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媒体来说，聊港片是死是活的话题，实在乏力。CEPA走过12年，起起伏伏，这话题早不新鲜。“港片已死”的论调年年都有，而媒体每一年都拿出来“鞭尸”，也成了硬着头皮为金像奖所做的应景之举。实际上，今时今日有多少人在乎港片的死活？
如今的香港电影人各显神通，有的在内地开公司，办工作室，有的跟内地资本打成一片，甚至做起了内地电影公司的主管，连国语也越来越顺溜。华语电影整体北移，这是不争的事实，内地市场蒸蒸日上，无论是顺应潮流，还是坚守本土，多多少少都是被动之举，最根本的，是时势与机遇使然。
纵使香港导演们早期在内地市场备受责难，讨好观众，贩卖“伪港片”的风潮一度甚嚣尘上，但终有一代老导演迈过“水土不服”，在品质上更为精进。
陈可辛继《中国合伙人》之后再拍内地打拐题材《亲爱的》，票房口碑俱佳。徐克的《智取威虎山》翻新红色经典，拿下近9亿的票房，王晶赌片品牌《澳门风云2》更是不得了，直冲10亿，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更是王晶为影片“植入”的内地元素，机器人四川强。尔冬升拍摄的“横漂”小人物电影《我是路人甲》也备受关注，将于今年暑期上映。
老导演们似乎已经守住江山，但除了他们之外，后辈们却还没有跟上脚步。继“水土不服”之后，更为严重的港片危机是“后继无人”。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香港导演后辈们打从入行起，就一直听到的训诫。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更快地并轨内地，寻找新的资本市场。相信无人能忽略内地市场每日崭新的气象，频繁迸发的新数字，年度票房紧追300亿，导演们的创作嗷嗷待哺，而内地多的就是资本，以及反哺的观众需求。拥抱新世界，自主地完成角色转换，已经成了一代又一代香港导演的必经之路。
虽然依旧是老面孔唱主调，但新人们也在以他们的方式慢慢冒尖儿。“传帮带”的香港电影圈传统依旧在继续，有人从场务，后期，副导演，编剧等职位慢慢蛰伏。也有人在前辈的帮助下在内地崭新的土壤上找到资金，请来演员，搭建班底，得到创作机会。
看起来，合拍片成了挽救香港电影工业的一剂良药，但在今时今日的华语电影圈，合拍片还是港片，二者之间的界限早已没有那么分明。随着2017年进口片配额的全面放开，大量好莱坞电影涌入，内地市场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要知道，早年蓬勃的香港，台湾电影市场就是在开放后，华语电影崩盘，市场全面被好莱坞接管。
此情此景之下，不论是香港还是内地电影人，都好像到了“抱团取暖”的时候，焦雄屏一早预言，“就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好莱坞的关系，他们很少有本土电影，因为人才全部被好莱坞收割。总有一天，香港和台湾最精英的一部分人会被送到产业最强盛的地方，那就是大陆。”
有意思的是，在内地媒体孜孜不倦年复一年探讨港片存亡之时，香港电影人们却反问，“华语电影怎样在本土抵御好莱坞的入侵，进而同美国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分庭抗礼，好像才是所有电影人应该关注的最终议题吧？”
尔冬升也说，“没有所谓分野，香港导演和内地导演现在都在做的——其实是努力拍好华语电影。”
大环境变了
尔冬升：过去再好也过去了，未来再难也会来
6年前，也是金像奖前夕，尔冬升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悲观预言，“你们喜欢看的港片，3年之内就会没有了。”如今在今年的金像奖刚刚尘埃落定之际，再拿这个论调跟尔冬升本人求证，他依然这么肯定，“年代不同了，创作环境变了，以前那种味道的港片也就跟着蜕变了，对一些见证过港片辉煌年代的影迷来说，这大概就是‘灭亡’吧。”
其实何止港片？屡屡爆发的陆港冲突，微妙的政治关系在两地发酵，从今年开始，内地赴港游客大幅锐减，而曾经是全球租金最贵的位于铜锣湾罗素街的工商铺位，有120多家月租过百万的商铺都无人问津。香港作为金融中心，东方之珠，购物天堂的地理，经济地位光环正在逐渐褪去。
