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约瑟夫·米切尔一直在为《纽约客》杂志撰写纽约城发生的奇闻异事，他清楚地记得1950年在哈德逊河第一次见到大西洋鲟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早晨，我正在伊利铁路公司的运煤码头上，”他在《海港的水底》（1994）一文中写道。“我早就听拖船工人说，每到春季就会有一些鲟鱼从海上游过来，溯河而上去产卵。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鲟鱼，一条六、七英尺长、成熟饱满的大鱼。它两次从水里冒出头来，口鼻处长着胡须，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腹部是白色的，背脊上布满了黄绿色的骨板，像鳄鱼一样摆动身体，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样子。”
米切尔很惊讶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看见这样的庞然大物，其实他忽略了一个事实。“纽约就是一座水城，”约翰·沃尔德曼对我说。“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打开地图看，这座城市的四面都是岛，甚至部分城区就在岛上。布朗克斯区三面环水，整个城市有578英里的水岸线，水无处不在。”
正因如此，生长在布朗克斯区的沃尔德曼跟水打了一辈子交道。小时候，他经常和叔叔乘坐汽艇前往曼哈塞湾对面的长岛海峡捕鱼，要不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在佩勒姆湾公园垂钓，用红蚯蚓和沙虫做鱼饵钓上成筐的鲷鱼。后来，他建造了自己的一艘10英尺长的平底船。
如今沃尔德曼已经是哈德逊河基金会（HRF）的首席生物学家。该基金会是鱼子酱购买者行动的发起单位之一，它座落在切尔西区20街一幢摩天大楼的9层，楼上就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总部。哈德逊河基金会并不属于NRDC，它创建于1981年，是协助政府调停环保组织与沿河各大企业之间冲突的机构，其宗旨就是代表公众提供独立的、第三方的科学建议。实际上，哈德逊河沿岸的民间团体在全美环保运动中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哈德逊河鲟鱼保护方面卓有成效。
哈德逊河是鲟鱼的传统栖息地，这里为两类鱼并行不悖地生活提供了优良环境，也就是说，这两类鱼占据了同一片水域，却从不会出现杂交繁殖。一类是溯河鱼，它们为了产卵从海里游进河里，例如马哈鱼和鲱鱼，另一类是回游鱼，它们一生都生活在河流里，而约瑟夫·米切尔所看到的大西洋鲟则被称为哈德逊河里的迷路者。
在北美鲟属中，大西洋鲟是体型第二大的，仅次于白鲟，也被认为是航海能手。人们对野生环境下新生鲟鱼的习性知之甚少，但可以相信，大西洋鲟鱼苗缓慢游离产卵地后，会在河流入海口半咸半淡的水中待上两到五年。最终它们游入大海，沿着海岸线开始长途旅行。北到科德角，南至哈特拉斯角，都曾发现过诞生于哈德逊河的大西洋鲟踪迹。
有时它们会游到更远的地方，在委内瑞拉和百慕大发现的大西洋鲟很可能就来自哈德逊河。最近的一次DNA检测显示，19世纪从波罗的海捕捞到的欧洲鲟竟然是来自大西洋。科学家推测，这种鱼漂洋过海，在1200年前就抵达了波罗的海，与当地的欧洲鲟共同生活了四个世纪。之后，欧洲鲟从波罗的海消失了，也许是因为忍受不了小冰河期寒冷的水温。到最后，远道而来的大西洋鲟也因为过度捕捞和入海河流上建起了水坝而灭绝。
在北美大陆，大西洋鲟在从圣劳伦斯到佛罗里达东海岸之间的大片水域疯狂生长。在1609年的一次探险之旅中，亨利·赫德逊看见印第安人把捕捞到的鲟鱼放回水中，但基督徒却不这么做。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曾在《纽约人的纽约历史》中写道：“将这个巨魔拖上甲板需要花很大力气，不过所有的船员却因此得到了一顿丰盛的大餐，鲟鱼肉的味道极其鲜美，除了伤口部分稍稍有点硫磺石的气味——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基督徒吃鲟鱼。”
