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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子酱【世界第一美食说不清的历史和道不明的未来】

鱼子酱【世界第一美食说不清的历史和道不明的未来】 卡露伽鱼子酱
201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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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鱼子酱不仅仅是美味,那些晶莹透亮的黑色颗粒释放出我们心底对财富和奢华的欲望~

【作者简介】

英加·萨弗隆是美国《费城问询报》的建筑评论员,她主持的专栏“改变天际线”超越了一般建筑评论,通过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建筑与公共空间问题的探讨,触及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角落,由于目光敏锐、文锋犀利,她曾三度入围普利策奖。

 

萨弗隆是当代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的忠实拥趸,当库哈斯设计的“大裤衩”--中央电视台新楼备受争议之际,她主动站出来力挺偶像。“库哈斯将作为让CCTV大楼成为建筑界重磅炸弹的人而被载入史册,”她说。“这个设计传达的信息非常具有震慑力,想想看,大楼顶部的横结构悬在离地面那么高的架子上,再加上整个建筑庞大的占地面积,CCTV大楼时刻在提醒你自己是多么渺小,而它背后代表的这个国家是多么强大。”

 

其实,萨弗隆在建筑评论领域算是半路出家。早年,她是《费城问询报》派驻东欧和前苏联记者,偶然机会,她接触到了鱼子酱黑市交易,因而对鱼子酱的历史、现状、未来及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利益和危机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长达5年的明察暗访,她写出了《鱼子酱--世界第一美食说不清的历史和道不明的未来》一书。

 

该书一经出版便在欧美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纽约时报》给出的评价是:“这本书不仅是一部鱼子酱编年史,更是通过讲述鲟鱼和鱼子酱的故事反射出当代社会的贪婪和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它既是一部自然史,也是一部美食史,更是一部社会史。虽然书中的大部分信息早已为人所知,但萨弗隆借助戏剧性的描写将一切变得栩栩如生…无论对于鱼子酱的从业者还是食客来说,这都是一本必读书。”

前言--鱼子酱梦想

 

俄罗斯鱼子酱的国际声望远远大于该国历史上出产的任何一种珍稀物品。作为一种食材,其地位毫不亚于珍珠、貂皮和金银器皿。--詹姆斯·比尔德

刚到莫斯科几星期,我就生平第一次做到了像M.F.K.费雪描述的那样“吃鱼子酱吃到饱”。1994年,我以《费城问询报》记者身份来到俄罗斯,之前我尝过两次鱼子酱,但都浅尝即止。

 

第一次是我刚入大学。我的丈夫,当时还只是我的一个朋友,带我去格林威治村一家专做煎蛋饼的餐厅。那顿饭真的算不上是什么大餐,但对于一个初到纽约的17岁女生来说,已经觉得够有面子。看菜单时,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鱼子酱和酸奶油的组合上,直到那一刻,我尚未意识鱼子酱会成为我终身所爱。坐在寂静的餐厅里,看着冬日的阳光一点点爬上塑料桌面,我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生怕我点的鱼子酱不合我的口味。

 

煎蛋饼端上来了,周围是一圈酸奶油。在煎得半熟的鸡蛋下面,我看见一粒粒小黑点仿佛在蛋黄中游泳。至于它的味道,我过后就忘了,只记得我吃得一粒不剩。虽然对它的记忆一天天淡漠,但对它的喜爱却在一天天加深。

 

鱼子酱不仅仅是美味,那些晶莹透亮的黑色颗粒释放出我们心底对财富和奢华的欲望。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没能再有机会吃到鱼子酱,但正是这一美食唤起了我对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憧憬,在19世纪的俄国小说中不乏对鱼子酱的描写。

 

在莫斯科再次尝到鱼子酱时,我仿佛感到置身于圣彼得堡的文学沙龙和乡村别墅,那个已经完全消失的世界就隐藏在一粒粒圆圆的鱼卵中间,如同麦当劳的汉堡包可以让俄罗斯人觉得过上了美国的都市生活。在美国,鱼子酱一直是一种抽象概念,而在18世纪初的莫斯科,鱼子酱遍地皆是,甚至能在路边小摊上买到,可惜那个时代已一去不返。

 