电影也不例外，八九十年代港片在内地影迷心中缔造的辉煌已是昨日之事不可留。当年内地的历史问题，导致几代内地导演并未形成商业电影的创作体系，那时候，作为东方好莱坞一般存在的香港及这方水土上生长出的电影和电影人们，是内地几代人的商业补给。
尔冬升依旧在内地市场做着新的尝试和挑战
如今，时过境迁，内地市场蓬勃发展，香港影人在摸索试错的过程中，几经浮沉，很多人至今也摸不着命门，于是便只顾着??饭食赚快钱。最重要的是，作为主流消费者的内地观众，已经在为自己的胃口自主选择作品，而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内地新导演们，似乎与观众之间，比之香港导演的地域文化差异，有着更多的情绪共振。
一时间，唱衰港片，似乎成了令人玩味的时代主旋律，每一位试图接轨内地市场的香港导演，都在这个更大的环境里做着迷惘的摸索。刘德华曾这么形容过他的港人同胞们，“香港人不太在乎三年五年以后，他们会发展成什么样，只要真的有机会，就会牢牢抓住，绝不会让它溜走”，香港导演们在内地市场的合拍12年，也正是如此走过来。
在尔冬升眼里，内地电影市场的大环境很现实，也很残酷，什么片大卖，就会有大批同类影片跟风而上，票房成了衡量电影质量的标准，卡司成了观众选择电影的理由，以及过度娱乐化的审美导致部分题材电影的市场缩水。
每个年代的导演状态都逃不出既定生活环境对他的掌控。虽然香港电影人一面在埋怨着残酷的市场对好电影来说太不公平，但尴尬的是，他们并没有为这个市场增添更多品质之作。于是，他们大多数时候，要不断地跟媒体聊“港味的失去”，“港片灭亡”“合拍片水土不服”“辉煌年代一去不复返”“金像奖处境尴尬”等等话题。
尔冬升对此感同身受，作为资深电影人，他这些年帮助新导演做合拍，给他们做监制，深入内地市场，用他自己的话说，泡在微博上观察内地网民，也不断与内地媒体交涉着港片到底是死是活的话题。
“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长大后未必会按你设想的发展，港片也是一样。题材多样，说明电影人的想法还没有死，给点时间，等市场变得更宽容了，会有更多的好电影出现。所以，命题由你们去出就好了，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会继续做。”
至于怎么去做，才能更适应时代，尔冬升自己的经验是，“跟同行学，跟后辈学，跟年轻人学。香港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想要拍电影，还是要走出来，到内地看一看，再到世界各地看一看，不要被地域局限，创作空间会更大。”
而早年间维护港产尊严的“坚守本土”意识，如今看起来不过是权宜之计。比如在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上，就不难发现，去年还在感叹新导演生存艰难，本土创作只能拍情色惊悚等小成本制作的《3D肉蒲团》《一路向西》导演胡耀辉，他的新片《猛龙特囧》已经是一部合拍片了，片中的两位男主角的背景更是大陆出生的儿时好友。而在去年金像奖上拿下最佳新导演的黄修平，从《狂舞派》时期的找不到资金，已经走到了如今跟寰亚合作新的合拍片了。
华语电影重心整体北移，内地一年300亿的市场空间，资本与观众，都在引导着新一代电影人的步伐。而越来越多的香港中生代和更年轻的新导演们，也已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合拍之路。正如尔冬升的感慨，“过去再好也过去了，未来再难也会来的。”
还是老面孔
刘浩良：每个香港新导演能拍第一部戏都太困难了
当徐克、陈可辛、王晶纷纷迈过合拍片的“水土不服”阶段，正式接轨内地题材，拍出叫好叫座电影的同时，在很多香港导演的眼里，他们简直就像个内地导演。寻找内地题材，在内地开设工作室，与内地互联网公司合作，导演前辈们在新的市场里，混得风生水起。前辈们的步子越迈越大，后辈们的脚步却还没有跟上。光是从今年金像奖的获奖名单上，已然可以窥得港片如今是有多窘迫。都是老面孔，人才断层，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早年会有那么多大导演层出不穷？如今却要面对断代的尴尬。面对这个话题，或许年轻一代的新导演们更有发言权。
