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走私者的伎俩越来越隐秘，爱德华·格拉斯开始担心他将无法对付非法鱼子酱的猖獗。然而，他低估了走私者内部的倾轧。
1998年秋，美国在德国的海关办事处接到一个电话，称有一批波兰的走私鱼子酱企图进入美国，这一消息很快就转到格拉斯这里。通风报信者对此次走私行动提供了极为详尽的细节，他建议海关稽查人员密切关注从华沙起飞的芬兰航空003班机上的7名波兰公民，并提供了每个人的姓名。这7个人中有3人是波兰航空公司的空姐，还有两人是华沙警察局的警官。这一走私集团的头目会亲自到肯尼迪机场接机。
格拉斯和其他3名稽查人员，包括一名波兰语翻译，在海关静候这批人的到达。告密者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这7个人毫不费事地就被认了出来。他们携带的16只旅行箱里搜出大约1000磅鱼子酱，价值80万美元。这些鱼子酱显然经过冷冻，但在飞行途中发生了融解，因为货仓里其他旅客携带的含盐溶液侧翻后流进了他们的旅行箱。格拉斯推断这7个人扮演的是“骡子”的角色，只是负责将旅行箱带进美国，他希望找到这起走私行动的幕后主谋。
于是，格拉斯安排其中3个波兰人，带着他们的旅行箱进入候机大厅。不一会儿，两个自称是维斯洛·罗茨比斯基和海伦娜·科斯祖克的人上前跟他们搭讪。双方用波兰语聊了几句，接着罗茨比斯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7只信封，每只信封里装了500美元现金。说时迟那时快，格拉斯和稽查人员蜂拥而上，将这二人扣住。
罗茨比斯基称他只是受别人之托来取货，并不知道旅行箱里究竟是什么，但他解释不了为什么要付钱给对方。经过审讯，罗茨比斯基承认他是为一家名为吉诺国际的鱼子酱进口商工作，这家公司的老板尤金尼乌茨·科斯祖克是波兰移民，正是海伦娜的丈夫。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间，由于对旅客随身携带的鱼子酱重量没有严格限制，吉诺国际利用廉价带货的方式成为美国最大的鱼子酱进口商之一。如今，该公司的客户遍布美国各地，其中不乏像Zabar’s、鱼子酱馆和Urbani Truffles这样的知名零售商。
为了彻底调查清楚吉诺国际的走私规模，经司法部门批准，格拉斯对这家公司座落在康涅狄格州斯塔姆福德牧场的总部进行搜查。由于行动及时，该公司的账本还来不及转移，上面记载了购进和卖出鱼子酱的全部细节。在科斯祖克存放奔驰轿车的车库里，格拉斯发现了几台超大号的冰箱，桌上堆满了盛放过鱼子酱的空罐。有理由相信这次在肯尼迪机场截获的鱼子酱绝非科斯祖克和罗茨比斯基第一次将非法鱼子酱带入美国。但要想证明他们操纵的是一次大规模的走私行动则是一个挑战。
科斯祖克和罗茨比斯基坚称他们从事的是合法生意，而发生在机场的事件只是一个意外，是发货方搞错了订单的结果。作为证明，他们向格拉斯出示了几份CITES签发的证书。他们曾出席过在圣约翰的CITES大会，所以很清楚进口鱼子酱需要特批。看到吉诺国际的CITES证书，格拉斯一开始很吃惊。但是当他仔细研究这些证书，他发现上面的日期与在机场截获的货物不符。
在搜集到更多的细节后，格拉斯意识到这些证书其实是个幌子。吉诺国际的确获得过CITES签发的证书，但从未在进口鱼子酱时使用过。他们只是把证书的封面保留下来，一旦货物出现问题，就拿出真封面假内里的证书蒙混过关。有些谨慎的零售商也会要求看证书，科斯祖克和罗茨比斯基就把未使用过的证书传真给他们一份。除非买家仔细检查日期，否则意识不到是假文件。
不过，若想证实这是一个阴谋，格拉斯必须获得从华沙到斯塔姆福德这一系列事件的关联证据，好在一种最普通的现代科技帮他找到了突破口。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当汽车驶过机场收费站或停在自助收费的机场停车场时，摄像头都会自动拍下车牌号。从康涅狄格州的斯塔姆福德到纽约皇后区的肯尼迪机场，必须经过特里波罗或白石桥收费站。格拉斯调取了这几处的摄像头记录，查找科斯祖克的车牌号，结果发现在1998年4月到11月间，他曾驾驶汽车36次往返于公司总部和机场。对照账本，这一年里吉诺国际共售出了28000磅鱼子酱，价值2100万美元。这些鱼子酱几乎都没有合法证明，通过这一发现，格拉斯知道自己逮住了一条大鱼。
这起案件也揭开了国际间鱼子酱走私网络的一角。凭借其在波兰的关系，吉诺国际擭取了巨额的非法鱼子酱，成为美国最大的鱼子酱进口商。案发时，科斯祖克之所以不在现场，那是因为他正在波兰收购鱼子酱并安排“骡子”将它们带出这个国家。
