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虫相杀，胜者为蛊惑。绘画／扬眉
金庸小说《碧血剑》中有一段描写很惊悚，讲述五毒教的独门绝技：
夷人又是一挥青旗，十名童子一齐退开。众弟子中走出四人，分据沙盘四周，喃喃念咒，从衣袋中取出药物，咬嚼一阵，喷入沙盘……青蛇长近尺许，未见有何特异，其余四种毒物，却均比平常所见的要长大得多。五种毒物在盘中游走一阵之后，各自屈身蓄势，张牙舞爪，便欲互斗……不一刻，蜈蚣将青蛇咬死，在青蛇和蟾蜍身上吸毒，然后游行一周，昂然自得。
青蛇、蜈蚣、蝎子、蜘蛛、蟾蜍，人称五毒，将世间这最厉害的几种毒物聚在一起，互相厮杀，最终活下来的那只，饱吸了其他毒物身上的毒液，就变成了可以为害的蛊。
▲ 《笑傲江湖》中的五毒教主蓝凤凰。
蛊，是金庸小说中的“常客”。有时候，任是再高强的武功也奈何不得，甚至被一些邪恶的门派借用过来修炼。比如，在《天龙八部》中，阿紫修习星宿派的化功大法，就用神木王鼎诱捕毒虫来相斗，最终吸引到的冰蚕，竟能将蟒蛇打败，她如获至宝，决定用冰蚕来练功。这种方式，就近似于养蛊。
五毒教，位于西南苗疆五毒岭，星宿派则在青海的星宿海，都是中原人心目中的边远莽荒之地。而蛊，也成为汉人关于边疆地区的恐怖想象之一。
不仅武侠小说，现实中也是如此。乾隆时期，大文豪赵翼曾在广西镇安府（今德保县）任知府，他在诗歌中就描述了当地的蛊毒：“深宵蚕虫放，白昼虎伥游……俗有鬼神蚕放蛊，夜无盗贼虎巡街。”蚕虫放，就是放蛊。
▲ 《天龙八部》中阿紫偷走了丁春秋的神木王鼎，用来养蛊。
这种用来攻击和诅咒敌人的蛊，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黑巫术。只不过，它并非仅是边疆之地的逸闻怪谈，它也曾经出现在中原地区，被记录在经典和正史之中。
世间万物皆成蛊
先秦儒家经典《周礼》中，有这么一条：“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guì）之，嘉草攻之。”可见，早在周代，就有专门负责“掌除蛊毒”的官职——庶氏，其除蛊手段，一是以祝词祭神，求神除蛊，一是用草药熏除毒蛊。对此，东汉经学家郑玄解释道：“毒蛊，毒物而病害人者。”
看来先秦时期的蛊，大概是自然界中的毒虫，并有专人治理，似乎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然而，除蛊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念咒求神。可见在先人心目中，被叫做“蛊”的毒虫，可不是一般的虫，已具有某种灵性。
的确，蛊是毒虫，甲骨文里早已明白揭示——殷墟甲骨文的“蛊”字，是同一个容器中有两条虫，头尾尖尖，形如蛇蝎。到了战国文字中的“蛊”，器皿中的毒虫已升级为三个。三为虚数，代表众多的虫。
毒虫被放到器皿中，似乎是有专人在饲养。在南朝《舆地志》中，提到有专门的蓄蛊世家：“江南数郡有蓄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食饮中，人不觉也。”江南数郡有专门的蓄蛊人家，蛊主以蓄蛊来杀人，方式是放入饮食中，神不知鬼不觉。只是这蛊怎么培养，却语焉不详。
▲ 农历五月蚊蝇孳生，古人认为这是邪蛊作怪。为辟邪，人们在农历五月五日插艾草与菖蒲。供图／FOTOE
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早期详细蛊虫培养法，记录在《隋书•地理志》中：“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百虫相咬，胜者为蛊，这可比金庸小说中的五毒相残，还要规模庞大。这种堪称众毒之王的蛊，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能杀人，人死后，财产便为蛊主所得。原来养蛊是为了谋财害命。
在历史记载中，蛊的种类丰富多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犬蛊、猫鬼蛊等家畜类蛊。明清时期，植物蛊多了起来，树蛊、稻田蛊等是其中代表。动植物还不算，无生命的物品如石头、篾片等，也在陆续加入蛊的大军。
被操控的「精灵」
隋大业年间，一起震惊天下的猫鬼蛊案件在隋宫中爆发，犯罪嫌疑人乃当朝皇后独孤伽罗的异母弟弟独孤陀。他们的父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美男、北周重要将领独孤信。
▲ 这是《山海经·南山经》中记载的神秘食人兽蛊雕的形象。供图／慢半拍文化
案件的起因是这样的：皇后独孤伽罗和越国公杨素的妻子郑氏同时染病，医生判定为“猫鬼病”。据《诸病源候论》解释，猫鬼是老狸野物的精魂，变为鬼蜮，依附于人。人们把它当作蛊一样培育和操控。一旦中了猫鬼蛊，就会“心腹刺痛。食人腑脏，吐血利血而死”。而据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研究，狸就是野猫。
