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时间捕到59条鲟鱼，这在现今的萨旺尼河可算是一个大丰收了，更为可喜的是，这些鲟鱼中还有一些是嗷嗷待产的雌鱼，它们落网时拼命挣扎，甚至会把鱼卵喷射到你的护膝上。
然而，大部分时间里，捕捞鲟鱼是一件需要苦苦等待的事情，尤其是在产卵过程将结束之际。在死孩子埃迪的那个下午，弗兰克·查普曼几度收网，却一无所获，他回到盖恩斯维尔的实验室，达瑞尔替他脱下护膝，开始忙着做晚餐。
这座蓝灰色的船屋停靠在萨旺尼河的一个码头边，对面一棵光秃秃的柏树树梢有一个鱼鹰筑的巢，从这里往下游走几百码便是下网的地方。这张150英尺长的渔网足以抵挡住湍急的水流，其宽度刚好将河道拦腰切断。
那天下午，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会从远处传来几声莫名的咯吱咯吱的响声。这里的河水里富含单宁酸和有机物质，1867年，年轻的约翰·缪尔从威斯康星州骑行一千英里来到这里，看到的一定是跟现在一样的景象。“黑得像墨汁一样，”他写道，“完全不透明，河面泛着光，像涂了一层厚厚的油漆。”
达瑞尔正打算用烤肉块、米饭和豆子给大家做一顿晚餐，他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厨师之家，说起话来直截了当，从不拐弯抹角。在船屋工作的还有杰米·霍洛威，同样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生物学家，以及一位名叫罗瑞的研究生。
罗瑞是在我之前几个小时刚刚到达这里的，他学的是英文专业，为了偿还贷款而从鱼类和海洋生物科学系得到了这个勤工俭学的机会，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被派到萨旺尼河来追寻一种他从未听说过的大鱼。
杰米在前甲板的两根柱子之间晾起了一张破烂的渔网，这是老式的绳网，网眼很大，10英寸见方。趁达瑞尔烤肉之际，杰米开始教罗瑞如何织补渔网。杰米的嗓音清脆婉转，如音乐般动听。他一边将两个松开的绳头捻在一起，一边说，“所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网到一只短尾鳄。不过，即便落网的是一只海牛，我们的项目也要宣告完蛋。”
“为什么？”罗瑞问。
“因为是濒危物种呀。万万碰不得。联邦政府会把我们赶出这条河。”
“海牛是濒危物种？”
“是啊——其实，湾鲟也是。”
在美国颁布的濒危物种保护条例中，墨西哥湾鲟和体型稍小的短吻鲟是仅有的两个鲟鱼物种，短吻鲟在1973年条例颁布之初就已入选，而湾鲟则是在1991年增补进去的。在全球范围内，过去几百年间很难说有多少鲟鱼物种已经灭绝，也不确定有多少保留了下来。
鲟鱼是拥有众多染色体的动物，正常人的体细胞染色体数目为23对，而鲟鱼则有120、240，甚至500对。这就使得染色体突变的概率大大降低，当然也增加了通过染色体区分不同品种的难度，目前已知的鲟鱼大概可分为24到26种。
据不完全统计，生活在萨旺尼河的湾鲟大约在2500至7850条之间。在萨旺尼河和密西西比河两河流域也曾发现湾鲟的行踪，但数量加起来也就是几千条。湾鲟在外形上至少要比阿拉巴马鲟容易辨认，博物馆的历史档案和图片记载了地球上最少生活过36种不同的鲟鱼，但在1993至1999年间，只发现其中的9种依然在世。
这也就是佛罗里达大学为什么急于向萨旺尼河派驻研究团队的原因。达瑞尔·帕金负责监测水温与鲟鱼代谢率之间的关系。他告诉我，湾鲟很可能是一万年前大西洋鲟析出的一个分支，当时佛罗里达从海底升起，迫使湾流分道，在半岛两侧形成了一个温水带。为地球上最靠南的鲟鱼生活区，墨西哥湾得益于有众多的河流连接着温度相对凉爽的内陆地带，用达瑞尔的话来说，那里成为了鲟鱼的“避暑胜地”。
“很难想象鲟鱼能在这里存活下来，”达瑞尔说。“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萨旺尼河以及其他支流，它们是无法做到的。我们知道，鲟鱼在保持静止的状态下能忍受35度的高温，但如果在这种温度下进行觅食，情况就变得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们对野生世界的忍耐力还了解得不够多。”
