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讲联想·<拾贰>

这个题目不是太好理解，我们还是讲故事。

1993年，一个美国年轻人去新加坡旅游，这个年轻人是个小流氓，在别人的车上涂鸦、捅别人的汽车轮胎、打碎车窗玻璃还涉嫌盗窃，被新加坡警方抓起来了，这在美国一般也就判个几个星期，但按照新加坡的法律被判处鞭刑12下（开始判6下，后来拒不认罪又被判6下）。新加坡鞭刑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刑罚完全不同，是把裤子脱下来，身强力壮的人用尽全身力气去打，一鞭子下去就能让你躺几个月，记一辈子，更别说要打12下。这件事情惊动了整个美国的舆论，美国人觉得新加坡太野蛮太落后了。甚至还惊动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专门跟新加坡求情说能不能不打，新加坡总统李显龙回应说不能不打、但可以少打，最后结果是打了4鞭。

新加坡的刑罚很严厉，带口香糖入境都要重重地罚款，在大街上吐痰头第一次要罚1000新币，大概是五千块钱人民币，第二次发现吐痰，再加倍罚款，当你再犯的时候，就要抽鞭子了。大家想想，随地吐痰三次就要抽你的鞭子，而且鞭痕终身不退。

这件事情我很感兴趣，为什么鞭刑在新加坡能执行下去？鞭刑在当代社会是很极为严厉的一种惩罚，新加坡是怎样把它执行了这么多年？中国一直有一句话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太严厉的制度绝对在中国无法执行，如果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稍微严厉一点的制度就会遭到极强的反弹。所以我可以断定，即使李光耀的孙子，或者新加坡的高官犯了相应刑罚，也一样会受鞭刑的惩罚。

企业也是一样，两家企业都有同样的制度，但是运作起来完全不一样，有一家企业能执行的非常好，另外一家企业可能完全是应付了事。企业的管理者抱怨员工素质差，干部水平不行，制定了制度结果得不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其原因在管理者自己身上，自己不管理好自己，老想着去管理别人，这是许多企业存在的问题。

回到我们的主题，以管理自己的方式感召他人。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老想着去管理别人，你定了制度去约束别人，这是约束不了的。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大家都是聪明人，你要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事情，不要去管理他人，而要去感召他们。

什么是感召？以身作则，言教不如身教。拿家庭举个例子，父母普遍有个心理叫投射心理，自己当年做不好的事情，自己一直有遗憾，现在有孩子了，希望孩子能补上自己当年的遗憾——比如说我音乐不好，五音不全，我就希望孩子能唱歌唱的好；我跳舞跳的不好，我就希望孩子能够在舞蹈上能取得成就。但你反过来想一想，你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凭什么让孩子做好，孩子继承的是你自己的基因。所以靠说、靠制度约束是没有用的，言教不如身教，最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孩子行为跟你自己平时的行为非常相似。

所有的卓越企业都明白这一点。

联想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定，如果是20个人以上参加的会议，开会迟到的人，如果没有提前请假，就需要罚站一分钟。联想的罚站和其他公司不太一样，要求罚站的时候任何人不能说话，别人必须安静下来，有点像默哀，弄得被罚的人极其尴尬和难受。

联想的罚站无人能够幸免。在制度实施不久，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迟到了，这是柳传志在计算所的老领导，据柳传志当时讲，让这位老领导罚站一分钟，自己背上的汗都出来了。据说柳传志当晚就跑到领导家，说我让您在会上站了一分钟，我给您在家站一个小时。还有一次，柳传志去开会，碰到电梯坏了，他卡在中间了，然后他就使劲拍电梯的门说，说谁听到谁就给我请个假去，结果没人听到，柳传志开会迟到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柳传志一句话解释都没有，照样罚站。

这是卓越公司领导人必须有的境界。

与此类似的是华为，华为的员工出差要求坐经济舱，无论是什么级别的领导都坐经济舱，住汉庭、如家等快捷酒店。而华为有一批从外企过来的人，包括爱立信、西门子、朗讯、思科这些企业，他们到了华为极不适应，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外企员工出差都是最次住四星级酒店，稍微有点身份的一定是公务舱五星酒店。

以华为的利润率、华为人的收入而言，华为员工坐经济舱、住快捷酒店似乎是不合常理的，华为近十万员工，这条规定凭什么能坚持下来？2016年的一条刷屏新闻让我们知道了凭什么，72岁的任正非自己做经济舱，到首都机场排队打车，连个助理都不带。

管理自己、感召他人，这是顶级企业领导者的经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