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岁末，回乡过年。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无疑就是春节。敬神祭祖，走亲访友，拜年贺岁……种种节俗礼仪，无不反映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和文化内涵。春节，有“礼”更有“理”。
一般认为，原始丰收祭祀就是过年最早的起源。当稻谷收获后，人们自然欢天喜地，于是一边庆祝丰收，一边酬谢神灵的保佑，并祈求新一年的收获。《诗经》就描写了周人年终欢庆丰收、迎接新一年的热闹场景：“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图为首都博物馆展出的木板水彩年画《新年图》（复制品），展现了一个清代家庭过新年的场景：家中摆设祭台，置办香烛、蜜供、茶果，家人依次祭拜神灵和祖先；门外儿童点燃爆竹；家中女眷则围坐在一起，打牌游戏。
过年源于原始丰收的祭祀庆典，祭祖延续的是祭祀之礼，而拜年则延续了其社交功能。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节日本身就是群体性活动的舞台。古人拜年的对象，往往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交圈，以家庭成员、宗亲故友、左邻右舍为主。
从大年初一开始，人们换上新衣，走家串户，先拜本家本族长辈，次拜外亲，再拜朋友邻里，按关系亲疏依次相拜。有些一年到头也难得联系的亲朋，此时也会登门拜贺。于是满街是“鲜衣炫路，飞轿生风，静巷幽坊，动成哄市”的拜年盛景。
拜年也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据《清嘉录》载，如果拜年时已近黄昏，便叫“拜夜节”；要是初十之后才去拜年，则叫“拜灯节”。甚至“有心拜年，寒食未迟”。
春节拜年活动虽然可以笼络感情，但太过频繁，可能也是烦心事。对那些地位更高、交游更广泛的社会名流来说，节日期间的应酬往来无疑要更费心力。
大概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人除了亲自登门拜年，还采用投递名帖的方式传达祝福，即将祝福语写在自己的名帖上，让仆人代为投送。
在魏晋时代的画像砖上，可见仆人手执主人名刺，前去拜谒的场景(右图，摄影／Panda)。
南宋人周密的笔记《癸辛杂识》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则趣事：
有位吴四丈过节时准备向外送拜年贴，可家中没有仆人可用，正发愁时，正好沈公子派仆人来拜年了。吴四丈一看，沈公子的仆人接下来要投送名帖的人家，大半也是自己要送的，于是将这位仆人灌醉，暗中将他带的名帖与自己的调换。等仆人醒来继续各处投送，实际送的都是吴四丈而非自家主人的！
吴四丈这招“偷桃换李”，可见当时飞帖拜年习俗的盛行。到后来，投贺名帖逐渐泛滥，不仅亲朋之间彼此相送，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扩展了春节社交圈的范围：不相识的人也可借此方式经营关系。
明代学者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载，“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像这样宾主既不相识也互不相见的投递名帖，就类似于今天的群发祝福，形式远远大于心意了。明代大才子文徵明对此多有不满，却也不得不从俗行事，无奈地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刺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飞帖拜年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上海竹枝词中还有“帖飞贺岁满城红，沪市蓝呢桥雇空”的说法。在网络普及之前，互送贺年卡拜年的风尚一度流行，这虽是西洋文化传入的结果，但形式上其实与古代互送名帖一脉相承。
传统中国是一个讲究礼尚往来的人情社会，社交之时，“礼物的流动”相当重要。拜年也不例外，人们会根据血缘的亲疏和关系的远近，来确定礼物的内容和分量。
东北许多地区旧时拜年走亲戚要带“四合礼儿”，强调礼物要有四样，比如烟、酒、糖、茶四类。具体送多少则可以随机应变，如拜访的亲友比较尊贵，礼物也要相应贵重些。新女婿给老丈人拜年还要准备双四合礼。