因独孤陀素有好左道的名声，又是皇后异母弟，其妻则是杨素的异母妹，与两位受害人都有亲缘关系。因此，隋文帝很快就把嫌疑人锁定在独孤陀身上。
经一番审讯，独孤陀家的婢女徐阿尼交待了案情：她本是从独孤陀母亲家来的，善操控猫鬼。猫鬼的饲养，必须在子日的夜间进行，因为子与鼠相对，而众所周知，鼠正是猫鬼的食物。猫鬼每杀人，被害人的财物都会偷偷转移到蓄猫鬼之人的家中。
为了获取更多财富，独孤陀便指使徐阿尼先后向杨素、皇后施法。每次遣猫鬼盗财，徐阿尼都要口念特定的咒语。当要召回猫鬼时，徐阿尼在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呼她的猫鬼：“猫女可来，无住宫中。”随后，徐阿尼脸色发青，好像被什么东西牵拽着，这说明猫鬼已经回来了。
徐阿尼交代完毕，独孤陀的巫蛊罪名算是坐实了。不过因姐姐独孤皇后等人以德报怨、拼死求情，最终，独孤陀被贬为庶民，其妻杨氏则削发为尼。
在徐阿尼娓娓道来的描述中可发现，猫鬼从蓄养到放出、收回，都有一整套程序，其中伴随着固定的咒语和仪式。蓄蛊者相信，有了这些神秘的仪式，蛊才能发挥超自然的能力。
▲ 香港电影《蛊》，讲述了东南亚的的巫蛊术。
蛊，似鬼如神，变幻莫测，有自己的灵魂和意志，蓄蛊者要保持一定的敬畏和祭祀。蛊如人之灵魂的观念，显然与原始的灵魂观念有关。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感到不解，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
同时，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人们渴望拥有超自然的控制手段，比如，采集某些动植物的躯体，经过特殊的加工（如施咒语等），制成药物，应用于生产，他们希望这些死去的动植物的灵魂出窍，成为受控制的奴仆，来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食物。
养蛊必遭反噬？
如果相信蛊有灵性，那么蛊与蛊主间，就会产生一种灵魂上的神秘联系。
《搜神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在河南荥阳郡，有一廖姓人家，世代制蛊，靠此累积了巨额财富。后来家中儿子娶媳妇，可能是怕吓到新妇，未把养蛊之事相告。有一日，全家人外出，仅剩儿媳一人看家。
儿媳环顾空屋，突然发现大缸一口。一时好奇心起，便打开缸来。不想里面竟窜出一条大蛇。儿媳临危不乱，立马煮来一锅沸水，朝着大蛇劈头盖脸地浇去。不一会儿，竟把蛇给烫死了。
家人回来之后，儿媳忙把此事相告。全家人吓得面如土色。不一会儿，一家人齐刷刷地死去，仅剩儿媳一人没事。
可见在蛊文化中，人们认为蛊和蛊主的灵肉是相通的，一旦蛊受到伤害，那么蓄蛊人也必遭反噬。
▲ 中国传统年画《天师镇宅》。百姓门上贴此年画，以求驱蛊保平安。供图／FOTOE
蓄蛊人还有一项重要禁忌。带蛊者“遇药发时，遍身瘙痒，必欲毒人而后已”，如果没有外人来，就算是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要下蛊。学者凌纯声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则详细记道：“蛊妇眼红，如不放蛊，自己要生病，脸色变黄。放蛊中一人，蛊妇可保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
可见，在蛊文化的逻辑中，蛊既然有灵性，那么必然如人一样有喜怒哀乐，贪嗔痴欲，一旦培育出这样的暗黑精灵，蓄蛊者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害人以供祭它，否则，同样会遭到反噬。
不过，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很难相信蛊的真实作用。毕竟，这样的黑巫术从不在人前举行，几乎所有记载都是道听途说。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医书中，煞有介事地记载着各种关于蛊病的治疗方案，比如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记录有杀蛊毒功用的药物42味。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更单独辟有“蛊毒”一门。看来，医者们确实治疗过许多“蛊病”。
我们先来看看中蛊的症状，以及古人是如何解蛊的。
五代笔记小说《玉堂闲话》中，曾详细讲到蛇蛊的治疗方案。
▲ 古人治疗蛇蛊方案的想象图。 绘画／扬眉
