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里海出现了鲟鱼荒，情况之恶劣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伏尔加河渔民捕捞到的鲟鱼数量只有上一年的40%。叶甫根尼·奥普特卡担心他的捕捞公司甚至完不成政府分配给他的配额。
几年前科学家和环境保护者想出的各种控制鱼子酱出口的办法都不能奏效。尽管CITES实施了严格的法规和配额措施，盗捕者依然能将鱼子酱从里海偷运出去，俄罗斯政府似乎也丧失了拯救鲟鱼的信心。我在阿斯特拉罕那会儿，内政部长亲自视察沿海各个渔村，宣布对非法捕捞采取新的打击政策。
随后的几天里，当地电视台铺天盖地地报道警方出动大批警员，逮捕盗捕者，没收非法渔具，将不法商人铐上手铐，押上警车。但是当我从朋友米拉的公寓出来，来到街对面的杂货店时，这里却随意可以买到鱼子酱，价格比90年代中期还要便宜。
发生在俄罗斯的危机也波及到了美国。在CITES实施新政之初，美国人对鱼子酱的胃口刚刚打开，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鱼子酱消费国。鱼子酱受欢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美洲铲鲟数量的减少，这一物种也开始岌岌可危。里海的环境灾难不再是一个地区事件，只要有鲟鱼出没的地方都感受到了冲击波，从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罗马尼亚的多瑙河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
随着里海鲟鱼欠收的报道公布之后，美国的几家环保组织开始纷纷质疑CITES有没有能力杜绝盗捕现象。2000年秋，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布朗克斯动物园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海洋网等三家机构决定联手对CITES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手段拯救鲟鱼。
为了促使官僚作风的CITES尽快行动起来，这三家环保组织决定效仿1996年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研究组织的做法，向媒体公开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详细阐述里海鲟鱼惨遭屠杀的细节。这份名为“毁灭之路”的新报告在内容方面并没有太多新意，但言辞更为激进。
在罗列了大量证据以表明现有的贸易控制无法阻止屠杀的基础上，他们要求立即禁止贝卢嘉鱼子酱在市场上的流通。贝卢嘉鲟是体型最大、最知名、也最古老的鲟鱼物种。据估计，伏尔加河现存的成年贝卢嘉鲟总计不到1800条。
为了最大限度地造成冲击效果，这份报告被安排在CITES的一次年度大会前发表。本来这次在美国西弗吉尼亚鱼类与野生动物培训中心召开的会议只是例行公事，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但这份报告的出炉一石激起千层浪，CITES同意在会议期间考虑禁止贝卢嘉鱼子酱交易的问题。
当与会代表进入会议厅时，空气里弥漫着“禁止”、“贝卢嘉”这样的字眼。以往的CITES大会总是有很多人缺席，人们已经被法规、条例、对策的无休止讨论搞得头脑麻木。但是这一次截然不同，签到处人满为患，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竖起耳朵，期望在会议开始前打探到一点风声。
这次会议也有着大团聚的氛围。曾经为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撰写调查报告的卡罗琳·雷伊麦克斯和前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官员罗斯玛丽·格纳姆都以代表的身份出席，后者已经转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
在接待大厅里，麦茨·英格斯特罗姆、阿曼·裴卓仙与分别来自切萨皮克生物实验室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鲟鱼专家戴维·塞科、艾伦·皮基奇相言甚欢。值得注意的是，瓦迪姆·比尔斯坦没有到场，他与CITES不再有任何联系。更令人吃惊或忧虑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大贝卢嘉鲟产地的哈萨克斯坦竟然没有派代表出席。
大会的明星人物是伊朗的两位代表，国营鱼子酱公司希拉贸易的负责人穆罕默德·普卡泽米和他的经理穆罕默德·侯赛尼，他们像归来的英雄一般受到欢迎。几个月前，美国解除了对伊朗长达13年的鱼子酱禁令，他们在CITES大会上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美伊关系的复苏，也让CITES有机会炫耀他们的成功故事。
伊朗被视作唯一一个能化解鲟鱼灭绝危机的里海国家。该国的渔业管理有序，在渔民捕捞的同时，总是有源源不断的鲟鱼补充进来。通过投放数百万的鲟鱼苗和对捕捞数量的精确记录，伊朗做到了将其所辖海域的鲟鱼总量稳定在一个水平线上。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官员们簇拥着这两个伊朗人，听他们介绍人工孵化和给每条鲟鱼打标签的成功经验，偶尔毕恭毕敬地抛出一两个问题。一旦恢复了国际地位，伊朗俨然成为了CITES大会上的模范公民。
距离鲟鱼首次被列为濒危物种已经过去了3年，这期间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面对禁止贝卢嘉鱼子酱贸易的提案，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激进的环保人士愤慨陈词，认为在鲟鱼数量锐减的今天，继续贩卖鱼子酱是一种非道义行为。而实用主义者则强调说，鱼子酱贸易可以提高里海国家的经济能力，从而更有效地保护鲟鱼。“我们不想把鱼子酱贸易赶入地下，”主持讨论会的荷兰人马里留斯·霍格莫伊德提醒与会代表，“我们的目的是要提供更好的管理手段。”
