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财富
郭来从事的是蔗糖生意。潮汕地区地处广东省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五条河流自西北向东南流入大海，在河谷与河口处冲击成大大小小的平原。北部的凤凰山和西北部的莲花山脉，阻挡了北方来的冷空气，使得潮汕地区夏长冬暖，日照充足。
这里的年日照时数在2000小时左右，夏季长达半年以上，为甘蔗种植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谢雪影在《潮梅现象·潮梅物产》中记载，“迨唐末时，潮人渐知植蔗制糖之法，自是以后，遂有蔗糖之产”。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已成为中国南方的四大产糖区之一。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八十五《实业考八·工务》这样描述：“广东以东部韩江流域为最盛种蔗，约十二万亩，产糖一万万斤，糖厂多至二千以上，为该省之糖业中心，向时每年输出约值七百万元。”潮汕地区的潮阳、揭阳、潮州、饶平等地，都是甘蔗产区，其中以揭阳县产糖量最大。
▲ 韩江广济桥。供图／谢伟明
那时的潮汕地区，可以想见，遍地是蔗林，村村有糖寮。从甘蔗收割的十一月开始，到来年的四月为加工季节。按照糖颜色的不同，潮糖可分为红糖、白糖等品种。红糖由于产量高、工艺简单，仍然是最主要的蔗糖产品。
潮汕制糖，完全按照《天工开物》上的“牛拉二辊法”进行。在一对石辊上凿出类似齿轮的联动机构，其中的一个石辊连接长木杆，用牛拉动作圆周运动，把甘蔗塞进石辊中间的缝隙，挤压出汁，这种工具在潮汕称为“糖绞”。
榨出的汁水送到糖水灶，在几口大锅中熬煮，撇去浮沫，有时还要添加石灰水中和酸性，由制糖师傅控制火候。等糖浆浓缩到一定程度，摊在糖槽里，揉搓成粉末后晾干，红糖便制成了。
▲ 民国时期汕头郊区用畜力榨糖的土糖寮。供图／FOTOE
制糖师傅是把控红糖品质的关键。在传统生产中，他们往往会随手抄起一节甘蔗，沥起糖浆，观察色泽和浓度。这节沾了糖浆的甘蔗，便送给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吃。潮汕有一句谚语叫“烧辅无半厘，拗蔗浣糖枝”，意思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
叶钊在《晚清汕头港糖业贸易研究》描述，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生产、加工、贩运各有专司，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蔗农种植甘蔗，待其成熟后收割，在固定时间将其卖给制糖者。
制糖者多自备糖寮、役畜、人工，大多是村中的富户。蔗糖加工完成后，通常不直接销售给糖行，而要靠糖贩居中说合。糖贩通常与糖行事先约定收购价，因此多设法在糖价低落时，从制糖者手中买进，赚取差额利润。
▲ 潮汕地区常见的黑皮甘蔗。 供图／PAOPAOANFANG
糖行专门从事外贸业务，并定期向制糖者和蔗农发放贷款。清朝中后期，潮州制糖业兴盛时，糖行不下20家，每家资本自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
在这条产业链中，提供原料的蔗农付出最大的劳动，获得最少；掌握了渠道的糖行，则富甲一方。有些坐大的糖行，甚至垄断了全产业链，“糖王”郭来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郭来，名翊隆，号光祖，是揭西县棉湖镇人。郭来的祖父是个苦力，积攒了一些银钱。郭来的父亲郭启腾便做起了小生意，本钱越来越大。
▲ 揭阳棉湖镇。 供图／妖008611
▲ 位于揭西棉湖镇的郭氏大楼。摄影 / 李维照
蔗糖生意让郭来富甲一方，有远见的他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糖房用来囤货，以便于糖价高的时候能大赚一笔，这就是郭氏大楼的来历。
直到今天，棉湖镇还随处可见制糖业的遗迹：老式屋顶做成阶梯状，方便在上面晒糖；窗户上部开了一道长缝，形成独特的钥匙状，是为了盛糖的竹筛可以顺利通过；镇宅的物件不是八卦镜，而是硕大的糖漏，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潮糖不仅行销国内，还远涉东南亚，这就需要一支庞大的船队。清朝雍正年间，广东潮州、惠州一带海盗横行。官府没有足够的水师剿灭海盗，就对民船进行编甲互保，切断民船与海盗的联系。
朝廷规定，各省商船渔船，需要在船体两端的头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油漆涂上不同的颜色，并刊刻某省某州县等字，以作辨识。广东商船的头尾涂红色，俗称红头船。潮汕人还在红底上画两只眼睛，有了眼睛，船队就不会迷航。
▲ 潮州红头船。供图／虾子93
潮州商人驾驶着红头船，从韩江出海口的樟林港出发，活跃于环中国海的东北亚、东南亚贸易圈。船舱里最重要的货物不是丝绸、瓷器和茶叶，而是潮州的特产红糖。糖、帆船、商帮，构成了一个神奇的组合。季风吹拂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流通交换和财富积累。
