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月的一天，我和格雷斯以及两名身着便衣的检查员——罗伯·洛特和罗兰·马奎斯前往肯尼迪机场执行下午的例行检查。格雷斯将车停在俄罗斯航空公司行李提领处外的通道里。当我们推开车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燃油味儿。“好想呼吸那种清新的空气，”格雷斯说。“你知道，我的大部分同事是在蒙大拿州那样的地方追查盗猎者。”
“今天你想抽查多少？”罗伯问。“百分之五十？”
“不用那么多，但所有申报携带鱼子酱的都要查，”格雷斯说。
进入航站楼大厅，我们得知当天从莫斯科飞来的俄罗斯航班晚点了一小时。整个大厅里只有一个身穿蓝白制服的海关女工作人员。荧光灯发射出惨淡的白光，照在地板、天鹅绒隔离绳和铝制的行李车上。
“俄罗斯航班上有什么？”女工作人员问道。
“肯定少不了鱼子酱，”格雷斯问答。
她笑了笑。“那边的鱼子酱一定很便宜。我好想哪天去俄罗斯，一天三顿只吃鱼子酱。”
如今，美国市场上销售的鱼子酱已经不像过去那般廉价。格雷斯告诉我，自从CITES新规实行之后，贝璐佳鱼子酱的零售价翻了一倍，每盎司从50美元涨到了100美元。但涨价只是一方面，CITES承认市场上充斥着许多以次充好的鱼子酱，大多是经过波兰、立陶宛、土耳其和阿联酋进口到美国。
另外，还有很多未经许可在黑市上流通的走私货。格雷斯说，野生动物市场是和经济直接挂钩的，每当经济景气，这个市场也就会变得火爆起来。眼下，鱼子酱走私的猖獗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不过，我不相信突然间会冒出这么多贝璐佳鱼子酱，”他说。“这里面一定有鱼目混珠的，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不给非法鱼子酱入境的机会。”
就在说话的工夫，行李传送带开始吱扭吱扭地转动起来，旅客们三三两两地步入大厅，他们有说有笑，手里拎着印有“莫斯科免税店”字样的购物袋。
“瞧，检疫犬来了，”格雷斯指向一个白头发的美国农业部检查员，他正牵着一条狗在人群中穿梭，狗不时地停下来，嗅嗅人们手中的购物袋、手提箱，甚至不放过他们的裤兜。当狗把鼻子凑近一位老妇人的购物袋时，她吓得直往后退。“他们在查有没有携带水果和蔬菜，”格雷斯说。“我们多希望有一条能嗅出鱼子酱的狗。”
等到传送带上出现大包小包时，申报处已经有大约150人在排队。“你知道为什么就连毒品也能从这里通过吗？因为人太多了，这么点海关人员根本应付不过来。”
格雷斯将一张铝制的桌子搬到海关检查站旁边，那里有几个旅客和他们的行李被拦截下来。排在第一个的是一名30多岁的美国男子，穿着黑皮夹克，头发已经花白。他并没有申报携有鱼子酱，只是随机被抽了出来。他说他是做金属制品生意的，格雷斯打开他的包，在一堆衣物里翻了翻，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于是放他通行。
同样被放行的是一个俄罗斯美女，她是名教师，此行是为了解决一些家族事务。她申报了鱼子酱，格雷斯发现是两罐50克装的红鱼子酱，这是用三文鱼而非鲟鱼鱼卵加工制作成的。又放过了几名旅客，一名橄榄色皮肤的俄罗斯年轻女子被查出携有两大罐未经申报的红鱼子酱。她被要求重新填写申报单。“非常感谢，”她说。
一个身穿黑色羊毛大衣的中年男人来到桌前，他自称是石油商人。他的俄语是由他的女伴翻译的，这是一个浓妆艳抹的金发女人。我以为她是空姐，但格雷斯后来查明她的身份是一名专业陪同人员。当格雷斯打开那名男子的手提箱时，一股浓烈的气味散发出来，不像是鱼腥味，倒像是木头在水里泡了很久发出的气味。
格雷斯在手提箱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罐500克装的蓝标鱼子酱，标签上写着“阿斯特拉罕闪光鲟”。闪光鲟是里海鲟鱼中体型最小的一种，在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伊朗均有出产。按重量来说，这罐鱼子酱已经大大超出了个人消费的标准。罐头未经密封，仅用胶带简单缠了缠，其中一侧的胶带已经破损。
格雷斯掀开盖子，盖子上沾满了油脂，还有十来颗鱼卵。闪光鲟的鱼卵通常是黑色的，而这些鱼卵颜色发灰，带有些许黄褐色，每一颗都有珍珠般大小，有几颗已经被挤扁或是压破。随着盖子打开，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海洋生物死后尸体发酵的气味。
