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检察官辛西娅·莫纳科在布鲁克林的办公室可以看到东河和曼哈顿南边的天际线。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距离世贸大厦被撞仅过去了一个月。整个曼哈顿已经灯火通明，但晚霞仍然没有褪去，像在天边涂抹了一圈血色。
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
这间办公室设计得像一条过道，又长又窄，宽度只够放下一张写字台，两边的书架塞满了各种文件，墙上挂着主人的哈佛法学院毕业证书和总检察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签署的嘉奖令，以表彰她在吉诺国际一案中所做出的成绩。
然而这个夜晚，辛西娅却遇到了麻烦，手头的这件特殊的案子令她愁眉不展。埃德·格雷斯此刻正坐在她的桌子对面，同样被失望的情绪所笼罩。“你知道吗？”辛西娅忿忿地说。“我花在这件案子上的时间可能比柯楚科坐牢的时间还要长。”
那天下午，我乘机抵达拉瓜迪亚机场，格雷斯在那里迎候我。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和蓝色衬衫，系着鲜艳的红领带，看上去像是来自纽约证券交易所。不过，被芝加哥的烈日晒得通红的脸膛依然暴露了他作为一名外勤执法人员的身份。
我们出机场时，特勤局人员正严阵以待，准备迎接希拉里·克林顿的到来。2001年10月仍然是纽约的紧张时期，格雷斯要等到这个月的月末才会开始日常的执勤任务。
当我们的车汇入皇后区拥挤的车流时，格雷斯提到了阿卡迪·潘切尼科夫，他相信麦茨·英格斯特罗姆说的没错，潘切尼科夫的28吨鱼子酱或许只是哈萨克斯坦方面寄存在他这里的，他只需要支付售出部分的款项。很多鱼子酱经销商声称手中囤积了大批货物，实际上，他们只是为幕后的大佬做代销的生意。
格雷斯约好3点钟在联邦地区法院与辛西娅·莫纳科会面。由于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布洛克法官的一审判决，柯楚科案的二审听证会将在4点举行。格雷斯预先提醒我这场听证会将会是一场好戏，上西区扎巴尔高档熟食店的律师会就20罐因被扣押而毁坏的鱼子酱提起上诉，这些鱼子酱是1998年柯楚科案发之前扎巴尔从吉诺国际手中购买的。
柯楚科和律师沃尔特·德罗本科仍在起诉扎巴尔没有为这批鱼子酱付款，而扎巴尔也想通过法律途径免除他们的责任。格雷斯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德罗本科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
布鲁克林的卡德曼广场是一座小型的战争纪念公园，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便座落在此。当我们走进6号庭时，布洛克法官刚刚带领陪审团的成员们排练完一起抢劫大案的审理。参加下一次听证会的人员已经到场，坐在前排的椅子上，其中包括辛西娅·莫纳科等几位检察官；埃德·格雷斯等证人；一名英语和波兰语翻译以及此案的原告尤金乌兹·柯楚科。
三名不知身份的妇女从大厅溜了进来，远远地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荧光灯从30英尺高的天花板照射下来，有一种阳光穿水而过的效果：上面是明亮的，越往下光线变得愈加幽暗。
“因为某种原因，你们跟我都不陌生了，”布洛克法官把辛西娅和被告辩护律师安德鲁·博曼叫到跟前说，“我们又见面了。”
“法官大人，我很高兴你还记得我们，”辛西娅说，“但愿能在您手上结束这个案子。”她身材高挑，穿一身黑色的西服裙装，棕色的长发披到肩膀上。作为一名女检察官，她的外表多少有些欺骗性，只有在她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你才能感觉到她的强硬。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案子今天看来无法有个了结，因为布洛克有一件私事要办，15分钟后必须离开。“不过我会在这里留一些问题供你思考，”他说，“这样当我们下次见面时，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格雷斯站在辛西娅身后，背着的双手紧紧攥在一起。而他的老对手柯楚科站在博曼和翻译中间，低着头，灰白的短发盖住了前额。他身体强壮，穿着V字领的蓝色囚服，露出里面的白色圆领衫。他耷拉着肩膀，双臂下垂。我猜测后排就座的某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海伦娜。
布洛克招呼博曼上前一步，提醒他此案牵涉到的健康问题。一审中，他正是因为柯楚科患有糖尿病以及他妻子因应激障碍所出现的精神紊乱，只判了柯楚科20个月的监禁。但他目前并没有从医生那里得到柯楚科夫人的健康报告。
此案最好尽快了结，布洛克说，因为这次的交叉上诉将柯楚科置于面临更重刑罚的危险之中。“我会公开这样说，我喜欢将自己逼入绝境，只是我不打算再判他87个月的监禁。”