在7名被捕的波兰人中，安德烈·莱普考夫斯基的身份竟然是华沙警察局的局长。正是利用了他的职务便利，走私者才能顺利地通过海关。同时被捕的卡塔齐娜是莱普考夫斯基的妻子，作为波兰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人员，她招募她的同事利用工作之便携带装满鱼子酱的旅行箱出入境。他们不仅免去了旅费，而且能够在通过海关时免受常规检查。
格拉斯相信莱普考夫斯基不仅仅是一个带货人的角色，被捕当天他是唯一没有拿到装满钱的信封的那个人。由此推断，他与科斯祖克应该是合伙人的关系：科斯祖克负责搞到鱼子酱，莱普考夫斯基则利用警察局与海关的关系，帮助将货物带出波兰。在审讯时，为了减轻罪名，莱普考夫斯基承认整个走私过程是由他一手负责的，但科斯祖克才是这起行动的主谋。最终，科斯祖克被判处20个月监禁，对于野生动植物走私犯罪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刑期。
那么，这些鱼子酱又是如何运到波兰的呢？这意味着从里海到白俄罗斯，再到波兰，有一个走私集团在相互勾结，紧密合作。格拉斯知道他不可能继续深入调查。由于涉及到内部成员，波兰警方决不会让丑闻张扬出去。那些炮制成吨的非法鱼子酱并把它们运到波兰的人的名字永远是个秘密。
无论对于鱼类和野生动物保协会还是CITES来说，吉诺国际一案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然而对于格拉斯本人而言，他并没有觉得有太多的信心能阻止非法鱼子酱的流通。在这起案件中，科斯祖克和罗茨比斯基相对显得比较业余，他们只是想凭运气蒙混过关。即便如此，如果不是有人告密，他们也未必会轻易落网。格拉斯更想知道如今走私者的手段高明到什么地步，没过多久，他在巴尔的摩的同事就发现了鱼子酱行业更为黑暗的内幕。
到了1998年底，鱼子酱行业的乱象变本加厉，即使知名企业也会偶尔浑水摸鱼，借非法鱼子酱获利。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或是因为货源短缺，或是想在价格上有竞争优势。有经验的商人是不会尝试用旅行箱私带鱼子酱的，那样做风险太大，无论对自己还是对鱼子酱行业的未来都是一种致命的冒险。但其中有些商人还是会去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廉价的鱼子酱，然而想方设法为它们谋得合法身份。美国的“鱼子酱和鱼子酱”就是这样的公司。
“鱼子酱和鱼子酱”成立于1995年，正值鱼子酱淘金热的鼎盛时期。创办人是伊朗裔美国人侯赛因·洛拉瓦和他的妹夫肯·诺罗奇，他们联手在马里兰州的罗克韦尔成立了一个办事处。这两人在这一行的年头都不短，但从未见过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鱼子酱。供过于求改变了他们做生意的节奏和风格，如今他们必须跟10多家实力雄厚的鱼子酱进口商竞争，而像裴卓仙这样的商家，可以靠自身的名气把价格抬得很高。“鱼子酱和鱼子酱”迫不得已选择了走廉价路线，这就意味着他们要从盗捕者那里收购鱼子酱。
即使在CITES对鱼子酱贸易实行限制之前，美国商人从里海进口鱼子酱也要获得当地卫生部门的批准。而盗捕者显然不可能将他们的鱼子酱送到政府的卫生部门那里检验。“鱼子酱和鱼子酱”决定用假标签的方式绕过审查，他们在美国印制了俄文的卫生检验合格标志，通过联邦快递发送给里海的盗捕者。这种合格标志其实就是一张圆形的小贴纸，贴在鱼子酱罐头的密封盖上。
当货物运抵美国时，海关人员只需对照一下贴纸上的图案和文字与俄罗斯政府提供的标识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海关通常就会放行。利用这种假标签，“鱼子酱和鱼子酱”获得了大批廉价鱼子酱，能够以比竞争对手便宜两到三成的价格售出。仅用了很短的时间，这家新公司就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进口商之一，其客户甚至包括了美国航空公司和大型生鲜超市。很少有顾客知道这些鱼子酱是盗捕者用伏尔加河被污染的河水在自家厨房里制作出来的。
CITES一系列法规的出台宣告了“鱼子酱和鱼子酱”这种“成功”经营模式的末日。洛拉瓦和诺罗奇知道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如果必须从合法渠道购买鱼子酱，他们就不得不从头再来，落后对手的可不是一星半点。而如果通过中间人私带非法鱼子酱，则很可能落得吉诺国际那样身陷囹圄的下场。所以他们决定不放弃原来的做法，只是稍作调整，制定出一个打着CITES的幌子进口非法鱼子酱的计划。
