鲟鱼需要足够多的鱼卵，因为对它们来说，繁殖一个鱼苗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小体鲟到6岁时就可以第一次产卵，而像贝卢嘉和卡露伽这样的大体鲟则要长到20岁才能成熟产卵。在捕捞者尚未大规模进入里海海域之前，未成年的鲟鱼有过一段自由自在的青春时光。可是现在，一条鲟鱼的生命通常在它仍是幼仔时便宣告终结。
为了有机会产卵，鲟鱼必须全力以赴，甚至放弃进食。在沿河朔流而上时，它们主要靠消耗体内积蓄的脂肪，注意力全部用于应付外界环境的挑战。未来的几周时间里，它们要每天游上20英里，直到到达那片熟悉的水域。鲟鱼体内的导航系统要求它们每年都回到同一个地点产卵。一条在伏尔加河产卵的鲟鱼决不会出现在库拉河里，尽管这两条都流入里海，也都满足产卵的环境需求。如果河道上建起了水坝，拦住了鲟鱼的去路，那么它们就会原路返回，从此拒绝产卵。
例如，贝卢嘉鲟就因为大坝阻隔了前往一处古老产卵地的通路，从此不再回多瑙河产卵。即便鲟鱼最终到达它们世世代代生儿育女的地方，成功产卵的几率也微乎其微。鲟鱼需要找到石头多的河底产卵，那里的水不太深，但应该有湍急的水流。
对大部分鱼类来说，授精过程并非一件很私密的事情，而鲟鱼却是一个例外。19世纪，一位名叫约翰·A·里德的鲟鱼专家发现，当母鲟鱼抵达产卵地点时，公鲟鱼会辨别出它的气味，游过来跟它一起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公鲟鱼将身体紧贴在母鲟鱼的腹部，在帮助对方将鱼卵排出体外的同时，也释放出精液。如果母鲟鱼在朔流而上的途中没有遇到潜在的配偶，那么它会将腹部在坚硬的石头表面摩擦，寄希望于公鲟鱼随后来授精。如今，随着鲟鱼数量的减少，这样的自然授精奇观已相当少见。
在一天之内，授精的鱼卵会孵化出成百上千条透明的鱼苗，其中绝大多数都会被其他的鱼吃掉，甚至包括鲟鱼自己，还有一些则有可能成为水污染和疾病的牺牲品。即使对那些幸存者来说，在激流的冲击下游回大海也是一件极费体力的事情，所以，很少有一条以上的鱼苗能够完成这一壮举。
尽管如此，古往今来，鲟鱼仍在乐此不疲地执行着这一几乎是徒劳的繁衍使命。难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听说了鲟鱼的故事后，称它们为“碧波中最虔诚的朝圣者”。跟产卵后的大马哈鱼不同，它们在游回大海的过程中，常常会因筋疲力尽而死于奔命，而鲟鱼不仅能活下来，而且开始为下一次产卵做准备。贝卢嘉鲟第二次产卵要等到6、7年之后，其他的鲟鱼则可以每两年产一次卵。作为大自然母亲给与它们的补偿，鲟鱼漫长的一生中最多有10次产卵的机会。实际上，两条成年鲟鱼一生只要产卵一次就可以使这一物种稳定地延续下去，然而问题是，人类的大肆捕捞葬送了这种可能。
19世纪50年代，当法国文豪和旅行家大仲马站在伏尔加河岸观赏鱼子酱大丰收的盛景时，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这是鲟鱼厄运的开始。就像在狼岛的渔屋这样的一个地方，大仲马看见密密麻麻的木桩矗立在河道中央，挡住了鲟鱼的去路。体积稍大的鱼根本无法穿越这道屏障，迫使它们原路返回。在架设于木桩之间的渔网里，一大群鲟鱼在拼命地挣扎，其中大多数是贝卢嘉鲟。
这时候，渔船围拢过来，渔民们用拴着绳索的叉子朝鲟鱼扎去。“不到一个半小时，我们看见有120到130条鱼被捕捞上来，”大仲马赞叹道。从河面到河岸，一条流水线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当渔船靠岸后，工人们开始就地屠宰。这些体积庞大的鲟鱼，每条的重量都在800磅上下。即使在开膛破肚取出鱼卵后，它们中的一些仍在扑腾。“此情此景以及弥漫在空气里的血腥味令人作呕，”大仲马在其文章中写道，但随后却欣然接受了当地人赠与的礼物--从最大的那条鲟鱼肚子里取出的鱼卵，一条鲟鱼的鱼卵可以装满8只麻袋，每袋有10磅重。
由于身大体重，鲟鱼本来就很容易被捕捞，加上正值产卵期，它们的力气甚至不如一条金枪鱼或条纹鲈鱼。“鲟鱼的抵抗能力微乎其微，”曾亲历过鲟鱼捕捞的匈牙利人类学家格扎•德•罗汉-塞马克如是说，“连水草都不如。”这样的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鲟鱼的消极被动却是确凿无疑的。科学家们观察到受伤的鲟鱼会立刻进入一种濒死的状态，也许它们坚信装死是比反抗更好的逃生策略。
