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卡比尔·塞加尔 著
栾力夫 译
第一部分
头脑：理念的根源
第一章
那是一片丛林：交换生物学
我一直将探索的课题放在我的面前，等着第一缕黎明的曙光逐渐显现，最后是一片光明。
—艾萨克·牛顿
人几乎可以不断地得到他人的帮助。
—亚当·斯密
但是如果几株槲寄生的幼苗密集地寄生在同一枝条上，那么可以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在互相斗争。因为槲寄生的种子是由鸟儿散布的，所以它的生存便决定于鸟儿。换句话说，它就是在和其他寄生植物相斗争。
—查尔斯·达尔文
自然界中共生交换的一例：鱼为绿海龟做清洁海狮和多彩的鱼儿从我身边迅速游过，整个海湾随着水下的活动发出低沉的响声。我朝着海的深处游去，感到有一阵冰冷的水流包裹着我。我掉转方向，打算游向一块狭窄的岩石，它吸收了阳光中的更多热量。然而，我却被一块粗糙的石头划伤了脚，只好留在原地等待。我爬上了一块覆盖着滑溜溜的海藻的黑色岩浆岩。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它。
我对货币起源的探索从水下开始。我要找的不是什么沉没的海盗船上的赃物，而是另外一种财富。我的朋友深吸了一口气，下潜11英尺[1]，到达一处海岭的底部。她用手舀起了一小块美钞绿色的物体，随后浮出水面，再朝我游过来，以便我能近距离地观察那个物体。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她说。
她是一名海洋生态系统的专家，自然对此很了解。
我的这位朋友名叫雷切尔·吉特曼。对她来说，事业与金钱无关。
“没人会为了赚钱来搞科研，”她笑着说，“至少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没什么钱。”
雷切尔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王子县一个农场长大。在那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活动，与自然界充分接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自然着迷，想要对自然界有更多的了解。”现在，年届三十的她在UNC（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攻读生态学博士学位，她乐于帮助我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和货币。然而，为了向她讨教，我可奔波了不少路。
我从一个很特别的地点开始了寻找货币根源的旅途。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起点便是东非大裂谷，人们在那里曾经发现过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我或许可以在那里找到曾被当作货币使用的人工制品。我也可以选择去土耳其西部的吕底亚王国遗址，那里的人们很可能在公元前7世纪发明了货币制度。但选择这些地方作为起点，就好比在一场棒球比赛进行到第8局的时候才开始观看。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测算，在数万年的人类历史中，大约出现过800代人。在这800代人中，有超过600代住在山洞里，只有最近的少数人曾经接触过印刷文字。换一种角度来看，人类仅仅参与了地球历史的0.004%。为了观察有机体交换的起源，我来到了一个现代人类少有涉足的地点。
我乘坐着摩托艇“命运”号（这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名字），一路颠簸来到了邻近赤道、远离厄瓜多尔海岸的太平洋中。为了见到雷切尔，我来到了科隆群岛中的伊莎贝拉岛。
来这片岛屿，我有我的理由。正是这片岛屿启迪了查尔斯·达尔文，他因此提出了自然选择推动生物演化的理论。他在《物种起源》中提及他乘坐“小猎犬”号的航行以及在科隆群岛所做的观察，将“为解开物种起源这一谜中之谜带来一线光明”。也许，通过远行科隆群岛，我也能一窥货币的根源和交换的本质。
海风拂面，驱散了阳光的灼热；碧空如洗，真是拍照的绝佳天气。我在码头见到了雷切尔。她戴着一顶卡罗莱纳蓝色的UNC棒球帽，穿着一件同色系的T恤衫和一条黑色短裤，还戴着太阳镜。她来科隆群岛是为了参加一个研究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水生生物的项目。在一条沙路上漫步了35分钟之后，我的学习课程开始了。
“在这些岛屿上，交换无处不在，”雷切尔说道，“从食物链的最底层，一直延伸到食物链的最顶层。”
于是，我们从最底层开始了研究。
我们从一片红树林中走过，经过一头熟睡的海狮（以及它的粪便），头顶飞过一只蓝鲣鸟，又看到30多头海鬣蜥，终于到达了伊莎贝拉岛东南部的一个小海湾——孔查德佩拉。
我们套上呼吸管，穿上脚蹼，潜入水中。
雷切尔浮出水面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只美钞绿色的海胆。她曾对我提起过这种动物，但我自己一只都找不到。多亏了她的专业技能，我才能在科隆群岛开始我的有关交换的第一课。为了生存，这种海胆需要能量，因此它要吃海藻。海胆是一种食草动物，靠取食海藻为生，将海藻的能量转换为自己的能量。海胆并非是唯一取食海藻的有机体，雀鲷也与之争食。有时候，雀鲷会叼住海胆的刺，把它拖到远离海藻的地方。但是，这是一个有机体损人利己的例子。为了找到共生现象，即两种不同的有机体进行相互有益的交换的例子，我只得潜入水中，四处寻找。在一块火山岩上，一头背着直径2英尺的龟壳的海龟正在休息。海龟展开它的鳍，5条隆头鱼可以吃到它鳍上的寄生虫，为海龟做清洁。如果任由寄生虫肆虐，在龟壳上就会出现碳酸钙质的藤壶。大多数藤壶不会伤害海龟，但有些藤壶会。有的时候，负责清
洁的小鱼甚至会游进大鱼的口中，把寄生虫从大鱼难以触及的位置清除掉。
雷切尔告诉我，共生现象是海洋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许多有机体都要彼此依赖才能生存下来，并继续繁衍。她为我讲解了珊瑚虫与虫黄藻之间难以用肉眼观察到的交换关系。珊瑚虫通过分泌碳酸钙来形成硬骨骼，碳酸钙所形成的珊瑚礁，随即成了上千种海洋生物栖息的家园。虫黄藻是一种生活在珊瑚体内的微藻类。通过细胞的呼吸作用，珊瑚会产生二氧化碳，虫黄藻则利用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的产物——氧气和有机化合物，为珊瑚提供了必需的能量。虫黄藻为珊瑚提供了食物，珊瑚则为虫黄藻提供了安全的环境。
