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捕者之路（三）
在苏联解体之前，在盗捕者发现在自家厨房里也能制作鱼子酱之前，在达吉斯坦人开始争夺里海残留的每一条鲟鱼之前，俄罗斯一半的鱼子酱都来自位于阿斯特拉罕一角的拉斯卡娅鱼子酱工厂。西方的鱼子酱商人总是用虔诚的口吻说着拉斯卡娅。这里就像是一座具有魔力的喷泉，多年以来源源不断地喷涌着鱼子酱。
直到前苏联最后的日子里，很少有外来者亲眼见过这个地方。它的大门几乎从来不对外国人打开，就连裴卓仙或者迪克曼和汉森这样的大客户也休想越雷池半步，80年代之前，它仍以国营里海鱼子酱和威鲟肉干制造厂为外界所知。虽然这座工厂在90年代初已变为私人企业，但当我走进这片昔日俄罗斯鱼子酱工业圣地时，仍然感到激动兴奋和诚惶诚恐。
拉斯卡娅鱼子酱工厂座落在阿斯特拉罕城市边缘，几英里之外就是19世纪伏尔加河畔鱼子酱包装厂的木棚遗址。工厂分布在瓦尔瓦基斯运河的两岸，这条运河就是以伊奥安尼斯·瓦尔瓦基斯命名的。捕捞季期间，满载鲟鱼的船只从伏尔加河驶入运河，将珍贵的货物卸在工厂码头上。拉斯卡娅一词就是“俄罗斯鱼子酱”的意思，但除了鱼子酱，这里每周还会输出成吨的经过腌制、熏制和罐装的伏尔加各类水产。
由于拉斯卡娅出口的商品直接能换来硬通货，所以它是俄罗斯最阔气的工厂之一。从大门到厂房之间建有整齐的花坛和宽阔的林荫道。但是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门口停下时，我却感觉到整个厂区上空都弥漫着一种阴郁的氛围。在前往接待大楼的途中，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径直来到二楼找到了经理弗亚切斯拉夫·米罗诺夫。
见到米罗诺夫时，他正一个人坐在拖船大小的办公桌前沉思，这时，四部座机中的一部响起了铃声，“今年收成不好，”他对着话筒说，“我们手上只有一千四百公斤。昨天送来五六条鲟鱼，只有两三条有鱼卵。要等到水位退下去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没有鱼，我也没办法，实话对你说，我已经开始种茄子和西红柿了。”
米罗诺夫刚刚被提升为经理，他本人就是俄罗斯新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之前他在包装车间工作的时候，政府开始将国有企业转型为私有企业，鼓励员工持股。米罗诺夫预料到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于是他开始从工友手中收购股票，那些人更看重现金而不愿把赌注押在俄罗斯摇摆不定的经济前景上。
很快，米罗诺夫就和几位不愿公开身份的投资人一起，成为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鱼子酱工厂的拥有者。随着自己的身份从一个技工转化为一个商人，他的穿着也发生了变化，他的脖子上、手腕上都戴着纯金的大粗链子，将厚实的身板隐藏在笔挺的衬衫下面。
我们从进门那一刻起就感觉到米罗诺夫其实并不想见我们。在电话里，他倒是答应带我们看一看拉斯卡娅加工包装鱼子酱的流程。可是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这一天没有鱼子酱，米罗诺夫已经将所有的工人打发回家。他承诺过几天会带我们参观厂区。可是当我们按计划再来拜访时，得到的消息依然是没有足够的鱼子酱可以开动机器。
不过这一次，他同意派他的助理尼古拉·谢尔曼诺夫带我们四处转转。这样反倒好，因为尼古拉要比米罗诺夫更熟悉这座工厂。“我从1982年起就在这里工作了，”他耸耸肩说，“我是前任经理。”
拉斯卡娅私有化之后，尼古拉降为车间主任，如今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可能地让这座过于庞大的工厂有效运行。有时，他不得不把活着送来的鲟鱼在池子里养上一个月，等到鲟鱼的数量足够多时才启动整个生产线。1987年，他还是经理的时候，生产线可以从初春一直运行到夏末，每年能产出一千四百吨，而不是公斤的鱼子酱。现在，拉斯卡娅的鱼子酱年产量最多也就六吨。
