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鱼子酱广告
里海鱼子酱的年产量已经从1860年的4吨增加到了1900年的3000吨，如此飞速的增长注定要付出代价，人们开始注意到里海鲟鱼的存量正在减少。
1901年，伏尔加渔民的请求得到批准，他们既可以在河里捕鱼，也可以前往里海捕鱼，其后果就是鲟鱼尚未成年就被捕捞上来——这是一个物种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的显著标志。
1902年，保罗·莱因布莱希特被德国的迪克曼和汉森公司派往阿斯特拉罕，由于他经历过西伯利亚和德国鲟鱼快速消亡的历史，所以他发现同样的悲剧正在里海上演。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利亚诺佐夫家族把目光投向里海南部海岸，通过谈判，从伊朗官方获得了在那里捕鱼的执照。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彻底打破。战争固然残酷，但却给了鲟鱼一个长达7年的恢复期。
阿斯特拉罕的渔业主们携带着巨款逃之夭夭，截止到1920年，从里海产出的鱼子酱总共不到300吨。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急需硬通货，认为鱼子酱可以给他们创造外汇，于是，来自法国的裴卓仙两兄弟用成箱的法郎换取了里海鱼子酱的独家代理权。苏联政府也将同样的权利授予迪克曼和汉森公司，允许这家德国公司在阿斯特拉罕重建他们战前关闭的鱼子酱工厂。
1927年，经过利亚诺佐夫家族的斡旋，苏联与伊朗签署了友好协定，其中一项就是开放伊朗境内的鲟鱼捕捞，这样一来，整个里海的捕捞业便不再有禁区。
苏联政府实行了很多保护鲟鱼的举措，先是严格控制捕捞和鱼子酱工厂的规模，继而又创建了人工孵化鲟鱼的研究机构。斯大林急于想让鱼子酱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标志，它不仅是俄罗斯的传统美食，也能通过它换取外汇，从而实现将苏联建成工业化强国的梦想。
为了达到垄断经营的目的，苏联的国营企业采取统一收购、统一定价、统一销售的方式，将鱼子酱纳入计划经济的范畴，确保了鱼子酱在国际市场上的奢侈品地位。
但在苏联国内，鱼子酱仍是一种大众消费品。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能让普通大众拥有曾经被王公贵族独享的香槟酒、巧克力、香水、鱼子酱和汽车，只是这些东西不再由国外进口，而是由苏联自己生产。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同志们，生活已经变得更加美好！”
于是，上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的超市和大商场里，一盒鱼子酱的价格只是一包黄油的两倍，每到重要节日来临时，货架上的鱼子酱总是被一抢而空。受政府补贴的餐馆和食堂还出售一种更便宜的鱼子酱三明治——在那些日子里，一个列宁格勒的护士每天上班路上都可以买这样一个三明治，午餐时拿出来和朋友们分享；莫斯科大剧院演出中场休息时，酒吧门前总会排起购买鱼子酱三明治的长龙。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久，鱼子酱终究还是成为一种特权的象征，在苏联时代只有少部分人能够长期得到这份“奖赏”。我的朋友坦娅跟我说，她的祖父是一位部级干部，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或胜利日这一天能领到一份节日大礼。除了特级的萨拉米香肠和巧克力，就是品质上乘的鱼子酱。普通人只能在黑市上买到这些特供食品，而且需要使用外汇或用其他紧俏商品交换。
在苏联时代，鲟鱼研究从未间断过。第一个鲟鱼研究机构——里海水产研究所——创办于1897年里海鲟鱼捕捞的鼎盛时期。经过了一个世纪，它仍然是阿斯特拉罕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不过，之前的研究并没有什么迫切的实际需要，直到毁灭性的灾难降临到前往伏尔加河上游产卵的鲟鱼身上。
为了兴建自己的重工业，苏联政府急需大量的电力，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水力发电。从30年代起，伏尔加河支流上建起了一系列拦河坝。这项浩大的工程因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现为伏尔加格勒）保卫战而中断，但在1955年，伏尔加河主河道上的伏尔加大坝开始动工。5万人用了6年时间建起了这座横跨3英里的拦河大坝，坝体上绘有苏联工人意气风发的巨型壁画。