在山西、陕西等地，面塑花馍是节日期间的重要物品，既被用于祭祀献供，也常用于亲友间的馈赠。不同关系的人，应该赠送、回赠多少数量、何种形制的花馍，当地人常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晋南临汾旧时拜年俗称“送馍馍”，如果对方家中有小孩，人们会提前蒸制出龙头凤尾的娃馍，祝福孩童生龙活虎，早成大器；晚辈看望长辈，则要送混沌馍以表尊敬和祝愿；有的地方新出嫁女儿要等娘家送来枣山，才能约定时间回门，枣山花馍表达着对新婚夫妇生活甜美、早生贵子的期盼。
春节送礼，除了礼物的实用功能和贵贱价值，人们还看重它所承载的吉祥含义。柑橘即是一例。柑橘作为春节的礼物，早在南宋时就有记载。王十朋在担任夔州郡守时，就曾收到过同僚送来的三百颗柑橘和几筐好酒。王十朋囊中羞涩，无法还礼，只好作诗一首回赠：“使君厚意吾先辱，愧乏琼瑶报所投。”
在广东潮汕地区，因“橘”与“吉”同音，人们便以大橘（即潮州柑）寓意“大吉”，去亲友家贺年必带几对大橘。主人也会在客厅摆上大橘和槟榔，表示“宾临大吉”。客人临走时，主人还会从其礼物中留下一对大橘，然后取自家的交换，寓意互赠吉祥。春节期间，广府人家多会在家中或门口摆设盆橘，有的高达一两米，也是取大吉大利、吉到运到之意。
传统中国重视礼尚往来，春节拜年时需携带礼物，以沟通感情。除橘子之外，干果、糕点等食物和压岁红包，也都是颇受欢迎的拜年礼。供图／图虫创意
对孩童来说，压岁钱是春节期间最期盼的礼物。元人吴当有诗云：“华盖芙蓉翠倚天，高堂彩服忆长年。家人共守迎春酒，童稚争分压岁钱。”描绘的就是孩子们争着讨要压岁钱的欢乐场景。
学者施慧《民间压岁钱习俗小考》一文认为，压岁钱属于压胜钱的一种，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压胜也做“厌胜”，是中国古代一种巫术形式，旨在通过咒语和神物，克制鬼怪及敌人。早期钱币与礼器一样，由青铜铸造，且与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紧密相关，因而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成为压胜的一种重要工具。新旧交替的不安时刻，对年幼者影响最大，故而要用压岁钱来压胜辟邪，祝福小儿平安度岁。
早期压岁钱是在一些特制钱币上面刻“长命百岁”“富贵未央”等吉祥话，不能流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节日世俗娱乐功能的强化，到明清时期，压岁钱多采用真实货币甚至金银。除了表达祝福，更可以让孩童直接用于消费。
当然，压岁钱原有的意义并没有消失，据《燕京岁时记》记载，人们“以彩绳穿钱, 编作龙形, 置于床脚, 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 亦谓之压岁钱”。将钱置于孩童的床脚，便是为了压胜。江南地区除夕夜时，在小孩枕边放一个纸包，内装红枣、花生、瓜子、糖果等，称为“压岁果”，寓意也相似。
如今我们熟悉的压岁钱，总是包在红包里。红包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答案可以在1937年《申报》上的广告中找到：“为应社会需要，特印行压岁钱红封袋多种，全以上等梅红纸印制，以泥金精印各式优美图画，如‘五福’‘贵子’‘瓦当文’等。”1940 年春节，生产牙膏的业成实业社，推出了一个营销手段，特地准备了三十万只压岁钱红封袋，顾客凡购买他们的牙膏，便可免费领取5 封。牙膏销量大增，而红封袋也广为人知。
用红纸封袋装压岁钱，其实与当时的币制有关。1947年的《申报》报道中这样说道：“过去银元流行的时候，压岁钱普遍是一元。随着物价的高涨，压岁钱也涨价了。‘年年压岁，岁岁增财’。在这不景气的年头，支出的压岁钱也不能算是小数。自银元废止后，花花绿绿的钞票，似乎没有银币那样实惠，于是有人想出一种压岁钱袋。纸币塞进了梅红封套，装潢确实美观。这价廉物美的压岁钱袋，乃是纸店年终的好买卖。”
《中华遗产》2022年01期《点心专辑》上市，配套的两款联名款红包。
红色封套上的图案文字，延续了压胜寓意，又和纸币是绝佳搭配，所以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如今，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新的支付工具，新年红包不仅在平辈好友、同学同事之间流通，还可以成为晚辈表达孝心的礼物。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正在真切地改变着传统的春节礼俗，但不变的，是它的文化内涵和我们对于过年的记忆与情感。春节，就像一首永远温暖永远动人的歌，总在寒冷的天气里响起，撩拨着我们心底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愁，既关于家园，更关于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