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北半球的很多地方都能发现鲟鱼的踪迹，但论数量和品种，哪个地方都不及里海。带有少量盐分的水质使这里集中了最丰富的鲟鱼种类，其中包括三种生产最顶级鱼子酱的鲟鱼：贝卢嘉鲟、俄罗斯鲟和闪光鲟。
这些灰色的大家伙从脊背到腹侧都长满了坚硬凸起的鳞片，吻尖平扁，口小且处于下位。不用奇怪它们个个长得像史前动物，因为它们的确跟恐龙出现在同一时期，其长相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
每年春天，这些古老的鱼种就会离开里海，开始一场冒险的旅程，前往各条支流产卵。有的沿着通向阿斯特拉罕的伏尔加河逆流而上，有的往东游进哈萨克斯坦的乌拉河，或向西前往阿塞拜疆的库那河。无论游向哪条河流，两岸都有数以千计的渔民严阵以待，他们撒开大网，如同漂浮的屏障，寄希望于能捕捉到一条满腹鱼卵的成熟雌鲟鱼。
鲟鱼卵并不都是一样的，每种鲟鱼卵各有特点。贝卢嘉鲟的鱼卵差不多有珍珠那么大，吃起来有黄油的味道，所以售价也是最贵的。俄罗斯鲟的鱼卵相对小一些，其中被打上“奥斯特拉”标签的鱼卵味道最为鲜美。体型较瘦、类似流线型的闪光鲟的鱼卵晶莹透亮，就跟它们的名字一样闪闪发光。俄罗斯人也喜欢里海其他一些鲟鱼的鱼卵，比如说裸腹鲟和小体鲟，它们的鱼卵颗粒很小，在西方很难见到。
在已知的27种鲟鱼中，有很多能生产品质优等的黑鱼子酱。实际上，19世纪国际市场上的大部分鱼子酱并非产自里海，而是来自流入大西洋的大小河流。1913年夏天，当赫列勃尼科夫从圣彼得堡回到家乡阿斯特拉罕时，这个里海边的港口城市才刚刚取代美国新泽西的德拉瓦河成为世界鱼子酱的主产地。
直到那时，大西洋鲟和铲鲟的鱼卵仍是全球大部分地区鱼子酱的加工用料，尽管论质量无法跟里海鲟鱼卵相比。随着美国水域中的鲟鱼被捕捞一空，为了保证欧洲市场的鱼子酱供应，各地的鱼子酱商人潮水般地涌入阿斯特拉罕，他们很快就建起了罐头加工厂和捕捞船队。
等到苏维埃在1917年建立政权时，阿斯特拉罕已经成为全球鱼子酱产业的龙头老大。苏联政府通过国有化吞并了大大小小的家族式企业，他们起初缺乏经验，鱼子酱不仅产量一落千丈，而且其加工质量远远不及罗曼诺夫王朝时的标准。不过等到国有企业掌握了鱼子酱的制作加工技能后，其出口量很快就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苏联政府虽然只注重于单一的、规模化生产，但却能有效地将鱼子酱的质量保持在较高的水准。
然而，随着苏联在1991年解体，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一统的鱼子酱工业也随之分崩离析，领导者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权力的瓜分和重建方面，鱼子酱国有企业的缮后工作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于是，仅仅用了一年时间，鱼子酱贸易便重新回到私人大企业的掌控之下，原本属于国有的船只和加工设备一股脑儿地成为了新一代鱼子酱商人的私有财产。这些鱼子酱新贵们都以为里海里依然生活着大量的鲟鱼，叶甫根尼·奥普特卡就是其中一个乐观主义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失去了在建筑行业的工作机会，他不得已转行从事鱼子酱贸易。随着俄罗斯各地的工厂纷纷关闭，他在原来的行当中已经完全看不到未来，可是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他尚未满30岁，一头金发，脸庞清瘦，一双蓝色的眼睛使得他的肤色更加白皙。他试图做长途贩运的生意，将土耳其和迪拜的廉价商品运回俄罗斯贩卖。到国外转了一圈后，叶甫根尼觉得这一行既辛苦，也赚不到多少利润。与其在外面打拼，倒不如在家乡寻觅商机。