当大坝主体于1959年完工时，一位名叫伊果尔·巴特塞夫的水产研究员前去欣赏这座宏伟的建筑，结果却发现大约60万条鲟鱼因被大坝挡住了去路，无法到达它们习惯的产卵地。实际上，早在1933年，斯大林就已经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但他发出的警告并未得到重视，在他的继任者看来，现代化是高于一切的。
从1950年到1960年，里海鲟鱼的捕捞总量减少了25%。大坝和水电站的建设不仅使得鲟鱼（尤其是大白鲟）无法正常产卵，而且也影响到了水质。最初，由于河道受阻，大量的浮游生物和小鱼小虾无法进入里海，减少了鲟鱼的食物来源，接着，伏尔加河沿岸建起了大批工厂，工业废料污染了整个水域。重金属、农用化合物、多氯联苯以及二噁英等与油污混合，形成了致命的污染物，20年后，后果逐渐显现出来。
科学家们发现，几乎所有里海鲟鱼的鱼卵都出现了畸形，有些鱼卵的包膜变得很薄，一碰就破；有些鱼卵孵化出的鱼苗没有眼睛和鼻孔，这样的鱼根本长不大。即使存活下来的鲟鱼，它们的鱼卵也因为重金属和污染物超标而无法食用。
俄罗斯人立刻采取行动。他们先是开辟了专供鲟鱼通过大坝的通道，当发现这么做不起作用时，便在顿河、阿穆尔河、第聂伯河以及伏尔加河沿线建立了鲟鱼孵化场，最终在里海大规模地人工孵化鲟鱼。
得益于科技的进步，这种在19世纪从未尝试过的人工孵化方法收到了成效，每年有数百万鱼苗被放归河流和伏尔加三角洲。1962年长达一整年的禁捕期有助于这些鲟鱼走向成熟。鲟鱼的人工孵化成功地扭转了局势，截止到1980年，里海的鲟鱼捕捞总量达到了28000吨，接近于19世纪的最高纪录。
不过，这一惊人成就的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里海多年来已经没有发现自然产卵的白鲟，几乎所有年龄在20岁以下的鲟鱼都源自于系谱池有限的孵化场。尽管如此，人工孵化依然是里海北部鲟鱼物种得以延续的唯一希望，为了维持俄罗斯在国际鱼子酱市场的垄断地位，这个项目必须继续下去。
俄罗斯平面设计师安德烈·罗格文用鱼子酱制作的招贴画——“生活是成功的！”
1991年的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鲟鱼业带来了又一次重大灾难。随着国营垄断体系成为历史，国内外市场对鱼子酱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鲟鱼捕捞一夜之间进入了无序状态。对于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批评无节制地捕捞鲟鱼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客观情况是，由于大批工厂停工，伏尔加河一带出现了众多的失业人群，这些人大多是原先的渔民，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重操旧业。
叶利钦时代实行了配额制，即使拥有合法捕捞权利的企业每年也只有10吨的配额，所有小规模经营的企业和个体渔民则被排挤出局。这样一来的后果就是，非法捕捞日益猖獗，大批的鱼子酱流入由黑帮操纵的黑市。
苏联解体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俄罗斯新贵成为鱼子酱的消费主力，在莫斯科黄金宫集团开设的赌场里，一掷千金的人们可以享受到免费的酒水和鱼子酱。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鱼子酱消费国则成为俄罗斯鱼子酱走私的目标。对于生活在伏尔加三角洲的无数家庭来说，盗捕和走私鱼子酱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而腐败则是这一巨轮的推手。
执法者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在达吉斯坦，联邦渔业警察在抓捕盗捕者时甚至遭到当地持枪警察的阻扰，1996年，他们在达吉斯坦的驻地遭到炸弹袭击，共有60人在爆炸中身亡。随着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局势变得愈加恶化，这几个国家一方面在原先的捕捞区域加大了石油开采力度，另一方面也无视限额捕捞鲟鱼的规定，对有限的鲟鱼资源展开了争夺。
与此同时，政府在鲟鱼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大大减少，尽管科学家们知道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但他们却苦于得不到支持。放归的鱼苗越来越少，而不法分子甚至做起来走私鱼苗的生意，将它们卖到澳洲、欧洲乃至太平洋沿岸国家。在不到80年的时间里，北里海鲟鱼的平均寿命从近100岁缩减到20岁，对于大白鲟来说，这么短的生命周期还不足以成熟产卵。人们不禁担忧，鲟鱼还有没有未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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