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鱼子酱和鱼子酱”的阴谋是由一位细心的稽查人员揭开的，但最终的证据还是要靠科学来提供。随着走私者的伎俩越来越高超，政府所掌握的DNA检测法成为保护鲟鱼的最有力的手段。然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政府部门全然不顾比尔斯坦和瓦迪姆曾经表示出的质疑，这一本身带有漏洞的检测法很快就被卷入争议的旋涡。
1998年夏，叶甫根尼·奥普特卡的卡伦—TM有限公司将一吨奥斯特拉鱼子酱从阿斯特拉罕加工厂运往纽约，这批货是纽约的鱼子酱馆公司订购的。跟以往数百次的情形一样，鱼子酱到达肯尼迪机场后很快就通过了海关。鱼子酱馆是纽约第二大鱼子酱进口商，也是当地的一家老字号经销商。
该公司近来与阿斯特拉罕最负盛名的供货商卡伦公司签订了供货协议，卡伦公司在一次公开的拍卖会上争取到了CITES签发的营业执照，成为了一家合法的捕捞鲟鱼和加工鱼子酱的厂商。在入境时，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通知鱼子酱馆的老板埃里克和布鲁斯·索贝尔兄弟，他们可以把这批货运往他们在皇后区的仓库，但按照规定必须留下一些样本，送往俄勒冈总部的DNA实验室做检验。
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这一次，检验结果与CITES证书不符。俄勒冈实验室在奥斯特拉鱼子酱中发现了大量西伯利亚鲟鱼子酱。11月12日，协会的稽查人员来到鱼子酱馆的仓库，宣布要查封这批货物。紧接着，第二批也未能通过DNA检测。
两兄弟中的埃里克·索贝尔神经比较脆弱，他简直要疯掉了。他冲稽查人员大吼大叫，在紧张的对峙中，稽查人员看见他竟然去摸口袋里的手枪，事态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缉私检查。稽查人员极力安抚他，要求他把双手始终放在写字台上。几分钟后，他终于平静下来，打电话叫来了律师，稽查人员决定不指控他持枪威胁。
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并没有搜查出可疑的鱼子酱，双方最终达成协议，鱼子酱馆暂时交出仓库的钥匙，直到事情搞个水落石出。远在阿斯特拉罕的叶甫根尼·奥普特克得知消息后，主动表示要收回这批鱼子酱，并将鱼子酱馆的钱原数退回。奥普特克后来告诉我，他很气愤DNA检测败坏了他的名声，他可以保证他的渔民只在伏尔加河捕鱼。
“即使我想捕西伯利亚鲟，我也不可能做到，”他说，“为什么我要干非法的事情？我的兴趣只在提供优质的鱼子酱，在行业中获得良好声誉，我不会出口任何未经CITES允许的产品。”无论叶甫根尼·奥普特克还是索贝尔兄弟事先都不知道比尔斯坦和瓦迪姆曾在里海中发现过西伯利亚鲟。
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拒绝让奥普特克收回这批鱼子酱，理由是：如果这些鱼子酱来自盗捕者，就不应该让它们转卖给其他商家。结果他们作出了没收的决定，这下可把索贝尔兄弟彻底惹恼了。
埃里克·索贝尔的律师曾经听说过比尔斯坦在DNA方面的研究，也听说过他曾指控政府的检测不准确而且非法占用了他的研究成果。律师联系到了比尔斯坦，这位一心要拯救鲟鱼的科学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一回他决定站在鱼子酱商人这一边，成为了鱼子酱馆的专家证人。
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这下遇到了强劲的对手，鱼子酱馆可不是什么靠偷偷摸摸干违法交易起家的公司。索贝尔兄弟是美国第二代鱼子酱商人，鱼子酱馆是他们的父亲路易斯在1950年创立的。路易斯早先在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公司干出了一番事业，随后决定将他的营销口才用于出售鱼子酱。
他开的第一家店针对的是高端客户，结果并不成功，很快就被迫关张。到开第二家店时，他已经对这个行业有了清醒的认识。他的野心就是去除鱼子酱的神秘光环，让它成为任何一个中产人士消费得起的商品。跟其他店家的做法不同，他的鱼子酱罐头不是藏在柜台底下，而是堂而皇之地摆在开放的货架上，顾客可以随意品尝和挑选。路易斯的亲民路线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营销策略，他的商店变得像咖啡馆一样受人欢迎。于是，他给自己的商店和公司起名为：鱼子酱馆。
鱼子酱馆一度是纽约最大的鱼子酱零售商，直到裴卓仙落户纽约。裴卓仙重新将鱼子酱包装得深不可测，但它有一整套营销手段为品牌造势。它的商店和餐厅就建在中央公园附近，店面的装潢充满了欧洲的古典气息，深黑色的大理石壁板令人望而生畏。身着燕尾服的侍者训练有素，他们随时能发现哪张餐桌上的面包凉了，立刻换上热气腾腾的刚出炉的面包。
