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出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书市繁荣的同时，也滋生出盗版等问题。
早在宋代，福建的建阳就以刻书著名，有“图书之府”的美誉，但又是盗版商的乐园。
南宋词人刘克庄曾在建阳任县令，他目睹了当地刻书盛况后，大为感慨：“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两坊是建阳的崇化与麻沙镇，两地商业书坊林立，热闹非凡。两地所刻书籍，统称“建本”。
▲ 考亭书院遗址。 供图/图虫创意
刘克庄将闽北浓郁的文化氛围与建阳刻书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南宋时，朱熹及弟子在闽北广创书院，其中考亭书院就在建阳。这些书院远离城市，与山水相依傍，是闽北乃至整个福建地区文风蔚然的缩影，好学之风自然也推动了当地刻书业的发展。
民间书坊一场大火，惊动朝廷！
明弘治十二年（1500年），建阳遭遇了一场大火。火灾中许多书版尽付一炬，书坊主叫苦不迭。
一位吏部官员说，这是上天对当地书坊逐利乱象的惩戒。他提议由朝廷委派专员，前往建阳监督印书。
原来，官员们并非关心民间疾苦，只是想借此机会，整改建阳书坊由来已久的“乱象”。
明代建阳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刻书中心，同时也是政府指定的刻书地之一，承担刻印官书并向民间发售的任务，主要刻印举业书。
▲ 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宋代建阳书坊编刻《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刻工劲秀、排版疏密有致。 摄影/苏蘅
官版书有固定格式，刻印时不可改动文字和版式，否则就是盗版。但中规中矩的官版书，实在不好卖。为尽快完成任务，书坊主们“擅改官版书形制”，比如，在书名前添上“新刊”“京本”等字样，强调版本之新与权威性，又或注明某书是名人“校正”过的精善版本。种种营销手段，抓准考生的消费心理，自然也就卖得好了。
到明中期，建阳书商的逐利倾向愈发明显，甚至公然翻印官方禁书。当时，市面上有本叫《京华日钞》的畅销书，有官员担心这类时文举业书的流行，会让考生本末倒置，不再潜心研读经典本身，因此将其列入禁书。但建阳书坊主们为逐利，争相翻版刊印。另外，建阳刻书贯有“字多讹谬”“粗制滥造”的问题。这些都是官员眼中的书坊“乱象”。
▲ 明《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中的一对碑牌形牌记。
如今，乱象之源被烧了个干净，正好整改。官员们很快商议出一套方案：先清点书版。已烧毁的禁书，不许再翻刻。至于朝廷颁发的儒家经典、正史还有制书等，若被烧毁，务必翻刻补全。若未被烧毁，则要一一核对，确保版本文字无误。如此，才不至于误导了莘莘学子。
吊诡的是，计划由朝官处理的监校工作，最终交由福建地方政府草草了事。此后，官方又多次提出整顿方案，可都没奏效。
建阳书坊乱象，你怎么看？
明代藏书家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骎骎（qīn，本义为马跑得很快的样子，后形容事情进展迅速）蹈此病矣。”
今天看来，谢肇淛对建本的评价有失偏颇，他眼中纸张粗糙、印刷劣质的可能是麻沙本，即建本中的低劣本。麻沙本，因价格低廉，大行于世，同时也声名狼藉，因为当时不少盗版书都出自麻沙本。
▲ 图为一副建阳千荷堂工作室镌刻的木质雕版。摄影/戈子
谢肇淛也明白，民间坊刻无法与财力雄厚的官刻本相比，也不能和旨在传世的私刻本相提并论。坊刻，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意在谋利，当书商唯利是图，官方又监管不力时，盗版行为自然滋生。可文人心中，谋利的欲望，总归是让人瞧不起的。谢肇淛还注意到，为谋利而牺牲书籍品质乃至盗版的现象，不止建阳一地，湖州与南京也沾染上这种坏风气。
被精英阶层鄙视的建本，实际卖得很好。它将图书带往帝国的每个角落，“无远不至”。麻沙本的低端路线，让读书不再是文人的专利，更多的平民成为阅读者，享受到书籍带来的快乐与慰藉。这对于文化的传播，是有积极作用的。毕竟书籍有盗版，而知识本身却没有正盗版之分。
