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60年代，在将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和联合爱迪生公司告上法庭之前，在创办哈德逊河钓鱼者协会和护河卫士组织之前，鲍勃·博伊尔曾经尝试制作鱼子酱。
鲍勃·博伊尔
他从纽约州沃普兰克的渔民那里寻到了一些短吻鲟的鱼卵，接着找来一篇传授如何制作鱼子酱的文章。他和一位朋友用筛网将成块状的鱼卵分离开，冲洗干净后按比例加入3%的盐进行搅拌。他们将加工好的鱼卵装入消毒过的容器，在冰箱里摆放一周，然后带了一些样品去见那篇文章的作者马尔科姆·拜耶。
拜耶当时是美国最大的苏联鱼子酱进口商，客户包括“21”这样的高档餐厅，他认为博伊尔带来的鱼子酱跟最好的闪光鲟鱼子酱不相上下，于是提出了诱人的条件：有多少收购多少。
受到鼓舞的博伊尔立刻在沃普兰克当地找了几个渔民，跟他们谈了自己的宏大计划。他打算成立一家大沃普兰克鱼子酱公司，买一条大船，几副渔网，每年捕捞1000到5000条大西洋鲟，用其鱼卵加工制作堪比苏联奥斯特拉鲟的金棕色鱼子酱。博伊尔保守地将价格定为每磅鱼子酱10美元，每磅鱼肉50美分，这样算下来，三个月就可以挣到150万美元。渔民们听了他的计划，没人说话，只是满腹猜疑地互相交换了下眼色。
渔民们到位了，还有博伊尔的一位记者朋友，他跟华尔街的投资人关系密切。博伊尔对当时里海的情况很是不满，雄心勃勃地要开发美国本土鱼子酱。但没想到的是，他那位朋友突然病故，用来购买大船和渔网的钱从此没了下落。
护河卫士巡逻艇
博伊尔只好放弃了开办鱼子酱公司的梦想，此后的20多年里他一直感到很后悔。因为作为一名专栏作家，无论他写出多么出彩的文章，也无法引起人们对大西洋鲟的太多关注。不过，他仍然对这种鱼念念不忘，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做一名组织者，而非一位鱼子酱制作大师。
在为《体育画报》执行一项采访任务时，他结识了谢尔盖·多罗肖夫，并通过他联系上了哈德逊河基金会（HRF）。经过长达5年的软磨硬泡，博伊尔终于在1994年说服HRF出资赞助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鲟鱼研讨会，接着他又成为了比尔斯坦领导的鲟鱼学会的理事会成员。
博伊尔认为自己创办护河卫士组织是继承了约翰·缪尔和奥尔多·利奥波德这两位前辈的衣钵，但是，清洁的河水和繁茂的野生动物是用金钱和牺牲人们的便利为代价换来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需要有强大的信仰来支撑，”他说。“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修行者——一个公元300年盘腿坐在柱子顶上的叙利亚僧侣。”
清洁河水需要资金投入。80年代，当他雇佣约翰·克罗宁作为第一名护河卫士时，他自掏腰包支付给这个年轻人一半的薪水。起初，克罗宁只能徒步沿河巡察，直到一位有钱的捐款人愿意支付账单后，他才开上了摩托艇。令博伊尔感到意外的是，摩托艇的下水仪式上出现了几位名人的身影，其中包括NBC的著名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拳击名教头库斯·达马托以及他的弟子迈克·泰森。
博伊尔深知名人会在他与大企业主的博弈中起到制衡和保护伞的作用。名人效应不仅可以招来金钱，也能吸引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而且能给哈德逊河沿岸的护河卫士们增加信心和动力。
小罗伯特·F·肯尼迪
1983年，一位重量级名人的到来令博伊尔欣喜若狂，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F·肯尼迪主动要求担任护河卫士的主检察官。作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小罗伯特不仅拥有其伯父的容貌，也继承了他的口才。博伊尔的斗牛士精神和肯尼迪的法律辩才及明星声望的结合，几乎在一夜之间打开了局面，使得护河卫士成为全美最具实力、最有光环的环保组织。
随着亚历克·鲍德温、格伦·克洛丝、罗琳·布拉考等好莱坞明星纷纷加盟，该组织的年度慈善晚宴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善款捐赠者，也成为纽约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纽约的《谈话》杂志甚至将博伊尔、小罗伯特和克罗宁描绘成护河卫士之父、之子和圣灵，大肆赞扬他们将青蟹、鲱鱼和鲟鱼重新召回哈德逊河的勇气和信心。
小罗伯特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出席护河卫士慈善晚宴
通过小罗伯特，博伊尔募集到了大量资金来鼓吹他的理想，并在法庭上战胜了更多倾倒废料的企业。但久而久之，他却发现他与小罗伯特对于护河卫士发展方向的考虑并不相同，尤其是在成本增加而需要募集更多善款的情况下，两人的合作出现了分歧。
1998年，小罗伯特提出要让护河卫士投资一家瓶装水公司，用产生的利润反哺环保事业，之前好莱坞明星保罗·纽曼正是采取的这种做法。博伊尔担心一旦将护河卫士的身份变成一家企业，就会让别人以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卖出更多的水，于是，身为总裁的他否定了这一提案。
小罗伯特并不甘心，他绕过博伊尔请理事会投票表决，结果提案仍遭到否决。一气之下，他提交了一份辞呈，没想到博伊尔竟然批准了。最后，小罗伯特还是留了下来，并自创了一家名为“卫士泉”的瓶装水公司，这起事件标志着博伊尔与小罗伯特的合作蜜月期已经画上了句号。
