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抵达阿斯特拉罕后迎来的第一个早晨，没过一会儿，我在科尔维特旅馆的房间就挤满了人。卡迪娅来得最早，她的母亲嘉丽娜头天晚上打来电话，主动提出让女儿做我的翻译和向导。我原本想跟卡迪娅商定一个合适的价钱，以作为我这几天付给她的酬劳，结果她一个美元甚至一个卢布都不要，说她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练习一下她的英语。
安纳托里·巴布罗夫斯基随后赶到，他受嘉丽娜之托，要带我去熟悉里海周边的环境，接着嘉丽娜也来了。最后登门的是里海水产研究所的专职翻译伊莲娜·楚拉夫列娃，她奉命安排明天我参加研究所的行程。
昨天一整天都在下雨。我乘坐的俄航图波列夫小型客机俯冲穿过厚厚的云层之后，舷窗外出现的是一幅类似苔原的景象，到处是泥沼、湖泊和低矮的树木。狭窄的湖泊像是注满雨水的巨大的车辙，朝着西南方向的地平线延伸过去，宛如静止的伏尔加河慵懒地从它们之间流过。
阿斯特拉罕，昔日鱼子酱的黄金之城，就好像被阻挡住去路的浮木，栖息在伏尔加河主航道的两岸。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旅馆，结果被司机狠狠宰了一刀，而旅馆的接待员也懒得答理客人。
前苏联时代，因为夏天的酷热以及鱼腥味、蚊子和疟疾的困扰，阿斯特拉罕成为西伯利亚之外的另一个劳改犯流放地。尽管如此，这座城市仍然吸引了许多钓鱼爱好者，直到1992年才禁止一切外来者进入。一方面是因为这附近的火箭发射基地承接了人造卫星和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对鱼子酱的生产采取了军事化管理。
鲟鱼的捕捞量被视为国家机密，每年只有一小部分鱼子酱提供给裴卓仙或是迪克曼和汉森等经销商。虽然多达90%的鱼子酱留在了国内，但在商店里却很难见到它们的踪影。如今，阿斯特拉罕正努力将自己重新打造成一个旅游城市，与此同时，捕鱼业的衰落和里海北部石油业的兴起又令它置身于惶恐不安之中。
科尔维特旅馆不大，但很干净安静，它座落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商业区内，楼下就是一个餐厅。旅馆对面是一个露天市场，摊主无论男女都有着一张饱经风霜、晒得红扑扑的脸。一周七天，从早到晚，他们都在售卖面包、牛奶、奶酪、无花果、坚果、巧克力、香烟以及大量的瓜果蔬菜。
安纳托里自打一进门就滔滔不绝，但他说起话来一点儿也不像是渔业警察。他告诉我，他从小就是一个渔民，一家三代都是打鱼出身。“我的祖父以前经营着自己的捕鱼公司，”他说，“他们什么值钱卖什么，包括鲟鱼。但是后来政府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所有有钱人的财产都被瓜分了，我的祖父也未能幸免，从此一蹶不振。”
安纳托里自己也捕过鲟鱼，他把串成长串的鱼钩布在浅水处，鲟鱼一旦经过就会被钩住腹部或尾巴，有时它们也会在觅食时不小心被钩住嘴巴。不过，这样的好日子不久就结束了，叶利钦政府实行了配额制度，将法定范围内可以捕捞的鲟鱼分为若干份额公开拍卖。“最低的份额也不低于一万公斤，”安纳托里解释说，“这样一来，只有大企业才玩得起，没有经济实力的渔民只好被迫出局。”
官方称之为加强宏观管理、杜绝鲟鱼盗捕的一项壮举，结果却适得其反。“如今盗捕已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有人负责捕捞，有人负责与渔警做交易，盗捕者捕到鱼后只管取走鱼卵，剩下的就扔在一边任其腐烂，”安纳托里说。“并非所有拿不到配额的中小企业都在从事盗捕，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很堪忧，普京执政后一度想改变这个局面，出台了一些特殊政策，然而在这个行业，中小企业是无法参与竞争的额，他们面对的只有毁灭。”
同样面临毁灭的还有俄罗斯鱼子酱昔日的名声，尤其是在俄罗斯国内。“阿斯特拉罕不再是购买鱼子酱的好地方，”他说。“在莫斯科，你可以见到更多的鱼子酱，不过，只要你亲口尝一尝，就知道它们名不副实。
合法渠道生产的鱼子酱只供出口，在国内能买到的大都是盗捕的产物。盗捕者现场取卵，因为贮存条件差，很多鱼卵上岸时就已经干瘪了。于是他们就把鱼卵泡在水里，让它们重新变得饱满起来，用这种方法制作出的鱼子酱简直令人无法下咽，有时里面还能发现头发或指甲。所以现在人们更喜欢伊朗鱼子酱，俄罗斯鱼子酱落得个很差的名声。”（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