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作为经济系统跨时间的整体性运动的规律特征，构成了经济领域行动者决策的背景。而经济周期中与繁荣相对立的经济危机和萧条，往往将繁荣时被遮蔽的经济运行情况更为充分地显露出来，一个聪明的经济观察者不应浪费每一次危机。
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分析是经济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不可回避和忽视的重要问题。伯南克对经济大萧条的理论研究关注的是特定时期货币体系与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多重因素的定量分析是其果断行动的依据。巴菲特对经济系统周期性运动中因果链条和作用机制的理解力是其认知模式中的关键构成，特别是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新发现与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达成理论的统一，却在他个人的现实观察中形成经验综合。
经济学家无法对特定的经济或产业周期的实际长度和可能形式给出明确答案，这依赖于长时间观察的经验判断。而经济领域的实践者无需对宏观的经济周期过多地探究，他需要的是对他经济行为和决策所依附的经济子系统的运行和必要关联因素作出准确理解。
在经济周期的理论探索中，熊彼特进行了一种新的理论尝试，其研究进路的特点在于将企业家创新的经济意义结合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框架中，将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本质回归到经济均衡中探寻且与创新的吸收过程联系起来。
那么，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商业周期”这一章，熊彼特是如何围绕经济危机展开分析思路的呢？
熊彼特先提出了“我们所描述的整个发展过程会不间断地持续下去吗？”这一问题。经验事实中阻碍发展连续性的逆向运动和挫折将他的注意力转到经济危机上。接着他从危机现象相关的两种可能性出发分别进行考察：其一，不同种类和形式的经济危机可能不属于相同的现象，即危机的异质性问题；其二，危机的来源和解释原因可能在于经济范畴之外，即危机的因果解释范畴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熊彼特从经济危机的历史中得出：“干扰经济系统的危机的普遍特征并不存在”。那种试图从不同的危机形式中分析出普遍的共同因素的理论研究将停留于表面，无法揭示出内在的本质。
他特别提到了恐慌这一经济危机中常见的特征，“恐慌导致经济危机”这种联系并非可靠的必然发生的，因为存在“有恐慌无危机”和“无恐慌的危机”等反例。他认为在因果关系上，“恐慌更多的是危机爆发后的结果，而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从这点我们也可看到熊彼特对心理因素的处理方式与行为经济学的差异，后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危机的因果机制中的恐慌心理的传导路径及作用上。
对于第二个问题，是否所有危机的成因和结果都在经济系统内部可得到解释？事实上并非如此。熊彼特分析了战争、气象条件、环境等作用于经济系统的外部冲击因素。以战争为例，陷入战争紧急状态的国家可能面临进出口受阻、债务崩盘、信用链条切断，从而处于经济危机中。因此在经济解释中，“经济实体之外的因素在经济范畴内所起的作用可导致危机”。但这些外部因素在熊彼特看来是偶发的，他始终想抽离出一种纯经济因素来解释因果关系。此时，我们回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开篇的表达，便能更清楚地理解其方法论：
当我们探讨经济现象的一般表现形式一致性或理解它们的关键点时，我们希望此时它们是“未知”的，是需要进行调查探究的事物，然后我们深入探索把它们变成“已知”。当我们成功发现这两种现象之间明确的因果关系时，如果其中的“原因”不是经济现象，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完成了经济学家在这研究中所能做的事情，其他的就应该交给其他的学科来解决。反之，如果其中的“原因”本质上是属于经济现象的，我们必须继续探索，以求解释这些现象，直到能够对这些现象进行非经济领域的解释为止。
熊彼特继续追问道：如果将经济危机的所有外界原因都抽离掉，是否还有产生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具有纯经济特征的原因和现象存在？此刻，他面临着一个理论创新者必然遇到且需解决的挑战，即他试图在新的理论假设之上建构理论，如何找到新的现象并将其从熟视的研究客体中纯然地抽象分离出来，以探究其内在的必然的因果联系。熊彼特从朱格拉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确定了他称之为“决定性的发现”的事实：
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渗透进了经济活动。即使这种危机不是必要的事实，它也是有规律的，这种危机是繁荣与衰退交替时期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这种危机的现象产生于可能用来解释各种繁荣或崩溃的的不同质的事实基础。经济活动的这些巨大突变正是我们首先要解释的。
现在，熊彼特回到他原初的问题上重新发问，“为什么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不是均匀地进行，而是跳跃式前进？”不同的是，此时他视域中的经济发展过程具有了基于周期性之上的突变意义。经济运动的连续性问题化归为商业周期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熊彼特对商业周期的理论分析将由此展开。
朗玛峰研究院
编审：邱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