两个世纪后，随着刺网和抓钩的出现，捕捞鲟鱼不再是一件难事。在纽约，成千上万的鲟鱼被捕捞上来，它们像树干一样被堆成一堆，随处可见。而当美国鱼子酱业兴盛的年代，特拉华河和切萨皮克湾一带纷纷建起了鱼子酱加工厂，前来淘金者络绎不绝。但这样的情况并未维持太久，过度捕捞、拦河筑坝和水质污染这三重灾难几乎使得美国东海岸所有河流中的鲟鱼消失殆尽。
然而，哈德逊河是个例外，特洛伊以南没有建一座水坝，大西洋鲟依然可以溯河而上，到距离海德公园80英里的上游产卵。20世纪的前80年，美国东海岸的大西洋鲟总量只有19世纪90年代高峰时期的百分之一，而哈德逊河则是主要的产卵地之一。实际上，那段时间的哈德逊河被人们戏谑为一条大下水道，河水污浊，大部分河道终年不见阳光。
早年间，纽约城的生活污水都是通过这条河流入大海。19世纪，制造厂、炼油厂和纵横八达的铁路运输线也都将废料倾倒在河水里，通用电气这样的大企业当属罪魁祸首。约瑟夫·米切尔不记得上世纪50年代哈德逊河和纽约港有过清洁的时候，他甚至在文章中写道：“你可以装上一瓶河水拿去当毒药卖，布鲁克林郭瓦纳斯运河散发的臭气足以熏倒来往船只上的桅杆。”
这需要比尔·卡斯帕那样的人站出来扭转局面，而在哈德逊河，挺身而出的是弗雷德·丹巴克和鲍勃·博伊尔。60年代，丹巴克是黑斯廷思村安纳空达电线电缆厂的一名清洁工，他不断听到渔民们抱怨捕不到鱼，即使捕到的鱼也无法食用。丹巴克认为安纳空达废弃的机油、铜液和硫酸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之一，但他写给管理部门的投诉信却石沉大海。
鲍勃·博伊尔是《体育画报》杂志的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竞技垂钓爱好者。他喜欢在哈德逊河钓条纹鲈，尽管钓上来的鱼是不能吃的。他承认自己也钓上过鲟鱼，很好奇如此古老且神秘的鱼竟然会在哈德逊河里出没。
博伊尔曾向“哈德逊河观光”投诉这里的水质肮脏不堪，但这家环保机构似乎并不想挑战企业大佬的利益。博伊尔在巴豆角附近亲眼见到河面上漂浮着一片长3、4英里，宽1、2英里的油污，是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排放的废柴油。在《哈德逊河：自然和非自然的历史》（1969）一书中，博伊尔写道：“我担心附近有人点火，因为这条河随时都可能成为一片火海。”
1965年底，博伊尔和曼哈顿学院的一位生物学家联手创办了哈德逊河钓鱼者协会（HRFA），他们试图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定期清理河道，但未见成效。1969年，丹巴克辞去了安纳空达电线电缆厂的工作，加入了HRFA。他和博伊尔发现了一把可以用来对付通用电气以及其他企业巨头的利器，这就是1899年联邦垃圾法案，该法案规定“不得向任何水域倾倒或排放有害有毒物质，包括生活垃圾，以伤害到生活在那些水域的鱼类以及鱼类的繁衍”。
根据这一法案，HRFA先是将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告上法庭，接着是安纳空达和通用电气等盘踞在哈德逊河谷的企业。HRFA与联合爱迪生公司的对簿公堂成为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控辩大战，起因是后者试图在暴风王山脚下建立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厂。
这座发电厂的所在地刚好是条纹鲈的主要产卵地，每天需要抽取60亿加仑的河水。1980年，法院作出的判决为未来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奠定了基调，不仅判HRFA一方胜诉，而且要求败诉的联合爱迪生公司拿出1200万美元，用来设立哈德逊河基金。
赢得这场胜利之后，博伊尔乘胜追击创办了另一个组织——河流看护者——灵感来自于英国的同名机构，该机构鼓励自愿者认养大小河流中的鲑鱼和马哈鱼，将其作为私有财产看护起来，以防盗捕。博伊尔的保护对象不仅仅是哈德逊河，他还设想组织公民巡逻队，对全国的河流进行监测和保护。
