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露伽鱼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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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UGA QUEEN
俄罗斯海关要求旅行者不得携带任何危险物品入境，包括武器、弹药、易爆易燃物、毒品、致幻药物和放射物，境外印刷品和任何一种外币现金也必须申报。上周六在莫斯科入关时，我在申报单上注明我随身携带了几本供自己阅读的书籍杂志以及几千美元的现金。
在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年轻的海关官员要求检查我携带的现金。我打开钱包，那里面有一些我事先兑换好的卢布。其余的呢？他问。我解释说，为了安全起见都装在衣服内侧的腰包里了。于是他要求我接受脱衣检查。我本想问他需要支付多少酬金可以避免这样的麻烦，这也是我来之前从各种旅行者忠告中看到的。
但我最终还是决定选择拒绝检查，我装作一副不知所措、懵懵懂懂的样子，也许在别人看来，我就像是一个难得出门远行的大傻瓜。当时现场没有其他的海关人员，等待过关的旅客都在一旁束手观望。最后，他摆了摆手，给我这个愚蠢的美国人放了行。
我躲过了“巧取”，但没能躲得过“豪夺”。我本打算结束俄罗斯之行后前往伊朗，可是我离开波士顿时签证还没有下来。在阿斯特拉罕，我跑了几趟伊朗领事馆均空手而归。最后我只好放弃，去一家俄航办事处将我下一个目的地从德黑兰改为阿塞拜疆的巴库。我在美国的旅行顾问告诉我，在俄罗斯改签是不需要缴纳罚金的。俄航的办事员也说没有罚金，但需要缴纳80美元的手续费。她说得郑重其事，看上去像照章办事，于是我毫无怨言地付了钱。
后来我不经意间跟嘉丽娜提起这件事，发现她气得眼睛里冒火，她说根本没有什么罚金和手续费，这完全是敲诈勒索。第二天，卡迪娅陪我去俄航办事处说理，她举着我的机票，扬言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把这件事捅给《消息报》记者和阿斯特拉罕外事部门的负责人。
在确认了她的导游身份后，办事员连忙道歉，声称误收了我的手续费。我的钱一分不差地被退了回来。“俄罗斯人最怕记者和外事处的人，”离开时，卡迪娅小声对我说。“我妈妈刚好占了这两个身份。”
然而，嘉丽娜并未因此而消气，仿佛遭受了奇耻大辱。我知道她不是小题大做，唯有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你才会懂得：不择手段的擭取已然不是一种道德沦丧，而是如同生物进化一般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土壤。
七百年来，无论是在蒙古人还是在沙皇的统治下，俄罗斯人的劳动果实都在被当权者所窃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臭名昭著的强盗斯捷潘·拉辛会成为受人爱戴的绿林英雄。十七世纪初，大批的农奴和逃难的农民加入了拉辛的起义军，以烧杀抢掠的方式挑战沙皇的皇权。政治抵抗与普通的犯罪行为交相渗透，融为一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法外之徒变成了十九世纪由小偷和乞丐组成的地方行会，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地下文化，被称为“盗贼的世界”，其成员既不能参军，不能纳税，也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共同基金买单。
盗贼的世界并未因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被扫除，二者反而形成了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生关系。二次大战之后的数十年里，这片土壤滋生出了现代黑帮的雏形，他们穿上西装、打上领带，与不法商人和政府中的腐败分子沆瀣一气，结为联盟。他们开始从事毒品交易和金融诈骗，成为黑市的投资者。
在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列夫·蒂莫费耶夫看来，将苏联黑市纳入“影子经济”的范畴并不准确，实际上，黑市已经构成了苏联对外贸易的主体。他在《俄罗斯的秘密统治者》一书中写道，“在苏联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一件产品的制造、没有一起有偿服务的实施超出了黑市的范畴，黑市才是这个国家流通的血液。”
勃列日涅夫时代宣告了俄罗斯黑手党开始诞生，这个毒瘤迅速扩张，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种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同时，也催生了社会各个层面的腐败现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反腐败的十字军东征，然而他抛弃经历利益的做法却进一步引发苏联社会的动荡，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活动进入了巅峰期。
苏联解体之后，掌握大权的叶利钦并没有带领俄罗斯走向所谓的公开透明、民主自由的时代，俄罗斯的一切都由寡头们说了算，黑手党们则在法律的空隙下迅速发展，然后不断地与寡头们分享“混乱时代的红利”。
黑帮大佬们趾高气扬地出没于豪华夜总会，开着防弹奔驰和宝马、亮着警灯从街头呼啸而过，而奢华的鱼子酱自然也成为这种资本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发现可以花极少的代价在里海获得鱼子酱，然后在西方换取上百甚至上千倍的利润。这使得鲟鱼——鉴于它的鱼卵轻而易举地可以变现——成为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野生动物资源。黑色淘金热拉开了大幕。（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