“已经变质了，”格雷斯说着把罗伯叫到他身边。“这是哪种鱼子酱？是闪光鲟吗？”
罗伯透过金丝边眼镜瞄了一眼。“的确是闪光鲟。”
“从没见过这样颜色的。”
“放久了，颜色会发灰。”
“唯一准确的鉴定方法就是通过基因检测，”罗兰告诉我。“不过，罗伯的目测有95%的准确率。”
格雷斯开始在一份官方表格上逐项填写。那个石油商人对他的女伴说了些什么，后者问道
“他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吗？”
“不用，”格雷斯说。“携带超量的鱼子酱入境违犯了美国法律，只是目前的数量尚未达到罚款或拘禁的标准。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鱼子酱将被没收。”
女伴看着桌子上打开的罐子，大笑着说，“那我们还不赶紧尝一口，味道一定错不了。”
格雷斯鄙夷地瞪了她一眼。石油商人也用呵斥的目光制止住女伴，接着转过身来冲格雷斯笑笑，耸了耸肩。他用英语说道：“悉听尊便。”
这对男女拎着箱子离开了。格雷斯试图把有点变形的盖子重新盖上，结果不小心把里面的鱼子酱洒出来一些。“这可是你说的闪光鲟鱼子酱啊，”他对罗伯说。“算了，反正我们带回去也是要销毁的。”
又查了10来位旅客，但没有更多收获。那条检疫犬也没有嗅出什么可疑之物。当大厅重新变得空荡荡时，格雷斯指着那道通往大宗货物卸货平台的门说，“我们是在那里缴获柯楚科的走私鱼子酱的。”
海关人员放下手中的电话，告诉格雷斯，他们正准备用X光检查乘务人员的行李。“好的，”格雷斯说。“尤其要查一查俄航。”
不一会儿，罗兰从传送带那头跑了过来，报告说有5件既无申报又无人认领的行李，都是黑色帆布袋，拉链用挂锁锁住，其中4只还缠了透明胶带，每只约重50磅。“也许行李的主人就在某个地方藏着，等着我们离开，”他猜测说。
“你去看看，能否叫海关人员快点过来，”格雷斯说。“只有他们有权对无人认领的行李开包检查。”
1998年10月28日一早，格雷斯接到一位说波兰语的美国海关官员打来的电话。她接到华沙机场一名地勤人员的密报，从该机场起飞的芬航003班机上有16只可疑的行李箱，这架飞机将于当天下午抵达肯尼迪机场。
格雷斯和罗伯·洛特带上另外两名检查人员立刻赶往机场，从登机记录中调取到箱子主人的姓名和座位号，这7名男女是清一色的波兰人。在海关的第二检查区，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些箱子，每只箱子里没装别的，全部是未经申报且未经冷藏的鱼子酱，要么用塑料袋裹着，要么塞在油腻腻的硬纸盒里。大约一半是奥斯特拉鱼子酱，另一半是贝璐佳鱼子酱，总计901罐，差不多半吨重，价值120万美元。
带货人中有一个叫安德烈·莱普考斯基，是华沙警察局的副局长，另一个是低级别的华沙警察。还有三个是波兰航空的空姐，她们是莱普考斯基的妻子招募来的，后者也是波航的一名空乘。除了往返美国的免费机票，他们每人还将得到500美元的报酬，据交代，他们并不知道箱子里装了什么，当他们到达华沙机场时，这些箱子已经打包完毕，放在登机口。
格雷斯决定放长线钓大鱼，他安排莱普考斯基和另外两人拎着箱子出机场。在接机大厅，一男一女凑上前来，询问其他人在哪里。就在对方将装有现金的信封交给莱普考斯基的一刹那，格雷斯和他的同事们一拥而上，逮捕了吉诺的妻子海伦娜·柯楚科和吉诺国际的市场部经理韦斯劳·罗兹比基。
罗兹比基和莱普考斯基均供认之前他们已经多次犯案，罗兹比基也承认知道进口鱼子酱必须有CITES的许可。柯楚科的妻子称她的丈夫人在波兰，她来这里是代替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格雷斯释放了6名属于随从性质的带货人，将莱普考斯基、罗兹比基和柯楚科的妻子带回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审讯。随后，莱普考斯基和罗兹比基交保释放，柯楚科的妻子则被要求返回康涅狄格州家中联系她的丈夫。
4天后，格雷斯拿到了柯楚科家的搜查令。与此同时，吉诺·柯楚科从波兰将一整套CITES许可证通过传真发送给美丽殿航运公司的肯尼思·布鲁姆，这家公司于4月前成为吉诺国际合法进出业务的报关行。柯楚科要求布鲁姆拿着这些许可证去取消他妻子和罗兹比基的逮捕令，他指示布鲁姆，“就说是波兰方面出了点差错，没有及时将许可证传真给你。”