要了解货币，首先要知道人类为什么要使用货币。如果再次用棒球比赛来做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要想了解棒球比赛，不能只盯着球棒看。棒球比赛的目标是比对手取得多的跑垒得分，而球棒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工具。同样，美元纸币也是达成交换目标的一种工具。
在最基本的层面，人类彼此之间进行着交换，以获取生存必需品，例如食物和安全的环境。人类发明了货币，而所有的有机体其实都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交换。我们人类需要依靠其他有机体——如我们皮肤上和口腔内的微生物——维持身体健康。在我们的肠道里生存着超过100万亿个微生物，那里的细菌帮助我们消化营养物，进行能量代谢，合成维生素。肠道中的细菌还可以帮助我们挡住寄生菌。人类的肠道为细菌提供了生存的场所，而细菌则帮助我们保持健康。
如果用苏斯博士[2]的腔调来形容，跟交换这件事有关系的有舟、有羊，发生在屋、在肠。[3]交换无处不在，在地球的生命世界里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常常会忽略它。从生命的诞生（精子遇到卵子）到生命的结束（蛆虫在尸体上大餐），交换都在发生作用。
当然，在人类之间发生的交换与在其他有机体之间发生的交换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人类的大脑让人类意识到交换的发生，让我们可以有策略地去思考交换这件事。由于人类的大脑可以进行象征性思维，我们开始注意到事物的潜在价值。诸如盐、大麦和可可豆之类的物品成了早期的货币。随着人类开始生产出富余的物资，多余出来的那一捧大麦就变成了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的东西。剩余物品变成了价值的象征。当某一剩余物品换来其他物品时，它的价值就兑现了，从而变成了货币。
两种有机物质相互交换，随后作为食物被消费掉，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能量转移很容易理解。不可否认，对能量的需求是交换行为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各个物种来说都是如此。区别在于，人类可以有策略地去交换能量。他们看到能量的象征性价值，并将其兑现为价值。早期的人类彼此交换诸如肉和大麦之类的食物，这种行为本身是在交换能量，但是在用一种新的方式。他们有意识地交换这些富含能量的物品，而这种行为正体现了人类的演化。
演化经济学家哈伊姆·奥菲克在他的杰作《第二自然》中问道：“交换究竟是人类演化的早期产物，还是现代文明的崭新创造？”他提出，交换可能是一种推动演化的力量：参与交换的有机体更有可能存活、繁衍，并将其参与交换的特点遗传给后代。交换这种协作方式以让生物体在演化中获得优势。的确也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善于社交的人确实寿命更长。奥菲克还在他的书中提到，人类的交换或许是最早期有机体交换的延续和升级。从微生物到动物王国，再到旧石器时代的部落，直到华尔街的交易商，交换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奇妙的演化进程。
奥菲克注意到了同一物种内部的生物体进行交换的特点。例如，蚂蚁和人类都依靠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以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在同一个物种内部，有的个体负责采集食物，有的个体则负责照看幼体。每一个个体都负责一个大的目标中的某些具体环节，并成为这些环节的专家。而专家们为了完成其工作，会创造出特别的工具。
就人类而言，我们认识到交换可以增加我们生存下来的机会。这种认识使我们创造出促进合作的工具，甚至帮助我们击败其他物种。起初，这些工具仅仅用来达成简单的目标，但人类那具有象征性思维能力的大脑让我们不仅仅将这些工具视作一些物理存在的物体。易消亡的物品被不易消亡的物品取代，农具、武器和珠宝早期都曾充当过货币。人类可以看到些工具的象征性价值——可以用来交换其他有价值的物品。随着人类的大脑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文明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开始需要一种统一、通行的工具，以服务于更广阔范围内的交换。这个工具就是货币。
这是一个有趣的理论：交换是人类演化的一部分。说到底，货币是交换的产物。奥菲克的理论让我用一种不同的、生物角度的方式去解释为什么人类会使用货币。要理解货币的基础，我需要了解交换的起源。
最初早在货币发明之前，甚至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前，有机体就已经开始为了生存而彼此进行交换了。大约38亿年前，最初的生命出现了：单细胞的原核生物，例如没有细胞核的细菌。距今20亿年前，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出现了，这些细胞组成了真菌、植物、动物和人类。
真核生物通过共生作用才得以形成。当一个原核细胞接纳了另一个原核细胞时，真核生物就出现了。其中较小的细胞并没有被摧毁，而是作为一个被称作细胞器的特殊结构附着在较大的细胞上，如同一个永远不会搬走的房客。
这个细胞器就是线粒体。生物学家们怀疑，线粒体曾经就是一个原核细胞。线粒体看上去很像原核细胞，其繁殖方式也类似原核细胞——从较大的细胞中独立地分裂出去。这意味着，线粒体是半自主性的，但它同时也依靠较大的细胞来获取所需的诸多蛋白质。最终，线粒体丧失了离开较大的细胞独自生存的能力，房东一家收养了房客。好在，这位房客会做一些家务。
家务之一就是为全家人提供食物。线粒体为较大的细胞提供能量。线粒体有两层膜，好像房子里的墙一样。一层膜是弯曲的，以扩大其表面积，从而可以生产出更多的ATP（三磷酸腺苷）形式的能量。所有有机体都需要能量来进行繁殖和活动。作为一种可以在任何存活的细胞中找到的分子，ATP将能量从食物中提取出来，提供给细胞。如同珊瑚与虫黄藻之间的关系，细胞提供安全的住所，线粒体则提供能量。
这种有关真核生物起源的理论被称作共生起源，即两个细胞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新的细胞。这一理论解释了地球上生命的基础。俄罗斯植物学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库佐–波利延斯基最先在20世纪初提出了共生起源理论。在有关真核生物如何形成的理论中，这一理论合理而广为接受。库佐–波利延斯基的理论认为共生现象，也就是协作，是一切多细胞生物体的基础。
