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面中，北魏文成帝的皇后冯氏、乳母常太后，冷冷地看着贵人李氏走向人生的终点。这一场景还原了北魏王朝“子贵母死”制。 绘画／陆曼陀
《魏书·皇后传》记载了北魏王朝的一项血腥制度“子贵母死”：“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
所谓子贵母死，或者说立子杀母，便是一旦皇子被立为储君，那么其生母就必须被赐死，为的是防止生母及其家族在将来干涉朝政。从史书记载来看，北魏第一次出现子贵母死，就是在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时期，其宣穆皇后刘氏是第一个受害者。北魏为什么要实行这么泯灭人性的制度？
汉武帝在位末期，欲立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为太子，但刘弗陵年仅五六岁，汉武帝为防止自己死后子幼母壮，女主恣乱国家，故杀钩弋夫人，以绝身后之忧。因此，可以说最早实行子贵母死的并非北魏，而是汉武帝。
那么，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到底是“拓跋旧法”还是“汉家典制”？虽然神元帝拓跋力微年代也发生过杀妻事件，但那是因为妻族没鹿回部头目窦氏兄弟蓄意谋害神元帝在先，反被神元帝设计诛杀。这与子贵母死制度关系不大，仅仅是为了确保自身在拓跋部落联盟中大酋长的地位。
清代学者赵翼就对所谓“旧法”提出质疑，他遍检刘氏之死以前的诸多史料，发现一处疑点——道武帝以前并没有子贵母死的先例。因此赵翼认为，北魏子贵母死制的开创者，就是道武帝本人。当代学者田余庆提出，道武帝为警惕后宫干政，而故意以“旧法”名义赐死刘氏，所谓“汉制”只不过是托词。从此相沿成习，成为定制。有意思的是，道武帝拓跋珪引用“汉家典制”的“先进”经验指导国事，不止一例。
最终理解了父亲的孝子
不过，道武帝的良苦用心，这时并不被儿子所理解。孝顺的拓跋嗣知晓母亲死亡后，大为沉痛。史载：“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没想到，拓跋嗣这一举动反而惹恼了道武帝。
道武帝知道后，召其入宫，拓跋嗣听从属下的建议，恐遭不测，出奔避祸。虽然拓跋嗣此时并没有被道武帝正式册立为太子，但他在出奔之前,就以齐王身份加封“相国”，这是其他皇子所不曾享有的待遇。
▲ 《魏书》记载了多项子贵母死之事，实际上，这项制度出自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之手，并一直延续到北魏末年宣武帝时期。图为云冈石窟第19窟主尊，一般认为代表着拓跋珪的形象。 摄影／丁海秀
所以，从这点来看，拓跋嗣已有了储君之实。拓跋嗣出奔后，道武帝可能放弃了以之为继承人的想法，以次子清河王拓跋绍取而代之。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迹象便是——道武帝意图杀死绍母贺兰夫人，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道武帝自己立下的子贵母死制。但贺兰夫人不是待宰的羔羊。她得知道武帝的想法后，连夜唆使拓跋绍入宫弑父篡位。天赐六年（409年）十月戊辰，道武帝被杀，时年39岁。
篡位后的拓跋绍，地位并不稳固，拓跋嗣最终依靠亲信第一时间采取了反制手段，成功消灭拓跋绍，登基称帝，是为明元帝，又追尊母亲刘氏为宣穆皇后。
一分为三的「正妻」
▲ 子贵母死制推行一百多年后，宣武帝时后宫中人因畏惧身死，都不愿生育太子，只有胡氏敢于挑战旧制，诞育了孝明帝元诩。胡氏日后得以凭皇帝生母身份掌权，但北魏国祚也已走到了尽头。图为河南巩义石窟中的帝后礼佛图，一般认为开凿于胡太后掌权时。 摄影／王立力
历史学者李凭、罗新等人都认为，可怜的郁久闾氏就是子贵母死制度的牺牲品。太武帝晚年被宦官宗爱弑杀，北魏陷入动荡，文成帝在政变中被拥立登基，或许是通过子贵母死故事来为自己寻求合法性。李凭在《北魏文成帝初年的三后之争》一文中还点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年方12岁的文成帝被控制于保太后常氏之手，郁久闾氏既无外戚之援，只得命悬他人之手，无法摆脱子贵母死的宿命。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北魏的特殊制度——北魏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皇后（皇太后）：第一种是皇帝（可汗）在位时，按照鲜卑旧俗所立的正牌皇后，即可敦。正牌皇后需要手铸金人成功，才能登位。明元帝之母宣穆皇后刘氏就因为铸金人失败，而不得登可敦之位。