他住在阿斯特拉罕，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鱼子酱工厂，仍在生产这种全世界都想要的产品。他买下几箱，乘坐火车将它们带到莫斯科，结果一天之内就全部卖光。很快他就搞到了一份国外客户的名单，考虑到莫斯科路途遥远，他开始通过航运直接将鱼子酱从阿斯特拉罕发往欧洲和美国的分销商。截止到90年代末，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合法身份且小有名气的鱼子酱供货商，他名下的卡伦—TM有限公司拥有自己的鱼子酱品牌。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叶甫根尼开始往上游发展。他买下了几搜捕捞船、一整套的捕捞设备和一个罐装车间，然后雇佣渔民在伏尔加河流域捕捞鲟鱼。他手下的350名公司职员都是在阿斯特拉罕当地招募的，办公地点是阿斯特拉罕市中心一幢昔日鱼子酱商人用过的房子。他找来以前搞建筑时认识的朋友替他装上空调，这样就再不用担心阿斯特拉罕难熬的酷夏，办公室摆满了他收藏的古董茶具。生意如此兴隆，他也有钱送他的两个女儿去读伦敦的贵族学校。做了10年的鱼子酱贸易，他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鲟鱼物种的生生不息之上。
我从境外商人那里听到不少对叶甫根尼的夸赞，当我在阿斯特拉罕见到他时，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喜欢他。和许多1991年后进入这一行当的俄罗斯人不同，他没有把自己变成《教父》中的角色--没有粗金项链、没有五大三粗的保镖，也没有盛气凌人的流氓腔调。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穿着一条褪了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牛仔衬衫，正在往电脑里敲字。
对于西方的进口商来说，鱼子酱贸易已经成为一种风险极大的赌博，不断地被俄罗斯供货商骗走钱财，合同上写着新鲜的贝卢嘉鱼子酱，可是实际收到的却是已经变质的闪光鲟鱼子酱。这是赚钱的捷径，但叶甫根尼早就下了决心，他视鱼子酱为毕生的事业。他坚信，留住客户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信守诺言，给他们想要的。
不过，即便有这种想法，将鱼子酱运出俄罗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海关人员经常以各种名义扣留货物，目的是收取贿赂。经年日久，叶甫根尼学会了如何跟官僚们打交道。如今，他的固定客户包括了德国最大的鱼子酱连锁店Dieckmann & Hansen以及纽约发展势头最猛的鱼子酱经销商Caviarteria。
在阿斯特拉罕，叶甫根尼的公司还只是一个小玩家。“这是个大鱼吃小鱼的残酷世界，”他说，“你必须做大才能活下去。”可是，正当他计划在纽约开办一家分公司的时候，俄罗斯政府宣布要取缔所有鱼子酱的出口交易。90年代初期，俄罗斯对鱼子酱的管理处于真空状态，任何人都可以捕捞鲟鱼，任何人都可以出口鱼子酱，叶甫根尼也正是在那时得以起步。
但是，任意捕捞使得里海的鲟鱼资源大大减少。迫于国际环保组织的压力，莫斯科同意采取管制措施。叶甫根尼了解到，所有鱼子酱供货商都必须取得政府发放的执照，才能将鱼子酱出口到国外，而且每磅的售价不得低于500美元，比在国内的价格高出了10倍。这只是一系列新规定中的一条。
在2000年春捕捞季开始的时候，俄罗斯政府意识到仅靠出口执照不足以杜绝鱼子酱的走私，于是干脆出台了限制捕捞的政策。近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敦促政府根据现有的鲟鱼数量最大化地限制捕捞。叶甫根尼得知未来可捕捞的总量只有500吨，且只对少数有实力的鱼子酱供货商开放，他们必须通过竞价拍卖的方式来得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份额，然后根据所得配额上交每年的捕捞计划。叶甫根尼决定孤注一掷，必须成为这场竞争的赢家，如果得不到合法的捕捞配额，那就意味着被扫地出门。
拍卖的这一天，大鱼子酱商无人缺席，竞相加价。叶甫根尼不甘示弱，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毫无退路。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参与了土库曼斯坦的捕捞配额竞价。土库曼斯坦位于里海的东海岸，该国仿照俄罗斯出台了同样的限制捕捞政策。叶甫根尼在两场拍卖会中均取得了胜利，一下子拿到了两分配额。现在，他的公司成为了被批准依法捕捞里海鲟鱼的12家鱼子酱供货商之一。
