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校教授工资条暴露，合月薪多少？-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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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高校教授工资条暴露，合月薪多少？

中国国家地理无尽之藏

2023-09-09

蔡元培不想干了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学生由本、预科350人扩大为1300多人。当时的正教授分为六级，依据《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从一级到六级的月薪分别为400银圆、380银圆、360银圆、340银圆、320银圆、300银圆；级别较低的讲师，月薪从2-5银圆视情况不等。

不过，章程只是章程，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差异。陈明远在写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时，就在北大的教员月薪存根中找到了一些教员的薪资单。根据这些“工资条”上的记录，胡适在1919年9月的薪资是280圆、周作人240圆。当时的北大教授日子还是较为丰盈的，因为当时月入280圆，相当于如今的月薪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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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而当时北大学生所有的开支包括学杂费和买书，吃喝玩乐，一年准备180银圆足够，节约一点120银圆也可以，也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全部费用为10-15银圆（合今人民币400－600元）。说到此，不由不想起当年蔡元培和一块钱讲义费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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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壹圓银币。

那时候，上课由教师自印讲义，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学校规定，学生每学期要交一块钱作为讲义费用，这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反对。北大学生一向胆大得很，1922年，五四运动刚过，自由的风潮还在，学生们崇尚自由、自我，而北大学生的组织力量又十分强大，所以在面对学校提出的一块钱讲义费时，有一些学生便做出了过激反应，直接和校方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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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平时温文尔雅的蔡元培校长也发怒了，他一改往日的温良，与学生辩理，处理闹事学生，态度坚决。据曹建在《蔡孑民先生的风骨》一文中提到：

某日下午，部分学生气势汹汹，到总务处门口寻找事务主任沈士远。蔡元培闻声挺身而出，严厉责问：‘你们闹什么？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之后他更愤而辞职……

风波最终被平息，而今天的读者不免心生疑虑：就为一块钱，值得吗？

1922年的“一块钱”（即一块大洋），可购买20斤大米或7斤猪肉，约合人民币40-60元。当时北大的学费是每人每学期10元，因为国立大学有经费拨款，所以北大的学费，相比其他私立大学或教会大学低很多。相比较10元的学费而言，1元的讲义费就显得有些贵了。讲义费是学费的十分之一，学生们从心理上还是难以接受的。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无法实现有效的社会管控，教育资金无法得到保障。袁世凯死后，各军阀混战，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政府开支和偿还外债，各地教育经费出现普遍性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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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总统黎元洪亲自为蔡元培书写的任命书。

这样的形势，才使得北大学生为了“一块钱”可以大动干戈，校长蔡元培为了“一块钱”也可以冲冠请辞，而据顾颉刚的日记记载，北京大学当时拖欠教员薪金非常严重，他甚至给自己清楚地记录了账目：

1月薪金：

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6月17日取32元，6月25日取70元，7月16日取8元；

2月薪金：

拖欠四个月，到6月24日取100元；

3月薪金：

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7月16日取32元，8月10日取40元，9月9日取37元，10月2日取63元；

4月薪金：

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两次领取，到9月9日取37元，10月2日取63元；

5月薪金：

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10月2日取37元，11月12日取35元，12月2日取28元；

……

鲁迅对自己当时的薪金也有一个记录：1920年他共收入1月至9月教育部薪水2640元，平均每月220元；被拖欠3个月薪水900元；1921年共收入2490元，平均每月207元7角，被拖欠薪水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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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看来不仅学生的日子不好过，老师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那个动乱年代，知识分子虽然不是晴雨表，从他们身上却也能窥得社会现实之一斑。上世纪20年代的北洋军阀日益腐败，伤透了知识分子们的心，顾颉刚许是实在忍受不了拖欠薪金的生活，才会在1926年接受厦门大学的邀请而南下。

北伐战争结束后，全国统一，定都南京，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得以保障，薪金也有所提高，对于教师们而言，这是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教员薪资待遇的相关条例，将副教授列入大学教员的等级中，当时教授的月薪可达到500元，相当于今天的1.7万元。

从薪资数来看，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有一个统计说，上世纪20年代中国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和生活费大约相差3-10倍，这个比例和当时的日本相类似，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

不过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了40年代，物价飞涨，由国民党一手导演的通货膨胀，将知识分子压迫到了生活的边缘，终日为柴米油盐烦恼的老师们，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而这又以当时西南联大的老师为典型。

西南联大是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合并而成的临时大学，虽然是临时大学，在当时却有着不小的影响。当我们沉浸在关于西南联大的美好记忆的同时，从当时名师们的生活角度出发，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揭开西南联大生活的另外一面，也很有意思。