共生现象的花园探讨共生关系绝不能忽略昆虫与植物这两类多细胞生物体之间的共生关系。诚然，诸如豚草和草一类的植物依靠风来传播花粉，而非依靠昆虫，但这种传播方式的效率低。这些植物不得不生产大量的花粉，使得风可以携带足够多的花粉，并最终接触到合适的花朵。
植物的繁殖需要昆虫，昆虫则需要从植物上获得食物。花朵用怡人的芳香和斑斓的色彩吸引昆虫，同时也吸引鸟类和蝙蝠。花朵为它们提供了花蜜这种由光能演变来的甜蜜的水溶液。对花蜜的抽样研究显示，其中糖的比例从18%到68%不等。花蜜中的糖分、蛋白质、氨基酸和酶为昆虫提供了生存所需的能量。蜜蜂将花蜜加工成蜂蜜。实际上，蜂蜜是一种储存起来的能量；当冬天来临、花朵凋谢时，蜂蜜就如同备用发电机一样派上了用场。
蜜蜂不仅需要花蜜，还需要花粉中的氨基酸里储存的营养物质。花粉产生于花朵的花药中，是雄性授粉媒介。在25 000种蜜蜂中，有许多种将花蜜和花粉作为幼体的唯一营养物质来源。蜜蜂的体毛可以帮助搜集花粉。搜集到的花粉会被储存在蜜蜂后腿的粉筐中。传播花粉的蜜蜂就像派送快件的快递员一样。花朵给出的交易条件是：我为你提供食物，你帮我运送包裹。
人类最迟从18世纪起就开始研究这种关系了。经过大量的研究，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若使植物和昆虫脱离彼此，单独生存，这样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正是一个共同演化的例子，双方形成了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这种交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至少1亿年前，人们曾发现那时的雌性昆虫就会携带花粉，看上去它们很可能是在为昆虫幼体寻找食物。
蜜蜂和花朵就如同细胞与线粒体、珊瑚与虫黄藻、海龟与隆头鱼、人类与肠道细菌，帮助彼此生存下来。
自然界的货币在所有这些共生关系的例子里，交换的都是能量。可以说，能量就是自然界中的货币。
为了更好地观察能量在共生关系中的地位，我们不妨再看看蜜蜂和花朵之间的奇妙交换。当一只大黄蜂落在一朵花上时，它会加快翅膀振动的频率，将花粉甩掉。据估算，大约有8%的花朵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授粉。蜜蜂扇动翅膀时，甚至会与花朵之间产生电。相对于其周边空气而言，花朵带有负电荷，而蜜蜂带有正电荷。当蜜蜂落在花朵上时，带有负电荷的花粉就会吸附在蜜蜂身上。
研究者们想要测试一下，电在花朵与蜜蜂的共生关系中是否真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用假花制作了一个花坛，其中半数的花朵上有着类似花蜜的液体，另外一半的花朵上则带有令蜜蜂厌恶的液体。蜜蜂会在花坛中随机搜索食物。如果研究者使某些花朵带上负电荷，那么蜜蜂就会更频繁地光顾这些花朵；如果这些电荷被移除，蜜蜂又会重新开始随机到访花朵。当蜜蜂离开一朵花之后，这朵花上的正电荷会持续存在一分多钟，就如同为下一位访客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
蜜蜂和花朵同时也是更大的交换中的一部分，这种交换包含了全部活着的生命体。共生的能量交换的最宏大的例子就是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作用。我们先看一下光合作用的化学反应式：
6H2O + CO2 + 光子→C6H12O6 + O2
在反应的第一部分是水、二氧化碳和光子。水通过根进入植物体内，二氧化碳通过绿色植物的叶子被吸收进来。水、二氧化碳，再加上由诸如绿色植物中的叶绿素等色素分子捕捉到的光子，共同作用产生葡萄糖，即C6H12O6。葡萄糖或是被立即消耗掉，或是被储存起来，留作在未来生产更加复杂的食物（例如果子）的原料。氧气则是光合作用的副产品。我解释得很粗浅，但光合作用的确是制造氧气和能量——自然界中的货币——的关键。所有的食物链都始于利用无机物创造有机分子的有机体，例如我在孔查德佩拉遇到的海藻。
细胞呼吸作用与光合作用相反，它是分解食物、释放能量的过程。动物吃下诸如水果和蔬菜之类的有机分子，然后在氧气的作用下，将它们转化为二氧化碳和ATP。下面是细胞呼吸作用的化学反应式：
C6H12O6 + 6O2→6H2O + 6CO2 + ATP
葡萄糖会通过一个叫作糖酵解的过程分解为丙酮酸盐。线粒体会处理丙酮酸盐，并释放出二氧化碳。葡萄糖中的能量通过一个电子传递链传递出去，这一过程中产生副产品——氧气。这一传递链最终会产生ATP。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作用组成了一个共生交换的良性循环，使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这一过程将糖分子转化为可以被蜜蜂这样的生命体利用的能量，也可以说是把一种别的层面流通的货币转化为更易使用的货币。
能量和货币都是可以流通的。英文货币一词“currency”，就源自拉丁文“currere”，意为“流动”或者“运行”。能量和货币都有价值，生命体都争先恐后地想要获得它们。虽然地球吸收了大量的太阳能，但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被有机体获取。因此，为了争夺能量，发生了激烈的竞争：有的植物会比其他植物长得更高，以获得更多阳光，而遮蔽其他植物，将其置于死地；而被遮蔽的植物会让自己的茎加速生长，这种反应被植物学家们称为避荫反应。
如果一个生物体必须在获得能量之后立即使用它，那么这个生物就会因为过于依赖这一能量来源而处于危险之中。一旦能量来源中断，这个生物体就有可能死掉。正因如此，许多生物体都会储存能量。鲸会为漫长的旅程囤积脂肪，鸟类和松鼠会把食物储藏起来，好比存入一笔应对不时之需的存款。通过储存能量，生物体可以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有一定的准备。
正因为能量有价值、有吸引力，又可以储存，能量的角色与人类世界中货币的角色很相像。货币可能是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能量的替代品。在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从打猎采集转变为耕作并储存食物之后，人类便开始生产出超出消费所需的物资了。剩余的物资获得了象征意义。富余出来的一桶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用来被消费的矿物质了，它还可以用来保存其他食物，即能量的其他来源。在公元前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涌现的文明之一位于杰里科，这里变成了死海盐的交易中心。人类食用猪肉、牛肉等肉类的数量增加了，而盐可以用来保存这些肉类。由于人类对盐有着旺盛的需求，盐变成了一种货币。
