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比尔斯坦和德萨勒着手研究鲟鱼时，他们的工作似乎只是一项纯粹的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科学家的个人兴趣。然而，随着他们的成果一步步呈现，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把DNA的发现投入实际运用。
仅仅是为了好玩，德萨勒建议把纽约商店里出售的鱼子酱都尝一遍，看看店家是不是卖的是他们所说的鱼子酱。于是，两人逛遍了纽约最有名的鱼子酱商店，收集齐了各种鱼子酱。回到实验室，他们把每种鱼子酱舀出一点，与化学试剂混合在一起，看看它们是否真的就是罐头上标明的贝卢嘉、闪光鲟和奥斯特拉鱼子酱。
德萨勒平时不吃鱼子酱，所以根本分不清五花八门的鱼子酱。不过当结果出来时，两人都大吃一惊，几乎三分之一的鱼子酱都标错了。无论错误出自厂商还是销售商，总之最终受骗上当的是消费者。这个骗局很快被公布在报纸上，随着媒体纷纷对“鱼子酱内幕”展开调查，比尔斯坦和德萨勒顿时成了名人。但是，在一窝蜂的报道热潮消退之后，他们仍然不确定这项研究成果有何社会效益，不过他们要求博物馆方面为这种用基因甄别鱼子酱真伪的方法申请了专利。
与此同时，比尔斯坦已经对里海鲟鱼大面积消失的消息有所耳闻，甚至在来美国之前，他就意识到这种鱼类正面临生存危机。他比大多数科学家更加清楚，鲟鱼的生存依赖于人工孵化和苏联对捕捞的严格控制。他的父亲是一位动物学家，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伏尔加河三角洲一带工作。当斯大林最初提出建大坝时，他的父亲和同事们通过各种渠道极力劝阻。
当时，他们最担心的不是鲟鱼会丧失产卵之地，而是建坝会改变里海的水质，使得构成鲟鱼主要食物来源的浮游生物无法生存。小时候，比尔斯坦就听父亲讲科学家如何从亚速海捕捞水生甲虫，然后放进里海，确保鲟鱼在大坝建成后不至于饿死。这种做法加上人工孵化以及其他一些保护措施，帮助鲟鱼存活了下来。到了80年代，尽管野生繁殖的鲟鱼变得越来越少，但鲟鱼的捕捞量却创下了世纪新高。
比尔斯坦来到美国的几个月后，维系了70年的鲟鱼保护措施彻底崩溃了。等到了1992年末，他发现在纽约购买用来做基因测试的鱼子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价格也很便宜。他给阿斯特拉罕的老同事打电话，他们告诉他，伏尔加河三角洲的所有居民都干上了捕捞鲟鱼的营生。
虽然住在距离里海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比尔斯坦很清楚这种毫无节制的捕捞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特拉华河的大西洋鲟鱼以及易北河和罗讷河的欧洲鲟鱼已经被商业化捕捞毁灭，接下来就该轮到里海的鲟鱼了。1993年，他终于决定站出来向世人表达他的忧虑。他和同事一道在环境期刊《生物保护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中警告说，“除非受到保护，否则鲟鱼很快就将灭绝。”
比尔斯坦的文章采用的是科学家特有的谨慎的文风，但其中传达的信息足以引起环境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随着他们开始关注鲟鱼的命运，比尔斯坦成为了这种濒危鱼类的发言人。几乎在一夜之间，他一跃而为全球最知名的鲟鱼专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官员致电比尔斯坦，邀请他担任鲟鱼专家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评估鲟鱼受威胁的程度。
比尔斯坦很好地担起了宣传鲟鱼困境的重任。他创办了一份刊物《鲟鱼季刊》，除了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科普文章外，还有关于里海危机的最新消息。在《生物保护学》上的文章问世一年后，他还和德萨勒、约翰·瓦尔德曼一起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大型鲟鱼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旨在“拯救当前正在我们的星球上消失的活化石”。世界各地的鲟鱼权威云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因此成为全球鲟鱼研究的中心。
研讨会之后，比尔斯坦开始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收集鲟鱼存量统计、捕捞记录、DNA样本等材料。与此同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决定委派它的协作机构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前往里海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材料以便将鲟鱼正式列入世界濒危物种保护名单。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的两位研究人员，卡罗琳·雷伊麦克斯和托马斯·德缪勒纳尔用了几周时间跑遍了伏尔加河三角洲，走访了很多小镇和渔村。他们发现在一些穷乡僻壤，捕捞鲟鱼是当地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即使鲟鱼不是因为大规模商业化捕捞而灭绝，其生存处境也岌岌可危。
当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公布其最终的调查报告时，他们并不确定这份报告会得到怎样的反响。环境保护者深知媒体并非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濒危物种，像海豚和鲸鱼这样既可爱又上镜的生物向来要比丑陋黏滑的蠕虫更受关注，行动迟缓、浑身长满骨板的鲟鱼显然不属于受欢迎的动物。但鱼子酱贸易所造成的威胁的令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感到责无旁贷，他们加大了宣传力度，力求让世界各地的媒体都能重视鲟鱼所面对的困境。