▲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法币。

1938年5月4日，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正式开始上课。从北京过度到西南联大，教员们的薪资自然是要打折扣的，当时的计酬单位是法币，大学教授的平均月薪为法币350元，到昆明后，调整到了300元，相当于打了8.5折，虽然是略有艰辛，但还是足以应付生活。不过 “打折”只是一个序曲，应该说，从进入昆明开始，教员们的薪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就不断遭遇挑战。1938年底到1939年，由于不法奸商贪图暴利、囤积居奇，各地物价上涨幅度猛增，云南一担米达到了120元，四川、福建等地已经出现了抢米风潮。

面对物价上涨，联大校方起初还不断用补贴的方法来帮助一些困难教员，但这些补贴如同杯水车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在最无奈时，也只能写申请要钱。最先行动的是学校的一些讲师级教员，因为没有职称，他们在薪资待遇上和教授还有一定差距，但校方以经济拮据为由拒绝了讲师们的建议。

然而没过多久，当西南联大的主体——教授们集体发言要求涨工资时，校方就不得不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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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

那是1941年，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只有战前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甚至不足以养活两个成年人，而一个教授要养活的平均人数是6人，在西南联大，有一位教授有家眷10人，他就是朱自清。

朱自清是知名语言文学家，即使今天，他的散文《背影》也是白话文作品中的精品。他曾靠卖文稿补贴家用，也曾和周新民等29人联合提出“文章演讲润例”，所谓“润例”，就是将文稿以每千字1斗米（16斤）计算；报纸论文每篇以2斗米（32斤）计；演讲也以2斗米计价，米价均以昆明实时米价为准。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稿历来就是养不活人的，何况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有数据显示，朱自清的薪资在1942年的西南联大教授中属较高级别，每月有470元，但1942年上半年每担大米价钱为318元，而朱自清因为家眷众多，分到每个人口中的粮食也自然比其他人家少。作为一家之主，朱自清只能是饿自己，所以他常年身体虚弱，甚至有严重的胃病，无法吃粗粮，这一切都为后来他的不幸去世埋下了祸因。

▲ 闻一多。

当然，苦中作乐的教授也不在少数。西南联大的另一位名师闻一多则一身傲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笑面迎天，和夫人高真一起携手度难关。闻一多篆刻营生，高真卖衣服贴补家用的故事，在现在读来，也还是充满温情。

1941年下半年，西南联大面对教授们的生活压力，提出了发“津”的补助办法，及时跟踪当时市场米价，补发教授、讲师每月1担（160斤）白米，来维持5口之家的一个月生计。但是昆明的米价已经是“薪”加“津”也无法赶及的程度，陈寅恪有诗形容当时的昆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的程度：“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簪，月支双俸尚忧贫。”

▲ 金圆券。

当全国经济接近崩盘时，国民党又推出了金圆券，文物公教人员的待遇按照规定必须按金圆券支付，其标准以原薪额法币40元为基数；超过40元至300元之部分，按十分之二发给金圆券；超过300元之部分，一律按十分之一发给金圆券。

这样的计算方法，意味着抗战前月薪600元的教授，在此时只能拿到金圆券122元，折合之前的法币61元，实际薪水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在知识分子的眼里，这不仅是金钱压榨，还是对知识的侮辱，是一种歧视。

面对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社会状况，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政权失望至极，后来他们纷纷倒向共产党，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从真名士到假乞丐

抗战时期的这场引起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的变动，使一类人经济利益损失，使另一类人获益，单纯靠工资营生的高校教师，又往往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小商小贩和投机者成为了主要受益者。

▲ 西南联大校门。

比如，西南联大的外籍教授Robert Payne在调查时就发现，1943年一个乡下厨师的工资，竟是一个大学教授的8倍。不难想象，抗战时期高校教师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属于社会最下层。

中小学教师的命运更是凄惨。

据慈鸿飞在《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中所总结，1932年以前，中学老师的计酬方式是时薪，1922年以前一般为每小时5角至2元，1922年实施学制改革后，初中教师一般时薪为1元2角5分，高中一般1元7角5分或2元。

时薪的概念，总是让人联想到不尊重，再看看当时所谓的时薪一元是什么概念。1917年5月，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国立大学正教授的月薪可达300-400元，假设一个中学教师的时薪是1元，那么他一个月需要上300小时的课，才可以拿到300元，即30天连轴转、每天10小时，显然很不合理。

这还是20年代的情况，到了西南联大时代，连教授都养不起家眷的情况下，中小学教师的日子更加难过。

教师是相对单纯的群体，吴晗在《自传》里曾经这样写过：

从1937年到1940年，我还是和在清华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人口多了，薪资却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的膨胀……

吴晗此时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在史学系任讲师，月薪160元，补助20元。吴晗非常不客气地将通货膨胀问题直接指向了政治问题，指向了蒋介石政权，也告诉了我们，经济问题到最后就是政治问题，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是影响“情绪”那么简单，在某些时候，还会伤了知识分子的心，还会带来动乱，最后危及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