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会议日程，周一是鲟鱼养护大会的集体讨论时间，来自学术界和养殖业的代表将做总结性发言。早餐后，我再次遇到弗兰克。朴朱龙拽了拽他的衣袖，但弗兰克根本抽不出空来搭理我，他正在和几个人交谈，其中包括了麦茨·英格斯特罗姆，其沙皇尼古拉鱼子酱公司的贸易范围覆盖了里海、阿穆尔河和美国三地。
彼得·斯特鲁芬尼格，挪威斯托尔特海洋牧场分公司的经理，该公司是加州最大的白鲟养殖和鱼子酱加工企业。还有一位是俄裔美国人沃尔夫·斯特尔宁，他合作撰写的《鱼子酱：资源检索》一书出版于1991年，被认为是鱼子酱行业的金科玉律。
加上弗兰克，这个“四人帮”构成了美国鲟鱼商业化运动的核心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刻他们都置身在威斯康星州，而这个州恰恰诞生了美国历史上最知名的两位环保先驱，他们都是商业开发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反对者，一位是约翰·缪尔，另一位是奥尔多·利奥波德。
约翰·缪尔出生在苏格兰，1849年随全家迁居到奥什科什西南50英里的波蒂奇。他在荒郊野外的牧场里长大，从小就对新大陆多样纷呈的野生动植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成为1890年国家公园法案的推动者，创建了优胜美地和加州红杉国家公园，并创办了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
在缪尔看来，国家公园及其庇护的野生动植物是人类自我价值的指路牌。“每个人天生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感，地球上的生命原本就是一个共同体，彼此关心，互助互爱，”他这样写道。
没有人比奥尔多·利奥波德更熟悉大自然。他于1887年出生在爱荷华州，在耶鲁大学学习林业，在美国林业局工作了18年。1933年，他来到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同年出版了《渔猎管理》一书，通过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了美国生态学的基础。
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沙乡年鉴》是在他死后的1949年问世的，在这部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中，他记录下了在威斯康星州沙乡农场生活的点点滴滴，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试图重新唤起人们对自然应保有的爱与尊重。
这两位先驱以各自的方式反对将大自然及其组成部分用于商业目的。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在他们当年无数次游历过的温尼贝格湖，鲟鱼无可避免地成为缪尔笔下所谓“万能的金钱”俘获的目标。
实际上，CITES发现，在他们保护的所有物种里，鲟鱼正在成为最具商业潜质的那一个。麦茨·英格斯特罗姆在晚宴上推销的“加州奥斯特拉养殖鱼子酱”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推崇，认为其品质已经相当接近于野生鱼子酱。
但是，对于正在兴起的鲟鱼养殖业，专家们却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这能缓解野生鲟鱼保护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而另一派则认为这只是变相地对鲟鱼物种进行商业化开发。而在弗兰克·查普曼看来，这两派意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承认了鲟鱼的经济价值，所以摆在鲟鱼养殖业面前的主要问题就是小心翼翼地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
CITES已经非常小心了，这也是鱼子酱经销商在本届会议上被边缘化的原因所在。上个月，在CITES的施压下，俄罗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一致同意将禁捕鲟鱼的期限延长到年底。
这几个国家还允诺在明年1月之前统计出现存鲟鱼的数量，并制定一个联手打击盗捕行为的计划。土库曼斯坦仍然没有成为CITES的签约国，也没有出席日内瓦会议——尽管如此，该国也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同进同退，否则将禁止其出口鱼子酱到国外。唯有伊朗在捕捞和出口方面未受到任何限制。
里海北部的现状并非如想象的那样艰难，截止到现在，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国已经完成了全年合法捕捞配额的70%到80%。但是，今年圣诞季的鱼子酱市场供应量肯定会缩减，按以往惯例，这个季度的收成占到了全年贸易额的近一半。
目前，谁也不敢保证里海各国明年会继续遵守约定。至少哈萨克斯坦已经将其未来一整年的出口鱼子酱配额转卖给了阿卡迪·潘切尔尼科夫，后者既然孤注一郑，想必也不会坐以待毙。
大多数科学家对此忧心忡忡，担心CITES在与鱼子酱业的角力中功败垂成，万能的金钱最终将大获全胜。被誉为美国鲟鱼养殖业之父的谢尔盖·多罗肖夫便是其中之一。这位一头白发、气质儒雅的教授登台发言时，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他语速缓慢，说起话来仍带有一点斯拉夫语的口音。
在他看来，对鲟鱼的科学研究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鲟鱼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很多方面“仍然是个谜”。就在他的发言行将结束时，有人通过大会主持给他递了一张纸条，他看后补充道，“我看人们对鱼子酱和烤鲟鱼的喜爱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鲟鱼养殖业，在鲟鱼商业开发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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