叶甫根尼胸有成竹，以为这样就能让他跻身鱼子酱的大玩家之列。可是到了2000年5月，捕捞旺季刚进行到一半，他的期望值就一落千丈。他不但没有尝到成功的喜悦，反倒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告诉我，他开始只担心能不能捕捞到足够多的鲟鱼以收回在配额竞价上的巨额投资，并且也估计到政府的新规未必能完全杜绝非法捕捞，可是当收到每日报表时，他还是吃了一惊，他的船队捕捞到的鲟鱼数量远远少于他的预期。尽管他还没有到恐慌的地步，但也不禁注意到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一家名为Russkaya Ikra的公司正在解雇加工厂的所有雇员，因为已经没有鱼卵用来加工和包装。
他同时听到传言说，设在阿斯特拉罕的一家亚美尼亚公司因为货源不足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即将宣布破产。接下来几天的报表仍未改观，叶甫根尼很清楚，除非出现重大逆转，他不可能捕捞到配额规定的鲟鱼数量，那也就意味着他的投资打了水漂。局面并非无可挽回，但就需要争取到更多的权利。按照现行规定，叶甫根尼的渔民只允许在鲟鱼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时方可捕捞，但因为鲟鱼最多每年产一次卵，而且还有很多的鲟鱼尚未游进伏尔加河就已经完成了产卵的过程。既然捕捞有数量限制，而且是用高额代价换来的，叶甫根尼心想政府应该可以扩大范围，允许他进入里海水域捕捞。不过首先他需要征求里海水产研究院科研人员的意见。只有他们能让在里海种捕捞合法化。
刚好，我正要去见研究院的权威鲟鱼专家之一的瑞莎·库杜雷芙斯卡娅，之前我在很多有关里海鲟鱼的科学报章上看到她的名字。里海水产研究院成立于19世纪阿斯特拉罕的鱼子酱淘金热时期，曾经是苏联时代的重要研究机构。但是，像所有解体后保留下来的科研机构一样，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它的处境步履维艰。
接近中午的时候，我和米拉来到这里，门厅里空荡荡的，而且没有开灯，四周一片灰暗。瑞莎的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房间很大，但由于没有任何装饰，显得很空旷，而她就坐在一张旧木头课桌后面等着我们。跟许多俄罗斯科学家一样，她连一台电脑都没有。她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厚嘴唇，宽脸庞，天生好客。
她从事里海鲟鱼研究已经30多年，90年代初她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全社会正视鲟鱼资源急剧锐减的事实，因为她经常深入到渔民中间，掌握到了第一手材料。她很清楚，目前非法捕捞已经达到了规模化的程度。许多捕捞者并非当地渔民，而是祖祖代代以种地为生的贫穷村民，他们对鱼类的生长规律一无所知，无论大小，见鱼就捕，而在达吉斯坦等地，非法捕捞已经高度组织化。在鱼子酱黑手党的操纵下，捕捞船队不分白天黑夜作业，而且配备先进，能够进入深海捕捞。
早在1993年，瑞莎就已经恳求莫斯科方面作出应对措施。她希望叶利钦总统仿效苏联时期的做法，限制捕捞。最终，她的关于鲟鱼现状的科学论文引起了国际环保组织的重视，开始向莫斯科施压。瑞莎的贡献在于促成了俄罗斯政府于1998年在控制鱼子酱出口的国际公约上签了字。
接着，她又成功游说水产管理部门的官僚重新修改规章，将属于俄罗斯里海水系的合法捕捞量从1990年的15000吨减少到500吨。因为500吨的限额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鱼子酱供货商能够合法地捕捞鲟鱼，她以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打击非法捕捞和鱼子酱走私。作为规章的一部分，渔业监管部门颁布了在里海水域捕捞的禁令。所以，当叶甫根尼找到她、请求批准进入里海捕鱼时，她感到十分震惊。在她看来，禁止在里海捕捞跟禁止砍伐森林没有什么两样。当拖网渔船驶入里海时，他们无法分清哪些是待产的雌鲟鱼，哪些是雄性鲟鱼、未成年鲟鱼以及其他鱼种，而且拖网作业会严重破坏海底的生态环境，侵蚀软体动物的领地，而它们是习惯在深水觅食的鲟鱼的主要食物来源。
