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捕者之路（二）
苏联解体不仅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也标志着俄国长达300年鱼子酱垄断的告终。
从1675年阿列克谢沙皇首次禁止哥萨克人将鱼子酱直接出售给外国人起，俄国就一直对鱼子酱出口实行了严格控制。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掌控。鱼子酱的产供销被列入计划经济范畴，生产多少鱼子酱，出口多少鱼子酱均由政府决定。
在所有经济领域中，鱼子酱工业处于极特殊的地位。同样是黑色资源，石油是国际市场上更加坚挺的硬通货，但与鱼子酱相比，它缺乏令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文化渊源。苏联政府对鱼子酱工业的关注度并不亚于他们对太空项目投入的热情，这个行业的一举一动都要听从距离鲟鱼产卵地数千英里以外的莫斯科渔业最高管理部门指挥。
随着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里海一夜之间成为了无主之地。之前俄国和伊朗达成的分而治之不复存在，如今其周边一下子出现了5个国家，随之而来的是空前激烈的竞争格局。俄罗斯和伊朗依然是最大的玩家，但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竞争力则不可小觑。这三个新涌现的国家可以对他们拥有的鱼子酱资源自行开发、自行定价。就连俄罗斯内部也无法在鱼子酱的问题拧成一股绳，里海沿岸的三个联邦共和国--卡尔梅克、达吉斯坦和俄罗斯，均有各自的话语权。
尽管采取了类似美国的联邦制，但这些共和国并非事事都听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调遣。信奉佛教的卡尔梅克和信奉伊斯兰教的达吉斯坦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尤其疏远，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俄罗斯大家庭中的一分子。由于管理疏松和官僚腐败，这些国家成为了地下鱼子酱工业的中心。联邦渔业警察抓捕到的盗捕者必须交由当地执法部门处理，结果尚未立案人已经放了。
1995年，渔业警察甚至遭到达吉斯坦当地持枪警察的阻扰，他们刚刚截获了满满一拖网渔船的鲟鱼，但当地警方坚称这些盗捕者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1996年11月，一枚炸弹炸毁了卡斯皮斯克的一幢10层楼房，卡斯皮斯克小镇是联邦渔业警察在达吉斯坦的驻地。共有60人在爆炸中身亡，除警察外还有妇女和儿童。虽然卡斯皮斯克居民对当局侦破此案早就不抱希望，但镇上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是一本万利的鱼子酱交易带来的直接后果。
在这些新成立的国家为资源分配争吵不休的同时，盗捕者则在不断地捕捞，鲟鱼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减少。内斗的结果是俄罗斯不再拥有世界鱼子酱第一大国的头衔，而是把它拱手让给了伊朗。
奇怪的是，在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统治后，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扫除了一切西方生活方式，唯独对吃鱼子酱这种西方人的习惯大加鼓励。伊斯兰教统治者试图找到提振伊朗经济的途径，认为如果伊朗人爱吃鱼子酱会有利于渔业的发展。既然土耳其逊尼派穆斯林对鱼子酱持开放态度，那么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就应该禁止呢？
毛拉们专门组织科学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鲟鱼的生理结构。一年后，他们欣喜地发现在鲟鱼的背部和尾鳍之间有一小块地方长着鱼鳞。“这足以证明鲟鱼是有鳞鱼，”当我们见面时，谢拉国营经贸公司的首席生物学家穆罕默德·普尔沙奇米笑着对我说，笑容中有一丝阴谋得逞的意味。尽管霍梅尼在1981年宣布鱼子酱是干净的可食之物，但普尔沙奇米告诉我，很多人伊朗人仍然对它敬而远之。