威廉·魏格纳
接下来，护河卫士便陷入了小罗伯特与博伊尔阵营的一系列争端之中，从开始的小摩擦发展为1999年的一场正面交锋，起因是小罗伯特擅自雇佣威廉·魏格纳作为护河卫士的首席科学家之一。博伊尔一开始很奇怪魏格纳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远低于行市的薪水，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从1985至1993年间，魏格纳一直是一个走私团伙的主谋，他们将鸵鸟蛋从澳大利亚偷偷带入美国，再将孵化出的鸵鸟拿到市场上出售，根据不同的品种，每只的售价为1000美元到16000美元不等。8年时间里，他们靠这种不法勾当共牟利150万美元，进入护河卫士之前，魏格纳刚刚从监狱释放。
小罗伯特想方设法替魏格纳减轻了罪行，他的理由是，走私鸵鸟蛋的行为并未对澳大利亚的鸵鸟数量造成冲击，而作为一个科学家，魏格纳应该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肯尼迪告诉我，他的家族一向热衷于为魏格纳这样的人辩护，就像他们为黑人和同性恋者主持正义一样，”博伊尔对我说。“我说，‘鲍比，那是一个奇怪的类比。魏格纳是一个罪犯，他因走私野生动物被定了罪。他还涉嫌作伪证，护河卫士不该雇佣这样的科学家，他不能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博伊尔要求小罗伯特立即解雇魏格纳，但却遭到拒绝。这件事又被拿到理事会上讨论。克罗宁坚定地站在博伊尔这一边，但不久他便选择了辞职。博伊尔最终提出了一个方案：如果能将魏格纳清除出去，他愿意让出总裁的位置，否则他也会像克罗宁一样辞职。“我绝不容忍雇佣一个虐童者来掌管一所保育院，”他发誓。但是，小罗伯特毫不让步。
2000年6月，理事会投票表决：13票支持小罗伯特，8票支持博伊尔。博伊尔转身提交了辞呈，同样提出辞职的还有那8位理事以及护河卫士中绝大多数博伊尔的支持者。
博伊尔不是一个懂得使用外交手腕的人，他善于开战，却不知道缔造和平。就连一些中立人士都觉得，在领导护河卫士近20年之后，现在该是他退出的时候了，他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对魏格纳如此斤斤计较。有人用恋母情结来看待这件事情：小罗伯特找来一名科学家，知道博伊尔决不会录用他，于是护河卫士之子自作主张地雇佣这个人，表明了要将护河卫士之父驱逐出这个组织。
小罗伯特主演的纪录片《哈德逊护河卫士》
博伊尔的退出对护河卫士的伤害尚待评估，但该组织在新的领导班子的统帅下仍保持了足够的威力，未来几年中，不下15个计划在哈德逊河谷修建水电站的申请未获通过。小罗伯特也没有忘记为鲟鱼伸张正义，他给联邦地方法官弗雷德里克·布洛克写信，要求严惩因走私鱼子酱而被捕的吉诺·柯楚科。
然而博伊尔却对美国环保运动的发展进程感到失望。“当我孩提时代在新罕布什尔参加夏令营时，我整天在小河里钓鱼、抓青蛙、掀开石头看下面藏着什么，”他在他位于普特姆县的家中说，这里可以俯瞰到哈德逊河。“后来我在为《体育画报》工作时，一边周游各地一边垂钓，我看到了所有对我们的河流和野生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尽管我们被告知说这是文明进程必须付出的代价。整个自然世界似乎正在消失，同样，留给我们为遏制这一进程所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更令他感到遗憾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将环保运动视为“自我拔高、自我扬名和牟利发财的机会，人们更多关注的不是河流，而是个人的权力和荣耀。一切因此而变了味，为了个人利益，他们不再去触碰敏感问题，不再将矛头对准他们潜在的金主。我认为这是一种倒退”。
卓别林《摩登时代》
如今，博伊尔也不再把自己视为一个修行者。“你看过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吗？有一场戏——卓别林走在一条小巷里，一辆卡车从旁经过，车上丢下一面旗子。卓别林捡起旗子去追卡车，试图把它交还给司机。他一边挥舞旗子一边跑上了一条大道，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正在示威游行。于是，他俨然成为了游行队伍的领头人。在下一个拐角处，警察挥舞棍棒冲了上来，卓别林首当其冲地成为被围攻的目标。这就是我的感受。我只是想捍卫我们的河流，结果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在我看来，博伊尔和瓦迪姆·比尔斯坦是同一命运的两个人，而实际上，他们却互相瞧不起对方。博伊尔对比尔斯坦最终放弃了鲟鱼学会十分失望，在此之前两人之间也矛盾不断。“你别想把瓦迪姆跟鲍勃·博伊尔关在同一个房间里，”罗勃·德萨勒曾经这样对我说。
另一位哈德逊河的捍卫者弗雷德·丹巴克在2003年去世。我想象当博伊尔看到哈德逊河碧蓝的河水时，一定会想到当年他与安纳空达的这名清洁工为这条河所付出的一切。也许，当夜晚降临时，他会因梦见鲟鱼而惊醒，重新持枪跃马，披挂上阵，正如他所说，“我不敢想象，鲟鱼比恐龙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它躲过了地球上的一次又一次灾难，恐龙灭亡了，谢天谢地，鲟鱼仍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必须为它做点什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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