郎中颜燧家中有一名女使中了蛊，心肝间总觉得有怪物在啃噬，几年后，变得皮包骨头，形如槁木。颜燧请来名医治疗。医生一见女使，非常有把握地说：“这是蛇蛊，立可出之。”于是，命人烧炭一二十斤，又让女使吃下一味药。不一会儿，蛇被药昏。良久，女使觉喉咙间有物在动，医生忙命她张口，那苏醒的蛇竟忍不住在口中冒头了。于是医生送上大夹子，将蛇夹了出来，丢入炭火中，将其烧死。
文中所说的“蛇”，应解读为外形似蛇的长虫。显然，这位病人是患了寄生虫病。所以，以此为原型演化出来的蛇蛊故事，讲的也是一种寄生虫病。其实不独蛇蛊，在古文献记载的解蛊故事，往往都是口吐一物后，药到病除，其原理就是用药物打掉寄生虫。
另外，我们从古代医书中的蛊病临床特征，也能窥见寄生虫病的影子。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指出，“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明代医书《医林绳墨》中也道:“蛊胀之症……虫蛇蛊毒之物，遂使大腹作胀，肚见青红之纹。”这些症状，同寄生虫病中的血吸虫病颇为相似。
其实，早在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蛊”作出解释时，真相已若隐若现：“蛊，腹中虫也。”蛊，就是人腹中的寄生虫。只是古代没有寄生虫学，因此古人认为这些人体内的小虫子，主要与巫术有关。而以现代眼光来看，卫生条件差，吃了不干净的东西等，都是感染寄生虫病源的途径。
不过中蛊的症状多种多样，不能一概以寄生虫病来解释。比如干宝《搜神记》中的犬蛊，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狂犬病。而石头蛊，又隐约可看出结石病的影子。
▲ 古人被蚊虫叮咬致病又无法找到病因时，会以为中蛊了。
在学者李达珠、李耕冬《未解之谜——最后的母系部落》一书中，一位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医生，曾描述了他治疗过的48例自称蛊病患者，结果“其中4例是肺结核，2例是风湿性心脏病，4例为晚期胃癌，1例肝硬化…都是现代医学可以明确诊断的病例”。
所以在有些学者看来，所谓的蛊毒，是一种心理作用，是对寄生虫病等疾病的不解和误读。那么，这种在文献和传说中相沿数千年的巫术，只是因为人类的恐惧和无知而幻想出来的吗？
秘密投毒法里的蛊毒试验
中国古代刑律中，白纸黑字，写着对蛊罪的惩罚。汉律中说，“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而隋唐的刑法中，“造蓄蛊毒”更是与谋反、杀父母之类并列的“十恶”之一，“十恶不赦”，天下大赦也轮不到它。对于蓄蛊者的死刑，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如果蛊道巫术仅是一种想象，那么蛊罪很难成为持续两千多年的重罪。当然，历史上也不乏被诬陷蓄蛊之人，但总不至于是全部。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下那些文献记载中的蛊毒配方，是否有真实的影子。
▲ 蛊毒多为人工培养的毒虫，而辰砂在古代医书中是与雄黄等类似的治蛊之药。
宋代《夷坚志·黄谷蛊毒》中，记述了一种蛊虫繁殖法及蛊病症状：“（蛊虫）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待二虫交配之日，蓄蛊之家要备礼迎降，“设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中，交则毒浮其上，乃以针眼刺取”。待提取蛊毒后，一定要在当日毒一人，因为“阴阳化生之气，纳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则不能生”。当日若有谁来拜访这家人，那么对不住了，不管你是亲戚还是宗党，都要被下蛊。如果没有外人来，就只能让本家的一人来承担。
蛊毒入腹之后，开始并无察觉，“积久则蛊生，藉人气血以活。益久则滋长，乃食五脏”。到了临终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如一”。
▲ 在古代，遍布瘴气的岭南被认为是多蛊之地。摄影／健忘的行摄世界
有学者认为，这段记载不似传闻而像实录，并指出很可能是蛊虫的受精卵。受精卵刚进入人体，自然察觉不到，久而久之，在人体内滋生繁殖乃至破坏五脏。所以，这种蛊，是人体寄生虫一类的东西。蛊病多为寄生虫病，为许多学者所公认。但这种寄生虫除了自然感染之外，也确实可以通过“下蛊”的方式植入体内。
所以，蛊毒的本质是一种毒药，放蛊则是一种秘密投毒法，这也是为什么蛊毒可通过药物来缓解的原因。
《中华遗产》2019年04期，撰文 / 初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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