不过，伊朗的鱼子酱业并未受到影响。就在俄罗斯国营鱼子酱工业分崩离析之际。伊朗人却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从鲟鱼孵化到鱼子酱生产一条龙的有效网络。他们把从里海捕捞到的每一条鲟鱼都饲养起来，每年可以孵化出2400万鱼苗。根据每年的捕捞量，他们还把相应数量的鱼苗投放回里海，以期达到一种平衡。
大多数美食家都称赞伊朗鱼子酱无论口感口味都好于俄罗斯鱼子酱，但这只是近来才有的现象。以前，在里海北部浅水中捕捞到的鲟鱼，其鱼卵品质是一流的。理论上，同样源于里海的鱼子酱在品质上不应有太大差异。鲟鱼生活在同一海域，食物大体相同，所以，从里海北部或南部捕捞到鲟鱼几乎是难以分辨的。
除了水温有些差别，导致它们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如今伊朗和俄罗斯两国的鱼子酱生产流程发生了变化。伊朗的鱼子酱生产和包装车间要比俄罗斯的新，这是一个方面。真正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的鱼子酱有很大一部分出自盗捕者之手，粗制滥造直接造成了鱼子酱品质下降。
10年前，很少有人会想象到俄罗斯的鱼子酱业会沦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1990年，属于俄罗斯的里海部分产出的鱼子酱是伊朗的三倍--770吨对伊朗的286吨。但是到了1996年，俄罗斯的鱼子酱产量锐减到82吨，而伊朗则维持在135吨上下。
转折如此之大令人震惊，不仅仅因为鱼子酱是俄罗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于里海北部的浅水地带食物丰富，是全世界最适合鲟鱼生活生长的地方，要比伊朗沿岸的深水区好了不知多少。里海三分之二的鲟鱼都集中在伏尔加河入海口。俄罗斯拥有这么好的资源，怎么会产出这么少的鱼子酱？
问题出在数字统计的真实性上。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从1996年开始发起拯救鲟鱼活动，认为俄罗斯的官方数字只是实际鲟鱼捕捞量的一小部分，可能连10%都不到，其余的90%皆为盗捕者所为。根据该组织1998年发布的报告，地下流通的鱼子酱达到了360吨，远远超过了俄罗斯法定的40吨产量。也就是说，每年俄罗斯鱼子酱的总产出为400多吨。
盗捕的失控也只解释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截止到1991年，俄罗斯的鲟鱼孵化因为资金匮乏而基本停滞。跟该国各行各业面临的窘境一样，这项工作已付不出工人的工资。既没有钱来购买养殖鲟鱼的饲料，也没有钱来应付加温水池的巨大开销。投放回伏尔加河鱼苗的数量急剧减少，从1990年到199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由于鲟鱼几乎无法像以前那样自然繁殖，在前苏联时代，人工孵化已经成为维持里海鲟鱼资源的主要途径。但是在新的资本主义背景下，人工孵化难以继续。而盗捕者无视规则的捕捞，也使得越来越少的未成年鲟鱼能被放归大海。
自然循环的链条被严重破坏。如今在伏尔加河和里海的盗捕船数量不断增加，而可供他们捕捞的鲟鱼数量却在不断递减。为了完成供货量，盗捕者不得不把手伸向那些尚未成年的鱼。当年在易北河和特拉华河的一幕正在重演。如果人工孵化的工作无法顺利进行而盗捕行为又得不到遏制，那么里海的鲟鱼很快就会上北美和欧洲鲟鱼的绝路。
在俄罗斯，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界线向来很模糊。难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著《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令你最感到的恐惧的人物会是那位在梦境中出现的全能的大检察官。他一个人就能决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我们知道萨沙在伏尔加河捕捞鲟鱼是非法的，不经允许将鱼子酱运出俄罗斯是非法的，艾科雅诺耶的那两个男孩在市场上出售鲟鱼也是非法的。但是，在阿斯特拉罕的鱼市上出售鲟鱼却不犯法。
这个鱼市设在一座前苏联时代的大拱形建筑里，距离市中心约一英里。在硕大的空间里，一溜溜的桌子从这头一直顶到那一头，每张桌子代表一家商户，桌子上堆着各种熏制或腌制的鲟鱼，从颜色上看，有的像斑驳的绿漆，有的黄灿灿的跟黄油仿佛。坚硬得像砖块的贝卢嘉鲟鱼肉总是被摆放在居中的位置，周围则是一圈一圈的俄罗斯鲟和闪光鲟鱼段。