2001年入行的刘浩良当了14年编剧，最难的时候还做过特约演员，“《暗战2》里面的警察就是我，刘青云后面的是我，许绍雄后面的还是我，我拍的天数比郑伊健还多，那时候没工作可以做，特约也做，导演组也做，什么都做。”图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要留在这个圈里，等机会。“这个机会我等了14年”，《冲锋车》导演刘浩良感慨地跟记者说。
刚刚凭借《暴疯语》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新导演的李光耀
李光耀能拍成《暴疯语》也经历了5年的时间，他带着剧本去了无数家公司，最后打动了尔冬升。在美国念土木工程出身的李光耀为了走入神秘的电影行业，辞工去报考香港城市大学，放假就去做暑期工，被导师介绍去徐克的电影工作室，那时候认识徐克的人都知道，他有个“贴身书童”，事无巨细什么杂活都干，他就是李光耀。学多了一点，李光耀就去给刘伟强麦兆辉的《无间道2》帮忙，给《游龙戏凤》做副导演，之后跟着尔冬升做了《枪王之王》的副导演，经历了四位师父的李光耀，就是这么在片场成长。
刘浩良掰着指头数，“从第一天跟好友郑保瑞说想请他当《冲锋车》的监制，然后我们跟英皇聊这个项目也已经3年半了。”他告诉记者，“我的朋友《踏血寻梅》的导演翁子光，他第一次给我看剧本，是5年前在北京。我们每个香港新导演能拍第一部戏都太困难了。”
随着老一辈导演的北上发展，香港留给本土年轻导演的机会才相对更多，就连作品不算多的中生代导演们，如今都扛起了培养人才的大旗，做起了监制，这在早年，那必须是经过十几年片场摸爬滚打才能获得的资格。
比如从前是叶伟信副导演的郑保瑞，如今也给刘浩良做起了《冲锋车》的监制。彭浩翔也给自己《志明与春娇》《低俗喜剧》合作已久的资深摄影关智耀做起了监制，帮他拍摄了自己执导的第一部合拍片《指甲刀人魔》。几部口碑之作在手的郭子健也在新片《全力扣杀》里扶持自己的视觉特效黄智亨做起了联合导演。
郭子健回忆起自己当年想做导演，写了《野·良犬》这个故事之后，决定要把它写出来拍成电影，便全身心投入这件事里，不接其他任何工作，包括当副导演。穷得叮当响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四处蹭饭。就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第二部电影《青苔》、第三部电影《打擂台》，以及之后的《救火英雄》的故事雏形也出炉了。如今成为警匪动作招牌的林超贤从前也是陈嘉上的联合导演，“以前有很多训练的机会，以前我们都是从小工一直跟。”
尔冬升这些年致力于帮人做监制，培养了不少后辈，他总结新人断代的原因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作品，或是没有遇到善于挖掘他们的导演、监制，但这些原因大概都没有“票房号召力”这个词来得简单粗暴。就是因为“票房号召力”等原因，他们只能被迫停在下面那一层，是“被断层”。
“有可能我们不是没有机会，但很多香港新导演是重视这个第一次，要很准确很清楚再拍”，刘浩良跟记者这么解释。林超贤也说，“现在时代跟我们以前不同了，以前我们起码做十年八年才可以有胆去做，现在两年、三年突然有一个想法，就已经可以。”
“也是因为时代变化快，所以你一来就要做，你不行就走，根本都没有机会把那个人慢慢培养出来，也许他本来有他的特点，但是你需要时间把他的特点经过很多东西提炼到一个层次，但现在不会给你这个时间”，林超贤有担忧。比如以《冲锋车》为导演处女作的刘浩良就跟记者坦言，有点担心票房，不过他随后补充说，“如果大家觉得，咦，原来警匪片还可以这样。这个角度对我来说也算是成功。”
新导演想上位
李光耀：有尔冬升这样的监制帮我就像中头奖
摸爬滚打的片场野蛮生长，是香港电影圈几十年来保持至今的“人才培养基制”，也就是所谓的“传帮带”。与内地新导演们敏于市场思维，对层出不忘的新概念信手拈来不同，香港新导演们依旧在循着传统的上位方式——跟着大导演大剧组学本事。
《冲锋车》导演刘浩良早年间给陈嘉上做编剧，有位前辈告诉他，当编剧你最需要认识的就是警察和江湖大哥，他们肚子里的故事够你创作无数剧本。刘浩良没事儿就找这些江湖人物聊天。他也想学片场经验，就跟着陈嘉上的戏，在现场写剧本。拍《冲锋车》里飞车戏的时候，就找来当年林岭东的副导演郑保瑞取经。
拍自己的第一部戏《冲锋车》，是投资不大的小成本电影，演员们片酬都主动不开高价，圈内同行也纷纷要来帮忙，黄修平申请做旁白，邝志良义务做剪辑调整，麦兆辉、庄文强、罗永昌也叫唤着要来客串，“都知道新导演开一部戏不同意，打一个电话，都会来帮忙。”