从无价值的岩石到储存食物的手段，盐最终变成了更有价值的物品。盐在历史上既被当作商品，又被当作货币，从而模糊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界限。也许动物会选择迅速消耗掉这种矿物质，但人类不会，人类会思考究竟可以用盐来做些什么。他们发现，盐可以用来代表其他东西，比如胡椒。如果一个人强调盐的商品属性，那么他就可以看到一种形式的能量是怎样被交换，并被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的：
C →C
这里的C表示商品（commodity）。在这个以物易物的过程中，盐和胡椒都可以用C来表示。你用盐换取胡椒的过程，仍然是一个交换可以维持人类生存的商品的过程。但是，就像能量一样，通过交换，商品被从一种形式转化为了另一种形式。在使用货币的更高级的社会中，交换仍然是能量形式的转换。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视作最基本的货币交易形式：
C →M→C
在这里，C仍然表示商品，商品被出售，并被转化为M，即货币（money）。货币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比如胡椒。如你看到的那样，人类意识到C可以被转化，也可以被交换，
这正是M产生的第一步。不过，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强调一个能量来源（比如大麦）是如何通过交换被转化为多种不同形式的。货币也可以被转化为多种形式。即便到了今天，货币仍然会被用来购买易消亡的商品，而这些易消亡的商品在本质上就是我们生存所需的各种各样形式的能量。尽管现代货币已经从其演化角色中抽象出来，但它依然是我们用来获取所需能量的工具。
人际关系
人们经常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来描述竞争。从食物这种最基本的需求到社会阶梯上的地位，人们时常在与其他人竞争。达尔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受到了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斯宾塞相信演化是一种普适的理论，他相信被后世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演化不仅会塑造人类，还会塑造社会：简单的社会会演进为更复杂的社会。更有害的一种解读方式是，强者或者更“适应”的人会获得更多的回报。
但是，达尔文这句话的本意是要诠释所有物种的生物演化，而非为人类社会做描绘或辩解。相反，达尔文认识到，共生与合作对生物的生存而言至关重要。他发现，有机体的细胞就是一个微观世界，是一个协作的系统。他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泛生论。他认为，有一种叫作泛子的微粒，承载着一些数据，并融入生殖细胞当中。父母通过细胞的融合，将家族特征，譬如嘴的大小和眼睛的颜色，遗传给后代。随着遗传学的深入发展，他的这一理论后来被扬弃了。但这一理论表明，达尔文认识到合作对生命来说至关重要。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更进一步，假设同物种内部的同情心是演化的一种产物：“通过自然选择，（同情心）会增加，因为拥有最多的富有同情心的成员的社群将获得最大的繁荣，并产生最多的后代。”
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合作的进化》中，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总结说，合作可以帮助人们生存，因此在演化过程中，合作是有益的。他用一场模拟博弈的结果来支持他的结论。
在这场竞赛中，他选用了著名的“囚徒的困境”博弈场景。所谓“囚徒的困境”，指的是假设你和你的朋友被捕，并且被警察分别审讯。你可能会面临一年的牢狱生活，但是如果你告发了你的朋友，你可以获得减刑。摆在你朋友面前的选择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们两人都选择背叛对方，那么你们的刑期都会延长；但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即相互合作，那么你们就都可以从中获益。在这里，你会面临一个困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朋友会如何抉择。
1980年，阿克塞尔罗德安排了一场计算机博弈，来看看哪种策略是最佳的：你究竟是否应当与你的朋友合作。我为4种不同的结果设置了分数：
（1）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合作，你们会各自得到3分的奖励；
（2）如果你选择背叛，而你的朋友选择合作，那么你获得5分，你的朋友得0分；（3）相反，如果你选择合作，而你的朋友选择背叛，那么你得0分，你的朋友得到5分；
（4）如果你们相互背叛，那么你们各得到1分。
背叛的诱惑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你的朋友选择背叛你还是与你合作，你都可以
得到分数。
来自演化生物学、经济学等几个学科且对“囚徒的困境”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提交了他们的策略。这些策略相互之间进行了200多次比试。获胜的策略可以继续进行这场竞赛，而失败的策略则被淘汰。阿克塞尔罗德写道：“这一过程模拟了适者生存的过程……最初，成功的策略……会脱颖而出，但随着不成功的策略逐渐消失，成功的策略必须要在面对其他成功的策略时也有优秀的表现，才能再次胜出。”他发现，提交策略的专家们都采取了十分激进的态度，并且假定对方会背叛。
最后胜出的策略被称作“以牙还牙”。即便在参赛者得知“以牙还牙”在之前的比赛中获胜了之后，他们仍然无法在以后的比赛中战胜它。这一策略在第一回合中会采取合作态度，然后在随后的回合中仿效对方的反应。“以牙还牙”表明，合作是会带来回报的。但如果对方攻击你，那么你就应该反击以惩罚对方；如果对方转而采取合作态度，那么你也应当原谅他，并采取合作态度。阿克塞尔罗德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么合作会使你个人获益。他写道：“你可以从其他参赛者的合作中获益，所以诀窍就是鼓励合作行为。鼓励合作行为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对方清楚你会仿效对方的行为。”