“法官大人，如果你想给我布置家庭作业的话，”辛西娅紧接着说，“有一件事我想带到法庭上。我这里有一名受害者。”
大家把目光转向原告席。艾利·扎巴尔和他的律师比尔·沃切特尔占据着第一排的座位。扎巴尔是个面色红润的男人，穿着蓝绿色圆领衫，胸前挂着墨镜。正在点头微笑的是沃切特尔，他个子矮小，同样有一张被晒得红扑扑的脸。
辛西娅简单介绍了情况。柯楚科被捕后，扎巴尔从吉诺国际手中购买的鱼子酱并未移交给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官方也未对此进行没收检查。“实际上，在案发时，这批货物已经存放了很久，”她说。“所以我不认为有人愿意买卖这些鱼子酱。”
布洛克想知道这些鱼子酱最终的下落。“扎巴尔有没有卖出一些？”
“全部的鱼子酱都在外面的一辆车里，扎巴尔想把它们移交给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
“好吧，谁是代表扎巴尔一方的？我刚好还有点时间。”
沃切特尔站起来说，那辆车里有价值59000美元的变质鱼子酱，沃尔特·德罗本科在他的代理人被捕后曾要求归还这些鱼子酱，但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说这是走私品，不能归还。“结果我们成为了受害者，既没有拿到货物，还要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你需要我做什么？”
沃切特尔想要得到政府的免责认定，因为柯楚科和他的律师已经向皇后区高级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理由是扎巴尔至今没有为这批鱼子酱付款。
辛西娅再次声明，政府并未没收这批鱼子酱，所以不存在又没有及时归还的问题。也许各方在这件事上一直沟通不畅。
“抱歉，法官大人，”沃切特尔反驳道。“我不相信是沟通上出了问题。这批货物的确是被政府一并作为赃物处理了，在整个事件中，扎巴尔都是受害的一方。”
辛西娅狠狠瞪了沃切特尔一眼，接着她想知道博曼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如何看待柯楚科起诉扎巴尔一事。“法官大人，我认为对方没有损失，”博曼说。“我不明白对方为何称自己是受害人。他们根本没有付这笔钱。”
布洛克表示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给柯楚科定罪，至于吉诺国际与扎巴尔之间的商业纠纷似乎与柯楚科一案毫无关联。“我被搞糊涂了，我理解鱼子酱世界的确深不可测，但我们还是把精力用来考虑他应该负怎样的刑事责任吧，”他说。“好了，在我离开之前还有其他事情吗？”
辛西娅指出扎巴尔案并不完全是节外生枝。“在因走私鱼子酱被判刑之后，柯楚科先生转身就把他的一名受害者告上法庭，”她说。“他的受害者为此成为这起案件的关联方。不管扎巴尔有没有拿到这批鱼子酱，总之他们没有从中获益。”
刚要起身的布洛克又坐了下来。“如果这算作柯楚科的另一项罪名，我们必须掌握他欺骗客户的证据，这也算交给你们检方的一项作业，”他对辛西娅说。“总之，我不希望这起案件无休止地拖延下去。”
最终的听证会定在11月27日，布洛克匆忙地离开了法庭。翻译小声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讲给柯楚科听，除了偶尔点点头之外，柯楚科毫无表情。在他被狱警带离时，后排的那个女人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但他也没有任何表示。
30分钟后，我和格雷斯来到辛西娅的办公室，这位女检察官仍在为刚才的事忿忿不平。她说扎巴尔常年来一直是吉诺国际的大客户，手中掌握了大量与吉诺国际之间的来往票据，她和格雷斯之前找过沃切特尔，希望得到这些证据。
“没想到德罗本科紧接着把扎巴尔告上法庭，沃切特尔惊慌地打电话问我，‘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她说。“尽管我安抚他有为自己开脱的机会，但沃切特尔今天明摆着是想把责任推到政府身上，这样一来，我们就变成了撒谎者。”
辛西娅开玩笑地对格雷斯说，她成功处理的一系列鱼子酱走私案已经让他出了名，至少让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鱼子酱缉私警察。但现在格雷斯已经离开纽约，而在911事件之后，鱼子酱及其他野生动物走私案的破案率大大下降。与此同时，柯楚科一案又出现了反复，作为此案的检察官，她可能因此黄袍加身，也可能一败涂地。
“你们听见刚才布洛克怎么说了吗？‘我不想给他更重的刑罚，’”她说。“他仍然相信这座城市里没有俄罗斯经济之外的受害者。”
就在我们说话的工夫，在某个地方，无论是在布鲁克林还是皇后区，一辆满载着价值59000美元鱼子酱的车正在车流中穿行。布洛克法官说的没错，鱼子酱世界的确深不可测。（待续）
微信号｜卡露伽鱼子酱
微博号｜卡露伽鱼子酱
你的每一次点赞，我都当成了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