李光耀也不断地跟记者感叹自己的幸运，拍自己执导的第二部电影《暴疯语》时，有监制尔冬升的帮助，无论是在投资还在找演员方面，一点儿都没操心。在尔冬升眼里，李光耀就像当年的他，差的只是一个机会，“当年我有幸认识了岑建勋，是他帮我找来了周润发和梁朝伟，才让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戏《癫佬正传》，并从此成为一名导演。李光耀有足够的创作激情和动力，但是就差一点运气；所以我替他找来刘青云和黄晓明这样的阵容，又找来了罗志良共同协助他，希望他可以不负众望。”李光耀感觉，“就像中了头奖。”
凭借《寒战》横扫金像奖之后，很多人以为两位导演梁乐民和陆剑青家的门板大概都要被踏平了，但他们告诉记者，虽然受到业界认可，但并没有如外界所想的片约纷至沓来，他们依旧在兢兢业业地本着“不要让老板亏钱”的信念写着自己的故事。当然，新片《赤道》无论在演员阵容还是制作规模投资上的全面升级，都与他们《寒战》的荣誉不无关系。林超贤也通过《激战》开辟了自己运动题材的新领域，拿到投资拍摄新片《破风》。郭子健靠《打擂台》获得认可，《西游降魔篇》打出名气，《救火英雄》再续大制作的品质之后，已与内地公司合作拍摄《悟空传》这样更大规模的电影。
民间野蛮生长，香港政府近些年也在以官方举措支持中小型电影制作。香港电影制片家协会主席洪祖星表示，现在内地庞大的市场为香港电影人提供难得机遇。“香港很多优秀的电影人都在内地发展，但内地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香港电影想突围而出，需要特区政府的支持。”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还将推出“电影制作资助计划”，协助预算制作费不超过1000万元的电影，增加香港电影制作以及培育电影人才。在今年的香港国际影展的电影市场中，也能看到政府还在不断推进“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和增加该计划的制作费资助额，发掘电影业新血。
刘浩良担纲过“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的评审，他告诉记者，通过这个活动，大学生有机会用200万去拍一个长片。虽然钱少，但他也说，“电影从来就是限制下的艺术。”就像他自己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冲锋车》，被同行林超贤评价甚高，因为没有很大的投资包袱，反而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就是要靠这些中小型电影才会有这种胆量，如果你作为新导演一开始拍电影就是大制作的话，可能你就有很多想法不敢乱冲，就会比较保守。”
尔冬升也看好“电影发展基金”可以帮到一些年轻人投入到中小型电影的创作当中，也有助于帮助电影圈筛选和挖掘有才华的新人。不过他也会担心，这样的帮助会不会让一些人安于现状，觉得这样的环境就足够好了，从而放弃走出去的机会。“对于年轻人来说，与其给他们钱，不如给他们走出去的机会，才是对这个产业最好的帮助。”说白了，归根到底要靠自己。
前路怎么走？
舒琪：新导演根本不需要产业的认同
尔冬升：掌握好项目的人才有话语权
并轨内地市场的新一代，也有他们的难题，比如与内地资本接触后无可避免的“接地气”需求。刘浩良充满疑惑地问记者，“我创作故事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接香港的地气，怎么去接内地的地气？此外，他也郁闷，“内地很爱改编小说，我不太感兴趣，还有太多原创故事想讲。”
李光耀也说，现在自己在发展创作的故事中有内地题材也有本土题材，但他并不是有意要去分野，而是取决于故事本身应该发生在哪里，“没有一个导演是合拍片导演。”
郭子健这些年跟内地制片公司接触多了，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早年，他也会怪投资人，想观众到底要什么，现在他明显感觉，题材只要是很明显的类型，里面怎么做，完全是导演在创作过程中要花最多功夫的地方。反而不是去想，观众现在要的什么，现在卖的是什么。