澄海县（今汕头市澄海区）程洋冈村蔡氏家族的蔡名达、蔡彦，便是潮州商帮的代表人物。
《澄海县志》记载：“男子喜商贩，挟重资游吴越间，视家如寄。”蔡名达显然也具备这种商业头脑。从经营祖上传下来的红头船开始，蔡名达成功创立航运和糖业联合体“加合记”，将生意做到了天津、苏杭和东南亚。
▲ 蔡氏祖祠。
他们在制糖季收购红糖，或提前贷款给糖寮，到期以红糖偿还；等到三四月间的南风吹来，用红头船装载糖包，从海路北上苏州、天津，到了秋季东北风起，再把北方的棉花、布匹等物贩运回来。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一道圣旨加速了潮州商帮财富积累的步伐。朝廷允许民间从暹罗（今泰国）进口大米，以缓解闽粤两省的粮食问题。敏锐的潮州商人利用大米进口令，又将红头船驶向东南亚，用陶瓷、潮绣等货物交换大米，延伸了红头船贸易链条。
有了皇权的背书，潮州商帮一路畅通无阻，航海技术的发展也提供助力，双桅、三桅的红头船船体巨大，载重三四百吨，适合远洋航行，促进樟林港的船运业和商贸活动的进一步活跃。
嘉庆年间，货栈林立的樟林港已经融入全球贸易圈，成为闻名海外的世界性港口，一条服务于红头船贸易的货栈一条街修建起来。这条长不足200米，宽也只有5米左右的街道，名叫“新兴街”。新兴街千帆竞发，货如轮转，这里的栈房是商人们竞相购买的黄金旺铺。
▲ 新兴街。
潮商遍天下
潮州商帮跟随红头船的航迹，出现在大江南北和海外各地，也将潮汕文化带到了这些地方。
位于苏州老城阊门外的潮州会馆，是建立时间最早、也是最富丽堂皇的潮州会馆。它的外墙高10米，面阔15米，三扇朱漆大门，建筑融入了苏州园林的风格。最夺人眼球的，是一座楠木搭建的戏台，体现了潮商雄厚的财力和超凡的地位。
潮商对苏州的繁荣贡献很大，在当地官府的安排下，有幸参与乾隆下江南的活动。
▲ 苏州潮州会馆。供图／杨玉诚
据《潮州会馆记》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潮商在会馆附近搭彩棚、设香案，恭迎圣驾，乾隆皇帝也很重视，“天颜温霁，赏赐彩缎二十匹”。
但这并不能满足潮商的宏图大志。红头船继续北上，来到北方最大的贸易中心天津。天津天后宫靠近海运转河运的码头，跨海而来的商人们，常常聚集于此祈福开市，从而形成著名的商业街。
▲ 天津天后宫。 供图／公众号心尧九十八谈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取代苏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1873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开局，开辟了与国内各大商埠和长崎、横滨，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之间的客货运业务，也构建起全新的商业网络。
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边上，潮商逐渐聚集，清末已达万人规模。实力雄厚的潮商，建立起以联号为主，家族经营的经营模式。当时朝鲜从中国大量进口糖姜，最早是由山东商人垄断。广州商号“同顺泰”从中看到了商机，委托烟台的分号，向上海的联号企业订货，联手打开朝鲜市场。
▲ 上海十六铺旅游码头。 供图／健忘的行摄世界
资料显示，从1894年开始，朝鲜便有了进口潮州糖姜的业务。潮商先将订购的糖姜交给上海的糖商，再通过烟台的联号企业运往朝鲜。就这样，潮商通过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网络，成功开辟了以糖制品为依托的东北亚贸易圈。
而在东南亚方向上，清末民初达到高潮的“下南洋”活动中，潮商和潮州人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工业革命催生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糖的需求量激增，于是以甘蔗园为代表的种植园经济就拓展到东南亚。许多潮州人下南洋，到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成为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
▲ 泰国的潮州会馆。
一些头脑精明的潮州人，不甘心寄人篱下，走上了自主经营的道路。许栳合和许武安父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从潮州土法制糖做起，创立“丰和号”，经营蔗糖和烟草生意，拼下了偌大的家业。
▲ 新加坡十大溪墘是早期潮商下南洋的聚集地。潮商就从驳船码头出发，在南洋扎下了根。 摄影／朱子浩
▲ 上海外滩怡和洋行大楼。 供图／老山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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