尽管阿克塞尔罗德的比赛仅是一场理论上的博弈，但它有着非凡的意义。他的著作被引用了不下20000次，覆盖了广阔的学科领域，其中包括那些思考合作是不是演化的秘诀之一的人。乍看起来，阿克塞尔罗德得出的结果是支持奥菲克的理论的，即合作是一种在演化过程中占有优势的特性。
阿克塞尔罗德和演化生物学家威廉·D·汉密尔顿将他们的发现引入了生物学领域。他们举了无花果树和黄蜂的例子，这两种生物体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黄蜂帮助无花果内部小小的花朵授粉，作为回报，黄蜂获得安全的产卵场所，黄蜂的幼虫也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食物。
黄蜂可以选择“背叛”无花果，即减少为无花果授粉的量。无花果树也可以“背叛”黄蜂，即让授粉不足的果实停止生长，饿死黄蜂的幼虫。这两种生物似乎都自动地采取了“以牙还牙”。
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认同阿克塞尔罗德的结论，并写道：“许多野生动植物都在漫长的岁月中参与着无止境的‘囚徒的困境’的博弈。”参与博弈的不仅仅是野生动物，人类显然也投身其中。在阿克塞尔罗德的比赛中，即便有的时候选择不合作也能取得回报，但出于某种原因，人类之间的合作还是占据了主流。这或许是因为，人类意识到合作可以增加生存下来的机会。与大多数动物不同，人类可以在行
动之前进行思考，并得出结论，认为合作是更好的选择。这种结果支持了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观点。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写道：“人类在生存斗争中是潜在的合作者，这是因为他们能够认识到合作可以给双方都带来好处。”很多生物学家认为，个体合作的动机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合作最终对整个物种可能带来的益处，但我们人类似乎有着进行合作的生物本能，而对这一点的认知可以增加我们整个物种的生存机会。
的确，合作与社交增加了我们的生存机会。迪安·欧宁胥博士发现，与他人隔绝是导致心脏病的一大病因。琳内·麦克塔格特在《念力的秘密》一书中写道：“在健康的成年人中，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圈子的人会比缺乏精神支持的人的血胆固醇水平更低，免疫能力也更强。”一项研究表明，与他人隔绝的中风患者比热衷于社交往来的中风患者更容易再次中风。
另一份报告则整理了超过100项针对人际关系与健康水平的研究。该报告总结说，任意形式的社会关系都可以让生存概率提高50%。而孤身一人、缺乏社会和具有支持性的网络，就相当于每天吸超过一打的香烟，而且会增加肥胖的概率。
合作对生存的帮助作用与库佐–波利延斯基在细胞层面的共生起源理论相一致。道金斯认为，这一理论在基因层面也成立。他认为，正是“自私的基因”促成了合作：属于同一物种的生命体有着相近的基因，即便它们每个个体本身都是自私自利的，但它们之间的合作也可以帮助延续它们共同的基因池。“适者生存”指的是基因，而不是某个生物体。所有的生物体，从肠道中的细菌到人类，经常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进行交换，但交换的效果之一是生物体可以借此将基因遗传给后代。由于合作可以提高我们生存的概率，所以某种“自私的基因”可能会在我们这一物种内部传播，以此延续整个基因池。这种鼓励合作行为的“自私的基因”或许是我们演化秘诀中的一环。
研究者们还曾试图弄清楚，灵长类动物是否携带有某种使它们更倾向于合作的基因。他们对超过200种灵长类动物进行了研究，最终认为社会化行为是遗传的作用。他们未能找出某一个特定的基因，但是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变量。例如，无论生活在怎样的地理条件或环境下，狒狒都会表现出同样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记录了217种灵长类动物的觅食行为。他们发现，在大约5 200万年前，觅食行为就很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更加社会化的行为了。他们推测，灵长类动物或许是为了增加生存的概率而选择群居生活。如果它们独自生活，可能会吸引更多掠食者的注意。他们认为，更加社会化的觅食行为“促成了合作行为的演化，并且有可能引发类人猿其他一些习性的出现，比如组成联盟、合作保卫资
源，以及形成更大的大脑”。
人类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与黑猩猩的DNA有99%都是相同的，因此研究者们推测，人类的交换行为也是遗传的作用。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有一个基因是负责合作和利他主义倾向的。研究者们让超过100名被试记忆并背诵一些数字。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背诵出这些数字，他们就会得到一笔钱。在获得这笔钱之后，被试会观看一则慈善广告，其中有一张一名秘鲁女孩的照片。被试可以选择将奖金的部分或全部匿名捐赠，研究者们会记录下来每个人的捐助情况。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们已经搜集了所有被试的DNA样本。他们主要关注一个COMT基因，这种基因有两个变体，分别是COMT–Val和COMT–Met，这两种变体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大体均衡的。他们发现，拥有COMT–Val变体的被试平均捐出的金额是其他人的两倍，而且其中有超过20%的人捐出了他们的全部奖金。
人类的合作行为的另一种可能的源泉是被称作“爱的荷尔蒙”的催产素。人类的脑部会产生催产素，并将其释放到血流之中。在人类的伏隔核神经元中有催产素的感受器。伏隔核是大脑中负责奖赏情绪的一个部分。血流中的催产素水平通常保持在最低水平，只有受到刺激时才会升高。母亲为婴儿哺乳时，催产素水平就会升高。当人们与朋友拥抱或是在脸谱网上浏览朋友的近况时，他们的催产素水平也会升高。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了慷慨解囊的被试与他们血液中的催产素水平的正相关。在另一项关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服用了催产素的被试在为陌生人捐款时，会比服用安慰剂的被试多捐赠80%。研究者们甚至还研究了催产素是否会影响“囚徒的困境”的参赛者的表现。