即使在苏联时期，这个算不上对环境十分友好的国家，也在1962年出台禁令，禁止在其拥有的五分之四的里海水域捕捞。但是，现在里海周边出现了5个国家，即使原先的禁令依然在俄罗斯有效，但也无法保证阿塞拜疆、达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此说来，叶甫根尼的抱怨实际体现的是法律上的不公。他遵守了俄罗斯的法规。他参加了竞拍，得到了合法捕捞权。然而，非法捕捞者以及其他国家未受到法律约束的捕捞者却可以随时随地任意捕捞。
叶甫根尼对瑞莎说，如果放开一些限制，他愿意接受更多的监管，诸如在划定的水域、在规定的时间进行捕捞，甚至保证他的渔民将未成年的鲟鱼放归。但是瑞莎仍然不被说服。作为一个鱼类生物学家，她对鲟鱼现状了如指掌，也知道底线在哪儿。她相信只有完全禁捕才能拯救这一物种。她勉强接受500吨的捕捞限额，是因为她必须做出一些让步才能真正推动政府出台限捕政策。实际上，她并不惊讶叶甫根尼捕不到配额规定内的鲟鱼，她早已预料到了这种危机。
另一件令她担忧的事情是，现行的配额制度只针对鲟鱼，而非鱼子酱，后者才是整个行业的驱动力所在。像叶甫根尼这样的鱼子酱供货商肯出高价换取配额，他们想要的只是鱼子酱。出于这个目的，雄性鲟鱼和未成年鲟鱼对他们来说几乎毫无价值。用渔民的行话说，这些鲟鱼叫“废物”，而满腹鱼籽的鲟鱼被叫做“奶牛”。
瑞莎曾经听说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捕捞船队将捕捞到的“废物”偷偷扔回大海或就地处理，以免被计入配额。这就意味着实际的合法捕捞量远远超过了500吨这个数字，保守估计也达到了上千吨。这样一来，在鲟鱼总量减少的同时，雌鲟鱼变得越来越稀有。“如今，雌鲟鱼的数量只占总量的15%，”瑞莎告诉我，“如果非法捕捞者的对象也是雌鲟鱼，那么它还能剩下吗？”
叶甫根尼是个聪明人，他理解瑞莎的意思。他属于新一代的鱼子酱商人，明白竭泽而渔的道理。他正在建一个鲟鱼养殖场，这也是水产研究院人工繁殖鲟鱼的科研项目。和瑞莎以及其他科研人员一道，叶甫根尼支持俄罗斯政府将鲟鱼列为国际濒危物种名单的决定。叶甫根尼的动机并非完全为自己考虑，他认为配额制至少是打击鱼子酱黑市买卖的一种有效手段，增加了不法商人将鱼子酱走私到境外的难度。
在国外，鱼子酱卖得比黄金还贵。他的公司只是少数几家拥有执照的俄罗斯鱼子酱供货商，与诸如裴卓仙和Caviarteria等国际知名的鱼子酱经销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如果没有鱼子酱可卖，这些合作渠道又有何用？叶甫根尼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现在，每天捕到的鲟鱼数量已经低于最坏的估计。更糟糕的是，捕到的鲟鱼中近四分之三都是雄性鲟鱼。
据他了解到的情况是，那些非法捕捞者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于是他们扩大了捕捞范围，除了鲟鱼，任何有商业价值的鱼种都在捕捞之列，像是梭子鱼、鲤鱼和鲱鱼，甚至包括那些只能晒干了当下酒小菜的银鱼和斜齿鳊。科学家们的恐惧变成了现实。“要不了多久，黑鱼子酱就跟里海无缘了，”叶甫根尼对我说，连语气都跟烧烤师傅迪马一样。话虽这么说，但他并非真的相信这片滋养了俄罗斯几个世纪的海会被捞空。
他会想，也许只是赶上了一个不好的年份；也许这个春季下了几场大雨，导致河水湍急，使得产卵鲟鱼不能按时抵达；也许今年的非法捕捞者用了更大的网，捕鱼量明显增加，从而侵吞了其他人的份额。也许他的渔民没有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他，因为每天通过电话方式收集的报表只是捕捞数字。叶甫根尼认为很有必要派他最信任的捕捞部经理韦尼亚明·伊万诺维奇去三角洲地带开展一番实地调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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