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博物馆场景下发生的学习被称为场馆学习。大多数博物馆参观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是一种滲透着家庭文化的学习。对基于家庭的场馆学习进行研究，其焦点在早期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上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与言语进行描述，后来逐渐转向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在更为广阔境脉中的交互，进而开始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探索场馆学习中家庭行为、身份认知及经验建构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由于博物馆场景下的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与经验建构均融入了文化资源，因此三者之间存在连锁效应，即博物馆中家庭行为的交互与转换以及身份认知的参与和流动为家庭群体的经验建构提供了动机与策略，而参观者曾经的博物馆体验和相关的认知资源则以一种心理境脉影响着其在后续博物馆参观中的身份认知和经验建构。这意味着场馆学习的设计不但要把博物馆职能与参观者诉求相匹配，准确定位场馆学习设计的价值取向，而且要注重个人和社会文化境脉的影响，深化场馆学习的情境支持设计，打破场馆学习关注的有限边界，构建场馆学习设计的反馈循环新模式。
关键词：场馆学习；家庭行为；身份认知；经验建构
博物馆场景下的学习被称为场馆学习。作为非正式学习的重要场所，博物馆学习环境的复杂性和学习者的多样性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参观者的日常场馆体验行为加以准确描述，还要借助一定的社会文化手段将个体认知赋予社会层面的意义。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博物馆参观群体中最典型的代表，它构成了场馆学习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家庭成员在博物馆里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身份认知和经验建构。把握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是把握场馆学习的社会文化本质，进而优化场馆学习设计的关键之一。
一、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是一种渗透着家庭文化的学习
博物馆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不同于正规学校教育的公共学习环境，形形色色的参观者就是学习者，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学习者当属以家庭为单位的参观者群体。这些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参观者群体不论在学习过程还是学习结果上都表现出与其他群体不同的特征。他们具有群体构成复杂、交互行为频繁、群体意识凸显等特点（Dierking，1989），在参观过程中还渗透着一种固有且混沌的家庭文化。这种家庭文化不仅赋予场馆学习新的内涵，还为我们探索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早期基于家庭群体之场馆学习研究焦点的变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逐步受到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等领域的关注，家庭群体之于场馆学习研究的重要性开始被广泛认同。与此同时，随着大量博物馆的建立与扩张以及对公众免费开放政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愿意利用闲暇时间和家人一起赴博物馆、科技馆等参观。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十年间，在美国，作为非正式教育机构的博物馆数量及其参观者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而这些参观者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参观者约占60%（Dierking & Falk，1994）。这为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提供了丰厚土壤。几十年来，历经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透过其研究焦点的变迁，我们可以把握这些研究进展的基本线索与轮廓。
我们知道，行为和言语一直是探究人类学习的两个重要维度，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家庭群体在博物馆中的互动行为和言语会话成为场馆学习研究最初的焦点，人们试图通过观察和描绘家庭成员在参观博物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真实行为方式和会话内容探究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本质，寻找影响场馆学习过程和结果的因素，包括家庭群体参观博物馆的路线、家长与孩子之间的互动行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对话内容以及家庭参观群体与其他参观群体的异同等（Ellenbogen et al.，2004）。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一种可观测的方式把握参观者在博物馆中获得的直接经验，并把其作为场馆学习的结果。这种基于真实参观过程的描述性研究为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探索开辟了基本路径。
