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来自「学长」们的留学大揭秘
五月
又快进入一年中的毕业季。
考研，工作，还是出国留学？
可真是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GRE刷了很多遍都不满意，PS删删改改，还是写不出那最完美的自己。
那么，不如听听，“学长”们的建议——
1
坐标：美国
目标学校：康奈尔大学
分享人：胡适
胡适：我留学，其实为了省钱
说到为什么要留洋？我想，一部分因为钱吧。
你们现在出个国，总要花费一笔巨款，我们当年就不一样了——
1910年夏，我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来到了旧金山，等待着被分成较小的单位送往各大学。我即将就读的，是康奈尔大学。
庚款留学生，扣除学杂费之外，还有80美元的生活费。和国内相比，这可是笔大数目。
1910年，我在上海就读的中国公学解散，心灰意冷之下，整日与一般酒肉朋友为伍。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都学会了。
可这样的生活，对于早年丧父、家道中落的我来说，实在太费钱了。有一次，我喝得酩酊大醉，连衣服都被偷走，又和巡捕打了一架，被关了一夜，罚了款。
惭愧啊惭愧，我痛定思痛，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而“上进之阶，惟有出国留洋一途”。
说来也幸运，我赶上了庚款留美的好时机，“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
到了康奈尔大学，才发现条件比想象的更好。看看我们曾居住过的宿舍，你就明白了——
当我住在这里的时候，还听说，我的同乡张恨水在芜湖一家报馆做编辑，每月仅得银洋六元，约合两块多美金。
出国好啊，但等我学成以后，必要报效祖国。
2
坐标：日本
目标学校：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分享人：鲁迅
鲁迅：我的同学，实在是标致极了！
来日本留学的学生，起初还是好的。
留学生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赶集会、听讲演。
可日本逐渐消化不了暴增的中国学生，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利用民间力量办学。
我初到日本时，就在民办学校就读。短训让同学开了眼界，解放了思想，但其思考力和学术功底都难以深刻。
你们出国后总要遇见混日子的同学，我们又何尝不会呢？
民间力量促成的清国留学生“速成班”，班里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我曾看到吴稚晖，这个后来的国民党元老——头上包着纱布，用无锡腔讲反满。一开始，我对他肃然起敬，但再往下听却不是味道了。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指慈禧），老太婆也一定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者一阵大笑。我突然很反感，我认为嘲讽的力量必须是讲真话，而不是说笑话。
“不务正业”的学生们充满改变中国腐朽政体的愿望，常常以集会的形式，进行政治活动。浮躁的风气，让人实在不满。于是我决心远离中国留学生扎堆的东京，跑到日本东北的仙台去学医。
3
坐标：法国
目标学校：蒙达尔纪男子公学
分享人：蔡和森
蔡和森：要结婚，也要革命
我来到法国后，入了蒙达尔纪的男子公学。
留学欧洲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它既没有留日那样经济的费用，也没有留美那样的庚款支持。即使官费留学生去法国，一年也要花费一千二百元。于是，我一边在这样的豆腐厂等处做工，一边读书。
在法国，我感到了阶级的压迫、经济的危机和工人的运动，开始寻求解决之道。
在不远处的女子公学，住着与我同来勤工俭学的妹妹蔡畅，及蔡畅的同学向警予。向警予与我因为蔡畅的关系，在湖南早就认识。我们常常结伴做工，探访华工，学习并翻译社会主义的著作。1920年5月，在蒙达尔纪公学的一间木板平房里，我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婚照上，我们约定好手握一本《资本论》。
我们在公学教室里贴上新译的《共产党宣言》，很快，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就聚集起来。几天以后，一个叫做“工读互助社”的组织成立了，社章第一条就是：“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
后来，法国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互相渐渐取得联系。除了我领导的工读互助社外，还有李立三等组织的勤工俭学会，周恩来等从天津带来的觉悟社等。我们共同的梦想，便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危难中的祖国啊！
4
坐标：苏联
分享人：蒋经国
蒋经国：那些做邓小平跟班的日子
我的大学，已随时代消失在历史中了，各位没人申得上。
但在我们那个时候，到苏联心脏莫斯科学习“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进步青年的眼中如同去朝圣一样荣耀。
我的大学，叫“中大”。
1925年3月，国父孙中山逝世，苏联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战友，延续与国民党的合作，特把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大学命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俗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中大”。
我到中山大学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那时我只有15岁，被分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邓小平比我大6岁，我总是追随邓小平左右。
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我当然是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我，“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后来，我因此戴上了“托派”的帽子，遭到了压制。托派，也就是红军缔造者之一列夫·托洛茨基组建的“托洛茨基反对派”。
我和其他国民党学员一起被勒令转学到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然后，忽然被贬到基层部队，当了三年多的兵。我在乌拉尔山野外演习时，白天在40多度的沙地上行军，晚上又在零下七度的冰窖中扎营。
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我归国后痛定思痛，从没有忘记12年中所遭世的辛酸苦难，也牢记着做爱国主义者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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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激荡的岁月
“留洋”的“学长学姐”们
面对着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与人民
总要承担起比今日更多的责任
看完了他们的经历，不禁扪心自问：
单词背了吗？题刷了吗？
留学，你准备好了吗？
为了自己的梦想，还不快去「好好学习」！
本文取自《中华遗产》2013年七月刊
「那些年我们怎样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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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 | 湮若邪
图片 |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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