1983年，他从扬克斯雇佣了一位名叫约翰·克罗宁的年轻人，每周支付给他50美元。克罗宁沿河巡视，发现了埃克森石油公司倾倒的废料，开出了他的第一张罚单。截止到1999年，河流看护者在全美各地建立了23个分会。博伊尔希望能像威斯康星州比尔·卡斯帕创办的“鲟找未来”那样，给鲟鱼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卵地。
即使在哈德逊河污染最严重的时期，仍有鲟鱼来此产卵。“这是一条活力十足的河，”博伊尔在电话中告诉我。“它的河道又深又窄，因而具有很强的冲刷能力。而且，河底布满了岩石，暗流涌动，那些有害物质不容易积攒下来。实际上，哈德逊河是美国大西洋海岸唯一的大入海口，自古以来就是鱼类的产卵胜地。”
除此之外，另一原因在于大西洋鲟具有产卵间隔期长的特点，这一特点既使得鲟鱼的数量一旦减少就需要很长的复苏期，但同时也减少了鲟鱼因为产卵而受环境伤害的几率。所以，在产卵地水质受到污染的情况下，鲟鱼反而比其他活得长久。
整个20世纪，污秽的哈德逊河中的大西洋鲟数量一直是全美水域中最多的，所以在纽约和新泽西，捕捞鲟鱼是合法行为。当地渔民每年捕捞上来的鲟鱼有14000到30000磅之多，无论鱼肉和鱼卵都可以合法出售。“有一次，我的导师拿来一只中餐饭盒，里面装满了黑色的鱼子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鱼子酱，”沃尔德曼对我说。“我们饱餐了一顿，味道果然鲜美。这些鱼子酱是当地出产的，在市场上卖不出价钱。那时渔民的主要捕捞对象并非鲟鱼，对他们来说，鲱鱼仍然是最有经济价值的鱼。”
上世纪80年代，鲟鱼的价格暴涨了10倍，一夜之间，长岛哈德逊河南岸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捕捞者，也许是那里的水更清，鲟鱼也更愿意回到这里来。“起初只是有人开始打听如何正确地加工鱼子酱，如何把鱼子酱完好无损地运出去，”沃尔德曼回忆说。“但很快这就成了渔民们的正业，人们不再把捕捞到的鲟鱼任意处置，因为它带来实实在在的钱。”
贪婪再一次占了上风。截止到1990年，鲟鱼肉的价格飙升到每磅40美元，鲟鱼卵每磅50美元，哈德逊河俨然成为了一座金矿。沃尔德曼曾听一位渔民说，鲟鱼的产卵季只有一个月，为了捕捞到足够多的鲟鱼，人们必须夜以继日地连轴干上30天，吃喝拉撒都在船上。那时候，一条成熟待产的雌鱼可以卖到3000美元，大部分鱼卵被阿诺德·汉森—斯图姆的公司所收购，他们经过加工包装后，以“美国鲟鱼籽酱”的名义合法销售。
纽约州迟迟没有出台保护鲟鱼的政策，而新泽西州更是放任自流。“新泽西渔民简直就是美国东海岸的塞族武装，”博伊尔气愤地说。“这些人见鱼就杀，无论大小。在悲剧结束之前，他们至少屠杀了50万磅的鲟鱼。”
约翰·沃尔德曼想知道从纽约海湾捕获的鲟鱼究竟有多少来自哈德逊河，而DNA检测分析的结果令他倍感震惊，这个数字几乎占到了总量的99%。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许多尚未成年的鲟鱼也成了网中之物，它们显然是在准备游回大海的途中被捕获的。“现实就是这样，”沃尔德曼说。“哈德逊河已经是大西洋鲟唯一的产卵地。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这种鲟鱼已经绝迹。而在90年代中期，哈德逊河的情况也是岌岌可危。”
从沃尔德曼所在的HRF会议厅向外看，眼前是一片高耸林立的大楼和水塔。沃尔德曼笑了笑说，“大西洋鲟不愧是一个神秘的物种，它们竟然可以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市里生存和出没，长到6到8英尺而不被人注意，这简直太神奇了。”鲟鱼像沉在水底的树干，潜伏在哈德逊河深邃的河道里，就连生物学家都没有关注到它们。
鲍勃·博伊尔对鲟鱼发生兴趣是在60年代初，当时他遇到了几个从维普朗克一路追寻短吻鲟到此的渔民，他们的渔网里不时会钻进体型庞大的大西洋鲟。博伊尔最终从纽约州政府拿到了一张科学收藏的执照，开始收集各种稀奇鱼类的标本，但绝大多数鲟鱼都送给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多半的生物学家因为没有经费从事鲟鱼研究，只能采取观望的态度。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使事情出现了转机：瓦迪姆·比尔斯坦发明了基因检测法；里海鲟鱼数量急剧减少；哈德逊河谷捕鱼人数激增；当地的鱼子酱业死灰复燃。