然而，家庭群体属于社会众多群体的一部分，要想全面且深人地认识家庭群体在博物馆中学习的本质并把握其内涵，显然不能将研究的焦点仅仅停留在对家庭行为和会话的浅层描述上，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家庭群体体现在不同年龄、知识背景、生活经历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群体构成的复杂性特征，以及体现在家庭关系、家庭文化及家庭所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地认识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机制。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逐渐开始透过家庭群体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和言语，从家庭群体相异于其他群体的家庭文化特征出发，展开对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深人探索。在这一时期，参观过程的视音频记录、参观前后的采访、曰志记录、谈话式访谈等为针对基于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会话分析和行为模式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方法支持（Goulding，2000）。同时，这种研究焦点的转移也将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从博物馆延伸到背景更为广阔、内容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从关注家庭中个体的发展转向关注整个群体的发展，为博物馆境脉中的家庭学习赋予新的内涵。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理论解读
进人21世纪后，伴随着建构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发端于维果斯基学派的社会文化历史观逐渐成为场馆学习研究的基本立场。而各种社会文化或文化历史框架的核心思想在于：超越横亘在个体与世界之间的隔阂，揭示个体存在的广阔境脉。这种经典做法通常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人21世纪后绝大多数学习研究的重要特征，场馆学习研究也不例外（Jakobsson & Davidsson，2012）。从该立场来看，博物馆的家庭行为、身份认同、知识共享、会话模式以及经验建构等都是根植于社会文化理念的手段和结果。约翰•福尔克（John Falk）等人在“学习的境脉模型”中提出场馆学习植根于个人境脉、物理境脉及社会文化境脉，并把其作为理解博物馆场景下参观者自主选择型学习的重要理论框架（Falk & Storksdieck，2005）。他们认为：“场馆学习是参观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个人境脉、物理境脉以及社会文化境脉中不断交互与整合而产生经验和意义，其中个人境脉会随着时光流逝在物理境脉中不断塑造与被塑造，但它们都以社会文化境脉为中介。”（Falk & Dierking，2000）按照这种观点，只有运用场馆学习复杂境脉中的文化手段分析家庭群体的发展，才能真正理解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内涵。在福尔克看来，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是一种具有时序性、中介性及建构性的实践活动，是伴随参观过程的展开由参观者借助于博物馆中各种展陈设计的物理境脉和所在群体的家庭文化境脉进行的意义建构。与此同时，与福尔克侧重博物馆中家庭学习的境脉化特征不同，从情境学习理论倡导的知识观和学习观出发理解场馆学习则构成了另外一条基本研究路向（吉恩•莱夫等，2004）。这一研究路向强调博物馆体验中参观者的社会参与特征，并将互动与参与视为场馆学习的关键。在这一路向上，我们可将场馆学习视为参观者个人与博物馆的社会境脉或物理境脉之间联系和互动的产物。
显而易见，在博物馆环境下，学习的境脉性和互动参与性是重要且普遍存在的事实。参观者的心理意义是在博物馆的各种境脉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通过与展品和实践共同体的交互而实现意义建构。那么，家庭群体在参与各种博物馆境脉中的实践活动时建构的究竟是什么呢？建构的机制怎样的呢？如果从社会文化方面理解会发现，家庭成员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群体的发展紧密相连，参观者从参观中获得的意义和知识远比展品展示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广泛。除了从展品和其他符号中获得的陈述性知识外，参观者还可能获得其它方面的内容，比如重新认识自我和他人的身份、学习与他人交流、了解家庭动态以及建立家庭责任感（Ellenbogen，2004）。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家庭成员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共享着语言、信仰及价值观等，博物馆中家庭群体的学习存在着特殊的家庭文化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场馆学习以家庭文化为导向，参观者能够围绕家庭的生活经历与博物馆中各种相关展品的主题建立联系，比如某一问题、场景、聊天对话等都可以为家庭群体的信息共享和意义建构提供境脉支撑；二是场馆学习的结果是一种被放置于融合了家庭文化的博物馆境脉中的交互产物，这种浸人了家庭文化的学习不仅是家庭中个体认知、情感发展的产物，也是家庭群体成员之间协作意识不断发展和家庭身份持续建构的产物。
