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确定比尔斯坦与CITES官僚们的蜜月期是何时结束的，但津巴布韦会议开幕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在这次会议上，所有代表都拿到了一本厚厚的册子，里面汇集了比尔斯坦对每一种鲟鱼的科学描述，包括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生活环境。CITES希望以此为基础，推行它们拯救鲟鱼的策略。
但是，当比尔斯坦把这本册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后，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并不在上面。在他看来，CITES免费拿到了他用了几个月整理出来的研究成果，最起码也应该署上他的名字。通常情况下，科学家做这样的工作是由他们所在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支付酬劳的，但比尔斯坦仍然只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访问学者，他没有薪水，研究经费也少得可怜。
旷日持久地争论鲟鱼应该归于哪一档尤其令比尔斯坦忍无可忍。这些为国际组织工作的人跟前苏联的官老爷们没有太大的区别。他甚至担心他们根本就不在乎里海正在发生的事情。“CITES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他忿忿地说，“他们不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尔斯坦开始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加强联系，后者在美国要比CITES更有执行力。该协会首先必须确认，使用比尔斯坦的DNA检测能否保证非法鱼子酱不会蒙混过美国海关。如果鱼子酱的来源是合法，那么DNA检测的结果应该与CITES签发的通行证相符合。如果未能通过DNA检测，就意味着鱼子酱可能是非法获得的，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有权扣留未通过检测的货物。
然而，接下来受指责的反而是比尔斯坦这一方。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原本提出要购买DNA检测的专利权，但比尔斯坦提出了一大堆要求，迫使对方不得不放弃。“我们和比尔斯坦先生进行了多次沟通，我们想启用DNA检测，但他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比如说在哪里检测、谁来检测等等，”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罗斯玛丽·格纳姆说，“问题主要在于他不想放手，他想把检测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当谈判陷入僵局之后，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宣布将自行开发DNA检测。
但比尔斯坦和德萨勒则声称事情完全不像对方所说的那样。“比尔斯坦是一个很忠诚的人，他不想以个人的名义将他收集的DNA样本出售给对方，”德萨勒说，“再说，DNA检测的专利是属于博物馆的，对方理应把钱打到博物馆的账户上。比尔斯坦对我说，如果我们有了这笔资金，就可以搞更多的研究。”
然而，与比尔斯坦的谈判破裂之后，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现自己陷入两难境地。CITES的鱼子酱监管计划定于1998年4月开始实施，这意味着要在寥寥数月的时间里完成比尔斯坦和德萨勒用了几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作。时间紧迫还只是一方面，到目前为止，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甚至连一个DNA的样本都没有。
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比尔斯坦和德萨勒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不受版权保护的。但是，比尔斯坦和德萨勒只公开了一部分DNA样本，大部分还在他们的电脑里。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DNA信息库，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就无法拿出令人信服的检测手段。
于是，保护协会绕过比尔斯坦找到了德萨勒，希望与他达成合作，但德萨勒斟酌了一番之后也表示拒绝。最终，该机构决定采取公对公的方式，报请联邦政府出面与自然历史博物馆商洽。博物馆方面感到很为难，作为一个公共机构，他们并没有为一项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的先例，更谈不上聘请律师就DNA检测的专利跟另一个公共机构对簿公堂。
再者，联邦政府是博物馆运营经费的主要来源，没有政府拨款，博物馆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方面所能做的就是勒令德萨勒将所有的研究资料上交政府。就这样，出于博物馆的利益考虑，德萨勒给了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比尔斯坦对美国政府充满了怨言。“这个国家自诩为一个自由的国度，但其做法跟苏联没有什么两样。德萨勒遭受了很大压力，险些丢了工作，”他抱怨说。经过这一系列变故，比尔斯坦成了不受博物馆欢迎的人。而由于跟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争端，他也失去了CITES对他的信任。
利用德萨勒交出的资料以及公开发表的论文，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最终搞出了一套DNA检测法。比尔斯坦坚信这套DNA检测法一定会在实际运用中碰壁的，因为德萨勒交出的那部分资料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完备的DNA信息库，通过它得出的数据是不可信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从未获得过有关里海发现西伯利亚鲟的信息，这是他的独家发现，他尚未在任何期刊上读到过这方面的论文。出于一个科学家的良心，比尔斯坦公开指责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检测法存在重大缺陷，之后不久，他便被CITES解除了鲟鱼专家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虽然比尔斯坦的很多同行认为他指出的问题的确存在，但仍觉得他的做法有些过激。即便是初来乍到美国，他也应该了解学术界的行规。他本应保持沉默，和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搞好关系，这样至少能保住他在博物馆的职位。不过，也有一些科学家相当赞赏他坚持原则的立场。
“我们中很多人都太在乎自己的饭碗，” 帕德拉·多卡基斯说，她在自然历史博物馆攻读博士学位，比尔斯坦是她的论文导师之一。“比尔斯坦有自己的原则，如果他认为这是正确的，他会大声说出来，不管这会不会触犯某些人的利益。”德萨勒当然是站在比尔斯坦这一边的，他说：“比尔斯坦从来不知道什么害怕，我只是希望别人不要过度误解他。”
当德萨勒对我说这番话时，他已经有一年半没见到比尔斯坦了。那件事发生之后，比尔斯坦便被清洗出了博物馆。“毫无疑问，”德萨勒说，“他是用对付苏联官僚机构的那一套来对付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但他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比尔斯坦当然也有性格上的缺陷。他我行我素，得理不饶人。不过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德萨勒认为比尔斯坦对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检测法的批评是正确的，多卡基斯也认为这种检测法是不精确的。在他们看来，忽视西伯利亚鲟在里海的存在是一个致命的漏洞。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用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因而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足够完善的DNA检测法。
“他们的数据库远不如我们的完善，”德萨勒说，“想要推出一个可靠的检测法，你至少需要50个贝卢嘉的样本、50个奥斯特拉的笨样和50个闪光鲟的样本。你还需要从不同的水域取样，而他们根本没有做到。”如果政府的检测法不过关，那就意味着他们无法截获非法鱼子酱，相反却有可能误伤合法的经营者。
关于DNA检测的争端开始于实验室，但很快就从科学理论的抽象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中的司法体制。然而，尽管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推出的检测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弊端，CITES拯救鲟鱼的百年大计依然要仰仗这种检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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