商贩不停地挥动手中的报纸哄赶苍蝇，因为这些鱼肉既没有包装，也没有任何冷冻措施。在紧里头的一间屋子里，也有商户在出售鲱鱼、狗鱼、拟鲤鱼干以及其他一些伏尔加河水产，但这里给你的第一印象是，里海里的东西全被搬到阿斯特拉罕来了，凡是你能想到的在这里都能买到。看到这么多的鲟鱼肉明目张胆地拿出来卖，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餐馆里要一盘烤鲟鱼会跟做贼一样。
我在过道里一边走，一边接过热情的小贩递过来的试尝品，这时我注意到有个男人两手空空，神情却像是在寻觅买主，他也注意到了我。
“鱼子酱？”他用打招呼的方式问道。
“嗯，”我回答，既不想很肯定，也不想把他吓跑。
显然接下来的话题不可能在市场里聊，于是我们约定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碰头。他告诉我他叫弗罗迪亚，是弗拉迪米尔的昵称。他个子不高，有点佝偻，黑色的头发油腻腻的，脸上满是皱褶，还长着麻子，笑起来露出一口金牙。出门的时候，他拨通了手机，感觉像在跟同伴炫耀做成了一笔买卖。
我们在伏尔加河边一座咖啡馆的露天座坐下来，点了可乐。这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水面上吹来阵阵微风，温暖的阳光像蚕茧一样包裹着我们。咖啡馆红白条的遮阳伞几乎令人感觉像是置身在某个度假村里。一艘俄罗斯渔警巡逻船在河面上转了一个大大的U形弯，然后不急不慌地朝远处驶去，看它的背影更像是一条载着观光客的游艇。我们的闲聊不时被弗罗迪亚的手机铃声打断，他冲电话那头的人大吼几声，不等对方说话就匆忙挂断。
他告诉我，从1991年起，他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已经从没有卫生设施的公寓楼里搬了出来。80年代后期，他在一家化工厂工作，结果被泄露的有毒气体灼伤，刚刚30多岁就被批准退休。苏联解体后，他的伤残抚恤金成了一张废纸。于是，跟许许多多梦想发财的阿斯特拉罕人一样，他开始从国营工厂里批发鱼子酱，偷偷拿到莫斯科去卖。国营厂私有化之后，他不得不到处寻找货源，好在生意从未间断。头几年，他挣了不少钱，给家里购置了一套两居室的现代化公寓，一辆丰田花冠二手车，后来给24岁的儿子也买了一套房子。他还把女儿送进了政法学院。如今他衣食无忧，闲来无事就泡泡咖啡馆，随手点上一杯可乐。
尽管生意越做越顺，弗罗迪亚还是通过关系搞到了一张出售鲟鱼肉的许可证。办证花了不少钱，他说，但是很值得。现在他是一个合法经营者，在鱼市里拥有好几个摊位。在那以后，办证越来越难了，城里的很多餐馆都是在无证经营，所以才会像做贼一样把烤鲟鱼卖给客人。不过，弗罗迪亚承认他的鱼子酱生意属于黑市交易，官方不允许任何个人出售鱼子酱。
然而，鱼子酱的暴利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弗罗迪亚抱怨说。一方面价格持续低落，另一方风险却与日俱增。“大家都以为阿斯特拉罕是鱼子酱之乡，其实这里什么也没有，”他说。“现在你要想买鱼子酱就得去达吉斯坦。那里的价格出奇地低，简直三文不值二文，不过鱼子酱的质量却不敢恭维。”不管怎么说，从伏尔加河三角洲盗捕者手上买到的鱼子酱根本无法入口，他说，“盗捕者什么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必须在鱼死后的一小时内把鱼卵取出来，也不知道清洗鱼卵应该用干净的水--而不是伏尔加河的河水。”
弗罗迪亚靠在椅背上，脸上露出厌恶的表情。这一年的鲟鱼捕捞量是他记忆中最差的一年。“好在我已经找到了新的财路，我在和伊朗人做买卖，”他说着，脸色稍有好转。什么买卖？“我卖给他们木材。”草原上哪有什么木材？“当然没有，我是从西伯利亚搞到的。”说完他哈哈一乐。十月革命前，阿斯特拉罕一直是远东货物输出的交通要道。这座城市就是靠把西伯利亚的原材料和亚洲的奢侈品卖到全欧洲而富裕起来的。外贸是阿斯特拉罕的未来，而不是鱼子酱，弗罗迪亚强调说，“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们只能在过去的照片里看到鲟鱼了。”就在这时，手机又响了。“你看，生意来了，”他边说边对我做了个抱歉的手势。（待续）
Kaluga Queen
卡露伽鱼子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