第二种是皇帝登基后追封早年被赐死的生母为皇后（皇太后）。第三种是在子贵母死制度下，乳养皇子的保母，因养育之恩而被尊为保太后、皇太后。太武帝的保母窦氏、文成帝的保母常氏两位皇太后，在后宫和外朝都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讽刺的是，道武帝费尽心思，为了避免后宫母族干政，制定了残忍的子贵母死制，却意外地让保母占据了皇太后的生态位，使得北魏宫廷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保母干政”现象，这应该是他始料未及的。
▲ 北魏冯太后像。
在酋邦年代，可敦作为可汗正妻，地位、权力自然显赫无比。然而自道武帝建国到孝文帝改革废除可敦，北魏历代可敦却都没有诞育子女的记录，这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可敦禁止生育，虚享尊位；生母诞育子嗣，却要死于子贵母死制；保母地位不彰，而有抚养储君之责。北魏统治者很可能将过去可敦的职能一分为三，以尽可能地确保储君稳定接班。文成帝的正妻文明皇后冯氏，亦即人们熟知的北魏冯太后，是北魏历史上最后一位可敦。文成帝死后，为平息内乱，冯氏第一次临朝听政。后来或许是和儿子献文帝之间有着严重的政治矛盾，冯氏很快便不问政事，转而去抚养刚刚出生的、自己名义上的孙子——未来的孝文帝拓跋宏。
▲ 位于大同城北的方山永固陵，是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的陵墓。
在畸形的北魏后宫体制之下，只有可敦和保母才能幸存到新君登基。然而冯氏却抢夺了拓跋宏保母的职能，选择亲自抚养。也就是说，冯氏兼具了可敦和保母的身份，既享可敦之尊，又有养育之恩。这也是冯太后在献文帝死后，能够第二次临朝听政，并顺利掌控政权十余年之久的原因所在。
孝文帝汉化改革是北魏历史的转折点，残忍的子贵母死制，在儒家孝文化的感染下，很难再有实施空间。而且，由于鲜卑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大姓部族干政的情况也少之又少，子贵母死制实则已无存在的必要。
483年，林氏为孝文帝生下了长子元恂，孝文帝本不想再沿袭子贵母死制，恳请冯太后留她一命，终不果行，而元恂转由冯太后亲自抚养。显然，这项制度成了冯氏谋求权力的工具。后来，太子元恂因反对改革而被孝文帝赐死，储君之位意外掉在元恪（日后的宣武帝）头上，他的生母高照容也间接死于子贵母死制。
▲ 图为北魏孝文帝文昭皇后服饰复原。文昭皇后高照容乃宣武帝元恪生母，相传死于意图抚养元恪的冯氏之手，也算是子贵母死制的受害者。供图／極服紈綺传统服饰 摄影／娜娜
日后的孝明帝元诩，是宣武帝年二十八时所生，和其他北魏诸帝相比，宣武帝显然是晚生晚育的典范。其实，持续上百年的子贵母死制，已经让后宫妃嫔不敢有孕，一如《魏书》所载“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
不仅子贵母死，后宫妃嫔为争权也会残杀皇子，《魏书》留下一句“世宗（宣武帝）频丧皇子”，透露出宫廷内幕的残酷。终于，在宣武帝时代出现了一位敢于挑战子贵母死制的女性，这就是孝明帝元诩的生母胡氏。当其他妃嫔畏惧诞育太子时，胡氏却发誓：“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没有被孝文帝废除的子贵母死制，终于在此时彻底划上了句号。
▲ 图为北魏宣武帝景陵。
孝明帝即位后，胡氏成为了自道武帝之后，北魏历史上第一位以生母身份擅权的太后。也是在胡太后手中，本已腐朽糜烂、陷入统治危机的北魏，彻底走向了覆灭。从野蛮中孕育出来的子贵母死制，贯穿了北魏大半个历史。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曾感慨：“北魏虽定此严格残忍之制度，终不免于文明太后与灵胡太后之擅权，卒以亡国，未始非历史之讽刺也。”
撰文：吴冰 编辑： 方麗娟
中华遗产官方视频号
CHINESE HERITAGE
2024-09-30
2024-09-23
2024-08-30
2024-0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