柯楚科于次日回到纽约，显然他不希望自己的家被抄。11月3日，当格雷斯带着9名联邦警察来到柯楚科位于郊区的寓所时，家中只有他的妻子。他们收缴了银行账本、货运记录、鱼子酱价格表、名片夹、登机证、出租车收据、分类账单、一只手提箱和一台电脑。在车库里，他们找到了三台冰箱，里面共装有834罐和101瓶鱼子酱、重量约达半吨。
就在搜查过程中，柯楚科乘坐罗兹比基驾驶的蓝色大奔回来了，他狡辩说整个事件只是因为手续上出现了误差，他的律师沃尔特·德罗本科手里有所有通关所需要的许可证。他给德罗本科打了电话，然后和他妻子一道默不作声地坐在餐桌前，看着格雷斯他们将一罐罐鱼子酱搬到门外。
由于没想到格雷斯带来的人里面有懂波兰语的，柯楚科夫妇在搜查过程中窃窃私语，透露了一些证明他们有罪的信息。不过，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给他们定罪了。“如果你经营一家公司，”格雷斯这么对我说，“有时会意识不到所有的家底信息都被你塞进文件夹和抽屉里。”在对柯楚科的奔驰车进行搜查时，又发现了几本鱼子酱业务往来的账本。
格雷斯对柯楚科出示的CITES许可证丝毫不感兴趣。这些许可证没有波兰有关当局的盖章，而且是签发给某个俄罗斯鱼子酱品牌的。实际上，一个月前，一批发给扎巴尔公司的走私鱼子酱用的也是这种许可证。
发现这招不灵，柯楚科和罗兹比基又想到另一招：他们前往美丽殿航运公司，企图说服布鲁姆向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谎称这批鱼子酱是他的，布鲁姆拒绝了，柯楚科只好要回了他之前从波兰发来的传真，却没想到搜查人员从他的家中找到了一份复印件。
与此同时，格雷斯了解到，这批两千磅的鱼子酱只是4月以来柯楚科大规模走私的冰山一角。从其业务往来的账单可以发现，加上某些标注有“变质”记号的鱼子酱，他在这段时间里一共进口了19000磅未申报鱼子酱，价值123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出售给了扎巴尔、鱼子酱餐吧和里海之星等固定客户。
这些鱼子酱差不多是用同样的方式走私入境的。机场停车记录和高速路收费记录均显示，4月1日以前，柯楚科名下的汽车到访肯尼迪机场的次数只有6次，而在之后，它们来往的次数多达36次。
格雷斯相信，华沙机场的地勤人员之所以泄露机密，很可能是有些人因为在走私活动中没有分到一杯羹而感到失望。否则，这起走私活动还将掩人耳目地进行下去。“柯楚科并非一个狡猾多端的走私者，但他是一个精明狡诈的商人，善于钻营，在波兰有一张无所不及的关系网，”格雷斯说。“他买通官员将鱼子酱运出俄罗斯，通过波兰警察混过当地海关，然后再借助空乘人员带上飞往美国的班机。事实上，即使在被捕之后，他仍然在遥控整个走私系统的运作。”
小罗伯特·F·肯尼迪
柯楚科于1998年12月被提起公诉，此案没有在新闻界激起太多波澜，却惊动了美国国内的整个鱼子酱行业，同时也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侄子小罗伯特·F·肯尼迪的关注。他既是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高级律师，也是70年代成立的环保组织“河流捍卫者”的代言人。
肯尼迪担心赫德逊河稀有的大西洋鲟有可能成为盗捕者的目标，于是上书美国地方法官弗雷德里克·布洛克，要求严惩吉诺·柯楚科，“我希望向鱼子酱从业者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这些特殊的鱼是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的，所有不法行为将不再被容忍。”
纽约东区法院的助理检察官辛西娅·莫纳科也迫不及待地要拿柯楚科开刀，以此作为典型案例惩戒世人。与此同时，格雷斯也从柯楚科一案中挖掘到越来越多的线索，这些线索均指向鱼子酱业幕后的黑暗角落，在那里，同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柯楚科希望他被判刑后，所有与其公司有关的账目将被冻结。结果，2000年的冬天，沃尔特·德罗本科向皇后区高级法院投诉，要求退还被查封的59000美元，这是扎巴尔公司用来支付一批合法进口鱼子酱的款项，但却进了柯楚科的账户。由于这一要求被拒绝，扎巴尔公司的代理律师威廉·沃切特尔气愤地说：“我们购买的是合法的鱼子酱，但政府却不由分说地将它们纳入了走私物品，我们既拿不到货，又退不回钱，这样的做法真是厚颜无耻。”（待续）
识别二维码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