一开始,我都是从阿巴特大街的一家食品店买鱼子酱。店员从后面的货架上拿出装着鱼子酱的铁皮罐,上面落满尘土,还依然打着“苏联制造”的标签。前排的货架上堆满了立普顿红茶、欧洲的巧克力及花里胡哨的进口食品,这些被当地人视为真正的畅销货。可是,鱼子酱才是这家店唯一吸引我的东西。

 

接着我遇到了马格莫德,马格莫德来自马哈奇卡拉(1922年前称彼得罗夫斯克港,现为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首府)的达吉斯塔尼,俄罗斯南部里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那里是全球最主要的鱼子酱产地之一。这个肤色黝黑、体格健壮的男人总是穿着一件运动服出现在我门口,胡须未刮,散发着汗臭,像是跟着一支到客场比赛的足球队坐了一夜的火车。

 

我来莫斯科工作的几周后接到他的电话,像我遇到的大多数本地人一样,他在电话里的语气显得很紧张,一上来就自报家门,好像我们是多年的老相识。到我办公室的时候,他变得松弛了许多,这也让我把心放了下来。毕竟时代不同了,这要在以前,如果有人来找外国记者,那多半是持不同政见者、间谍或异想天开的疯子,带来的一定是令你心惊肉跳的故事。

 

而马格莫德带来的是两只扎得结结实实的大塑料袋。他一边咧着嘴笑,一边解开袋子,从里面掏出一只蓝色的大铁皮罐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他那一口明晃晃的大金牙一度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开始误认为这是一罐丹麦黄油曲奇,这在当时的莫斯科也算得上是抢手货,直到我的目光落在了这几个熟悉的字眼上--“优等低盐俄罗斯鱼子酱”。

 

凭借厨师般熟练的手法,马格莫德将罐子启开,出现在眼前的是码放得不留一丝空隙的满满一罐鱼子酱,表面泛着诱人的光泽。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多的一次鱼子酱,我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时,我的俄罗斯助手听到动静,走了进来,她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马格莫德催我们赶紧尝一尝,我们各自舀了一勺送入口中。我用舌尖抵着上颚,将宛若珍珠大小的鱼卵一粒粒顶破,尽可能地让鱼子酱的滋味多停留一会儿。伴随着鱼卵爆破的声音,略微带着一点咸味的油脂和汁液在我嘴里弥漫开来。最初像是有点鱼腥味,但紧接着便化作多种口味和芳香的交织体,令我一下子想起了许多食物,像橄榄、松仁、烟熏马哈鱼…但是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种口感,那种在唇齿之间爆开的感觉。

 

因此我意识到鱼子酱的奇妙在于你的口中,并非在你的胃里。相比于马格莫德的鱼子酱,我在阿巴特大街买的简直就是垃圾,味同嚼蜡,也谈不上什么口感,就像是在吃果冻。所以,我当即买下一公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非法买卖。我付给马格莫德125美元。后来,价格很快就涨到了150美元。但这算不了什么,想想美国人得花多少钱才能在黑市上买到一罐,而且罐子只有掌心那么大。

 

我没有问马格莫德从哪里搞到的鱼子酱,又是怎样偷运到莫斯科,因为我知道这一定是不可告人的秘密。第一天晚上,我又吃下满满大一勺。此后每到中午,我们的饭桌上少不了鱼子酱、俄罗斯薄饼和酸奶油。

 

早餐我也给两岁女儿的烤面包片抹上厚厚的鱼子酱,就连我的丈夫,一个发誓毕生不吃鱼的人,也忍不住加入进来。有朋友到我们的公寓做客时,我用鱼子酱抹饼干招待他们。如果马格莫德下次来的时候,上一罐鱼子酱还没吃完,我们的管家将会把剩下的拿去喂她的猫。我们并非唯一对鱼子酱如饥似渴的外国人。

 

马格莫德和他的同伴们搞到了一本在莫斯科工作的外国人的电话簿,挨个给他们打电话。所以,只要是外国人的派对,主人必然是一手端着马格莫德的鱼子酱,一手端着酸奶油和薄饼从厨房走出来。客人们尽管放开肚皮吃,直到撑得直不起腰。我们认识的一位记者痴迷到这种程度,每到午餐时分就要偷溜回家,抱着鱼子酱罐饱餐一顿后再回来上班。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鱼子酱开始被美国人普遍接受。之前,它一直是美食家的专利,不容易买到,而且普通人对它知之甚少。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贸易开放,情况发生了转变。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里都开办了鱼子酱店,公开出售鱼子酱。玻璃柜台里陈列着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你可以根据价目表决定买哪种。店员将你购买的鱼子酱用冰袋裹起来,放在购物袋里递给你,袋子上通常印着这家商店的标识。

