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露伽鱼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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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美地不仅仅是上帝和冰川天然雕琢的产物,它的形成也有人类的一份功劳。这里曾是印第安原住民阿瓦尼奇人的故乡,在约翰·缪尔首次踏入这片山谷前的20年间,他们不断遭到淘金者的屠杀,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
缪尔通过研究发现,阿瓦尼奇人曾定期地用火烧掉山谷里的灌木和杂草,为成年的橡树提供生长空间,从而能获得品质更好的橡子当作食粮。这种努力的结果使得树木得到了更好的呼吸,于是久而久之,这里自然形成了一个个古木参天的原始丛林,成为了优胜美地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优胜美地的价值不仅是它美丽的景色,还在于它地处美国大陆的另一端,远离代表着美国梦的曼哈顿。对于因为贫穷和受压迫而背井离乡的欧洲移民来说,古老的荷兰殖民地和优胜美地是他们寻求自由、平等、富裕的天堂花园,可以在这里源源不断地吮吸到大自然赐予的乳汁。
这片充满着原始气息的绿色大地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尤其为技术乐观主义提供了用武之地——工厂和铁路,水电站大坝和鱼类孵化场——当印第安土著人被清除出去之后,数百万英亩广袤的空间为一切想象中的图景准备好了绘画板。
而优胜美地正处在这一空间的尽头。约翰·缪尔的天才涵盖了工具制造和商业运作,即使他不懂得阿瓦尼奇人具体对这片山谷做了些什么,但他一清二楚地知道和他一样的白人们将会如何利用它。
他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因为他对E·H·哈里曼这样的百万富翁嗤之以鼻,他十分赞同托斯丹·凡勃伦在1899年《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所下的结论,“对财富的渴望会使一个人作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换句话说,世界是永远无法满足欲望的。个人的贪婪,如同阿塞拜疆的情形一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然资源毫无节制地被利用。一部分人也许寄希望于人性的光芒,尤其是在一个拥有至今保存完好的优胜美地的社会里,他们通过了濒危物种保护法案,试图将草根的功利主义者改造成爱鲟一族。
然而,这也是一个追求经济年增长率稳步提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发展机制,不仅依赖于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商品,还需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欲望,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用“极限困惑”这个术语来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境,他在1935年时就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当你建造的房屋、道路、市政厅、电网和供水系统已经足够满足现有的人口,甚至满足了他们未来的需要,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直到20世纪末,西方世界仍在试图用其生产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来给出答案,实际上,这只是回避凯恩斯的质询和将生态破坏普遍化。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第一个意识到美国拓荒者给自然生态带来的影响,并且预见到这种影响将要造成的后果。1893年,在缪尔的塞拉俱乐部创建一年后,美国出现了第一批鱼子酱工厂,人们开始大批屠杀鲟鱼,与此同时,几乎每一条河流都被大坝拦腰切断,一切都印证了特纳当年的警告,“即使再顽强的环境主义者也不得不在逐利的大军面前低头,接受现状。”
趁着杰克等待他的雌鲟产卵之际,我和休跑去参观了利比大坝。返程途中,我们绕道去了库特尼瀑布。停车场空荡荡的,在这个工作日的下午,即使最有利的观景点也没有一个游客。这里是库特尼鲟鱼生活区域的最东端,休告诉我,即使水流湍急,鲟鱼凭借其强有力的身躯,依然能够顶着逆流游到这里。
我们站在一座用钢索牵引的木桥上,在我们脚下几百英尺的地方,激流冲刷着一道道礁石天然堆积成的屏障。我们想知道鲟鱼如何能够翻越这样的石头屏障,勇往直前地奔向它们的产卵地,这是对生命的渴望营造的奇迹,这个令人钦佩的物种因此而生生不息。(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