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露伽鱼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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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的家住在和平广场附近，在苏联时代，这里一直被叫作干草市广场，是小商小贩们的聚集点。由于疏于管理，它成了一个拥挤不堪、脏乱差的自由市场，其间充斥了倒换货币的黄牛、酒鬼和扒手。“和平广场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像你这样敞着包，你的护照马上就会被偷走，”维克多警告我说。
走进维克多的家，我的感觉顿时好了许多。这是一个五口之家，维克多和他的妻子莉娜带着两个女儿娜迪娅和托比，他的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我被安排在客厅住下，早上当我温暖的床消失在钢琴旁边的沙发下时，这个房间就变成了维克多的书房，下午放学后娜迪亚和托比也会在这里做作业。
女孩们每周在涅瓦大街上的游泳池里游一次泳，因为没有医保，我无法接受体检，所以也就加入不了她们的行列。我不喜欢购物，何况大部分商店的货架上都是空荡荡的，让人连逛一逛的兴致也没有，于是我和家里的每个人一样，五点前就回家了。
尽管国营商店里食物的种类少得可怜，但在自由市场和黑市上却能买到你想要的一切。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个热量极高的菜单上做出不同的选择：芝士包（油炸奶酪软饼，撒上葡萄干和白糖，浸泡在酸奶油里）、菜肉卷（卷心菜叶裹炸肉末）和西伯利亚馄饨（将肉馅包在面片里煮熟，吃的时候要蘸一点酸奶油）。蔬菜也是油炸的，配以腌白菜、腌黄瓜或腌蘑菇。
我最不喜欢的是黑不溜秋的腌制品，但维克多却一个劲儿地劝我多吃，而他说出来的理由更令我望而却步。“几年前，我们买了很多便宜的蔬菜来腌制，”他说。“那时人们对切尔诺贝利大惊小怪，没有人敢从市场上买东西，但我做了研究，我知道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看，我的研究数据表明低水平辐射对你有好处——这意味着切尔诺贝利卷心菜实际上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维克多梦想着致富和到国外旅行，他是一名科学家，被提名为科学院候补院士，但由于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他至今也没能迈出国门一步。现在他正在尝试一条新的路线：他希望从一所英国大学获得为期三年的资助来撰写一篇研究论文。该论文的主题恰好与他以前的博士论文主题完全相同，这样他只需要把自己的旧作翻译成英文，就可以把它当作新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为了攒够机票钱，他还私底下跟一个经商的朋友一起做生意。他经常拿回来一些传真件，是用奇怪的俄式英语写的，希望我能帮他检查一下语法是否正确。这些传真件是各种商业帮助的冗长承诺，他称之为广告——“我们可以为您代购钻石；我们可以协助您购买金锭、金条、戒指等；我们可以利用合资企业的便利承保您的旅行保险；我们有经验安排您在以色列的巡回演唱会；我们代理鞋子、靴子、长筒袜和紧身衣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所有类型出版物和面霜的进出口合同安排……”
莉娜则是一天到晚替她的女儿们做梦，尤其是她的大女儿娜迪娅。娜迪娅曾随学校去法国修学旅行，这个夏天还会再去。莉娜希望送她去美国留学，但苦于找不到门路。我的出现对她来说是个福音，现在她正在为娜迪娅积攒赴英国留学的路费。但是卢布的贬值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打击，随着卢布和美元的汇率从6比1贬到了27比1，她的积蓄一下子缩水了一大半。
尽管如此，莉娜和维克多已经开始为小女儿托比未雨绸缪，他们希望我在这里的工作能够一切顺利，这样等我下次来俄罗斯时，托比就可以成为交换计划的一部分。为此夫妇俩十分卖力地为我策划专题报道、寻找采访对象。我们的采访名单不断增加，从列宁格勒市政用水被污染的负责官员到与黑手党有染的法律电视栏目主持人，从舞蹈学校挨饿的少女芭蕾舞演员到参加复活节午夜弥撒的警察。
正是通过他们的引荐，我在一所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见到了妮娜·安德烈耶娃，她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三年前，安德烈耶娃在一家强硬派报纸上发表了一封题为“我不能背叛我的原则”的公开信，震惊了整个苏联。
这封信呼吁优秀的共产党人抵制戈尔巴乔夫（他当时恰好在国外）的改革，否则他会将资本主义带回到苏联。克里姆林宫主管意识形态的叶戈尔·利加乔夫随即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舆论媒体应就这封信中提出的观点展开一场关于苏联向何处去的讨论。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随着戈尔巴乔夫回归，安德烈耶娃遭到谴责，利加乔夫被赶下台。
如今，作为一名化学老师的安德烈耶娃只剩下她的原则了。可是当我问起她的原则时，她的回答都是关于食物的。她说，她来自一个卑微的工人家庭，苏联体制给了她所有的机会：教育、音乐课、体育训练和医疗。“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旧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得这些社会福利，”她说。“过去，你想吃什么奢侈品都可以得到，鹅肉、牛肉、鲟鱼和鱼子酱，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开心。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走向资本主义，那么只有富人才能得到鹅肉、牛肉、鲟鱼和鱼子酱，穷人将失去他们赢得的一切。”
我惊讶地看到安德烈耶娃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脸上流露出一种柔和而怀旧的神情。此时此刻，我几乎开始对她产生了好感。她顿了顿，舔了舔嘴唇，仿佛沉浸在回忆之中。接着，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小册子和报纸递给我，“这些是我的政治团体的作品，”她说。
在离开学校的路上，我把她这些东西扔进了垃圾箱，我别无他法，一旦被发现，我将为此付出代价。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扔不掉的，一幅奇幻的画面一直跟着我：胖胖的孩子妮娜·安德烈耶娃，快乐而充满希望，坐在她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苏联英雄爸爸的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吃着美味的食物：鹅肉、牛肉、鲟鱼和鱼子酱。
在我离开俄罗斯的三个月里，有像妮娜·安德烈耶娃一样想法的强硬政客企图对戈尔巴乔夫发动政变，出于担心，我往维克多家打了电话。“我们没事，”娜迪娅说，尽管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颤抖。“爸爸去皇宫广场参加了反对政变的示威游行，可是妈妈不让我们出门。我昨天刚从法国回来，绕道芬兰，因为这样更便宜。你能想象吗？整列火车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像白痴一样赶在政变期间回来。没有人来车站接我，我往家里打电话，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她听上去十分害怕，‘娜迪亚，你疯了吗？谁让你这个时候回来？别人想逃走还来不及呢！’”
我想念他们，想念跟他们一家人围坐在小厨房里的那些温馨瞬间。离开列宁格勒后，我一直没有给他们打电话，因为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他们。我害怕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害怕政变会让苏联的官僚障碍陡然加码，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俄罗斯家人了。
就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被告知我在俄罗斯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立刻收拾行李，准备启程。三个月后，当我开始在莫斯科工作时，政变的失败已成为历史。苏联正在解体，虽然资本主义没有马上到来，但安德烈耶娃的“人人吃上鱼子酱”的梦想却彻底破灭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