如果被试在比赛开始前曾见过彼此，那么催产素会增加他们选择合作的概率。但如果被试在比赛开始前没有见过彼此，那么催产素会加剧他们的不合作行为。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催产素能够加强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但不会凭空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
如果真的有一种合作基因，那么或许这种基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组建家庭、部落、俱乐部，乃至国家。由于人类的大脑变得更加发达，有可能这种基因开始通过更加复杂的行为方式表达出来，比如报复以及诸如平等和道德之类的概念。我们很难弄清楚这些行为究竟是从哪儿起源的，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人类最终意识到，合作可以增加他们生存的概率，他们也为此创造出工具，以更好地合作。
分而治之
科隆群岛这个小世界中产生出的生物多样性让达尔文感到震惊。由于岛上栖息的生物与大陆隔绝，岛上能够影响多种多样物种的发展和分化的因素就更少。达尔文后来意识到，很多岛上独有的物种其实与邻近的大陆上的生物是相似的。
达尔文仔细观察了那里的野生生物，比较鸟类的标本，将它们的体型记录下来，精确到毫米。他曾总结说，群岛上发现的14种雀鸟是彼此有联系的，但又有所不同。他注意到，这些雀鸟有着不同大小的喙。他意识到，不同尺寸的喙部是由不同的生存环境决定的。例如，长有大喙部的雀鸟可以啄开坚硬的种子，因此可以在大达夫尼岛遭遇干旱时存活下来，并且实现数量的激增。看起来，喙部的尺寸是一种使得每个种类的雀鸟可以更加适应各自生存环境的演化特征。
“喙部就是工具。”雷切尔解释道。此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孔查德佩拉，搭上一辆红色皮卡汽车，坐在后车厢（我们的身上还在滴水，司机不想让水毁了她的座椅）。我们在一家名叫El Tundel de Mayra的小咖啡馆停下来用餐，继续我们的讨论。她实验室的同事林赛·卡尔加入了我们，一起享用了一顿酸橘汁腌鱼、炸薯条和可口可乐大餐。林赛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已经把这些南美洲的岛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过去的5年中，林赛待在科隆群岛的时间超过了1年。她即将成为第一位依靠在科隆群岛进行的研究而获得海洋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她耐心地向我解释了在这些岛屿上交换是如何进行的。几周之后，当我回忆起我们之间的谈话时，我才意识到她仿佛在为我讲授经济学基础课程。
“工具使专业化成为可能，”林赛解释说，“当你变成一个专家，而且其他人也开始钻研于某一专门领域时，你就缩小了你的工作范畴，减少了你面对的竞争。”
她讲的东西听起来像是关于达尔文的雀鸟，但也有可能是关于亚当·斯密笔下的屠夫。达尔文和亚当·斯密都生活在苏格兰，并受到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影响。达尔文甚至还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
在《国富论》的开篇中，亚当·斯密讨论了劳动分工。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正来自对交换的喜好。亚当·斯密相信，劳动分工使社会中产生了专家。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当一名屠夫，我们只需要在想吃牛小腿肉的时候去找屠夫买就可以了。与之相类似，当屠夫牙疼的时候，他会去拜访牙医。屠夫和牙医都需要工具，而需求正是发明之母。屠夫需要切肉刀切肉，牙医需要口腔镜才能检查患者的口腔。专业化带来了对工具的需求以及工具的发展——从鸟喙到切肉刀再到口腔镜。而有一种工具，或许恰恰为货币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最早的“掌上电脑”
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出生于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但在科学信仰上却是查尔斯·达尔文的信徒。1926年，路易斯·利基来到肯尼亚，在东非大裂谷中的埃尔门泰塔湖附近进行挖掘工作。3年后，他的团队发掘出一系列手斧，这些手斧据推测可能有50万年的历史。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多个挖掘地点，都曾经出土过与之相类似的、有着数十万年历史的两面手斧。1931年，利基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发现了一把有着120万年历史的手斧，这把手斧今天收藏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这把手斧由一块厚实的响岩——一种绿色的火山岩——制成，通过用圆形的卵石敲打而成。手斧呈泪滴形，末端尖锐，刃有锯齿。尖锐的末端可以像钻头一样在地上挖洞，而锋利的刃部则可以用来攻击动物，像一把原始的切肉刀一样切开动物的皮，或是用来剥树皮，甚至在山洞的墙上作画。
从这些古老的手斧身上，我们可以推断出更多结论。第一，这些手斧的历史比人类这一物种还要悠久，因为现代人类——智人的历史仅有20万年而已。第二，这些工具的出现说明它们的制造者已经有了创造的能力。第三，工具制造者可以使用手斧作为一种货币。第四，手斧可能部分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进而为人类的大脑提供更多的能量，最终引发了货币的出现。
对灵长类动物社会性行为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祖先就是群居生活的。他们最终意识到，合作可以增加自身生存的机会。为了促进合作，他们在不同的领域成为专家，形成了劳动分工：有的成了捕捉猎物的猎人，其他人则负责抚育儿童。手斧的出现可以让猎人更容易杀死并处理更大的猎物，并以此为更大的族群提供营养。米塞斯认为，劳动分工和合作“是人类在生存斗争中最重要的工具”。
