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露伽鱼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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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UGA QUEEN
河道变得更窄了，河畔伸出的芦苇不时会扫到我们的脸，更多的鸬鹚受到惊吓飞上了天空。船像是驶入了死胡同，朝着尽头的灌木丛一头扎了过去。眼看就要撞上的时候，尼古拉才猛然把船头往右一拐。顷刻间，视野豁然开朗，前方是一处宽阔的水面。
我们途径渔业警察的一个哨所，低矮的灰色建筑掩映在树丛中，一艘20英尺长的摩托艇停靠在码头边。在这之后是一连串的渔屋，一个接着一个，但彼此之间都隔着一段距离。“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老板，每个老板手里都有捕捞配额和船只装备，雇佣渔民为他们工作。”尼古拉回头指了指哨所的方向。“这片区域很容易观察到是否有盗捕者，因为每艘船都有名有姓。”
渔屋大都建在河岸的空旷地带，有的旁边停泊着卡车或小汽车，其余的只配备了船只，有独木舟、摩托艇、驳船或是船屋。在其中一个渔屋前面，8个身穿黄色防水服的男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围成一圈，他们正在收网，随着网越收越紧，一条银色的小鱼跃出了水面，看样子像是一条里海鲱鱼。
在河岸的不远处有一大排低矮的房屋，尼古拉告诉我，那是一个鲟鱼养殖场，规模和地位都不亚于巴奥斯。说话间，迎面驶来了里海水产研究所的科研船，船体不大，洁白的船身擦得锃光瓦亮，桅杆上白、蓝、红的俄联邦三色旗迎风招展。
水面变得更加开阔，远处的河岸宛如给地平线镶上的一道绿边。我们停靠的西岸有着一大片泥滩，尼古拉关闭了马达，让船缓缓驶上浅滩。我们穿着橡胶靴蹚水上岸，岸上正有一群男人，大约20来个，他们注视着另一艘摩托艇缓缓行驶在离岸差不多一英里的地方，从船尾到河岸的水面上是一串白色的塑料漂浮物。
这些人跟尼古拉和安纳托里都很熟，最年轻的20岁，最年长的已经有70多岁。他们的穿着五花八门，羊毛毡帽、棒球帽、斜纹软呢帽，戴什么的都有，身上的防水服也是各种款式。他们古铜色的脸上布满皱纹，看上去像是钱包外面的皮革，而他们的手掌坚硬得如同贴在家具表面的防火胶板。他们笑着跟渔业警察握手，接着也来跟我握手。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也不愿意出现在我的照相机镜头前，尽管他们说雇主在船上安装了摄像头，可以随时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么，为什么他们羞于在拖网时被照相机拍到呢？“也许是因为红鱼吧，”一位老者简单说了一句。
“红鱼”是行话，指的是鲟鱼，尽管里海的任何一种鲟鱼都不是红色的。我认为这样的称呼跟俄罗斯人对红色的看法有关。红色代表着好运，也有“美丽”的意思。所以，对一个伏尔加渔夫来说，鲟鱼就是吉祥之物。当然，我记得盖瑞·奈因曼说过，温尼贝格湖鲟在浑浊的湖水中会散发出红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称之为“红鱼”也未尝不可。
这里的水就很浑浊，跟浸泡在水里的沙子一个颜色。浅水处有一排小木船，船身长且狭窄，彼此之间用缆绳拴着。每条船的船舱里都装着刚刚捕捞上来的鱼，加起来差不多有两千磅重。这些银色的鲱鱼头小，身体呈流线型，长度在12至18英寸之间。在其中一条船的船舱里还有几十条大鲤鱼，重量在25到50磅不等。安纳托里爬进船舱，一手抠住一条鲤鱼的鳃板，将它们提溜起来。鲤鱼的鱼鳞大且排列整齐，上半部近乎绿褐色，越靠近腹部颜色越浅，背鳍低平但贯穿了整个背脊。
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收获到一条鲟鱼。那位老者对我说，没有捕到鲟鱼固然令人失望，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失望。“我从12岁起就捕鱼，”他说。“现在我已经71岁了。跟10年前相比，红鱼是越来越少了。可以说，现在是红鱼最少的时候。我们赚到的钱只够填饱肚子。”
另一个渔民告诉我，他们用的网有一公里长，可以下到水下12米深的地方。每年春天开捕之前，河底必须清理，用汽船拖着爬犁来回走上几趟之后才能下网。捕捞贯穿整个春季，一直到6月结束，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他们每天要下10次网，每次从下网到收网耗时90分钟。“以前我们一网就能收获20吨的鱼，可以装满10艘那样的小船，”他笑着说。“可是今年的光景却不太妙。”
这时，远处的那艘摩托艇已经拖着渔网朝这边驶来，渔民们纷纷下水，帮着将网拖上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鲱鱼跃出网外，躺在淤泥里扑腾，像撒在阳光下的一堆银币。渔民们将它们一一捡起，扔进船舱。
我走上前去，发现渔网里有一条红鱼，被压在鲱鱼下面。我只能看见它的尾巴，尽管如此，它那包裹着骨板的皮肤还是很好辨认。等到鲱鱼被一层层清开，十来条闪光鲟终于暴露在阳光下。
尼古拉拿起其中一条鱼，带我们去他的船屋。他用煤油炉煮了一锅水，然后将鱼切成段，准备给我们做当地负有盛名的马铃薯鱼汤。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新鲜的红萝卜、黄瓜、西红柿和切成厚厚一块的面包，还有自制的醋栗果冻和番红花蜜。鱼汤的味道十分鲜美，鱼肉吃在嘴里有一股黄油的甜香。我们用大杯喝啤酒，小杯喝伏特加，将面包传来递去，分享着里海特有的健康美食。
安纳托里始终一言不发，而尼古拉则借着酒劲大发牢骚，他称政府才是里海最大的盗捕者，科学家们只会跟在政府后面鹦鹉学舌，他们说北里海的石油开发丝毫不会破坏环境，而在他看来，鲟鱼的命数最多也就能再维持5年。“政府已经失信于民，”他说。“他们说什么也不会有人听，老百姓只听从金钱的召唤。”
在船屋外面，求偶的青蛙和归巢的鸟儿发出的叫声宛如一首大合唱。尼古拉将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笑着说，“但是这里只有大自然的声音，你在这里可以大口喝酒，大口吃鱼。”
我们于当晚返回阿斯特拉罕，由于第二天一早我要赶飞机前往巴库，戈杜诺娃母女坚持让我在她们的两居室寓所留宿。电视上正在播放胜利日当天发生在卡斯皮斯克的新闻：正当一支军乐队经过时，一枚藏在路边草丛中的炸弹爆炸，造成34人死亡，大部分是围观群众，其中有12名儿童。画面中出现了血泊中的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她穿着运动鞋，一头黑色的卷发，身边还有一只动物玩偶。一名鼓号手躺在几米外的人行道上。看到这一幕，我和戈杜诺娃母女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嘉丽娜更是泪流满面。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停止住了。但我知道，此刻渔屋的渔民们仍在劳作，只要里海里还有鲟鱼，他们就会不停地下网收网。闪光鲟在夜色中翻滚着，散发出红光和致命的美。在我们能“大口喝酒，大口吃鱼”的地方，历史在延续，周而复始。（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