二、场馆学习中家庭行为、身份认知及经验建构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当代学习科学非常强调学习的社会属性，认为对任何形式的学习分析都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境脉中，不能像过去那样将其视为一种去境脉化的活动。场馆学习同样具有浓厚的社会属性，只有在复杂的学习境脉中才能够对表征场馆学习的各种要素进行分析，才能理解其对场馆学习究竟产生何种持续性影响，进而认识它们是如何支撑场馆学习的发生与发展的。在这一意义上，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出发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参观者群体在博物馆中的行为模式、身份认知、经验建构及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为场馆学习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基本框架，还可以为博物馆教育的实践提供指南。
（一）博物馆场景下的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与经验建构均有文化资源的融入
从社会文化视角看，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研究的关键在于理解家庭成员如何将弥散在博物馆中的各种文化资源恰当地融人自己在参观过程中的行为和对话中，进而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交互行为，包括语言、手势等作为理解场馆学习的外显证据。研究者通过分析博物馆场景下家庭群体交互行为的转换，可以判断参观者在意义建构方面发生的变化。从交互对象的角度出发，参观者在场馆中的交互行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所在群体成员之间的人际交互；另一种是与博物馆中各种人工制品之间的交互（Zimmerman，2010）。从这一角度看，博物馆场景下的家庭行为可以被理解为家庭成员在参观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基于文化资源的行为。这里的文化资源，一方面指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交互提供支撑条件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及固有亲属关系、义务和权利等；另一方面则指支持参观者与人工制品产生交互的博物馆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以符号形态呈现，包括博物馆管理体制和管理条例等。
在博物馆场景下，家庭自身具有的文化氛围和博物馆体验具有的社会属性共同造就了博物馆参观过程中的家庭行为具有较高的随意性和互动性特征，这主要体现在行为方式和会话内容上。例如，在参观恐龙博物馆时，儿童会将他们看到的恐龙骨架与在动画片或漫画中了解到的相关认知资源建立联系，会即刻把自己感知到的现象向家庭其他成员描述和分享。在分享过程中，父母会对孩子的会话做出回应，并引导孩子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的交互，或许其中会包含一些与科学主题并非紧密相关的会话和行为，如开玩笑、讨论等。但这种随意的交互行为是否对参观者的场馆学习无关紧要呢？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比如，希尔克（Hilke，1988）认为“博物馆中的家庭行为看似混乱无序，实则在这种混乱无序的参观行为中反映出一种复杂且均衡的交互关系。”这意味着博物馆场景下的家庭行为与对话不是毫无缘由地产生，也不是随机地生成，而是在家庭文化的引导下形成的一种有目的的、策略性的交互实践。
场馆学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交互活动，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则更加展现了场馆学习在社会层面的内涵和本质。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意义上对交互行为的探索仅从家庭成员的个体层面揭示了发生在博物馆中的经验建构，但事实上家庭群体在博物馆参观中，伴随实践活动转换的，不仅仅只是个体层面的行为方式，还有更深层次的认知活动，即参观者的身份认知。
根据社会符号学观点，身份是个体与他人在交互实践中不断协商的结果，是个体成为群体成员的基本路径（Zimmerman，2010）。在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中，身份是个体与场馆学习实践共同体之间无形的纽带，每个成员要想融人到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实践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都必须恰当地利用已有的认知资源和文化工具，通过在实践活动中进行协商的方式完成身份建构，进而实现经验建构。这种以获取群体身份为动机的认知方式，我们称之为“身份认知”。
（二）场馆学习境脉中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以及经验建构之间的连锁效应