这一年的春天，他和杰米在所有捕捞到的鲟鱼身上安装了温度记录仪，这些由电脑控制的仪器能够不间断地跟踪鲟鱼5年内所活动水域的温度。他们还在鲟鱼的胃里放置了分析仪，可以检测到它们究竟吃下了什么东西，这项研究将有利于为人工饲养鲟鱼制订出更接近自然状态的食谱。
弗兰克·查普曼的研究课题仍和去年一样：湾鲟的人工交配和繁殖。不过，弗兰克别想把这样繁殖出来的任何一条鲟鱼放回萨旺尼河。在这个问题上，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政府存在着严重分歧，这也深深困扰着弗兰克。
“其实，早在1992年，他和来自鱼类和野生动植物协会的生物学家吉姆·克鲁格斯顿就已经培育出了几百条鲟鱼，并把它们放回到河中，现在我们捕到的很多鲟鱼都是人工繁殖的后代，”达瑞尔在晚餐时说。“但是联邦政府认为这样做会破坏染色体的稳定性，不仅不能增加反而会削减鲟鱼的保有量，而在我看来，这些鲟鱼是在自然状态下生长的，这一问题并非想象的那般严重。对于一个与某种特殊环境、某一相对封闭的河流系统联系紧密的生物体来说，必须施加某种外力才能促进这一群体的发展。”
“可是鱼类和野生动植物协会禁止你投放鱼苗，那又怎么办？”罗瑞问。
是的，的确很遗憾，”达瑞尔说。“我的意思是，我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但是，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要做，而且必须去做。如果鲟鱼的数量出现了减少的趋势，那么我想哪怕是一些小规模的干预都有可能避免灾难发生。”
“他们甚至不希望看见我们在这里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杰米补充道。“他们想把我们永远赶离这条河，而无视鲟鱼的未来。”
晚餐后，达瑞尔开始测试一种水下听音器，这一由鲁比·哥德堡发明的仪器据说可以追踪到鲟鱼发出的遥感信号。屋子里顿时响起了声呐探测的噪音，杰米连忙将一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
暮色越来越深，夜晚随之降临，河岸的景色渐渐模糊不清，与墨染的河水与漆黑的天际融为一体。在今天早晨来的路上，弗兰克说这里是一个投毒点，我当时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杰米告诉我，墨西哥毒贩的小飞机会趁着夜色将大麻空投到这一带。接货人被称为“萨旺尼雨燕”，他们开着没有任何灯光的快船将货运走。就在我们打扫餐桌时，一艘快船从船屋旁驶过。接着，四周重又陷入一片静寂。
晚上8点，我们乘坐小艇去检查渔网，10点的时候又去了一次。一无所获。我们准备午夜过后再去一次。
10点半，我爬上船屋的屋顶，发现罗瑞正坐在这里抽烟。今夜没有月亮，但天空中布满了星星。我们被不远处的水花声吓了一跳，听上去像是有人往河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又像是水下引爆了一枚炸弹。
“听见没有？”达瑞尔在下面喊。“那是鲟鱼在打挺。”
奇怪的是，迄今我们也没有发现佛罗里达印第安人在此捕捞鲟鱼的迹象，也许他们从未想到在这么靠南的地方会有大量的鲟鱼。但是在北美大陆的北部地区，鲟鱼却曾经是印第安部落主要的经济来源。
那时候正值西欧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鲟鱼已不再是渔民们争相猎捕的对象，鱼肉仍在被消费，鱼卵则被丢弃或拿去喂猪。在德国，鲟鱼肉一度泛滥成灾，很多提供食宿的雇主跟雇工签下合同，每周不少于两天要以鲟鱼肉充当食粮。
当欧洲特有的鲟鱼——波罗的海鲟——开始数量减少时，连欧洲人自己都忘了他们曾经是多么爱吃这种鱼。所以当他们来到新大陆时以为有了新的发现，亨利·赫德逊在1609年给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中称，“这里有大量的鲟鱼，基督徒弃之如敝履，而印第安人却贪婪食之。”
事实上，当欧洲的基督徒刚刚踏上美洲大陆时，他们对鲟鱼、大马哈鱼以及龙虾这些为印第安人所爱的海鲜食物一概持不屑的态度。