 

不久,无论是在机场,还是通过互联网,你都能买到上等的俄罗斯鱼子酱,甚至在连锁大超市也有卖。在地铁上,你可以听到人们谈论为新年除夕夜订购了多少鱼子酱,在报纸的美食版面可以看到鱼子酱的广告。中产阶层开始认为鱼子酱是他们买得起的一种贵族生活方式,幻想着能够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事实上,鱼子酱从来就不是为大众准备的美味佳肴,决不像一盒巧克力那样唾手可得。令人垂涎的黑色鱼卵产自史前时代就已存在的鲟鱼,这种体型庞大、行动迟缓的水生动物在造物之初就没有考虑过会面临一个工业化捕捞的时代。当它们游经通往里海和黑海的河流时,轻而易举地会被渔民带刺的渔网逮住。如果捕捞到一只成年的雌鲟鱼,获得的岂止是满满一肚子的鱼籽,而是极致的美味和无尽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鱼子酱以稀缺而著称于世,使得我们对它的欲望无以复加。在我们的印象中,它一直是沙皇的盘中餐。在世界各个角落,你只要说出“鱼子酱”这三个字,就足以令人联想到贵族的奢侈和堕落。

 

电视主持人罗宾·里奇每当介绍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时,总说那是“香槟幻想和鱼子酱梦想”。这种联想深深植根于我们的集体想象之中,也不禁勾起我们对俄罗斯这片土地的好奇,毕竟在过去70年中,鱼子酱一直是这个国家独享的奢侈品。

 

在俄罗斯文化的大拼盘中,鱼子酱只是一个亮点。作为一种美食,其做法简单到只需将鲟鱼鱼籽稍稍腌制一下,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统治这个国家的饭桌至少千年之久。也许俄国人通过放大镜从这些魔法小球上看到了自己的化身,所以历史上不遗余力地守护它们,像忠诚的修道士一样控制着鱼子酱的贸易。

 

四个多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规定每年可以捕捞多少鲟鱼,可以加工多少鱼子酱,其中有多少可以出口到国外。苏俄时代的经济体制虽然造不出优质的电视机和美味的香肠,但却能形成对全球鱼子酱的垄断式经营,让腰缠万贯、挑剔讲究的西方客户围着他们团团转。

 

与伊朗一道,苏联完全掌控了20世纪的世界鱼子酱市场。虽然不是环保主义者,但苏联人以其独有的方式使得鲟鱼这一物种能够持续发展,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陷入毁灭性的捕捞和猎杀。多亏了它的政治体制,鱼子酱成为极少部分人的特供食品。

 

难以预言鱼子酱何时会在俄罗斯大大小小的社交派对上最终消失,但随着马格莫德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我想这一天也许不会太远。在里海边的阿塞拜疆,我采访到了一位忧心忡忡的联合国官员,他说我们将成为能尝到鱼子酱美味的最后一代人。当时我觉得这种说法似乎有点杞人忧天,毕竟在莫斯科街头你随处能买到鱼子酱。“是的,商场里的售价是30美元一公斤。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说。

 

在后苏联时代被扭曲的现实环境中,没有人会感到吃惊,如此稀缺的东西竟然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在出售。他的话对我来说犹如一记警钟。鱼子酱走进我的生活纯属偶然,它来得是那么突然,但它的消失却是神不知鬼不觉。虽然我已不再顿顿鱼子酱,但却难以将它忘怀。有那么一段时间,鱼子酱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贵族。我不敢想象缺少了鱼子酱,世界会怎样。但是,也许5年之后,这就会成为现实。我顿时觉得有必要听一听马格莫德从未给我讲过的故事,去发现这种珍贵的美食究竟来自哪里,它还能不能留在这世界上,等我女儿的孩子们出生的时候,他们还能看到或者品尝到鱼子酱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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