制作手斧要求制作者有认知能力和娴熟的技巧。距今约17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直立行走，通过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在觅食时节约更多的能量。气温下降了，森林也在减少。直立行走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搜寻猎物，在开阔的草地上获得更好的视野。用两足运动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我们的祖先解放出了双手，他们开始用新的方式来使用双手，比如制造工具。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考古学家约翰·霍弗克在他内容翔实的。
著作《头脑的风景》中写道：“人类发展出了一项极为不寻常的能力：将头脑中的信息在外部世界呈现出来。这种能力很可能是两足行走和罕见的肢体分工的间接产物。这也最终构成了思维的基础。”如同在大理石上雕刻出雕像的雕刻家一样，我们的祖先一定也在制造出手斧之前，就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了手斧的形象。随着工具制造者的大脑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复杂，他们制造出的工具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斧子在漫长的岁月中被改进了。设计者们会将如何制造手斧的知识传授给学徒。在考古发现中，越晚期的手斧就越薄，并且使用多种原料制成，工艺精湛。大部分斧子都体现出对称性，而这需要制造者精心的准备和丰富的经验。这有可能意味着制造者有着审美情趣。
一些学者认为，手斧有着象征性价值。由于人们的大脑可以进行象征性思维，这些工具就能够成为可以用来交换的物品。要每个人自己制作自己使用的手斧，这是不太可能的。专业的工具制造者可能会用手斧来换取其他物品，比如原材料、食物和安全的住所。发掘出手斧的地域十分广泛，这意味着它们的使用范围也十分广泛，有着强烈的需求，也有交换的价值。学者们甚至认为，手斧可能成了一种仪式性的艺术品或是货币。人们发现了很多大到难以握住的大斧子，这些大斧子可能是一个人财富、地位或保护亲眷的能力的象征。拥有巨大的手斧甚至可能会帮助一个人吸引配偶。
如果我们最早的祖先已经可以制造手斧，那么或许他们也拥有了其他工具，比如语言。一项研究记录了考古学家在打制手斧时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大脑中负责制造工具的那一部分，恰恰也是负责理解和处理语言的那一部分。如果你能够制造工具，那么你也能够组织语言。像手一样，声道也是帮助人类将想法外部化的一种工具。我们很难弄清楚，我们的祖先究竟在什么时候掌握了说话的能力，因为声道的组成器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无法留下考古学证据。
手斧还改变了我们旧石器时代祖先的饮食。考古学家们曾发掘出在旧石器时代被宰杀的大象、其他大型猎物以及淡水鱼的遗迹。在其附近则发现了包括手斧在内的工具，发现这些工具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人们加工处理这些动物尸体的地方。在英格兰泰晤士河附近就曾发掘出数把手斧。湖泊和河谷提供了淡水，而淡水不仅会吸引早期的人类，也会吸引动物。我们的祖先很可能躲藏在附近树林中，追击猎物，获取它们的肉和皮毛。在早期人类的食谱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素食，而正是手斧可以为他们提供肉食。在早期人类的发展史和货币的形成史上，食用肉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肉食可以提供比植物更丰富的热量。在发现了火之后，我们的祖先可以烹饪肉食，并使之成为饮食的重要部分。储存和烹饪食物的技能可能促使了我们祖先胃部减小。要知道，人类胃部在身体中的相对比例仅仅是其他灵长类动物的60%。而肉食比重的增加则为大脑的发展提供了能量。我们的大脑需要大量葡萄糖，其所消耗的能源占整个人体的20%，大约有12瓦特之多，几乎可以用来点亮一只灯泡。然而，我们的大脑并非一直这么大。我们最早的祖先的化石表明，他们的头腔毫无疑问地要比现代人类的小。
除了人类的饮食之外，还有多种因素促成了人类大脑的发展。其中就有气候和竞争因素。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四处迁徙，各地发掘出的人类遗骸和手斧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北方的寒冷气候到非洲的干旱气候，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史密森尼博物院根据海洋沉淀物判断了地球各地的气候情况，并将各地不同的气候情况与早期人类的脑容量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160个颅骨，博物院发现，早期人类的脑容量在距今80万年到20万年前之间迅速增加，而距今20万年前正是智人最终形成之时。就在这一时期，地球也经历了数次冰期。其他一些人则提出，我们的大脑变大是在社会竞争中需要争夺更多的资源导致的。
大脑的发展引发了意识的觉醒和象征性思维的出现，而正是这些导致了货币的出现。
象征性思维
1879年西班牙北部，8岁的玛利亚·桑萨·德·桑图奥拉和她的父亲在桑坦德以西的阿尔塔米拉散步。她独自冲在前面，钻进了附近的一个山洞，结果在山洞的洞顶发现了令人惊奇的画作。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这里的壁画大约完成于13000年之前，穿越了许多个世纪。壁画内容包括15头野牛和其他一些大型动物。这些画是用矿物氧化物完成的，还着了颜色。画面生动细致，有些甚至带有三维效果。这些画作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有许多人指责玛利亚的父亲——业余考古学家马塞利诺·桑萨·德·桑图奥拉伪造了这些画。人们当时认为，我们远在石器时代的祖先没有能力绘制出如此复杂的画作。最终，这些壁画的真实性得到了确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这里的壁画列为世界遗产。
自那以后，考古学家们陆续发现了100多个绘有壁画的洞穴，其中的画作均创作于距今4万至1.2万年前。如同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一样，有一些壁画也是彩色的，其颜料由矿物氧化物和血液或其他液体调制而成。有些画是用木炭画成的，有些则是用骨头在墙上画的。
人们还在这些洞穴中发现了一些手工制品，例如用象牙和骨头制成的珠子，以及乐器和武器。超过90%的旧石器时代长矛都带有装饰。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洞穴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有着丰满胸部的女性的小雕像，这代表着旧石器时代人们对生育主题的重视。