1607年，约翰·史密斯船长带领的第一批拓荒者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才不得不全副武装，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煎锅，将几条大西洋鲟赶到浅水里。
史密斯在信中写道：“我们捕到的鲟鱼多到连人带狗都吃不完，其中一些被晾干捣烂，跟鱼子酱、酢浆草以及其他的鱼肉搅拌在一起做成面包。”
在欧洲，随着黑海和里海周边蒙古商人的到来，鱼子酱市场刚刚冒头。赞助开拓新大陆的伦敦公司于1609年向史密斯发函，要求他用船运来几桶鱼子酱，以便出口到波罗的海国家。但是，鱼子酱运到时已经变质，这些拓荒者很快便放弃了这种努力。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拓荒者与鲟鱼互不理会，相安无事。鲟鱼干在欧洲销量有限，用来制作鱼干的鲟鱼大多数来自于新英格兰的肯纳贝克河和梅里马克河。更多的鱼干被运到加勒比海地区，作为甘蔗种植园奴隶们的口粮。否则，没有哪个渔民会费力气去对付这种大鱼，除非它们自己钻到渔网里来。由于它们的骨板会割破渔网，愤怒的渔民们便用木棒将它们打死。
有时，鲟鱼会主动跃进船舱。虽然它们是唯一的水底觅食者，但偶尔也会跃出水面透透气。“每到6月份，夜间在萨旺尼河上行船的人会抱怨被鲟鱼溅起的水花声吵醒，”艾奇·卡尔写道。即使大白天也不消停，它们有时会落到人的腿面上，把渔夫或乘船人吓个半死。1888年的美国渔业协会会刊曾经报道说，在特拉华海湾，“一条硕大的鲟鱼竟然从敞开的舷窗跃入一艘正在行驶中的客轮，结果被船员和乘客们齐心协力逮住。”
在那些日子里，鲟鱼的鱼油被用来做油灯的燃料，而其他部分则被当作肥料。鱼卵可以用作钓鳗鱼和鲈鱼的鱼饵。1820年，一条200磅重的鲟鱼在纽约市场上只卖到20美分。40年后，俄勒冈州售出一条重1250磅的白鲟，成交价竟然只有25美分。
然而，在大洋彼岸，俄国的贵族们却一扫被拿破仑大军击败的耻辱，在西欧的沙龙里引领者一股新的消费热潮。他们不仅带来了对鱼子酱的狂热，也带来了从里海以及欧洲各处发掘到的最新鲜的鱼子酱。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鱼子酱一直被认为太过容易变质而难以形成市场。但是，随着铁路线和航运线的四通八达以及冷藏技术的改进，俄国旅行者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新鲜的鱼子酱，他们也很乐于与当地人分享，教会他们如何地道正宗地体味这一人间美食。
鱼子酱热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曾经受到冷落的欧洲鲟鱼重新升温。不过，由于欧洲本土鲟鱼的数量已经大量减少，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1876年，德国迪克曼和汉森鱼子酱公司的创始人将他们的儿子派往美国，目的是想先声夺人获得特拉华海湾富饶的大西洋鲟资源。
当时，美国东北部的渔民已经在大量捕捞鲟鱼。欧洲新移民们也习惯了吃鲟鱼肉，因为价格便宜，而那些来自东欧的移民更不会忘记这种美食。1857年，纽约开张了一家烤肉店。街头小贩推着车挨家挨户地兜售熏鲟鱼肉，赫德逊河的渔民给它取了个绰号，“阿尔巴尼牛肉”。
终于，俄国和德国的移民开始尝试制作和销售鱼子酱。“纽约彭尼格罗夫的本尼迪克特·布洛姆先生是第一个鱼子酱商人，他于1853年开始出售鱼子酱，”联邦渔业委员会1899年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在最初的很多年里，这门生意并不好做，主要是因为价格低廉，加上人们对这种食物抱有偏见。”
然而，正是出口到德国的布洛姆鱼子酱引起了迪克曼和汉森公司的关注。这家公司开始从特拉华湾的渔民手中收购鲟鱼，由于这里的鲟鱼数量多得惊人，渔民们毫不费力便可坐享其成。一个名叫鱼子酱镇的新泽西小城几乎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引得各路商贩闻风而至。
1880年，阿尔巴尼牛肉成为了一家鲟鱼肉包装厂的商标，不久，每天就有15个车皮的鲟鱼肉从鱼子酱镇运往纽约市。
如此火爆的局面延续了20年，并且蔓延到美国各地，本土的各种鲟鱼均被挖掘出来，诸如大西洋沿岸的短吻鲟、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流域的湖鲟、密西西比河下游的阿尔巴尼鲟和匙吻鲟以及西北部的白鲟。1895年，萨旺尼河的墨西哥湾鲟首次成为捕捞对象。