“还是要把你的精神回到你的电影创作本身里，因为电影是跟内心相关的，灵魂是不能出卖的。不要硬把这个灵魂变成不是你的东西，到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拍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是怪胎”，林超贤强调说。
年轻一代导演们如今也站到了老一辈们当年熟悉的“水土不服”的摸索适应阶段。刘浩良拍的《冲锋车》在内地票房目前2069万，虽不惊人，却也是不错的起步。刘浩良很喜欢《钢的琴》，他也知道这部电影不卖钱，“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电影吗？绝对需要。”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写一个故事的标准就是，这个故事有没有必要在这个世界存在，“你找到你需要的价值就可以拍下去，这个价值不一定是钱不一定是票房。”虽然没有打算在内地彻底生活并轨合拍，但刘浩良也并没有放弃他的学习法，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正在偶像杜琪峰的《三人行》剧组给杜琪峰写剧本，白天看杜琪峰拍戏，晚上跟编剧游乃海聊剧本，从早上8点到凌晨2点，虽然辛苦，但是有的学就好。至于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他舒了一口气，“最起码现在有一部导演作品让投资方看到，也挺好。”
李光耀也明白现在香港整体的电影工业下坡路，不过他的态度是，“坐在这里投诉也没办法，自己想办法咯。”在他看来，如今合拍已成常态，内地和香港的创作者们也在尽可能地融合。至于内地市场如火如荼的新思维大数据，“如果他们那么肯定就发达啦，还用坐在这里说？电影好玩就好玩在，广东话叫偏门，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
《寒战》两位导演如今从香港警匪片升级到亚洲危机级别的警匪片，他们把港片称作私房菜，“我们只是喜欢到厨房搅七搅八的人，喜欢弄得满桌美食招呼朋友。不过，在真正开业做生意之前，是不是要先战胜家人与朋友的味蕾？《寒战》如是，《赤道》也如是，将来也是如此。”在他们眼里，景由心造，事在人为。
陈可辛说，自己刚刚来内地的那几年，也有一些水土不服，但都会逐渐调整，他也说到今年春节大卖的几部华语片都有香港人的主创，说明香港人适应能力很强。
尔冬升也认为，不是“水土不服”而是“人心不服”。合拍片刚推出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不适应，到了今天，水土还是老样子，但人心适应了，加上一些有品质的合拍片让观众渐渐有了信心，这都是正常的，“我觉得不能用简单的‘谁帮到谁’来概括合拍片与香港电影产业的关系，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限早已没那么清晰，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的关系，只要结果越来越好就可以了。”
陈嘉上曾经说，他很怀疑合拍片还能撑多久，随着内地电影市场成熟，内地的新导演和演员越来越多，他们非常知道现在的年轻观众要什么，自己就能产生很好的票房。最新的数据也验证了这种说法，去年香港与内地合作拍片趋势下降，从39部减至24部，立法会解释说，这是因为内地人员电影制作水平越来越高，还有内地已可全资聘请演员，无须通过合作拍片。
虽然合拍片是少了，但是华语片多了。比如尔冬升就都很好奇，“现在欧美电影正在大步子走进来，为什么还要纠结华语电影分内地还是香港呢？我们要做的是优质电影，跟西片抢观众。合拍片其实只是个如何立项的问题，香港导演和内地导演现在都在努力拍华语电影。”
香港资深电影人舒琪甚至觉得，新导演根本没必要担心所谓合拍还是不合拍，因为根本无需进入电影产业，“这个产业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多机会。拍电影是花大钱的事儿，尤其是合拍片的投资那么大，更不可能给新人拍。除非你有好剧本，如果你的剧本真的很棒，根本不需要产业的认同。新一代要有自己的工业。”
尔冬升也一阵见血，“这个行业，根本没有形成成熟体制，我们华语电影工业还在一步一步成长中，目前这个行业还是项目本身最有价值，掌握了好项目的人才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