▲ 明嘉靖《建阳县志》中有一幅《建阳县书坊图》，此处的“书坊”，指建阳的崇化乡。图中可见书坊溪穿流而过，南山修竹等十景环列周遭……万卷书堂、三峰书舍等刻书机构散布其中，另有由朱熹创设的同文书院，是集刻书、讲学为一体的教育机构。图为《建阳县书坊图》临摹图。 绘画/扬眉
明代后期，建阳刻书进入历史巅峰期。嘉靖《建阳县志》中称：“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建阳崇化出现了以书籍为交易对象的市集，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明嘉靖元年（1522年），南京国子监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付梓。有了官方背书，民间兴起了通俗文艺作品出版的热潮。
明中期以降，商品经济日益勃发,市民阶层壮大。心思活络又懂市场规则的建阳书商，看准了市民文化消费这块肥肉，满怀热忱地投入到小说出版业中，先后刊刻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列国志传》《列国前编》等作品，这些小说语言通俗、情节离奇，最符合平民口味，因此销路很好。所谓“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说的就是当时通俗小说取代举业书，成为图书新贵的情形。
福建建阳书坊，率先进入通俗文学市场，并尝到了甜头。其他民间书坊见状，也纷纷加入，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在此之前，各地书坊各有所长。比如，金陵书坊以刊行戏曲剧本和民间应用类书见长；苏州书坊多刻印学术类图书；杭州书坊则偏重史志、子书和地方文献。
▲ 图为清代徐扬《姑苏繁华图》，图中“大雅堂书坊”有两层楼，规模较大。 供图/FOTOE
随着通俗文艺作品的风行，各地书坊一窝蜂地改刻印小说，图书市场竞争变得激烈。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市场，吸引读者，书坊主们想出了不少杀鸡取卵的法子。如此这般，建阳又成了明代盗版书的大本营。
建阳某书坊曾创造性地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合二为一，定名为《英雄谱》。如此编排，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两书的内容相近，讲的都是英雄豪杰的故事，打包在一起，读起来过瘾；其次，编辑有意将书籍内容做了删节，消费者差不多只用花一本书的钱，就能获得两本书的快乐。有此美事，人们自然乐意掏腰包。殊不知，书中内容已面目全非。
为了尽可能节约成本，有的书坊会将文稿中的描写类文字尽数删去，只留主线，全然不顾其文学价值。晚明学者胡应麟见书市乱象、盗版横行，不禁扼腕叹息：“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不堪覆瓿（bù）。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余因叹是编初出之日，不知当更何如也！”不过短短二十年时间，一部经典小说，就被盗版商越删越简，越删越糟，缩水成“几不堪覆瓿”的鸡肋作品。
▲一般来说，书坊规模取决于书坊主的经济实力，有的大型书坊就是一幢楼，门面开店，后面是印书作坊，楼上则用于刻书，十分方便。图为书坊中正在刻书的刻工。绘画/杨竺
至于冒名、托名，则是宋代盗版商玩剩下的，不过明代又出现了些“青出于蓝”的新伎俩。
除了文化圈名人，盗版书商又盯上了科举圈的学霸。晚明图书市场上，充斥着以“状元”为噱头的读物。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阳宝善堂刻本《新镌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号称“请”来近三届的科举状元焦竑、翁正春、朱之蕃。仨学霸凑一块，选出了二十九位名家作品，再掰开揉碎了逐一点评解释。这书名听起来厉害了！可惜，后来被清人考证出是伪托三状元之名而作，就连书首的序，都是假的。
出版大佬怒了：翻刻必究！
建阳书坊的盗版手段，也传到了其他地方。很快，大水冲了龙王庙，建阳刻书也被盗版了。