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品中，常见的描绘主题包括大型动物、丰满的女性和三角形的外阴，这些形象很可能象征着食物和性。我们很容易注意到，男性的形象通常不会出现，女性和女性生殖器的形象则十分流行，这突显了繁衍在早期人类眼中的重要地位。当然，并非所有女性都是丰满的，但有95%的女性形象被描绘得十分丰满。因此，考古学家们推测，体型较大的女性可能是多产、健康和抚育后代的能力的象征。一项研究分析了超过55个旧石器时代女性形象的腰臀比例，发现她们的腰臀比例平均为0.655。而根据对现代男性的研究，现代男性认为最具吸引力的腰臀比例几乎就是这一水平。因此，如同今天的泳装模特一样，旧石器时代艺术品中描绘的女性形象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理想形象。
在考古发现中满是我们的祖先试图将思想外在化的尝试，比如装饰性的手斧。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7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早期人类将思想外在化的能力，他们具有高度的创造力，而这样的创造力将改变一切。人类可以记住自己看到的野牛形象，随后再将其艺术地表现出来。这种将思想体现在现实世界之中并创造艺术的能力，是人类独有的。
所谓文明，就是“在大脑之外对形象的积累”。无论是手斧还是钱币，这些东西的创造都始于人类头脑中的构思。这些头脑中的构思以形象和思想的方式传递给其他人，而他们可以改进这些形象和思想，并且传承给后代。人类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分散的神经网络，而工具可以让人类团结一致地进行合作，就如同一个蚁穴中的蚂蚁一样。交换作为一种演化的推动力，始于细胞层面，最终进入了社会层面，造就了“超级大脑”或者社会的集体意识。霍弗克观察到：
意识就是超级大脑：由头脑中创造出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象征意象造就的大脑的集
合。虽然超级大脑由诸多单独的大脑——它们每一个都是生物演化的产物——组合而成，但超级大脑表现出的特性是生物演化过程中前所未见或非常罕见的。
特性之一就是人类可以将思想在社会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到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时候，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人类已经有了进行合作和用新的工具促进合作的新方法了。在花费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之后，创造货币所必需的两个要素已经就位了：合作和象征性思维。
人类意识到，合作可以增加自身生存的概率。此时，他们已经可以创造一些象征性工具和社会工具来达成他们的生物性目标。正是这种能力将能量的货币转化为商品的货币（C→C），并最终被人类转化为铸币和纸币（C→M→C）。这些价值的象征物代表了它们可以交换得到的东西。人类大脑的创造性最终使人们可以在发挥货币功能的象征物上加以艺术化——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的钱币上，都能找到各种符号和标志。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在岩洞里作画，我们今天则在货币上作画。
这趟科隆群岛之旅，使我可以一瞥货币这一较为现代的工具的生物学起源。正是这片群岛启发了达尔文，让他意识到自然选择影响了所有物种。也正是在这片群岛上，雷切尔为我揭示了自然界中无处不在的交换，以及所有生物体是如何彼此依靠而得以生存的。
接着，我拜访了科隆科学中心。该中心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岛，由UNC和厄瓜多尔的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合作创办。在这里，我遇到了更多生物学家，他们分享了更多的有关交换的例子。我和实验室技术总监在海洋生物实验室的木质高脚凳上坐下来，我随即用问题淹没了他。他则简练地回答我：“如果交换可以帮助生物体生存下来，那么它就一定是演化秘诀的一部分。”
人类意识到，合作会在演化过程中为自身赢得优势。因此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工具来促进合作，比如语言和手斧。人类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具来方便交换与合作的进行，并最终增加我们生存下去的机会。在数千年的时间中，货币形态的不断变迁正是为了使交易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最初，工具帮助我们交换能量。对大部分生物体来说，营养物都是它们进行共生交换的关键。随着人类可以生产出超过他们自身需要的物品，摆脱了勉强糊口的境地，他们开始交易诸如盐和大麦之类的食物。这些商品货币不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它们可以直接满足生存所需。当我们的大脑具有了进行象征性思维的能力，人类不再仅仅交换食物，还会交换其他工具，诸如手斧、长矛或农具。这些物品是从最本源的生物演化需求——进食和生存——中抽象出来的，它们是那些被它们取代的交换对象的象征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象征性思维与“超级大脑”可以在更多的物品上发现价值。他们开始意识到，应当创造出一种可以被全体人类共同接受的通用工具。最初的商品货币变成了金银，最终变成了铸币、纸币，乃至数字货币。货币工具逐渐从其在生物演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抽象出来。唯一可以限制它的只有我们的想象力，以及赋予我们想象力的器官。
[1]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2]苏斯博士：美国著名儿童文学家、教育学家。 ——译者注
[3]原文为on a boat, with a goat, in a hut, and in the gut，其英文韵律常见于儿歌。——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