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露伽鱼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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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常说，圆鳍鱼籽也不错哦，比鱼子酱差不了多少。
于是每到我生日那一天，我们都会在屋后的花园里支起桌子，摆上桃子起泡酒、减肥脆饼、酸奶油和用来代替鱼子酱的圆鳍鱼籽。
真香，妈妈笑着说，既然这么好吃，谁还花钱去买真鱼子酱？
我并不反感英国人节俭的生活方式，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将就凑合。但是，我打心眼儿里想吃到真正的鱼子酱。对我来说，鱼子酱代表着俄罗斯，而学俄语意味着逃离。那时候苏联依然存在，人们议论起铁幕背后的红色帝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被藏在近处某个角落里的克格勃听到。
不过，我对俄罗斯的了解最先来自童话故事。铁齿钢牙的老巫婆芭芭雅嘎住在森林里，她把抓来的小公主和她的两个丑妹妹关进鸡腿小木屋，准备拿她们当早餐。小公主身上藏着银碟和水晶苹果，她转动苹果，于是隐约看见了她的沙皇父亲坐在高高的王位上。船在海上航行，风鼓起白帆。她看见了莫斯科，白色的石墙和镶嵌着五彩玻璃的教堂。她看见了下诺夫哥罗德的集市，阿拉伯商人牵着骆驼，中国商人身着蓝色的裤子，拄着竹杖。接着是伟大的伏尔加河，河岸上的船夫正在逆流拖船。是的，她看见一条鲟鱼在深水塘里睡着了。小公主继续盯着水晶漩涡，看到了她从未见过的世界漂浮在眼前，比阳光下的树叶还要明亮……
这些童话故事是从来我家的东欧移民那里听来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女孩。实际上，他们并不都是俄国人，有一个捷克伯爵，一个波兰护士，还有一个匈牙利骗子，为了躲避税务员而不断改名换姓。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像我父母一样的音乐家，他们来的时候手里拿着软木塞酒瓶或是奇形怪状的葡萄干蛋糕，一住就是好几天。隔着音乐室紧闭的门，你可以听见他们在里面放声大笑，不时会传出软木塞被拔出的噗噗声。我父亲为他们吹奏长笛，还用从旧货店买来的78转留声机吱呀吱呀地放唱片给他们听，其中有一首吉普赛人的哀歌，据说词曲作者是哥萨克血腥大屠杀的幸存者。
我很想亲自演奏这首曲子，甚至为此去学小提琴。对于我来说，俄罗斯音乐就像画在琴键上的夏加尔名作：一个穿着粗花呢夹克的男人吹着长笛，还有一个裸体女人和一只爬在树梢上的山羊，所有人都在快乐地跳舞。我之所以迷上俄语，是因为经常听这些移民给我讲彼得和狼的故事，阴森的森林里充满了死亡和危险，但就像他们自己的生活一样，总会有大团圆的结局。我的学校对14岁以上的孩子开设了俄语课外班，我第一个报了名。“我们付不起学费，”妈妈哭丧着脸说。于是为了学习俄语，我只好放弃了已经进行到一半的小提琴课程。
不久，我们搬了家，搬进了我祖父母住过的房子。移民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前来跟我父亲学习长笛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孩子，他的音乐室也改到了地下。我们的新家是父亲童年的寓所，有一间独立的地下室，他把收集来的唱片以及各种乐器都堆放在这里。这样一来，我只能透过地板隐约地听见音乐室里的笑声和笛声，顿时感到了一丝寂寞和孤独。
好在这座房子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平装本的旧书，那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大多是俄国小说。妈妈决定挑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来读，而我则选择从普希金入手。
写给成年人看的俄国小说总是讲述十九世纪的故事，几乎都有一个冷嘲热讽、将信将疑和苦乐参半的结局。书中的反英雄贵族带着手套去歌剧院，喝着香槟，吃着鱼子酱（至少是在他们因为决斗而被流放之前）。他们赢得了美女的芳心，但他们似乎并不懂得珍惜。相反，他们会用小孩子的恶作剧对付这些仰慕者，而笑到最后的往往是那些被摒弃和被捉弄的女人。（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