在场馆学习境脉中，渗透了文化资源的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与家庭群体的经验建构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连锁效应。在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中，一方面，交互行为的转换会伴随着身份认知的转换；另一方面，身份认知的改变也会随着时序的发展持续影响家庭群体在博物馆中的交互行为和体验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家长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专家”角色，指导着孩子在场馆中的交互活动，从而有效地推动家庭成员交互行为与身份认知的持续转换。例如，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对认知水平较低的儿童，父母通常会通过语言解释（如类比法）、动作手势（如指向特定展示区域）等将儿童看到的展品与他们的先验知识建立联系，引导儿童的身份从参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甚至是熟练的讲述者或示范者。这样，父母与孩子在进行行为和话语交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庭成员关于该展览的身份认知。这种身份认知不仅与交互行为相互交织，而且与展陈内容紧密相连。比如，参观者在与机器人的交互中建构了机器人爱好者的身份就是最为常见的例子。
在参观过程中，随着参观者从一项展览过渡到另一项展览，其身份认知过程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因此场馆学习中家庭成员的身份认知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社会历史文化理论认为：理解和经验存在于持续的互动中，这种互动消除了思维与行为、概念与经验之间的分裂（吉恩•莱夫等，2004）。在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中，不论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交互，还是家庭群体之间的交互，抑或是与各类人工制品之间的交互，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以及经验建构都彼此需要且相互渗透。博物馆中家庭行为的交互与转换以及身份认知的参与和流动为家庭群体的经验建构提供了动机与策略，而参观者曾经的博物馆体验和相关的认知资源则以一种心理境脉影响着其后续博物馆参观过程中的身份认知和经验建构。这就是场馆学习中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与经验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不能纯粹地将参观者已有的认知结构视为其场馆学习实践的恒定前提，而应该把它作为家庭在博物馆中行为和身份变化的结果。家庭成员在参观博物馆前具有的经验结构和身份可能会在变化的场馆行为境脉中得到有意义的重构，并形成持久的场馆学习经验。
场馆学习是一种植根于相对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学习方式，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和实践性，更容易被学习者迁移到其他现实的社会情境中。在博物馆中与家长互动的儿童，大都是在边缘性参与的交互行为中展开身份认知与经验建构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交互行为的变化是参观者形成身份和建构意义的轨道，也是场馆学习过程中身份认知流动性和经验建构延伸性的体现。由于家庭文化这一纽带的存在，家庭成员在参观博物馆过程中建构的经验和塑造的身份更容易迁移和延伸到以后的生活情境和博物馆参观中。比如，家庭成员可以在生活中自发提出与展品相关的话题；将与家人在博物馆中获得的蕴含证据的经验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境脉中；在博物馆中建构某一主题爱好者的身份，并将这一身份迁移到学校学习或家庭生活中。由此可见，在复杂的场馆学习境脉中，家庭群体的行为交互、身份认知以及经验建构不是单纯地出现在博物馆里，而是反复穿梭于参观者发生在博物馆内外的知识迁移与理论验证过程中。换言之，复杂的场馆学习境脉中发生的学习会对家庭群体的发展产生持续影响，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揭示了非正式的场馆学习与正式学习及家庭生活之间的融合与贯通。
三、家庭行为、身份认知、经验建构的交互机制对场馆学习设计的启示
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表现出一系列显著特征，这些特征映射到场馆学习设计上，便成为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场馆学习设计的价值取向、设计理念以及方法选择的有益参照。也就是说，对场馆学习的设计必须依托参观者在博物馆境脉中展现出的行为交互、身份认知及经验建构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从准确定位场馆学习设计的价值取向、转变场馆学习的情境创设观念以及改进场馆学习的设计方法三个方面出发，系统地为以家庭为代表的参观者群体创造良好的场馆学习环境，优化其场馆学习体验，激发并维持其场馆学习动机。
（一）把博物馆职能与参观者诉求相匹配，准确定位场馆学习设计的价值取向