1993年，哈德逊河基金会公开招募鲟鱼研究方面的合作者，康奈尔大学生物学家马克·拜恩最终中选，他提出了一揽子研究课题。接着沃尔德曼、博伊尔和比尔斯坦也都加入进来，共同组织了1994年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的鲟鱼研讨会。
拜恩的课题之一就是关于大西洋鲟在哈德逊河的种群动态。这种大型鱼又一次成为稀有动物，而拜恩通过实地考察提供的大量数据将矛头直指过度捕捞所带来的压力。1998年，缅因州渔业委员会率先颁布了禁令，禁止未来40年内在该州捕捞鲟鱼。
沃尔德曼至今仍在为那场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在渔业管理领域，那只是一个成功的特例，”他说。“一般来说，你需要旷日持久的斗争才能对某个鱼类物种实行一到两年的禁捕。40年？那简直闻所未闻。”
他希望大西洋鲟至少能在哈德逊河生长繁衍下去，并不确定在其他河流会有怎样的未来。通过对佛罗里达湾鲟的研究，他知道那种鱼分为四个族群，分布在八条河流中，但并非老死不相往来——换句话说，生活在湾区的族群会经常到另一个族群生活的河流中产卵——反之亦然。
在他看来，生性爱好流浪的大西洋鲟更具有这样的可能性。“鲟鱼毕生都在寻找适合繁衍后代的河流，”他说。“不过，我们追踪的每种鲟鱼都保持着相对较低的基因流失率。这些鱼知道它们的家在哪里，它们会不辞艰险地回到这里。”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行踪隐秘、生性好奇，大西洋鲟仍然存在着，至少每年会以惊人的数目定期回到美国东海岸的河流中。除了哈德逊河，还包括肯纳贝克河、安德鲁格金河、佩诺布斯科特河、梅里马克河、康涅狄格河、特拉华河、罗阿诺克河、帕姆利科河、纽斯河、恐怖角等。但不好的消息是，大西洋鲟对它们出生地的环境有着超强的记忆，它们也许很乐于到其他河流游历一番，但并不急于把那里作为产卵地。
沃尔德曼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春天，特拉华河的河岸上发现了一条成熟的大西洋鲟雌鱼的尸体，显然它是准备回到这里产卵的。他说，“哈德逊河和特拉华河一样，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就没有完全断过大西洋鲟的踪迹。我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一些事情是他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的。大西洋鲟的雄鱼每年也会像雌鱼一样回到产卵地吗？如果是的话，在产卵地，雄鱼和雌鱼的数量之比是多少？幼鱼在野生环境下有怎样的表现？它们第一次游向大海是什么时候？鲟鱼在冬天会去哪里？几年前，大西洋鲟是美国最热门的研究对象，而如今就连这一种群的大致规模也是未知数。
1997年，科学家们在哈德逊河捕捞到几条鲟鱼，发现都是清一色的雄鱼。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好在美国的基金总是投向两个极端：如果一种鱼数量繁多，已经构成了渔业的重要经济支柱，反之就是某种鱼已经少到灭绝的边缘，它们都会成为基金支持的研究对象。
如今，经过治理的哈德逊河已经足够干净，每年夏季在华盛顿高地到切尔西这一河段都会举行游泳比赛。媒体报道称，河面上再也看不到漂浮的油污、垃圾或鱼的尸体。当然，也看不到任何大西洋鲟的身影，它们又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它们回到了海洋深处，以实际行动向人类发出忠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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