但这并不意味着捕捞鲟鱼不需要技术上的改良，在尼龙网发明之前，用棉线或麻绳编织的渔网基本上起不到作用，轻易就会被锋利的鱼鳞划破。早在14世纪，伏尔加河的渔民就已经像大仲马观察到的那样，通过在河中打入木桩将鲟鱼圈入一个很小的区域，但他们必须想办法将受困的鲟鱼捞出水面。鲟鱼是不会主动咬钩的，因为它们的觅食习惯决定了它们不会对悬浮在水中的鱼饵动心。最终，渔民们意识到钩鲟鱼的尾巴要比钩它的嘴巴更容易，而这只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鱼钩。
他们开始在鲟鱼经常觅食的地方进行试验，将鱼钩固定在离河底几英寸的某处。这种鱼钩不是我们常见的J字形的，而是由多个J字形的鱼钩合在一起，貌似一只微型的锚。熟悉多瑙河渔民生活的希腊作家阿里亚努斯曾详细描述过这样的捕捞过程。
渔民们将牛肺绑在鱼钩上方的绳子上，将它投入河中。牛肺可以迅速地地下沉，但一旦被水完全浸泡之后，就能像潜水艇一样悬浮在离河底不远的地方。渔民们将绳子的一头拴在岸边的公牛身上，当一条好奇的鲟鱼游过来打量这艘潜水艇时，它会不停地甩动尾巴，拍打这个奇怪的东西，直到被锋利的鱼钩钩住。其他的鱼也许会拼命挣扎，想方设法挣脱，但大多数鲟鱼却不这么做。一旦发现鲟鱼上钩，渔民们将开始把牛向离岸远的地方赶，直到把鲟鱼拖上岸。听上去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几个世纪里，伏尔加河和多瑙河的渔民用的都是这种方法。
既然这样的一只鱼钩都能钩住鲟鱼，那么用上一百只的效果岂不更佳。随着鱼子酱市场逐年看涨，捕捞的技术也不断地精细化。渔民们用绳子将许多只鱼钩串起来，串成了一条长长的项链，这样一来，鲟鱼在朔流而上时难免会碰到其中的一只。
到19世纪中期，多瑙河入海口一带水域鱼钩密布，鲟鱼捕捞季期间，船只根本无法航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弗拉赛河，仅一家鱼子酱公司就会投放两千多只鱼钩，整条河道处处都是陷阱，即使那些未成年的鲟鱼也一概中招，严重威胁到了鲟鱼的数量。从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官方就不断颁布法令，严禁用这种方法捕捞鲟鱼。然而，即便到了今天，伏尔加河的盗捕者仍然在如法炮制，因为这种方法比用渔网更加行之有效。
如果结合上大仲马所看到的那样的拦河坝，这种致命的捕捞术就更能发挥作用。到了18世纪，伏尔加河及其支流随处可见用一排排木桩构建的屏障。这种人工屏障不仅对鱼类，也对渔民构成了危险。1770年，在沿伏尔加河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俄国自然学家萨缪尔·哥姆林充分领略到了当地渔民残酷的工作环境。
他在写给圣彼得堡科学院的报告中写道，渔民们每隔7-10分钟要潜入水底一次，以便能将木桩牢牢地固定在淤泥中。等他们上岸时，几乎人人鼻血如注，这是因为在水深处受压所致。即便如此，这些人也只是喝上一口伏特加稍作休息，接着重新回到冰冷刺骨的河底。长久以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丧失了听力，甚至视力，还有一些人几年后便会死去。
然而，冒险会带来丰厚的回报。正是这种有效的捕捞术使得鲟鱼捕捞成为工业化流程，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当时的捕捞量十分巨大。哥姆林亲眼目睹到一个小时之内就有250条鲟鱼束手就擒，照此估算，一年的鲟鱼捕捞量约为五万-八万条。一个世纪后，北美大陆西北岸的印第安人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一旦鲟鱼上钩，印第安人喜欢站在独木舟上，用鱼叉叉鱼。后来，他们又用锋利的抓钩取代了鱼叉，可以将鲟鱼直接拖入船舱。
19世纪末，随着用来制作渔网的材料越来越结实，渔民们最终放弃了这种捕捞术。如今，尼龙渔网已经在里海广泛使用。令人好奇的是，只有太平洋沿岸的渔民仍在用鱼钩捕鱼。他们用对付金枪鱼的办法对付鲟鱼，一旦鲟鱼上钩，他们会驾船拖着它跑，一直等到它筋疲力尽，然后将它拖上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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