入不平等现象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似乎就是对高收入者征税，再把现金转移给低收入者这一套程序。然而，经济体系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和它乍看起来那般简单直接。要想提高对高额收入的税率，政府必须改变把特定收入和应缴税款联系在一起的法规。如果规则得以改变，人们并不只是交完高额税款了事；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好把新法规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人可能会选择合法避税，也有人可能会选择非法逃税；这些调整措施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共同推动这些法规偏离原道，让它们实际产生的效果和制定时的原意大相径庭。征税带来的收入将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少，并且很可能是少得多。
为了补充贫困人口的收入，政府必须制定新法规来控制申请补助的资格。但是，人们会根据新标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些法规的修订将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同样，调整措施也有合法与不合法之分；但是各措施的综合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可供调整的边缘地带实在数不胜数。这一政策尽管旨在缓解不平等现象，但却很可能导致被归类为贫穷人口的实际上升。
试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单亲家庭，家长还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不幸的是，这种情况虽属假设，但却不是不可能发生。假设母亲正在接受每月400美元的现金补助、价值100美元的食品救济券，以及供她和孩子使用的价值50美元的医疗补贴。然后，她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每月收入1000美元。她是否会选择放弃福利，接受这份工作？如果她这么做了，她的境遇是否会得到改善？她获得的福利无需征税，但她选择赚取收入的话，就需要支付社会保险和所得税。同时，如果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她还得为孩子们找日托服务，额外添置一些衣物，并且还得承担上班的交通费用。此外，她还将失去她每月的现金补贴，她的家庭也不再有资格获得食品救济券和医疗补助。如果她把接受这份工作所带来的开支加总起来，她很可能会发现，她的收入将要被“征税”，边际税率高达90%甚至更多。
旁白 边际税率：每增加一单位收入，收税人征收的税收比率。
你大可以套进去一些合理的数字，来自己检查计算结果。如果所得税、社会保险，加上日托、交通和添置衣物每月一共从她的薪金里扣掉350美元，而损失的福利将每月扣除550美元收入，那么为了赚1000美元，她要付出900美元的代价。这相当于90%的边际税率，或者说对福利收入之外的新增部分征90%的税。这听起来可并不怎么吸引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位单身母亲选择拒绝工作机会，继续靠福利为生并且照顾她的孩子，那么没有人能谴责她懒散或是不负责任。
买得起游艇的人必然是富人，在各种垃圾桶里头翻捡的人必然穷到了极点。但如果我们制定一项新法规，规定所有的游艇主人每年都必须捐2万美元给一个为捡垃圾的人设立的基金会，而每个捡垃圾的人都有权向基金会每年申领2000美元，那么登记在案的游艇主人就会急剧减少，而声称自己靠捡垃圾为生的人则会显著增加。用这种方式来总结这个问题未免有些过于戏剧化，但它确实说明了问题的关键
所在。在家庭里，慈爱的父母能够按照孩子们的能力和需要把任务以及福利分配给他们，然而，对美国这样的庞大社会而言，这种方式行不通。美国不可能把任务和福利分配给公民。人们根据达成共识的游戏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相应地，在这一过程中，任务和福利也会不可避免地分配下去。改变规则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取得的效果都受其所限。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结果想必不会比改变规则时所希冀的更令人满意。
12.14 改变规则与社会合作
有人可能会认为，当起初对规则的改变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时，解决方案就是再次改变规则，并不断进行修改，直到实现目标。但是谁拥有选择这些微调控需要的知识呢？即使知识已是可利用资源，在民主社会里，谁又有权力让屡屡调整的规则次次生效？最重要的是，当一个社会被迫承受不断修改的规则时，这个社会高度专业化的经济系统赖以生存的复杂合作过程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人们进行投资、做出牺牲，此外还说服自己相信既定产权会受到尊重，相信规则起码在“游戏进程中”不会被改变。若有规则声称，“所有的规则都随时可以被改变”，那么绝大部分社会合作的基础也会分崩离析。如果人们要规划未来，并且把长期影响考虑在内，那么产权就必须合理清晰，而且十分稳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参与者的预期常常因为游戏规则意料之外的改变而失望落空，那么他们就会停止参与普通的游戏，转而把注意力投向真正关乎全局的游戏：规则的制定。
简短回顾
收入分配是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生产性资源的生产即为投资，或资本创造。资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是人力资本，即通过投资产生并体现在人类身上的生产性能力。人力资本的生产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美国大部分人的货币收入都是通过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获取的，哪怕富裕阶层也是如此。
社会投资的金额和性质都取决于明确划分且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产权，因为产权决定了人们可供选择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期结果。
时间偏好率较低，就意味着会鼓励投资多过消费。对投资的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越大，未来收入折合成的现实收入也就越少，因而投资也会相应减少。
不管对哪种生产性服务的需求都不会是完全无弹性的。价格越低，需求的数量就越多；价格越低，需求的数量就越少。究其原因，是因为无论什么生产性服务都能找到相应的替代品。
为了达到目标，生产性服务的潜在用户有多种可用程序以供选择。通过对比不同选择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比率，潜在用户得以决定他们需要的数量。
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并因此而生成的价格，部分地依赖于对它们产出产品的需求。但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也影响了生产特定产品、其价格的成本、数量要求，因而对于那些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对生产性服务产出产品的需求决定了对服务本身的需求，因而也就决定了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但是，生产性服务的价格也会影响生产特定产品的成本，并进一步影响产品价格、产品需求数量，继而影响对这些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生产性服务的供给者不会与服务需求者竞争。供给者只会与其他供给者一较高下，相应地，供给者也只会在彼此之间互相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人们会自发试着抑制竞争。因为不管是供给者所能获得的，还是需求者必须付出的，都取决于竞争者提供的选择机会。
虽然在20世纪的前7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大幅降低了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但在这个世纪余下来的时间里，贫困率几乎一直稳定在原水平线，甚至还隐有上升迹象。过去的数十年间，一大特色就是不平等现象一直在加剧，虽然幅度不大，但势头却颇为稳定。主要的原因如下：①技能熟练度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数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对技能要求和受教育广泛程度更高的工人的需求却在不断攀
升；②单亲且低收入家庭数目增长，与此同时，双亲双职工、并且收入更高的家庭也在增多；③相对较贫困且不具备技能的移民数目增长。
收入不平等现象的数据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统计数据给人造成误解，似乎随着时间流逝，不同收入分组里的家庭或住户永远都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对收入流动性的测算表明，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往往在不断开发自身人力资本的同时，从较低的收入分组攀升到较高的分组。与此同时，那些今天还待在金字塔尖的收入最高的人，有可能第二天就滑落到较低的分组。其次，数据显示不平等现象在加剧，仿佛意味着低等收入群组赚取的社会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少。然而，尽管他们所占的收入比例下降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他们赚取的国民收入数额却大幅增加。
任何规模较大的社会合作都必须有相对稳定的产权，因为社会合作的先决条件正是对决策后果的预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