但是，来自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莉兹·劳克会后对我说，她认为现在寄希望于里海国家主动采取保护措施为时已晚，“通过贸易提高保护能力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贝卢嘉鲟已然是濒危物种，如果继续捕捞，那么没等到你有能力去保护它，它已经灭亡了。”无法重新获得的贝卢嘉鲟已经在亚得里亚海、亚速海、意大利的波河、捷克的摩拉瓦河和匈牙利的多瑙河消失了。
伏尔加河的存量几乎完全依赖于人工孵化，伊朗和哈萨克斯坦是仅余的两个地方，贝卢嘉鲟依然能在那里自然繁殖。我问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代表休·利伯曼，如果美国遇到贝卢嘉鲟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办。“当然是禁捕，”她不假思索地说，“这没有什么讨论余地，我们会取缔一切捕捞行为。我们已经针对某些物种采取了最严苛的措施，这些物种的境遇远没有贝卢嘉鲟那样危急。”
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与会代表的分歧反倒变得更大，霍格莫伊德似乎也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他抱怨大范围地讨论鲟鱼问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于是建议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寻求解决方案。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各方面人士构成，从生产商到科学家均可参加。此时已是午后，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代表们纷纷离开座位去外面透气，霍格莫伊德提醒有意参加工作小组的人到他那里报名。
我跑到大厅里找咖啡，不经意间发现有两名男子躲在一边，用俄语聊着天。没有人过去和他们说话，于是我上前自报家门。矮个子的那人穿着花呢夹克，他叫弗拉迪米尔·舍夫雅科夫，是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随从人员。站在旁边的谢尔盖·尼科诺罗夫穿着不合时宜的蓝西装，身材比所有人都高出一大截，来自俄罗斯渔业委员会。他俩在会上始终没有发言，所以我很想听听他们对鲟鱼危机的看法。我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俄罗斯可能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因为鱼子酱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鱼子酱对俄罗斯文化并不重要，”舍夫雅科夫反驳我说，“对俄罗斯人来说，石油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话令我吃了一惊，我想尼科诺罗夫可能也持同样的观点。当我们有机会单独聊天时，尼科诺罗夫告诉我他出生在阿斯特拉罕。他的父亲是一位鱼类生物学家，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业。对他来说，如今眼看着石油取代了鲟鱼的地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他说，最近一家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在里海北部浅滩开发了一口油井，该水域原本是鲟鱼苗的主要投放区和栖息地。“我确信这会给鲟鱼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他长叹了口气，“现在我们必须在石油和生物资源之间做出选择，但我已经料到谁会最终胜出。”在他看来，当务之急就是把鲟鱼胚胎冷冻起来，“过个一百年，等到里海的石油枯竭之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胚胎重新恢复生物资源。”
几分钟后，舍夫雅科夫回来了，我问他是不是打算加入工作小组，他却说他从未听说有什么工作小组。这令我感到莫名其妙，霍格莫伊德明明在大会上当众宣布了这件事，而舍夫雅科夫精通英语，不可能听不明白。我告诉舍夫雅科夫和尼科诺罗夫，如果他们想参与贝卢嘉鲟禁令的讨论，就需要在工作小组中占有一席之地。“噢，那倒是，我必须参加，” 舍夫雅科夫说着使劲点点头。
等到休会期结束，代表们陆续返回会场时，我透过大厅玻璃看见这两个俄罗斯人穿过停车场，坐上车扬长而去。就这样，仅有的三个仍存有贝卢嘉鲟的国家里，就剩下一个伊朗还在努力地投入拯救鲟鱼的讨论。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工作小组并无多大成效。小组成员在禁令问题上各持己见，相持不下，最终不欢而散。很少有代表同意完全禁止贝卢嘉鱼子酱流通，大多数人认为这么做至少对伊朗是不公平的，这个国家想尽一切办法在保护自己的鲟鱼资源，但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靠鱼子酱获利，如果没有了利益驱动，谁会愿意下这么大的力气？最终，CITES抛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要求里海国家在现行配额制度的基础上，再将每年的捕捞量按比例削减，而不是完全禁止捕捞贝卢嘉鲟。
然而，五个里海国家中有四个拒绝接受这个方案。这四个前苏联国家坚持认为现行的配额是完全合理的，既然没有人对目前里海鲟鱼的存量作出科学评估，那么任何削减的要求都是拍脑袋的决定。于是，CITES要求这四个国家各自上报一份鲟鱼数量统计报告，根据这份统计报告，CITES将制定出每个国家每年可捕鲟鱼的最高额度。这场争论来来回回地持续了数月之久，到最后就连CITES也失去了耐心。“我从未见过如此不可理喻、无法正常沟通的事情，”2001年春，一名被搞得焦头烂额的CITES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记者抱怨说。
当2001年捕捞季开始时，一切照常依旧。渔民们仍回到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撒网收网，盗捕者仍然昼伏夜出，鲟鱼捕捞量仍在继续下滑，比上一年的情况更加严重。唯有美国加州和法国的鲟鱼养殖场给鱼子酱的未来带来了一丝希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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