特拉华湾的渔民吃住都在船上，他们的船屋有着长长的甲板，渔民们便在甲板上宰杀鲟鱼、加工制作鱼子酱。等级最高的鱼子酱被运往欧洲，当地商人贴上“阿斯特拉罕鱼子酱”的标签进行销售。
成熟度不高或品质低劣的鱼子酱则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纽约，酒吧老板将它们作为招揽生意的诱饵，向顾客免费提供鱼子酱三明治。有意思的是，正宗的俄国鱼子酱也会出口到美国，只是它们售价高昂，每盎司要6个美分。
保护法正在酝酿之中，但不到鲟鱼数量——或者准确地说是利润——出现下滑趋势之前是不会马上出台的。
截止到1897年，特拉华湾收获的鲟鱼比1890年巅峰期的5百万磅少了近一半。渔业分析家称“每网的捕捞量”也在减少。
1890年，渔民每次收网平均能收获60条鲟鱼。
1896年，这个数字减少到27条，两年后更是减少到只有8条。然而，捕捞热却并未降温，因为价格在飞涨。
同样是一桶135磅的鱼子酱，1885年的售价是9到12美元，1894年是40美元，1899年则涨到了105美元。
海湾周围仍然聚集了上千渔民，他们捕的是比以前少得多的鱼，却赚的是比以前多得多的钱。
佛罗里达的捕鱼业规模要小得多，但破坏力却丝毫不弱。这里的鲟鱼捕捞始于1887年的坦帕湾，随后向北发展。
1900年，萨旺尼河的鲟鱼捕捞量达到了4万4千磅。然而正是在这一年，美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灾难性的预兆，本该去产卵的鲟鱼第一次没有如约而至。
佛罗里达的收获高峰是在1902年，但这时萨旺尼河鲟鱼的数量已经在减少，渔民们开始背离奥克弗诺基、阿巴拉契科拉等支流，向西迁移。
1914年，美国渔业委员会在对全国形势做总结时这样写道：“甚至在弗农山脚下的波托马克河岸边，都可以见到人们在毫不留情、丧失理智地滥捕滥捞，同样的情况在全国各个地方不断上演。”
那些与这场大丰收失之交臂的企业终于坐不住了，他们纷纷要求政府出台保护措施。迫于压力，美国各州颁布了各种限制捕捞的法规，但却无法改变鲟鱼数量锐减的事实。欧洲人重新把手伸向俄国鱼子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强行中断了交易的可能性。
在美国，大批的渔民、加工厂以及运输船队选择了撤出，一度热闹非凡的新泽西鱼子酱镇变成了一座鬼城，最终化作了一片渺无人迹的沼泽地。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鲟鱼重蹈了野牛、信鸽和大西洋马哈鱼的覆辙。但因为鱼子酱从未成为美国主流食品的一部分，消费者仅限于移民、外国人或权贵之人，所以鲟鱼并不像其他动物那样是由于惨遭屠杀而消失。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水坝的建设和水质的污染切断了鲟鱼产卵的必经之路。
1962年，佛罗里达的两名竞技垂钓者发现一群无路可走的湾鲟在绝望地用身体撞击阿帕拉契科拉河上的拦河大坝。次年，罗伯特·伯吉斯在《户外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庆祝“佛罗里达的鲟鱼狂欢”。从加拿大远道而来的钓鱼者为大家表演了如何对付这些水中的庞然大物，他们在能承受20磅重量的网绳的一头拴上雪橇，鲟鱼一旦咬钩，就会拖着沉重的雪橇拼命地游，直至被赶进事先布好的围栏。这种狂欢一再上演，直到被大坝切断的河流中再也没有鲟鱼的踪影。“最糟糕的是，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些鱼，”当地一家渔具商店的老板说。“它们是如此陌生、如此怪异的鱼，人们只是以捕捞它们为乐趣，我曾看到河岸上到处是被抛弃的鱼的尸体。”
2001年3月，在我前往佛罗里达的一周前，一条5英尺长的大鱼的尸体被冲上科德角的沙滩。起初人们以为是腔棘鱼，一种在地球上消失已久的鱼，只是最近才被科学家发现，然而最终它被证实是一条大西洋鲟。这一事件引起了轰动，《科德角人报》为此做了图文报道，称之为“海怪”。（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