美国博物馆协会曾提出，博物馆要想确保在社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须清醒地认识其对参观者需求的贡献力和影响力（Munley，1984）。这意味着协调好博物馆的职能与参观者诉求之间的关系是博物馆教育必须面对的挑战。作为社会公共机构，博物馆一直被赋予收藏、维护以及展览人类生活要素的职能。然而，随着场馆条件和社会影响力的变迁，其社会职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教育和收藏一样，均被视为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目标，博物馆作为公共学习场所的职能日益受到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的重视。与正规学校教育体系的正式学习相比，科学中心、儿童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等具有受众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优势，为创设非正式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巨大潜能。但长期以来，这种潜能并没有完全得到释放，博物馆自身也没能够很好地满足社会公众以自我需求为导向的非正式学习体验。通过对博物馆场景下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与经验建构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场馆学习理解为参观者以身份需求为目标指引，利用博物馆中的各种文化资源不断获取信息并重构自身经验，最终满足身份需求的过程。
从这一视角来看，如果博物馆的展陈内容和功能无法充分满足参观者的身份需求，那么它就无法真正体现场馆学习设计的价值，也必然会使博物馆的教育职能黯然失色。因此，在场馆学习设计中，只有在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与参观者的身份需求之间建立明确的匹配关系，使博物馆能够全面且充分地回应以家庭为代表的各类社会群体的身份需求，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公共学习场所的职能。若按照福尔克的观点，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比喻成能够满足参观者多样化身份需求的“交通工具”（Falk，2008），那么场馆学习设计的价值取向必然就是创设一批能够有效促进参观者身份建构和学习体验的优良“交通工具冶，帮助参观者更好更快地从某一领域新手的身份转换成专家身份。这就要求场馆学习的设计必须以参观者为本位，准确地辨别、分析、评估出能够表明参观者参观动机的身份需求，进而理性定位场馆学习设计的目标，指导展览主题、展品交互及展陈环境的创设，使博物馆能够从增强参观者场馆学习内驱力方面促进他们的经验建构，而不是单单依靠展陈的新颖、创新等外部手段吸引参观者，让他们的参观仅仅停留在浅层、走马观花、猎奇性的层面上。
（二）注重个人和社会文化境脉的影响，深化场馆学习的情境支持设计
博物馆场景下的学习是一种情境性和开放性的非正式学习。认知研究领域的观点认为，人类进人特定的学习情境时会带着丰富的知识、经验、信仰及价值观，这些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关注、理解和组织方式（约翰•布兰思福特，2013）。因此，对场馆学习而言，当参观者走进博物馆时，实际上就意味着他或她把自己的观念带人了相应的学习情境，这些观念会影响其对场馆学习内容的选择和理解。此外，场馆学习的情境性和开放性还体现在参观者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境脉中以自由探索的方式建构经验。反过来，这种社会文化境脉也影响着参观者在博物馆中的记忆、解决问题及发现新知识的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认为：在场馆学习中，参观者对展品的感知并不具有同质性，当然也不是毫无章法，而是会受已有经验和身份需求等个人心理境脉及文化资源与工具性支撑等社会文化境脉的影响，它们与博物馆展品、博物馆工作人员等构成的物理境脉一起，共同影响着参观者对场馆学习的调控能力。
信息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场馆学习的情境化支持。然而，就目前而言，这种改善主要侧重于从物理境脉出发为场馆学习提供情境化支持，并没有充分发挥场馆学习因参观者自身的个人境脉、尤其是社会文化境脉而内在具有的“情境性”优势。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场馆学习设计必须充分认识场馆学习境脉的复杂性，注重个人心理境脉和社会文化境脉对场馆学习的影响，以便为参观者提供更加全面且有效的情境化学习支持。在个人心理境脉方面，参观者的已有经验可以成为创设情境化支持的重要依据。如果参观者已有经验没有融人到场馆学习境脉中，他们就会对展览预期传递的内容产生不完整的理解。换言之，只有让参观者尽可能地从展陈环境中抽取出与自身经历相关的意义，快速地从复杂的展示主题中辨识出自身的需求，他们的注意力才不会因复杂化、概念化的展示内容而产生超负荷。在社会文化境脉方面，长期研究教育文化的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2011）曾指出：“文化不但塑造了心智，还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包（toolkits）。凭借这些工具包，我们不但建构了我们的世界，还建构了我们的自我与我们的能力。”把布鲁纳的这一观点映射到场馆学习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场馆学习设计脱离了社会文化境脉，那么参观者在博物馆中的行为方式、身份认知以及经验建构等将很难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形成连锁反应。因此，场馆学习设计必须重视创设恰当的社会文化境脉，为参观者的人际交互提供相应支撑。
（三）打破场馆学习关注的有限边界，构建场馆学习设计的反馈循环新模式