作为对策，鱼子酱馆也在麦迪逊大道附近的59街开办了自己的餐厅，但其店面明亮且大气。你可以坐在吧台前，一边喝着香槟，一边透过毫无遮挡的窗户看外面的行人来来往往。鱼子酱馆还在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开设了分店，无论店开在哪里都一样地热情待客，与裴卓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我来到59街的餐厅与布鲁斯·索贝尔会面时，这家餐厅仍让你感觉是一家熟食店和一座小酒馆的合体。虽然已是中午，布鲁斯看上去像是还没有睡醒，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每当我问起鱼子酱馆质疑政府的DNA检测的事情，他就会起身招呼他的妻子或母亲忙这忙那。我独自坐在桌前，看着一只大大的苍蝇在大理石桌面上爬来爬去。
一对小夫妻进来点了一大份鱼子酱，鱼子酱用银质的蛋糕盘盛着，周围都是碾碎的冰碴。当布鲁斯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他拿来了一罐100克装的贝卢嘉鱼子酱，请我尝尝。他递给我一把塑料勺，一般懂行的人都不会用塑料勺的，以免让鱼子酱产生氧化。接着，他旋开盖子，拿勺往里面捣了捣，就好像罐头里装的不是鱼子酱，而是冰激凌。他自己舀了一勺放入口中，抿起嘴静止片刻，享受着鱼子酱的美味。然后，他从桌子那头把罐头递给我。
布鲁斯开始夸耀鱼子酱馆高标准的卫生环境。我把罐头递回给他，顺手赶跑了一只苍蝇。布鲁斯告诉我，他的所有雇员都学过一门“细菌学”的课程。他很热衷于这个话题，说这里的冰箱安上了警报装置，一旦温度超过3度就会报警。一只苍蝇落到了布鲁斯的勺子上，我又挥手去赶。“我们的清洁程度给纽约的卫生检查部门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边说边把勺子上剩下的鱼子酱舔干净，看来苍蝇显然跟他所说的清洁度没有丝毫关系。
每当我问起生意方面的事情，布鲁斯总是要我去问埃里克，我也只好照办。埃里克这会儿正在东河对面的仓库，就在59街大桥的桥根底下。他看上去要比布鲁斯更瘦更黑，有着一双跟布鲁斯一样的深蓝色眼睛，大得好像眼窝都装不下。跟餐厅比起来，这间仓库寒酸得多了。
办公室像是临时的隔间，尽管鱼子酱馆在这里办公已经有不少年头。打印机和电脑都装在纸箱里，在墙根摞着，给人一种马上要搬家的感觉。埃里克的桌面上堆满了文件和空罐头盒，还有一台电子打字机。看来哥俩儿是这样分工的，弟弟只管招呼客人，哥哥则忙于所有繁琐的业务。
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如果想不起来什么，他就到那堆文件里翻找，直到找到他当时的记录。不过，埃里克并不愿意提及那起官司。当我点到这个话题时，他递给我一叠不同供货商发来的传真，让我看选择一个可靠的货源是多么地难。如今想要找到高质量的合法鱼子酱简直比登天还难，他抱怨说。
说到这里，他咯咯笑了起来，双手拍了一个巴掌。“既然货源短缺，我也只好……我刚刚购进了一批黑海的贝卢嘉鱼子酱，有700多公斤，”他说，“我也打算卖一盎司20美元。我的竞争对手们一直在这么干，买进黑海的鱼子酱，再以里海鱼子酱的名头卖出。就我傻，想本本分分地做生意……哼！今年我要吃进所有黑海的鱼子酱。我预料今年贝卢嘉鱼子酱的收成不好，价格只会涨，不会降……除了我，干这一行的个个是傻瓜，懂行的没几个……在阿斯特拉罕，没人知道裴卓仙是何方神圣，但他们都知道我的大名。”
就这样，他来来回回地跟我兜圈子，说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等到他把这些都说完了，他瘫倒在椅背上，沉思了好大一会儿，才勉强回到了我感兴趣的话题上。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卡伦公司的那吨鱼子酱最终烂在了仓库里。与经济上的损失相比，证明政府干了一件错事更加重要。“我把已经售出的鱼子酱都收了回来，为此花了大笔的钞票，”埃里克说，“谢天谢地，我有胆量和证据给政府一个教训。”
说完他又靠回椅背上，我决定不再逼他。我想他的律师沃尔特·德罗本科总能跟我说说有关官司的事情。随后的几个月里，我给德罗本科打了数次电话。每次拿起电话，他都说鱼子酱馆的案子正准备开庭。他相信比尔斯坦的证词会证明政府的检测手段有漏洞，与此同时，另外几家鱼子酱经销商也对这种检测法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一位富有名望的法律专家正在着手收集这一检测手段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我很好奇，面对这样一个涉及到尖端科学的复杂案件，陪审团将如何作出决断。
2001年春，我又一次给德罗本科打电话，询问开庭的日期。德罗本科告诉我，原定的听证会已经延期，看来是遥遥无期了。
他还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埃里克·索贝尔已经自杀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