余象斗，一位土生土长的建阳人。因科举屡试不中，遂弃儒从商，继承家业。按理说，书坊主负责书籍的销售与传播环节，可余象斗偏偏是一位活跃在编辑队伍中的书坊主，有时他还亲自上阵，充当作者。大概是什么岗位的活儿都干过，再加上本身头脑灵光，余象斗最终成了晚明最成功的出版家。
在他主持刊刻的《东游记》序言中，有一段对盗版书商的谩骂：“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汗颜，无耻之甚乎？”
▲ 面对所刊书籍惨遭盗版，建阳书坊主余象斗想了个法子，他在自有版权图书中，插入防伪标签——自己的画像，防盗版的同时，还能树立品牌形象，为自己代言。左图是根据明万历《海篇正宗》中插图重新绘制的“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图中的伏案男子即余象斗。绘画/扬眉
原来，吴承恩撰写的《西游记》面世后，一夜带红了神魔小说。一时间，人人爱看神仙打架、鬼怪群殴。小说家吴元泰蹭热度写了本《东游记》，余象斗见此书奇货可居，立刻花大价钱买断版权。之后，又亲自操刀，撰写《北游记》和《南游记》，再将这三本神魔小说与《西游记》凑成一部《四游记》。果然，《四游记》一经发售，就所向披靡。尤其是《东游记》，更是好评如潮。然而，让余象斗始料未及的是，《东游记》很快被苏杭盗版商盯上，他们仿造余象斗刊本翻刻售卖，明目张胆地抢生意。
《东游记》序言中称这部书“其费弘巨矣”，现在遭人疯狂盗版，余象斗怒不可遏。但毕竟是出版界大佬，他很快就有了对策。余象斗在自有版权书中插入自画像，类似于今天的防伪商标。这样一来，防盗版的同时，还能塑造品牌形象，打响品牌效应，堪称大明版“老干妈”。
余象斗对盗版恨得咬牙切齿，那肯定是正版的忠实拥趸，非正版不印喽？其实，他自己的手笔也不那么干净。
▲ 图为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书坊“集贤堂”，从图来看，是一家小型书店。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那时的余象斗还是一名寂寂无名的小书坊主。由熊大木撰写、杨氏清白堂刊印的《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被余氏搞到手，他毫不犹豫地将书名改为《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作者名改成余应鳌（一说为余象斗的别号，一说为余象斗侄子的名字），堂而皇之地出版。大佬有这样的黑历史，难怪成名后，又被他人盗版。这大概就是天道轮回吧。
为杜绝盗版，保护自身利益，书坊刊刻书籍时，纷纷使用牌记，申明所有权。比如，明万历刻本《月露音》中，就有牌记：“杭城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捌钱。如有翻刻，千里究治。”有时，版权申明也会写在书名页中。晚明刊本《禅真逸史》中，就有爽阁主人夏履先的题识，他先是得意洋洋地介绍：“此南北朝秘籍，爽阁主人购得之，精梓以公海内。刀笔既工，雠（chóu）勘更密，文犀夜光，世所共宝……”之后，语气一转，发出警告“傥有棍徒，滥翻射利，虽远必治，断不假贷”。类似于今天书籍版权页中的“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晚明，堪称商业出版的黄金年代，建阳书坊的辉煌与乱象，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在官方治理乏力、版权意识淡漠的大环境下，牌记写得再凶也没用。不少盗版书商仍毫无顾忌地翻刻盗印，再在牌记处留下一块难看的空白。
▲ 明崇祯《广金石韵府》扉页上的牌记：“绵纸朱文，定价一两，本衙藏板，翻刻千里必究。”
今天，我们从古籍的牌记和序言中，仍能感受到那份无奈和愤怒，正如文豪李渔在《笠翁对韵》中所写：“我辛苦笔耕的成果，却被你们这些盗版商吃光抹净，让我情以何堪？我誓要与你们决一死战！”
令作者抓狂的是，即便有一决生死的亮剑精神，却难找到对手，因为盗版书商无处不在。待到锐气与意志消磨殆尽，只剩一声叹息：唉！这可如何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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