透过博物馆中家庭行为、身份认知及经验建构之间的连锁反应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参观者在参观前的知识背景会影响其参观过程中的经验建构，而他们从博物馆场景中获得的经验也会持续影响其在博物馆外的生活和学习。这就意味着，场馆学习并不仅仅从参观者进人博物馆时才开始，也不会在参观者离开博物馆时结束，而是贯穿于他们在博物馆内外的各种相关体验中。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应该将博物馆视为参观者展开学习的重要“中转站”而非唯一“常驻地冶，并承认参观者在这一“中转站”中建构的经验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流动性。基于此，我们认为，场馆学习的设计显然应该重置和转变自己的关注范围和设计方法。首先，在关注范围上，设计人员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参观者参观过程的狭隘关注，应该颠覆把“场馆学习”等同于“在场馆中学习”的认识，使场馆学习设计的关照范围与场馆学习实践的流动范围相适应。确切地说，就是要超越博物馆四面围墙的空间限制以及有限的博物馆参观的时间限制，将场馆学习设计的关注范围从博物馆扩展到家庭、学校等更广阔的生活、学习、工作场所，从参观过程自身一直拓展到参观前和参观后。
要做到这一点，场馆学习的设计方法必须在根本上做出改变。过去的场馆学习设计是孤立封闭的，大都由专业的设计人员或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完成，把以家庭为代表的参观者群体排除在外。事实上，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参观者群体是场馆学习最重要的资源生产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博物馆不仅要考虑自己为参观者提供什么资源，更重要的是应该把握好参观者会给博物馆带来哪些资源。”（Ellenbogen，2004）我们不应该再把参观者视为博物馆资源单纯的消费者，而应该把其视为资源的生产者，从而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起自组织与超循环机制。
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场馆学习的设计方法上，要转向把参观者也纳人设计者队伍的参与式设计，并在具体设计中突破以往从博物馆到参观者的单向直线式设计策略，重新构建积极、动态的反馈循环模式，让参观者也成为设计者，按照参观者的场馆学习习惯不断调整设计方案。如果设计人员没有改变场馆学习设计单向地为参观者创设及提供学习资源这种传统观念，那么场馆学习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有可能与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为了避免这一点，场馆学习设计应该把参观者作为重要的设计资源，以参观者参观前的知识背景作为设计起点，将设计过程贯穿于参观者参观前、参观中和参观后的相关体验中。当然，这种设计并不是要对参观者在博物馆内外的所有相关体验进行控制，而是要将它们纳人到场馆学习设计系统的总体考察中。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掌握参观者在参观前的相关信息，还要对其参观中和参观后的数据进行跟踪、记录和量化分析，并以此作为对设计进行调整与优化的重要依据。
四、结语
场馆学习是非正学习与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家庭为单位的场馆参观是场馆学习的基本组织形式，而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以及经验建构为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的科学研究与理论建构提供了切人点。在基于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中，参观者的知识水平和年龄层次参差不齐，身份需求和生活背景也各式各样。如何在有限的博物馆空间中满足不同群体的参观诉求，如何准确获取参观者在博物馆之外的相关体验，如何重构博物馆中已有的展品来帮助参观者获得全新的学习体验等，这些都是未来场馆设计需要面对与回答的问题。
当前有关以家庭为单位的场馆学习研究主要是从多学科视角探究影响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要素，关注的是参观者群体的行为与会话，缺乏对这些影响要素之间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的整体性与系统化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场馆学习复杂境脉中的文化手段来解释家庭群体的场馆学习机制，正确认识家庭群体场馆学习的复杂性，把握家庭行为模式、身份认知机制以及经验建构方式，理清家庭行为、身份认知以及经验建构之间的交互关系，不仅对揭示场馆学习的复杂本质，深化对场馆学习机制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可以帮助博物馆教育的实践共同体科学有效地对场馆学习进行设计，从而更好地满足以家庭为单位的参观者群体对场馆学习的现实需求，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使其真正成为非正式教育与学习的重要阵地。这从小的方面说对推动非正式学习有积极意义，从大的方面说，对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终身教育需求都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郑旭东，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xudong@mail.cc-nu.edu.cn）；王婷，华中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
转载自：《开放教育研究》 2015年8月 第21卷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