CITES或许不是保护濒危动植物最有效的方法，但不管怎么说，它所实行的管控措施还是对抑制非法鱼子酱交易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里海的盗捕者必须想出各种招数才能将他们的货物送往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行贿，他们也许能搞定薪水少得可怜的俄罗斯边防警察。但是，一旦货物出了里海地区，他们仍需要找到比用旅行箱走私更稳妥的办法进入美国。于是，土耳其、波兰和沙特等国腐败的环境部门就成了他们的突破口。
1995年，诺罗奇在阿联酋开设了一家名为肯富德的贸易公司。阿联酋一向是各种走私活动的温床，作为多条国际航线的中转站，这里汇集了大量廉价的国际商品，很多俄罗斯人专程来到这里批发货物，俄罗斯飞迪拜的航线也成为了著名的“购物航线”。由于俄罗斯仍缺乏一个将商品送往国内各商店的物流系统，许多私营的贸易公司便承包了这项业务。
他们先飞到阿联酋或土耳其批发各种消费品，诸如窗帘杆和T恤衫什么的，然后带回国内分发到各个大小商店。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商每次都会随身携带几磅鱼子酱出境挣点外快。1998年CITES的法规施行后，他们不得不利用在当地环境部门的关系搞到出口鱼子酱的证明。而对付阿联酋的海关官员则要容易得多，陪他们吃吃喝喝，再塞一把美钞，一切就能搞定。
不过，一张CITES的通行证只是个开头。要想进入美国，还需要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或阿塞拜疆等其中一个国家的卫生合格证明。诺罗奇仍寄希望于用假标签蒙混过关，但到了1998年，这个办法已经不管用了，美国海关开始要求提供全套的卫生检验证书。洛拉瓦私刻了一个俄罗斯卫生检验部门的橡皮图章，有了这个图章，伪造卫生检验证书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洛拉瓦似乎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想到了。然而，他走私的非法鱼子酱数量越大，随之而来的漏洞也就越多。他开始欺骗美国海关，隐瞒鱼子酱货物的实际价值。在填写入境申报单时，一吨贝卢嘉鱼子酱变成了一吨闪光鲟鱼子酱。屡次得手之后，他觉得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欺骗美国消费者。每当手头缺少来自里海的鱼子酱时，他常用廉价的美国铲鲟鱼子酱冒充闪光鲟鱼子酱。
偶尔他也会对买家说出真相，以求跟买家合起伙来共同欺骗终极消费者。例如，他就曾征求美国航空公司的意见，要不要用铲鲟鱼子酱代替闪光鲟鱼子酱，供给飞机上的乘客。而当对方坚持要真货时，洛拉瓦照样给他们铲鲟鱼子酱。实际上，无论航空公司还是乘客都辨别不出这两种鱼子酱有什么不同。
但是，洛拉瓦的做法引起了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注意。1998年12月，巴尔的摩的一名稽查人员要求对“鱼子酱和鱼子酱”的4箱货物开箱检查。当他拿起其中一只罐头时，发现封盖标签的边是卷起来的。他用指甲扣开标签，发现封盖上还贴着另外一个标签。原先的标签上并没有政府部加盖的封印。为了解开这个疑团，他从这4箱货物中各取了一些鱼子酱样本送往俄勒冈的协会总部。基因检测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鱼子酱与阿联酋签发的CITES证书不符。协会当即扣留了这些货物，并展开调查。
洛拉瓦和诺罗奇明知他们受到了怀疑，却仍然不断地向美国进口非法鱼子酱。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注册了另一家公司，并把货物直接发送到迈阿密，选择从那里入境。他们公然指使迈阿密的承运商涂抹掉通行证上的巴尔的摩纳税编号，这样海关人员就无从知晓这些货物与“鱼子酱和鱼子酱”公司的关系。
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次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反应相当神速。1999年3月，当这批货物从迈阿密运达马里兰时，稽查人员已经拿到了搜查罗克韦尔总部的搜查令。他们在冰箱里搜出了这些鱼子酱，DNA检测显示结果与证书上截然不符。稽查人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核对该公司的违法记录，令他们大为震惊的是，洛拉瓦和诺罗奇仅1998年一年就从里海走私了32000磅鱼子酱，价值2400万美元。
在CITES新规实施的第一个年头里，吉诺国际与“鱼子酱和鱼子酱”这两家公司就走私了大约10吨的鱼子酱，超过了当年俄罗斯合法鱼子酱的出口总额。（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