“以前的管理者严格把关，他们考虑的是未来，”尼古拉说，“而盗捕者只注重眼前利益。你知道现在莫斯科出售的鱼子酱百分之百来自于盗捕者吗？”他并不想掩饰对苏联时代的怀念，至少那时只有经验丰富的技师才能成为工厂的管理者。“鲟鱼是这个国家的骄傲，”他叹了口气。“可是如今我们更关心石油。美国救不了野牛，我们则救不了鲟鱼。”
我们走进生产大楼，尼古拉指给我们看筛分、清洗和腌制鱼卵的屋子。这间屋子比美国一个普通人家的厨房大不了多少，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鱼子酱都是在这里加工完成的。接着我们跟随尼古拉来到空间要大得多的包装车间，以前这里摆满了桌子，工人们靠手工将鱼子酱装进罐子里。
但现在这里除了一台亮闪闪的不锈钢罐装机外，显得空空如也。罐装机能够自动完成以前需要很多工人来做的事情，它可以按设定的量将鱼子酱灌注进传送带上的玻璃小罐，盖盖密封，再通过一个大蒸汽箱进行巴氏消毒。这套设备是拉斯卡娅刚刚从意大利购入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人力。不过，它至今还没用过几次。
机器旁边堆放着成箱的新玻璃瓶，有一盎司、两盎司和四盎司三种容积，分别是红盖、黄盖和蓝盖。我发现其中并没有传统的一公斤装的罐子。尼古拉告诉我，因为没有足够的鱼子酱，拉斯卡娅已经淘汰了这一容量的包装。
离开阿斯特拉罕之前，我们又去了一趟鱼市。弗罗迪亚提到在大厅外面有一家商店可以卖到合法的鱼子酱，整个阿斯特拉罕独此一家。其实这家商店我们路过很多次，只是都没有注意到它--一个小小的铁皮房子，看上去像一个集装箱。透过柜台油渍斑斑的玻璃，我和米拉看见了半片新鲜的鲟鱼和几听奥斯特拉鲟鱼子酱。这种惨淡经营的景象令我想起过去苏联时代商品供应的匮乏。
我们询问可不可以尝一尝，店员很不情愿地找出一把金属勺，用脏兮兮的抹布擦了擦。他从柜台里拿出一听鱼子酱，使劲地想旋开被真空吸住的盖子。发现不管用，他就把罐头举到嘴边，像吹喇叭一样冲它吹了一口气，盖子噗地一声开了。
他用铝制的勺子舀出几粒鱼子酱，似乎并不知道接触到金属会使鱼子酱发生氧化。鱼子酱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黏状物，店员说这是油脂。显然它是从尚未完全成熟的鲟鱼体内取出来的。不过，吃在嘴里感觉口味还是很不错的，何况四十美元一公斤的价格也还可以接受。我知道在艾科雅诺耶花一半的钱就能买到，但关键在于这里的鱼子酱是合法的。
直到我们付完钱后，店员才给了我们一张购买证明。原来，我们刚买下的鱼子酱是渔警没收的赃物。这就解释了它为什么是粘稠的，一定是盗捕者生怕在后面的环节上出问题，所以不等鱼卵成熟就取出来做鱼子酱。在这份购买证明上，我还意外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盖章的部门是卡伦，叶甫根尼·奥普特卡的公司。他有权利出售所有警方缴获充公的东西。
即使有了卡伦公司的章，我还是担心会在机场受到盘问。我和米拉把鱼子酱装在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里面还有几块鱼干，这样就表明我们不想隐瞒什么。我们战战兢兢地来到安检口，不时摸摸口袋里的购买证明还在不在。就在我们磨磨蹭蹭之际，警察召唤我们赶紧过来。我们验完了票，验完了护照，拎着赃物来到候机大厅。没有人打开我们的手提包，也没有人问我们要购买证明。如果我们有这个打算，我们可以在艾科雅诺耶买上十几公斤鱼子酱，将它们带到莫斯科。只要到了莫斯科，我们就能把它们带到任何地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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