大批科学家都站在比尔斯坦这一边，主张应当将鲟鱼列入濒危物种名单。德国环境部表现得尤为积极，因为德国的商店里充斥了来自俄罗斯的非法鱼子酱。在德国人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鱼子酱的流通渠道，限制鱼子酱的国际贸易，以胁迫里海周边的所有国家在鲟鱼保护协约上签字。唯一有能力把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伊朗带到谈判桌前的机构是国际濒危动植物贸易公约组织，即CITES，该组织曾经成功杜绝非洲象牙的国际贸易流通，并且有效限制了稀有兰花从伯利兹热带森林流入市场。
CITES目前在全世界有一百多个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均在公约上签字，保证遵守CITES对受保护物种的出进口规定。CITES的逻辑很简单：如果盗捕者无法在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商品，那么他们就失去了盗捕的动力。然而，从CITES于70年代创建以来，他们的工作毁誉参半。最常见的批评就是该组织把太多注意力用于控制买卖，却忽略了解决造成物种受到威胁的社会性因素，比如说栖息地被占用、文化传统以及盗捕者找不到其他谋生手段等。尽管作为一个专注于拯救濒危物种的组织机构，CITES也对滥捕滥杀毫无作为，它所做的仅仅是给商品在国际间流通制造障碍。理论上，如果一个国家同意限制某种濒危物种的出口，也就会出台相关政策减少该物种在其国内的滥捕滥杀，但实际上，并非所有成员国愿意在这方面大动干戈。
俄罗斯人知道很难杜绝盗捕行为。他们刚刚在高加索地区与车臣叛乱分子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后者掌控了部分非法鱼子酱的贸易。就在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准备在国际濒危动植物贸易公约上签字时，一枚巨型炸弹炸毁了邻国达吉斯坦的一幢公寓大楼，楼里住的多为监管鱼子酱贸易的边境警察。68条人命是一个血淋淋的警告，预示着在这个国家开展这项工作何其艰难。一旦鱼子酱失去贸易自由，那么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和生存现状。成千上万的家庭会断送唯一的经济来源，产生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本来就已经风雨飘摇的叶利钦政府绝不敢轻举妄动。
1996年，迫于CITES的施压，叶利钦政府勉强同意对鱼子酱出口实施紧缩政策。当时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把里海鲟鱼列入濒危物种名单，而是把它列入哪一类名单。CITES将大约三万个濒危物种分成三个档次。第三档是不会马上灭绝的物种，仍允许自由交易。如果这些物种的数量开始急剧减少，那就会转移到第二档，要求国际社会严密监视它们的动态发展。如果减少的趋势仍在继续，这些物种就将列入最严苛的第一档，意味着它们会在市场完全消失，所有的买卖行为均被禁止。
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里海鲟鱼被考虑放入第二档，而鱼子酱依然可以出口。并非所有人认可这种安排，有些鲟鱼专家坚信事态已经岌岌可危，理应完全禁止鱼子酱的交易。他们认为鲟鱼的灭绝完全是商业导致，只有列入第一档才能做到有效的保护。
但美国代表持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如果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无法靠出售贝卢嘉鱼子酱赚钱，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孵化育苗并将它们投放回里海的动力。其实所有濒危物种都符合这一逻辑，“CITES要做的工作就是让人们认识到，要想挣钱，就必须保护好你赖以挣钱的工具，”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官员罗斯玛丽·格纳姆说。之前为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撰写调查报告的卡罗琳·雷伊麦克斯也这么认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交易引入地下。我们应该提倡用更加积极的手段发展出一套良性循环的制度。”美国人乐观地设想，俄罗斯终究会行动起来，重新振兴鲟鱼的人工孵化。这样一来，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俄罗斯人自己也立即争取把鲟鱼列入第二档。不过，许多官员对整个规则抱有怀疑态度。CITES将如何界定什么是合法的和非法的鱼子酱？全面禁止鱼子酱买卖相对容易操作，意味着就连一罐鱼子酱也不许带出俄罗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就是象牙。当然，保护大象要容易得多，因为通过卫星就能准确发现象群的行踪。但鲟鱼的数量很难监测，何况与买卖象牙相比，鱼子酱交易的规模要大得多。如果说鱼子酱有一部分是合法的，有一部分是不合法的，那么俄罗斯人想知道CITES如何在它们中间划出一条界线。
比尔斯坦和德萨勒已经知道答案。1996年，他们在著名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鲟鱼基因构成的研究结果。“鲟鱼在外观上极其相似，唯有通过基因检测才能区分不同种类，”比尔斯坦说。“俄罗斯人一直在强调无法做出针对性的限制措施，因为缺少有效的手段来甄别哪些属于受保护的物种。于是我和德萨勒建议用DNA测试检测出里海三种主要的鲟鱼。”
当比尔斯坦见到CITES的官员时，他解释说这种检测方法相当于指纹识别。在美国，司法机构已经在用同样的方法甄别犯罪嫌疑人，有很多成功案例可以证明DNA检测的准确率相当之高。比尔斯坦建议，凡俄罗斯出口的鱼子酱在出关之前都应进行DNA检测，然后发给类似护照的合格证书。这就像旅行者一样，必须出示护照才能通过海关，在入境时也要经过检测，看看DNA是否与合格证书相符合。这样一套系统也能帮助里海周边国家实时跟踪进口鱼子酱的行踪。
比尔斯坦和德萨勒的提议率先得到美国的响应，他们单方面决定将俄罗斯的三种主要鱼子酱列入第二档濒危物种名单，并出资建立一个DNA检测系统。1997年6月，CITES在津巴布韦召开投票大会，所有143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鱼子酱交易应该继续，但必须严格控制。随着俄罗斯在公约上签字，比尔斯坦似乎看到了鲟鱼起死回生的一线曙光。（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