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露伽鱼子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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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苏雷特的人还在城外，胡子拉碴，宿醉未醒，烟也抽完了。旅馆里挤满了外国记者，酒店管理人员开始自娱自乐，他们冲进所有男女共用的房间，要求查看他们的结婚证书。我们像淘气的学生一样窃笑，试图迷惑他们，称他们为道德警察。
然而，那种狂热的躁动已经从故事中消失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写什么。我的编辑照样一天要几篇文章，我只能对少得可怜的新闻修修补补，添油加醋，尽可能营造出“叛军兵临城下”、“政变愈演愈烈”的紧张空气。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已经没有人关注政变，更没有人害怕“反叛者”。
每个当地人现在都确信，整个事件只是一种让前苏联老大重新掌权合法化的方式，几乎没有人反对这种做法。作为结局，与西方的石油交易将被取消，而俄罗斯，这个旧的统治者，将再次掌握主导权。
酒店的水也停了，我没有干净衣服可以换。天气还是那么热，一个巴库小男孩主动找上门来，要充当我的翻译。他说我们应该忘记政变，去海边钓一天鱼。
在有喷泉的院子里吃晚餐已经不再浪漫，我开始讨厌烤肉串了。今天也没有婚礼，这是哀悼月的第一天。大多数西方人都听说过一些穆斯林的宗教节日——斋月或开斋节——但没有听说过哀悼月。对于那些在酒店大堂闲逛的土耳其人来说，哀悼月甚至令他们感到不安，它强调了他们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真正差异。
阿塞拜疆人不像其他穆斯林，他们不是逊尼派，是什叶派，而哀悼月是在什叶派的宗教日历上。穆斯林分裂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的阿拉伯半岛，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他的信徒们选出了一位新领袖哈里发，导致麦加的派系斗争很快爆发为内战。
公元656年，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的支持者谋杀了第三位哈里发乌特曼，宣布阿里为继承人。但乌特曼曾经是麦加最强大的前伊斯兰部落之一——乌玛雅——的首领，乌玛雅因此与阿里的支持者发生冲突，并演化为一场持续了25年的内战。阿里自己也是被谋杀的。
公元680年回历正月的第10天，内战达到了高潮，阿里的儿子，也就是先知的孙子侯赛因，与他的什叶派追随者一起被杀害。从此，什叶派教徒在回历正月的月初开始服丧，这就是哀悼月的来历。
乌特曼部落赢得了胜利。像所有的胜利者一样，他们希望每个人都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这样他们就能够高高在上。他们死板且保守，成为逊尼派的一支，在阿拉伯语中，“逊尼”的意思是“循规蹈矩”，这影响到了他们的宗教观点：逊尼派认为《古兰经》是永远不变的指导，不可以对先知的意志做任何新的解释。但是什叶派也继续存在，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质疑哈里发权力的有效性，坚持保有继续争论穆罕默德的精神和智力遗产的权利。
今天，全世界只有一个公开的什叶派国家，它就是与阿塞拜疆一道分享着鱼子酱、石油、里海以及拜火教历史和遍地鲜花的地毯的邻国伊朗。阿塞拜疆并不完全是一个信奉什叶派的宗教国家，尽管在它的土地上，有许多缄默不语、胡须整齐的伊朗人住在酒店里，致力于修建什叶派清真寺。令人惊讶的是，对生活、政治和战争抱着随遇而安态度的阿塞拜疆人仍记得他们是什叶派教徒，仍然保持着哀悼月的传统，阿迪尔便是其中之一。
阿迪尔是英国路透社在本地雇佣的电视摄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便坐上小车，回到城里某处的妻儿身边，而不是和我们一起狂欢。阿迪尔说话轻声细语，有着挺拔的身材、令人放心的方脸、柔和的圆眼睛和冷静的头脑。
他开车载我从位于巴库市另一端的路透社分社回酒店。他救了我，使我免于在电脑前胡乱地敲键盘，因为他很清楚我的故事不会有什么新的线索。半道他停下来加油，加油站排了很长的队。他转向我，夸张地耸了耸肩，半带嘲讽半带失望地说，“你能相信吗？油城里的加油队伍。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对吧？”我问他为什么看不到婚礼了。“这是对罪恶的赎罪，”他说。“从今天起的一个月内不能举行婚礼。而这仅仅是开始，到了这个月的第十天，你既不能放音乐，也不能在白天的时候吃东西，现在是非常严肃的时刻。”
不过，酒店的夜生活还是和以前一样无聊。酒吧里挤满了人，有来自土耳其的商人，有来自各省传教团的救援人员，皮肤晒得黑黑的，希望在这里寻找乐趣，有穿着格子衬衫的石油工人，来自美国的德克萨斯或英国的因弗内斯。
那个矮胖的摩洛哥留学生已经10年没有回家，正在用熟练的阿塞拜疆语和酒保互相交流笑话。还有一些外交官，他们对是否已下令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送出这个国家守口如瓶。我喜欢这家酒店，每个人都说它在70年代开张时堪称奇观，但现在已经破旧不堪。
我熟识这里的每一个年长的金发女仆（出于某种原因，她们都是俄罗斯人）和每一个破旧的角落和缝隙。四楼有老鼠，一楼有餐厅和咖啡厅，三楼有硬通货咖啡厅，十四楼有两个酒吧。一些住店的客人从来不与别人交往。伊朗人显然没来过酒吧。外表强硬的阿富汗人假装自己是巴基斯坦人，每天早上被国防部的小型巴士带走，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在帮助军队打卡拉巴赫战争（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连打扫楼层的女仆们都知道）。
还有一些非常古怪的人，我们称之为“幽灵”，也许他们真的是幽灵。有一个美国人自称是弗吉尼亚州的烟草种植者，正在寻找投资的可能性，不知为什么，他带着他的翻译参加了所有的新闻发布会。一个自称在英国报社工作的年轻人总是夜晚出现，和我们一起喝酒，尽管我们白天从未见过他。
有天晚上，他说他为《时代周刊》工作，然后《纽约时报》的记者出现了，却不认识他。第二天晚上，这个年轻人说他为《每日电讯报》工作，直到《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出现，戳穿了他的谎言。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这很有趣，”我说。“我丈夫是他们的记者，他正在来这里的路上。你一定要见见。”听我这番话，他看起来十分尴尬。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以为苏雷特的人会乖乖地呆在城外？”和我聊天的德克萨斯石油商放松地把穿着牛仔靴的脚放在桌子上，为我解开了这个谜。“他们中的一个10分钟前刚刚来过我的办公室，他敲门问我们有没有多余的啤酒。我从冰箱里给他拿了六罐啤酒，让他犒劳他们的领导人。”那天下午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就像猫王死后，你到处都能见到猫王，现在我们也到处都能看到苏雷特的手下，他们在卡拉范塞雷餐厅吃午餐，漫步走进石油办公室，欣赏海景，然后悄悄地回到城市边缘的宿营地。“大家都没意见，所以我也没意见。”石油商笑着说。“我们开始称之为‘床上的早餐政变’”。（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